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2010到2040：
中国经济走向巅峰之路

如果将发展比作登山，那么可以说，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前进，中国经济已行至半途。无限风光在险峰——处在“半山腰”的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地继续前行，不断挑战新的高度达到“最高峰”呢？当然，发展之路没有终点，“巅峰”之喻有不妥之处。姑且允许我用它来描述中国经济可能达到的这样一种状态：其一，从收入水平看，中国经济从目前的发展中经济体演进到一个类似现在发达经济体的程度；其二，从经济体系看，中国经济从“摸着石头过河”的不稳定、不确定结构演变到一个相对稳定、完善的系统，并在产出和分配方面实现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效率和公平并重”的转变；其三，从经济增长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大幅波动的高度动态转变到稳定增长、小幅波动的相对稳态，同时经济增长呈现更强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并更好地满足普通民众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请注意，这里我并未提及总量指标和以总量为依据的排名。换言之，我所说的“巅峰”状态并非指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而是超越了这一标准。

30年之变：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30”似乎是中国历史中一个神奇的数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俗语在中国近代史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以30年为界限，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史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各有其主题：建国前30年（1919—1949）的自救；建国后前30年（1949—1979）的自立；改革开放30年的自新（1979—2009）。在每一个30年的关键转折点，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转变，中国经济则经历了从自主到起飞再到赶超的提升。在改革开放的3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从计划向市场、从封闭向开放的彻底转型，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奇迹。在这个30年大棋局收官之际，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重创世界经济，支撑中国高速增长的全球化也面临重大变局。中国经济逆势前行，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并开始向世界最大经济体迈进；随着对外开放战略的升级，中国也开始引领全球化由弱转强的进程。与此同时，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间节点，国家领导核心也经历了30年来的重大变化，治国理政气象一新。

下一个30年，中国经济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内将走向何方，2040年代的中国经济将会怎样？建国百年之际、2049年的中国将会怎样？从2016年开始实施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如果顺利完成，意味着5年后“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那么，10年、20年后，中国经济是“欧美化”还是“拉美化”？回答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的问题，必须对以下几方面有客观、清醒的认识：第一，中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如何，在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中位置是怎样的——或者说，我们现在在哪里；第二，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成就是怎样的，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换言之，我们以前做对了什么；第三，中国经济现有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内部情况和外部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何——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再做什么。三者的政策意义是明显的：第一个问题涉及经济目前水平和目标水平的关系问题，关乎长期增长目标的设定和增长路径的构想；而对后两个问题的思考则告诉我们，经济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哪些经验应当坚持，哪些方面需要变革。对前两个问题的认识是我们“自信”的来源，而对后一个问题的认识是我们“自新”的动力，两者并不矛盾。实际上，面对经验和成就建立“自信”并不难，而面对积弊和变局不断“自新”才是真正的挑战。

以当期价格和汇率计算，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达到11万亿美元，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均GDP约8000美元，排在近80名的水平。中国的人均GDP从800美元到8000美元仅用了17年的时间，增长速度之快没有先例。然而，汇率、通胀率带来的实际购买力影响不可忽视。另外，考虑到中国经济收入分配严重不平衡、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实际上相当数量的国人仍然维持在以国际标准衡量相对较低的生活水准。从历史上看，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中古时代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8世纪以来，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推动了欧洲的全面、高速崛起，而中国则开始了相对和绝对意义上的双重衰落。从“大历史”的视角看，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腾飞仍处在“追赶”西方的阶段，距离达到西方的人均生活水平，乃至“超越”西方回归历史上的领先地位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局部的超越并非没有可能而是正在发生，但从“跟跑”到“领跑”的全面转变仍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战后各国发展绩效的国际比较表明：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深远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空前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史是一部经济转轨（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几方面紧密交织、协同演进、共同推动发展的历史。实际上，“中国奇迹”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很多，其出现取决于不同层面、内部外部众多因素的叠加，从宏观上涉及上述多重转型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合力。与具有相对可比性的印度的比较可以说明一些问题：30年前基本处于相同起跑线上的两个发展中大国现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几乎所有指标上都已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无论是与自身历史还是与他国比较，这30年的高速发展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中国发展模式的有效性不言而喻。

然而，决定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部分重要因素正在发生变化。回到“登山”之喻：经过前期的高速攀爬，处在“半山腰”的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天气变了——从原来的艳阳高照到疾风骤雨，再到持续阴霾。始于2008年美国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包含金融、经济和债务三重危机，其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仅次于1929年爆发的“大危机”（Great Depression）。这场危机的“震中”出现在发达国家，其对世界经济冲击的烈度也是大危机之后所仅见的。更为重要的是，金融危机分别经历了美国、欧洲、新兴市场交替重叠的“三波”，并开始展现其对全球和中国经济的“二次冲击”。由于持续的有效需求不足，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低速增长时代。与此同时，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浪潮由强转弱，与中国经济的“30年之变”同时发生的还有全球化的“30年之变”。对积极谋求开放发展的中国而言，外部环境的显著变化制约着经济沿着原有路径高速前行，而保护主义抬头和全球化逆流则甚堪忧虑。

其次，以前的路越来越不好走了——从原来的缓坡坦途到现在的陡坡泥泞。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有利条件（如“人口红利”、低成本要素的大量供给等）逐渐消失，前期积累的矛盾（如环境、社会问题）日益尖锐。另外，原有的以出口和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式发展道路越走越窄。与此同时，石头不好摸了，障碍不好绕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过程中，采取了一条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主义路线，对一些障碍采取了“绕着走”的回避态度。现在，改革步入“深水区”，某些领域石头不好摸了；一些原先可以暂时回避的问题也到了不能再回避、只能去解决的时刻。

