第1章 中国发展：大历史观
盛衰的密码
审视当代中国社会，有人看到的是“治世”的承平和“盛世”的繁华，有人看到的却是“乱世”的不安和“衰世”的腐败。毫无疑问，只有正确地评价我们所处的位置，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才有可能回答好今后向何处去的问题。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是中华五千年历史的延续。其实，不断上升的经济指标数据仅反映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而体现个别和局部现象的统计数据也有可能误导我们。因为发展并非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而是关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经济发展离不开社会支撑、安全保障和文化牵引。人类历史长河中，多少古老文明如流星划过，在创造辉煌后消失于无形。中华文明则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其生命力从根本上来源于文化的力量。
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欲知兴衰，必先知其史。中国是历史的国度，治史的传统可谓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之一。二十四史仿佛“二十四姓之家谱”[1]：从《史记》到《清史稿》，中国的历史文献基本是一部贯穿始终的政治史。历史典籍中虽有货殖、平准，但仍难以支撑对历代经济状况的全面认识。然而，历史中有规律可循，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可以使我们更完整地认识过去，更客观地认识现实，也更准确地预测未来——在经济领域，更在经济之外。经济、政治、发展——这些都是古汉语中没有，而随着西风东渐从其他语言引进的词汇。通过用这些现代语汇来观照古典时代的中国，我们可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从对过往历史的认识中，我们可以探索国家盛衰强弱的规律，指导当前和今后的政策实践，以期古为今用。
王朝之间的“更迭律”和王朝内部的“周期率”是中国历史的基本规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首先是一部王朝更替的历史。在家天下的历史长河中，各王朝你方唱罢我登场。民国的建立似乎是王朝兴衰周期的终结，但党天下的国民党也并未能摆脱历史规律的束缚，最后败走台湾。从各王朝自身规律看，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衰呈现明显的周期规律：各王朝历史的演进可以诞生、兴盛、衰亡三阶段论之，也可以诞生、承启、兴盛、衰落（期间可能有一个中兴的过程）、灭亡五阶段论之。就后者而言，承启阶段短暂但重要。这一阶段若能攘外安内、修明政治，就能为王朝的兴盛奠定基础；反之，就会成为一个瓶颈期，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一轮王朝交替——秦、隋等短命王朝即是证明。这些短命王朝在开疆裂土、建章立制方面的作为其实又使其成为下一个王朝的承启阶段，从而呈现很强的过渡性——正如秦之于汉，隋之于唐，乃至某种意义上元之于明，民国之于当代。
解读中国历史的“周期率”需要跳出就国史论国史的局限，以全球视野解读王朝的兴衰。这里，“以史为鉴，可知兴衰”具备两层含义：其一，以他朝为鉴以知本朝之兴衰；其二，以他国为鉴而知本国之兴衰。这就需要一种“大历史”观。纵观整个中国，似乎也可归纳出王朝政治诞生（秦）、承启（汉）、兴盛（唐）、衰落（明）、灭亡（清）的过程。的确，汉、唐、宋、明、清等国祚绵长的“大王朝”各有一段兴盛光景，但对各王朝的纵向比较还是可以辨明其兴衰高下；而与同时期世界其他文明的横向比较则能够更好地反映盛衰的相对性。很明显，这种“大历史”观纵向涉及很长的时间跨度，横向则涉及众多的国家、文明的比较。纵横双向的对照比较提供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与其他各文明、各国家之间强弱关系的对比，从而在对王朝盛衰的探究中引入了时间之外的另一个维度和参照系，也为分析中国与其他文明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中国自身兴衰的影响提供了基础。实际上，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文化交流、外交乃至战争）不断演进，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同时，这种“大历史”观全面分析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既涉及对史实的探求，又涉及对规律的思辨。从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看，这是求真与求实的统一，既包含以伏尔泰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史学对于历史规律的探索，也是基于兰克所开创的客观主义史学对于用科学方法探求史实的强调，而前者通过比较探寻规律的方法尤其值得借鉴。
漫长的世界历史上众多文明灿若群星，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无疑是文明“标尺”上最重要的两端，也是文明“版图”上最重要的两个“板块”。同在2300多年前，齐都临淄的稷下学宫和希腊雅典的柏拉图学园分别为东西方文明这两棵参天大树播下了思想的种子。如果说古希腊的先贤们为西方文明播下了实证推理和民主科学的种子，那么先秦的智者们则为东方文明奠定了洞悉思辨和仁政王道的基础。同在公元前后两个世纪，东方的大汉王朝和西方的罗马帝国分别成长为疆域辽阔、治理完善、文化繁荣、经济发达的庞大国家，从而为其后东西方文明各自长达两千年的绵亘演化奠定了基础。
对居于东方文明主体和核心的中国而言，认识历史上西方文明的演进及其与东方文明的关系特别重要。15世纪以后西方文明“异军突起”，以思想、科技、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全面优势开始主导人类的发展进程；其后世界史的主线基本上是围绕这些列强的相继崛起和相互竞争展开的。一个强权从诞生到衰落，再到被另一个新兴强权所取代，这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有相似之处，但又完全不同。实际上，古罗马之后的西方文明长期处于多国并存“横向竞争”的格局中，而中国则沿袭秦汉的大一统格局，不断地经历着王朝“纵向交替”的盛衰周期。这种区别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两者之间的强弱对比：中国的大一统带来的“垄断优势”在工业时代到来之前，特别是中古时期是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优势的重要来源；而欧洲的分割、分裂带来的竞争动力在1500年后成为促进科学、技术、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并推动欧洲实现了从古典向现代的巨大转变。当代，市场规模、交易成本、规模经济等因素又使得大一统的中国重享优势，而欧洲则通过一体化进程试图克服边界带来的局限。
很多问题需要冷静的思考。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的复兴过程是其在历史上的辉煌地位的决定性回归（伟大的复兴），还是其近两百年来积贫积弱后的暂时性反弹（短暂的中兴）？作为一个与西方文明并立数千年而不倒的古老文明，中国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的创造及两者的相互关系上呈现了怎样的特质，具有哪些优势和劣势？中国现在的发展是否处于从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和追赶到超越和示范的过程中，经济的高速崛起在此过程中的意义是什么，经济数字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人民幸福和尊严的提升？很明显，这些问题的回答都需要通古今中外之变：纵向看上下五千年，从强弱兴衰的大周期中看中国的今天；横向看五洲二百国，从此消彼长的国际对比中探索中国的未来。
政经互动与王朝兴衰
从始皇帝嬴政到末代君主溥仪，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整体上维持了大一统的局面，但却始终被一条王朝盛衰更迭的“周期率”左右着。纵览“二十四姓家谱”，对今人而言特别重要的是探究治乱之由，盛衰之变，兴亡之理。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社会经济三个方面当然重要[2]，除此之外，对于探究治乱盛衰的规律，以下几个关系尤其值得关注：其一，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其二，内政与外交的关系；其三，国与民的关系。经济方面，土地、农业、技术、工商、贸易、税收、专营、货币发行等方面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以上三方面的关系；而人口、地理和气候等因素也始终是影响中国古代经济、社会、政治演进的极重要因素。总体上，土地和农业是历朝经济治理的根本，而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决定王朝兴衰。
一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一定是建立在经济繁荣发展的基础上的。然而，经济发达是盛世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对国家而言的“富”与“强”之辩证正如对个人而言的“胖”与“壮”之差别。北宋、明季都拥有其时世界上最庞大的经济规模，但却富而不强。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社会繁荣，国家富足。土地方面“不抑兼并”和商业方面“不限坊郭”等政策使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经济领域出现了工商化、城市化的倾向。对政府而言，来自工商业的税基规模庞大，商税、盐课、酒课、合买抽绢等占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明晚期的经济情况也很好：由于银禁、海禁相继放开，货币扩张驱动和国际贸易繁荣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财富累积；从世界范围看，这正是地理大发现之后东西方贸易大发展、“全球化”早期形成之际（见第2章第1节）。北宋和晚明财富的大量创造和积累也带来了社会和文化的勃兴。特别是北宋，文化科技方面的成就巨大，“华夏民族之文化历史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然而，伴随经济繁荣的却是政治腐败，国家面临内忧外患。
纵观中国历史，民怨沸腾的内忧和强敌当前的外患结合，可能使百姓在内乱频仍、异族入侵、王朝更迭的变乱中遭受苦难。在宋、辽、金的“三囯演义”中，大宋最终痛失半壁江山并非偶然：政治腐朽和领导力缺失导致经济上的优势反而伴随战争中的劣势。同样，以百倍的人口、十倍的军队被清所灭，大明“滑落”亦非偶然：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堕落是明王朝从衰落走向灭亡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明早期的政策具有明显的国家垄断、重农抑商的倾向；明中期开始出现了从国强到民富的转变。遗憾的是，明中期以后的经济繁荣很不均衡，而民间经济的繁荣反而伴随着国家实力的衰落，从而为王朝走向灭亡种下了祸根。
相反，如果明君得良臣辅佐，政治修明，国家可由穷变富，国力可由弱转强——而这往往是鼎盛王朝在诞生之后和承启之中的情况。汉初，连年的战争使得焦土遍野，民不聊生；之后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和景帝（公元前157—前141）统治几十年间的政通人和，休养生息，带来了社会稳定、生产发展、财富累积、国库充盈的局面，出现了“钱累而不可校，粟积至不可食”[4]的景象。唐初在经历隋末的大动荡后同样人烟断绝，经济萧条。[5]经过太宗朝君臣的励精图治，迅速实现了内安外靖，国富兵强，民丰物阜。贞观之治的政通人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其文治武功为其后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君明臣贤，制度完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一部《贞观政要》的确令后世的治国者景行行止。
二是内政与外交的关系。这一问题关乎传统所说的文治与武功，用现代国家关系的语汇表述主要是所谓领土和国家安全问题。从对外关系看大致可将中国历史上的各王朝分为内敛性和开拓性两种：前者如宋、明；后者如汉、唐，以及非汉人政权之元、清。内敛性王朝往往长于“文治”而短于“武功”。在与番邦异族的对抗过程中，内敛性王朝总体上采取了收缩、退让的战略——主动也好，被动也罢。由于边患对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的侵扰，内敛性王朝即使经济再富足，文化再繁荣，也与严格意义上的“盛世”的称谓无缘。
同样以宋为例：由于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兵将骄惰”[6]；加之朝廷崇文抑武，兵制不当，导致冗兵冗费与兵力羸弱的现象并存。随着北方异族的兴起，宋王朝的军备日显不足，燕云十六州一直未能收复，只得与辽签订“澶渊之盟”以岁币换取和平。如果说在与辽的关系中还可以“散财消灾”的话，那么与金的关系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北宋统治者错误地采取了联金灭辽的策略，打破战略平衡，养虎为患；虽然将原本给辽的岁币转而全部给了金，但仍难逃被征伐的命运。[7]1127年都城开封被金军攻破，徽钦二帝被俘，北宋灭亡。历史何其相似，在“靖康之耻”322年后的正统十四年发生了“土木之变”，明英宗在亲征入侵的蒙古瓦剌大军时惨遭俘虏——是年距永乐朝不过20多年；约两百年后，内外交困的思宗自缢于煤山，明亡。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开拓型王朝则在与番邦异族的斗争中采取了积极进攻的姿态，力求一劳永逸地解决领土和安全问题从而为王朝的长久安宁奠定了基础。汉帝国跨越东亚的农耕地区和中亚的游牧地区，疆域广大，经济繁荣，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罗马帝国成为东西方文明辉煌的两极，汉民族和汉文化的基础因此而奠定。在经历了对内巩固政权、发展经济的承启阶段之后，武帝发动了规模庞大的战争。一方面，国耗巨大，民怨深重。另一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边境侵扰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匈奴北遁，两越南平；其后的宣帝时单于来朝，都护西域。类似地，唐代在“贞观之治”的承启阶段果断用兵，解决了东、西突厥汗国的武力侵扰问题，奠定了国家安全的坚实基础。其后的盛唐时代疆域达到1000多万平方公里，成为当时幅员最为辽阔的国家。同时，唐帝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8世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盛唐气象”也树立起了一个后代难以超越的文化高峰。18世纪的中国迎来了一段盛世余晖：康、雍、乾三朝的文治武功使中国疆域的辽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为现代中国的版图人口格局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国与民的关系。“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唯在百姓苦乐”[8]，说的是第三方面，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国与民的关系。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其关键在于“下”之产出和“上”之用度。在农业经济时代，核心是通过土地制度规制的生产要素分配和通过税收实现的生产成果分配，这两方面都与国家的支出需要（皇家的用度、政府的支出、战争的耗费等）密切相关。农业之外，国家对于特定生产行业（如盐、铁、酒等）和流通领域的垄断经营也是决定国与民经济利益分配的重要因素。金融方面，铸币权由国家垄断还是向民间开放都有可能，而币值稳定则是关系到民生与经济、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问题。上述这些领域的重大变革往往同时触及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分配，其酝酿与推出往往伴随着激烈的政经互动。
秦、隋两朝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王朝：前者灭六国，兴郡县，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是大一统中华帝国的开创者；后者结束分裂局面，加强中央集权，修运河，建驰道，确立了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典章制度，如政府设置上的三省六部制、选贤吏治方面的科举和监察制度、农业领域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等。然而，正是这两个最具开创性的王朝也成为最短命的王朝：秦历二世而亡，仅存活了15年即被新兴的汉朝所取代；隋仅享国祚38年，即为唐所取代。秦、隋两朝在为后续王朝提供了大一统帝国的基础外，也用活生生的教材告诫后世君主：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善治其国者必爱养斯民。统治者若不能约束自己以利天下，其统治必然不能长久。秦、隋之过，正在于擅天下之利为一家所用，融天下之兵铸成大错。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吏治，这个问题决定了介于国与民两者之间的官员群体的组成和素质。吏治之要首在用人，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为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证。科举制度考什么，其实反映了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是对官员从政之前的“思想教育”和“上岗培训”；科举考试怎么考，则充分反映了平等、公平、透明的特点。科举制度体现着不看血统、不计门第的平等性，有利于避免政治地位上的阶层固化，提高不同阶层间的社会流动性，其制度先进性在历史上很长时间居于西方之上。吏治之要次在监察，缺乏有效监察的官场必然“潜规则”盛行[9]，“显规则”不彰，从而出现大贤处下，不肖在上，乃至大忠受害，大奸专权。治官之道宜紧不宜松，既要查贪官污吏，又要防懒政怠职。专制体制下，吏治之要最终还在于君王自身。明君之下必有贤臣，所谓“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马上打天下、得天下的过程在各王朝的初始阶段造就了一个“军功受益集团”，这个集团政经权利的演变是“中华帝国问题”的重要一方面。[10]封建和郡县作为中央和地方关系上的两种基本模式决定了军功受益阶层与皇族的基本关系。就前者而言，“裂地分民以封功臣”造就了国中有国的治理模式，以及一个有其土、有其民的真正的贵族阶层。就后者而言，中央集权、层级治理的行政体系得以建立，而军功受益阶层在权力结构的地位则远低于前者。汉初从异姓分封，到同姓分封，到七王之乱，再到推恩之策，政治治理结构的变迁反映了分封建国的利弊得失和推行郡县的必然性。西汉七王之乱、西晋八王之乱、唐安史之乱、明初靖难之役、清初平定三藩，历史的一再重演说明，对“军功受益集团”政治特权的限制对政治稳定至关重要，对其经济特权的限制则是关系到国与民分利的重要问题。
对王朝盛衰规律的探索。历史研究的目的一在于呈现真相，二在于发现规律，前者是后者的基础。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各王朝自身演变和相互交替过程的探究可以总结出以下规律：首先，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任何王朝都难逃最终灭亡的规律；其次，王朝自身演变呈现从产生到消亡的阶段性，其间有兴衰、治乱的演变——大治往往是兴盛之本，而大乱则是消亡之因；最后，盛衰转化有规律性，往往受到内和外、国与民两方面关系的影响。从更深层次看，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决定王朝兴衰——前者是政治权力分配的问题，后者是经济利益分配的问题，而这两方面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政治权力的格局决定了经济利益的分配；反过来，经济利益的分配又会影响政治权力的格局。政治权力的“蛋糕”有多大，内和外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而经济利益的“蛋糕”有多大，国与民的关系是关键。显然，经济是决定因素：和重大经济利益分配直接相关的治理变革或政治动荡往往发生在政经互动最为激烈的时候，影响着王朝的兴衰，也可能导致王朝的更替。
以经济和政治、文治和武功等各方面条件衡量，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真正的盛世很难得，也很短暂。盛世转衰往往是从某一重要条件的丧失开始，然后引发全面衰落。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再发达，政治的腐败必然导致盛世的终结。而随着盛世的终结，其间积累的经济成果往往有所丧失；更有甚者，伴着王朝更迭的血雨腥风，盛世发展的成就也消失于无形。所谓盛极而衰，“极”其实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力量推动王朝持续兴盛，但随着正面力量的减弱，负面力量增强，虽然其平衡仍为正向，王朝仍在上行，但趋势已由强转弱；待到正负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王朝就开始走下坡路。王朝由盛到衰的转变常在不经意间，转折点往往在盛世的巅峰。
如果说大唐盛世是因安史之乱“毁于一旦”的话，大清盛世如同是“温水煮青蛙”，衰落于不知不觉中。在乃祖文治武功、攘外安内，乃父强力集权、整顿吏治的基础上，清三代的盛世伟业在乾隆皇帝手上达到巅峰。然而，随着盛世走向顶点，内忧外患却悄然而至。从内部看，吏治松弛，官场腐败，乃至出现了像和珅这样权倾天下、富可敌国的巨贪。从外部看，和乾隆朝同时代的欧洲正在技术和制度双重进步的推动下高速崛起；而清廷上下对此似乎一无所知，仍然维持盲目自大、故步自封的态度。“衰”有绝对相对之分：如果说乾隆前期的衰落还是相对的、悄然的，那么乾隆后期的衰落则是绝对的、显然的。1795年乾隆退位之际，已经出现了社会矛盾激化、民怨民乱萌动的情况——大清帝国的广厦颓败日久，并已处于急风暴雨的前夜。
乾隆朝是“盛极而衰”的范例，这里的“极”也是“泡沫”膨胀到顶点的意思。康乾盛世在乾隆一朝走向衰落有很多内外原因，其中“人口泡沫”是一个重要因素。实际上，人口、地理和气候等因素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经济、社会、政治的演进，而人口和经济的相互作用是决定政经关系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农业经济时代，单位土地粮食产量的限制决定了人口因素的极端重要性。清初，“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鼓励生育政策使人口猛增，在乾隆末年达到3亿人以上。人口的急剧膨胀使传统农耕模式的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由于技术、生产力的进步远远落后于人口增长，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难以避免。最终，人口和经济的关系以国家、社会大动荡的巨大代价寻求新的平衡。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的高速崛起带来了强烈的外部冲击，外患和内忧相结合使清王朝加速走向衰落，也使中国长达几千年的王朝政治走到了尽头。
长盛不衰之道并不存在，“长治久安”应该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放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看，只要王朝政治没有终结，刀光剑影、改朝换代的政治规则就不会改变，建设—破坏—再建设—再破坏的“死循环”也就不会终止。几千年来中国人口的周期性剧烈波动反映了这个周期规律的巨大经济、社会影响[11]，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朝换代给国家带来的破坏，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如何摆脱这样一个“周期律”，关键在于使妥协和“进化”（evolution）取代暴力和“革命”（revolution），特别是在国是转折关头以和平过程摆脱僵局、走向进步——这也是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关键。
从全球视野看王朝兴衰的相对性
“文明”是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以之为基本分析对象，历史学的视野更加宽广，既涵盖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也可对不同国家、社会、族群的历史演进加以比较。[12]尤其重要的是，“跨文化”的视野有助于突破东西方分别以欧洲为中心（eurocentric）和以中国为中心（sinocentric）的历史观。文化可以延续、传承，但也可能断裂乃至消亡。几个关键的转折至关重要，包括从巫术到宗教、从传统知识到现代科学和政治理念等方面的转变，也包括后者对于前者控制的不满和最终摆脱。以文化形态史观对比东西方文明的历史演进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欧洲也有罗马时代的大一统，中国也曾面临三国、五代等时期的分裂局面，但两者在历史的演进上总体呈现王国“横向竞争”和王朝“纵向交替”的根本区别。回望东西盛衰之变，三个问题进入视野：其一，王朝兴衰的相对性；其二，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其三，外交关系与政策问题。通古今中外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关键在一个“通”字。“以史为鉴”一方面要求纵向地看中国历史上兴衰演进的过程，看各王朝之间的强弱对比关系；另一方面则要求横向地看世界上各历史阶段各文明、各国家的存在和相互关系，看各文明、各国家之间的强弱对比关系。
一是兴衰的相对性与决定因素。王朝的盛衰强弱、起伏升降既要看绝对水平，也要与前朝后世比较，还要与同时期其他的国家和文明进行比较。换言之，兴衰与否要以人类的进步为参照系，而政治、经济、人口、科技等多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中国与同期世界其他文明与国家之间的强弱对比关系。“王朝”和“民族国家”是两个不同的范式，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是一国从“古典”转向“现代”的标志之一。两者的盛衰规律有所区别，但本质相通。
如果说同时期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两极在科技和经济上互有长短、难分伯仲的话，那么，在从5世纪到15世纪漫长的“中古”时期，中国则在多数时间内相对于欧洲占上风，这体现在人口、经济、技术等多方面。1500年是西方历史研究所谓“中古”和“近代”的分界线。[13]回顾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可以发现，欧洲、明代中国、奥斯曼帝国等世界主要文明在不同方面各有短长，但总体发展水平差别不大。之前的13、14世纪，元帝国是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而伊斯兰世界在15、16世纪是世界事务中发展最快的力量。然而，随着16世纪以来欧洲在科技、商业和军事上的高速崛起，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和介于东西方之间的穆斯林文明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随后，中国和欧洲的发展趋势于18世纪出现“大背离”，这种背离在19世纪全面加速。相应地，两者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大逆转，从而导致世界政治经济实力格局的根本变化（见图1.1）。[14]从工业产出看，1800年，中国和欧洲的比重分别为35%和25%；100年后，两者的比重分别变为不到5%和55%，而美国约为25%。[15]从漫长的历史进程看，近30年多来中国的持续崛起是向其曾经的经济地位的回归——仍处于“赶”的过程中，尚未到“超”的程度。
以“大历史”观看，两个疑问对探究中国因何走向衰落至关重要。[16]第一个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在唐宋时领先于世界，为什么在明清之际开始落后于西方；为什么现代科学在欧洲出现，而不是中国——即所谓“李约瑟之谜”。实际上，在科技进步以生产者为主体的时代，以试错和改错为机制的技术进步取决于生产规模，因而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等因素决定中国必然是科技进步的领导者。然而，在以发明家为主体的时代，科技进步取决于实验和学术环境，因而具备人文和制度环境的欧洲必然胜出。从15世纪开始，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兴起，其影响也逐渐从艺术和文学扩展到科学和技术——这是欧洲在科技方面全面领先于中国的开始。
世界经济比重分布的历史演变：1—2010 图1.1
第二个问题：从宋到明，中国曾经见证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的繁荣；但为什么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工业革命在欧洲发生，而不是中国——即所谓“韦伯疑问”。[17]生产关系的演化实际上和工业技术的进步互为因果：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巨大的技术进步促成了从小作坊到大工厂的转变，催生了全新的工业生产模式和相应的生产关系。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更早在海权和贸易方面取得优势的西班牙？显然，对王权的限制、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对创新的激励等各方面综合的制度因素是决定性的，但具体制度设计和实践的思想基础不容低估。另外，16、17世纪的宗教革命也从信仰、文化层面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更广泛范围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是必然的，因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带来的思想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传统上重农、保守、封闭、自大的意识形态限制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也限制了向先进国家的学习途径。从制度层面看，统治者的海禁、矿禁政策也极大地限制了现代工商业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欧洲的“大背离”是在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的大转变过程中发生的。在农业经济时代，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农耕技术和水利设施相对领先的中国拥有实际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农业。在陶瓷、纺织等手工业领域，中国也在很长的时间内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除了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外，中国的手工业产品通过陆路和海路贸易大量销往海外。伴随中国农业和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商业文明也在中国繁荣起来——徽商、晋商等创造了巨大的商业成就。在农业经济的余晖中，中国仍然以庞大帝国的姿态雄踞世界的东方；于1661年入承大统的康熙皇帝励精图治，与法国的路易十四、俄国的彼得大帝一起并称“17世纪三帝”。
然而，在人类转向工业文明、经济转向工业时代的过程中，中国开始迅速衰落。1760年前后，在能源、动力等领域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爆发。技术和生产方式方面革命性的变化带来了工业产出的爆炸性增长；随着人口从农村向城市大量转移，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英国纺织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提高了300倍以上，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变革时代，欧洲其他国家和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陆续跟进实现了工业化。然而，中国仍然维持着传统农业经济时代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关系，被欧洲列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不仅中国，印度和欧洲之外的很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面对西方的产业优势和廉价倾销，这些“人口增加，但未经历过产业革命”的国家变得一贫如洗；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很多国家都沦为西方的殖民地。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世界财富的剩余和积累加速，而科学知识的存量也急剧增长，这两方面共同推动了源源不断的产业投资和非常广泛的技术创新。对欧洲而言，前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主要是在航海和军事领域；这方面的技术优势与西方文化强烈的对外扩张倾向相结合，导致了持续的殖民主义浪潮。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则是全方位的，特别是能源和生产技术迅速提升，新的工业得以产生。18世纪末，煤作为能源得到普及，蒸汽机普遍运用于工业生产，纺织和钢铁等工业迅速扩张；19世纪末，电力出现，内燃机发明，石油成为新的能源，化工和汽车等新产业逐渐开始发展起来。
早期的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18]；而大量贵金属的流入也为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提供了货币基础。1807年3月，英、美两国分别废除奴隶贸易；其后，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制定法律废除奴隶贸易——长达400年、导致2000万非洲人口流离失所的跨大西洋奴隶贩卖活动宣告终结。罪恶的奴隶贸易为西方国家积累了巨大资本，提供了庞大的劳动力，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投资和工业化。然而，非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却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后期的殖民扩张为欧洲的崛起提供了廉价的自然资源，为其不断增长的工业产品生产提供了市场，但却伴随着战争、征服、强制劳动和残酷的殖民统治。这种扩张在19世纪后期达到高峰，从而造就了一个以殖民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第一个全球化高潮（见第2章第1节）。
东西方历史发展进程的比较表明，掩藏在经济现象及其演变背后的是技术和制度两方面因素的作用，而思想则是把握历史进程的无形之手。中国与欧洲在历史上的强弱对比首先体现在经济、军事等领域的“硬实力”的差异，而在更深层次则体现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活力和创造力上——联系它们的是技术和制度两方面的创新。思想进步是制度完善的根本动力。如果以古典时代、中古时代、1500年后的“近代”三个阶段对比东西方文明的话，可以发现：两者共同经历了古典时代的思想多元和自由以及中古时期的思想单一和禁锢，真正的分野是在“近代”。17、18世纪，虽然同样是在王权统治之下，思想领域的巨大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东西方的历史走向，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伟大思想家诞生的欧洲启蒙时代，盛清的中国却在大搞文字狱——在思想领域，中国的严苛和奴役与西方的宽容和解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统治者在禁锢人民思想的同时，也禁锢了创新精神，禁锢了知识传播和技术进步，禁锢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思想领域的差异使得崛起的欧洲和衰落的中国之间在知识的增量和存量两方面都出现了极大的落差。
对西方而言，19世纪成为一个高速崛起、高度繁荣的百年。然而，这样一个“黄金时代”的思想基础还是18世纪启蒙之后形成的。如果说文艺复兴还带有某种向后看的“复古”倾向的话，那么之后的启蒙运动则完全代表了向前看的“创新”意识。启蒙时代伟大思想家的思想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丰碑：17世纪，培根、笛卡尔、牛顿在科学的哲学和实践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成为现代科学的鼻祖；18世纪，启蒙思想家在重大哲学问题上的理论探索奠定了现代人类政治文明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治理的原则。
西方各国的制度存在明显差别，但其在现代性基础上的共性实际上来自思想的广泛迅速传播，从而构成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政治上，建立在个人政治自由基础上的现代民主制度建立起来，主要表现在君主立宪、议会民主、三权分立、投票选举等制度的建立。在经济上，建立在个人经济自由基础上的、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制度建立了起来，具体内容非常广泛。其中两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在1473年威尼斯《专利法》及1623年英国《垄断法》的萌芽基础上，近代专利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以1811年美国纽约州和1854年英国的相关立法为标志，有限责任制度的确立则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在企业层面的制度基础，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在巨变时代的欧洲，无论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的变革都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的：前者基于对公民权利的法律保护；后者则基于对私人财产权的法律保护。
东西方文明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呈现各自不同的鲜明特点，或者说两者的“文化基因”显著不同，而这种不同也对中国和欧洲各自的历史走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西方文明的理性传统是科学的基础，也是现代科学在西方产生的原因；而西方文明的人文主义与个人主义传统是民主的基石，也是民主制度在西方诞生的根本。无论科学，还是民主，在古希腊都出现了早熟的表现形式；而其真正走向成熟则是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后，思想的多元化是其基础。相比较而言，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不仅是政治上的，也是思想和文化上的。实际上，触及社会各层面的启蒙运动在20世纪以前中国的漫长历史上并未发生。直到五四运动前后以民主和科学为诉求的新文化运动爆发，类似的启蒙才在中国出现。
二是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涉及国家安全、商品贸易、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问题，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一个相关问题是中原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政治和军事方面，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是贯穿中国历史始终的问题。同样，北部的“蛮族”势力自古罗马时代起就深刻地影响着欧洲的历史演进。实际上，中国和欧洲也以游牧民族作为中间因素相互影响：历史上，在中原王朝的挤压下，有的北方草原民族被迫西迁，从而给同期的欧洲带来袭扰。
东西方文明在欧亚大陆的两端以各自不同的模式演进，其间保持着贸易和文化的交流。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的交换和财富的累积，也推动了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早期的东西方贸易是沿丝绸之路进行的陆路贸易，驼背上运来的中国丝绸等产品使西方世界早在罗马时代就认识到了“中国制造”的魅力。随着海运技术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在唐宋开始兴盛，陶瓷等商品开始大批量从中国大量销往海外。总体上，在东西方贸易的早期，中国与欧洲的交流是相对间接的、缓和的；位于东西方之间的阿拉伯世界在16世纪之前都是中国与欧洲交流的界面。15世纪开启的大航海时代带来了跨越好望角的东西方海上大通道的发展，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直接贸易，特别是持续数百年的香料贸易。随着16、17世纪欧亚之间的海上贸易的兴起，中国也曾成为早期全球化的积极参与和推动者（见第2章第1节）；从明季到清初，海上贸易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商品的出口和财富的累积。从贸易、文化交流的关系看，海陆两条丝绸之路其实也对应着历史上中华文明西域、南海这两个半月形传播带。
就对外开放的程度和交流的深度而言，可将各王朝分为开放性和封闭性两种类型。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家，从古至今都存在西向的陆路和东南的海路两个方向的开放问题。前者与中国的疆域范围和边疆治理模式密切相关，后者则主要是对于民间海上贸易的政策取向问题。在汉、唐等开拓型王朝，文化也具有较强的宽容性和开放性。武帝时，张骞等汉使的西域历险是出于合纵连横抗击匈奴的国家安全考量，但客观上却起到打通陆路交通，推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作用。在海上通道打通之前，以中亚为枢纽联系中国和欧洲的“丝绸之路”几乎是东西方交流的唯一途径。公元2、3世纪北方民族的内徙带来的大融合初步奠定了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也使其后隋唐的开放成为必然。空前的开放程度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带来了空前的文化繁荣——“盛唐气象”成为中国历史上短暂但又辉煌的一章。
北宋置市舶司，开始了兴盛的海上贸易；南宋虽偏安一隅，但延续了“东南之利”和海上贸易的繁荣。其后的蒙元疆域空前辽阔，东西方的陆路交流空前活跃。海外贸易也一度繁荣，但统治者却出于海外征伐、官方垄断海外贸易、防止违禁品出口等原因屡次实施海禁，最终导致民间海外贸易的萎缩。明初循旧制设市舶司，但却将国际贸易纳入外交范畴，厚待“贡舶”并免税。朝贡贸易成为海上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民间私人贸易被禁止；加之出于政治和安全的考虑屡行海禁，国际贸易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终止海禁，放开民间与海外的贸易，史称“隆庆开放”。清初，虽说海禁时兴时废，但对航海及贸易均实行严格管制，仅指定数量极其有限的口岸进行通商。显然，发端于元，成型于明、清的海禁政策取向自锁国门、自缚手脚，奠定了中国封闭性、内陆型的文化、经济、国防体系的根本特征。
历史上中国开放的范围和程度受制于其疆域，也与统治者的治理理念和政策取向密切相关。连接大陆、贯穿文明的开放和交流是罕见的，也许只在唐、元时出现过。然而，在这两大帝国衰落和崩溃后，后续王朝未能继承其广阔领土，也使原来统一治理下的陆路交流大大减弱。另外，中国的开放程度和方向也与外部环境相关，从西方的罗马时代到工业革命以后都是如此。实际上，中欧贸易的变化也反映欧洲列强实力的强弱变化：从16世纪以来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垄断到之后荷兰和英国的相继崛起说明，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来自亚洲的香料、丝绸、大米、茶叶和瓷器，谁就可以通过海上贸易获取暴利。特别是随着“日不落帝国”的迅速崛起，英国于19世纪取代其他欧洲国家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然而，近乎封闭的国际交流体系使中国对西方的认知仅仅局限于极少数人。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清帝国的基本制度格局和科学技术水平几乎没有受到西方文明高速崛起的影响，现代西方文明对中国产生真正的影响直到19世纪中后期洋务运动才出现。
对于丝绸、陶瓷等关键产业领域的技术垄断决定了中国在工业（手工业）品的生产和出口方面长期占据主导优势，也相应地在国际贸易中持续出超。以瓷器为例，唐代的长沙窑、南宋时的福建江西等地窑口、元代的龙泉窑、明清时的景德镇都是外销瓷器的重要产地，也实际上是当时的“出口导向”的“工业重镇”。然而，19世纪以来西方工业革命使中国在手工业品生产和出口方面的优势发生了根本的逆转：其一，西方在现代工业领域的技术优势打破了中国在传统手工业领域技术和原材料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其二，工业品、贸易品的范围持续扩大，传统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在工业和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不断降低；其三，西方的工业化生产使其在纺织品等重要工业品领域迅速建立起不可比拟的优势。相应地，中国从传统手工业领域的主导者转变为现代工业品的倾销地，而扩大市场也成为西方针对中国进行扩张的主要经济目的。
东西方文明起源各有其多元性，因此就其本质特征而言不能一概而论。中欧之间的简单比较显示，中华文明相对于西方文明具有更强的封闭倾向。文化特质方面，文化发源地决定了中华文明具有“内陆型”、“农业型”的特征；而可溯源于地中海沿岸的西方文明则具有“海洋型”、“商业型”的血统。另外，主流文化不断加强的内敛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历史上中国和欧洲国家对于海洋、海权的不同态度，以及封闭和开放的不同倾向。仅仅在近几十年间，重新焕发青春的中华文明才开始经历从内陆文明向海洋文明的巨大转变。
三是国际关系和外交。历史上，东西方的国际关系体系差别巨大。从商周的“畿服”，到秦汉的“册封”，再到隋唐的“羁縻”——东亚的古代历史基本上是一个以“中央帝国”为核心的国际关系体系所维系的稳定结构，中国传统的王道思想、夷夏关系认识是其逻辑基础。明初明确规定的“不征之国”几乎囊括了中国周边大部分国家，“朝贡”制度正式建立起来。西方的崛起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及扩张。17世纪中叶以来，条约体系开始主导欧洲列强之间的关系，而殖民体系则主导了列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崛起和全球扩张的背景下，东西方国际关系体系发生对撞。朝贡体系在清中期以后被西方列强在亚洲的铁血介入所打破，中国不再是东亚秩序的主导者，而旧秩序的崩溃也意味着其成员乃至主导者中国纷纷成为列强侵略和殖民的对象。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被迫在屈辱和不平等的条件下打开国门，同时现代的外交理念和体系也随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而建立起来。
世界历史由中古进入现代之后，非西方的古老文明在欧洲科技进步和工业文明的光辉下黯然失色。以更长的历史视野看，很多古老文明都曾由强盛走向衰落，又由衰落走向消亡。具体过程有长有短，原因则可能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人口、自然、气候等多方面的因素。不同文明间进步程度的差异是一个重要因素，可能使一个相对落后的文明走向相对衰落；而内部政经因素的相互作用则可能使一个文明走向绝对衰落——相对和绝对衰落可能同时发生且相互促进，特别是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竞争乃至战争的情况下。一个落后的文明在面临相对和绝对衰落的情况下能否发生逆转从而避免走向衰亡的命运，取决于其在面临外部变局情况下的应变能力，也取决于其自新能力。政治、经济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文化力”则从更深层次决定了一个文明的生命力。
16世纪以来中华文明和穆斯林文明都在与西方文明的外部对撞过程中走向衰落，但其内部决定因素明显不同。明代中国主动采取了内敛型的政策；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则是在外部过度扩张、内部宗教分裂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向国内。实际上，永宣时期曾一度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技术和最强大的舰队，先于葡萄牙、西班牙航海家所开启的大航海时代。然而，在进行了七次之后，郑和船队的伟大远航于1430年戛然而止；宝船毁弃，连航海技术资料也被付之一炬。从经济方面看，郑和下西洋将朝贡贸易的范围从南洋拓展到西亚及非洲东海岸，但朝廷从中所得有限，财政负担却很大。另外，下西洋自身的投入极大——经济原因带来的政治阻力可能是永宣之后行动取消、宝船废弃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海上贸易和海防、海权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了。1511年，葡萄牙人攻陷马六甲，而作为宗主国的明王朝直到9年后才得知此事。在16世纪世界历史面临转折的关键时刻，明代中国的“退”与同期西方的“进”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明王朝忽视海权、自废武功的短视做法带来的长远代价难以估量。清入主中原后积极进取的姿态使中国陆上安全情势在清初大为改观，但海上安全形势仍然堪忧。雄才大略的康熙晚年认识到海防之要，并预言“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19]。殊不知，中国和列强之间不断扩大的航海和军事技术差距意味着不远万里而来的西方战舰在中国近海自由驰骋的日子会很快到来。
在19世纪以前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和西欧之间基本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正面冲突，其原因无外乎以下几方面：其一，技术约束条件下空间距离的阻隔——这种情形随着15世纪左右航海技术的发展和其后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特别是蒸汽机和轮船的发明）被打破。其二，西方世界自身的内斗以及地理和文明意义上的庞大的阿拉伯世界在东西方之间的缓冲和阻隔——早在欧洲的古典时代，就有希腊和波斯之间的战争；而从8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大扩张，到12、13世纪的十字军东侵，再到16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在东欧和南欧的扩张，西方世界和穆斯林文明两者之间的“缠斗”在历史上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其三，具有侵略性的西方文明在军事及航海技术上获得压倒性优势是在16世纪以后，而其经济上的压倒性优势则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发生——在西方意义的“现代”到来之前，文化具有内敛平和特性的中国在人口、经济、技术等多方面相对欧洲具有一定的优势。
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列强先后称霸世界，其间有科技、工业和贸易的辉煌，亦有对外侵略、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的罪恶。历史证明，经济实力是大国崛起的基础。国际关系方面，列强间的斗争主要集中在外交和军事领域，其中对海权的争夺一直被看重。就大国关系而言，世界性强权的崛起常常伴随着冲突，特别是传统的“老大”与崛起的“老二”的关系向来危机重重，动辄兵戎相见——“修昔底德陷阱”看似很难避免。国家间的竞争在推动进步上体现了正面的意义，但其导致的战争则是残酷的，乃至毁灭性的。——在20世纪，西方文明在欧洲达到了高峰，而两次世界大战也险些将其推入毁灭的深渊。
对国家治理体系的东西类比。在巫术—宗教—人文、神权—王权—人权的演变过程中，东西方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历史进程。在以私有产权、工业生产、公司制度、货币垄断、转移支付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制度诞生之前，国家在政治、经济两方面的治理体系密不可分。这方面，东方和西方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范式。就国家领导体制而言，中国传统智慧强调内圣外王、知行合一[20]，本圣人心法的王者对内节用惠民，对外怀柔天下；西方民主思想则强调对统治者的制度约束，因此就有了宪政、多党制、三权分立以及言论和新闻自由。在中国，专制统治展现了异乎寻常的生命力，并在王朝的“轮回”中徘徊于善治与恶政之间。但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民本、仁政的理念可以引导明君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另外，在很多朝代，皇权也在君相分权、积极纳谏的制约下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治理集团与民众之间权力的平衡是体制稳定性和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而共和政体是政治体制良性演变的必然结果。在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分配和集中则有一个最优程度的问题：过度集中导致专制，过度分散影响效率；另外，分权也必须伴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否则可能导致变相的极权。历史经验表明，不受约束的权力是有效治理的大敌，把权力关进“笼子”是有效治理的前提。
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深刻地影响着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在不同集团间的分配，影响着政经互动的过程和结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历史上郡县制和封建制的分野实际上与现代国家结构形式中的单一制和联邦制的区别相类似。后者的灵活性不言而喻，但其带来的国家分裂和内乱的教训古今中外都很多。历史经验也表明了在民族政策方面打破隔绝、推进融合的重要性。大帝国的崩溃无不伴随着重大灾难；对中国这样民族众多、疆域辽阔的国家而言，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疆域完整是稳定和发展的基石，三者缺一不可。
国家治理能力高下的根本在于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关键在于选人——既涉及国家领导的选拔，也涉及政府官员的任命。在吏治方面，中国历史上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官僚体制对于国家权力的合理分配和稳定运行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与当代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类似。然而，东方传统政治文化存在诸多弊端，有些延续到今天，妨碍着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如何扬长避短，选贤与能，加强监督，改善吏治，无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历史上的明君往往求贤若渴，渴望得天下英才而用之。其实，治平无事之际把谁放在一个位子上都差不多，领导者自然会选择那些熟悉、信任的人。殊不知，英才的真正价值在困局、变局中才能真正体现出来，他们往往是那些能够力撑危局、力挽狂澜的人。对主政者而言，待到舟履而知善游者则晚矣。道光三十年3月，曾国藩在应诏写给刚刚继位的咸丰皇帝的奏折中写道：京官办事的通病是退缩、琐屑，地方官办事的通病是敷衍、颟顸；他还预言：“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21]。的确，仅仅九个月后，太平天国起事，清王朝从中央到地方都丧失了应变能力，国家迅速陷入内战的深渊。只是在曾、胡、左、彭等少数“中兴名臣”的力撑之下，清王朝才又勉强维持国祚数十年。
中国古典哲学务实、实用，中国传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的智慧源泉。回顾历史，很多制度设计和相关的理念也曾体现了其先进性，如：上古时代的禅让及后代立储的完善；统治者对纳谏的强调和谏官的设置；隋以来的科举制度；隋唐三省六部制的确立，宋代文官体制的完备，明初废中书省、设三司的改革等。然而，专制体制下传统政治文化的弊端很多，制度的不合理或执行的不力导致“潜规则”盛行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陋劣的官场文化可能使专业精神和良知泯灭，使很多人成为犬儒和循吏。今日的中国其实也面临很多现实的制度设计和改进问题。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过程中，应对这些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在顶层设计之外，应强调学术研究、民众反馈和社会创新的力量，确保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另外，如何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和治理智慧的精髓，并赋予其现代形式，值得深思。
注释
[1] 梁启超《中国史界革命案》：“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2] 参见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 《史记·平准书》：“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5] 参见《贞观政要·纳谏》：“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
[6] 苏轼《居士集序》：“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宋史》卷三百七十一：“宣和间，承平日久，兵将骄惰”。
[7] 参见《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彼此兵不得过关，岁币之数同于辽”。
[8] 马周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上太宗书，见《新唐书·马周传》。
[9] 参见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10] 参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
[11] 参见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2] 文化形态史观始于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1880—1936），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继承和发展了以“文化”为基本分析对象的历史学方法。
[13] 克勒尔（1638—1707）在其所著的《古代、中世纪和新时期的世界通史》中，第一次将世界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
[14] 参照数据来自Angus Maddison、Middison Project和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其数据以1990International Geary-Khamis Dollar计。
[15] 数据参见Bairoch, P.（1982）“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1750to1980，”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ol.11，No.2：269-325。
[16] 参见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衰落》，载《北京大学学报》，2007（4）。
[17] 参见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
[18] Olivier Pétré-Grenouilleau（1996）L'argent de la traite: Milieu négrier, capitalisme et développement: un modèle, Paris: Aubier.
[19] 《康熙起居注》。
[20] 语出《庄子·天下》：“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21] 曾国藩《应诏陈言疏》。参见《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长沙，岳麓书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