尽管面临困难和阻力，中国经济最终在总量上超越美国并无多大悬念。然而，如前所述，我所说的“巅峰”状态实际上远远超越了总量目标，更多地强调经济系统、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从对GDP数字和经济总量的追求到对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对人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的强调，从落后的紧迫感到比肩后的从容不迫，从“现代化”的大干快上到“后现代化”的细腻恬淡——“巅峰”之喻还蕴含着一些心理和认知层面的内容。

“赶超”蕴含追赶和超越两个阶段，总量和人均两个层次。其实，追求总量第一的目标有意义，亦蕴含危险。曾几何时，受狂热的政治热情驱使，不切实际的总量指标成为政策制定的依据，蔑视科学和人性的政策实践给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以钢为纲”、“超英赶美”的政治口号也成为一代人的痛苦记忆。从对科学的尊重和对人性的解放开始，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经济才真正步入了发展的正轨。不经意间，中国的钢产量占到了超过全球半数，经济总量“超英”早已成为现实，“赶美”也不再是梦——实际上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已经于2014年“提前”成为世界第一。当然，购买力平价对经济规模的高估是明显的；但即使以实际汇率算，中国也已成为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10万亿美元以上GDP的国家。问题是，中国经济将如何前行，下一个30年向何处去？

2009年12月我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应适当下调》的评论文章，提出中国经济2010—2020年的增长目标水平应下调至7%。[1]呼吁降低经济增速目标，我可能是最早的。之后我高兴地看到，此建议已成为现实：“十二五”规划（2011—2015）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预期目标被确定为7%。特别是近两年，适当降速增长成为决策者的共识，也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内涵。我在2009年的这篇文章中阐述了下调经济目标增速的必要性，并特别强调了“保增长”与“调结构”及“防泡沫”的矛盾。虽然中国经济面临的情况和问题有了明显改变，但拙作的基本逻辑仍然适用：决策者应客观认识经济内外部环境的限制，制定合理可行的增速目标，避免对经济的强刺激。另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变量应多元化，并注意关注“短期风险变量”和“长期结构变量”。实际上，2009年此文的写作也与我对当时经济刺激措施规模过大，导致债务、产能、坏账过度膨胀的短期担心有关，体现了我对外部环境骤变情况下中国经济下一个30年长期发展的思考。2009年9月，我在题为《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发展模式重构考验》的评论中写道：危机后的“此常态”已非危机前的“彼常态”，面对“新常态”，中国对外必须捍卫适度的政策空间，对内则须主动地、适时地进行发展模式的调整和重构。只有重塑“中国模式”，才能再创“中国奇迹”。[2]

展望2040年，中国经济有望经历6%~8%（中高速）、4%~6%（中速）和2%~4%（中低速）这三个持续十年的“增长平台”（见图0.1），呈现长周期的“L”形走势。经济增速随收入提高在长期内递减的规律在理论上可以从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不同角度进行解释，在实证方面也可以通过发达经济体和赶超型经济体（如亚洲四小龙）的历史数据加以验证。当然，历史经验同样表明：保持长期增长并非必然；在重大危机冲击或结构弊病困扰下，经济负增长和长期停滞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此，“增长平台”假设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经济能够在长期内优化结构并避免重大危机的冲击。在此前提下，国内、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及其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基本反映在“理想增速”、“中速”和“低速”三个场景假设之中。

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决定了其经济已经迈入了“上中等收入经济”（upper middle income economy）的门槛，下一阶段的挑战是如何在6000~12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区间继续前行，并成功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经济体挺进。从中美经济的比较看，假设汇率保持不变，美国经济持续以2%的速度增长，而中国经济沿“理想增速”场景运行，中国GDP总量将于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人均GDP将达到18000美元。在同样假设的基础上，2040年的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约30%，人均GDP将达到27000美元，约为美国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在“中速”场景下，中国经济整体规模超过美国的时间将推后5年左右。逐渐降速增长的“路线图”看似保守，但却是中国经济“走向巅峰”的坦途：以2009年的水平为基础，只要中国经济沿着以上路径顺利前行并避免大起大落，到2020年代就可以步入“高收入”门槛，到2040年代就有望达到前述“巅峰”状态。

根据长期发展目标、中期阶段变化和短期潜在增速确定一个适当的目标增速水平，将是中国经济决策者始终面对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对短期“潜在增长率”的确定是经济目标增速管理中的一个战术问题，那么对经济增长长周期、“大趋势”的预测则是一个战略层面的问题。无疑，沿着次第下调的“增长平台”运行是中国经济演进的一个比较理想的场景，可以成为发展战略制定和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长期指引，以及引导和稳定社会预期的一个重要工具。

对未来走向的长期预测为各类经济主体的很多决策所需。面对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沿着中速以上的理想轨迹演进的可能性较大。中国经济发展仍具备巨大的“后发优势”，新的增长动力也将通过各种途径持续释放。从国际比较看，相对于其他具备类似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在综合国力、市场规模、人力资源、科技水平、创新潜力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是无可比拟的。另外，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消费潜力、投资能力、城市化水平仍然意味着很大的增长空间，而公共债务、财政赤字和居民部门杠杆率仍可为增长潜力的释放提供支撑。然而，能否沿着一条类似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轨迹较快达到高收入水平，中国则面临明显的限制：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来自国际市场的增长动力明显减弱；而随着国家的崛起，来自地缘政治的阻力逐渐加强。另外，老龄化和人口结构的演变必然意味着增长动能的持续下降。同时，各方面风险的持续累积则可能导致危机爆发，并使经济列车“脱轨”。无论如何，能否避免重大经济、金融、社会危机的爆发是决定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路径的关键。

潜在需求水平限制了经济的短期增长速度；而经济整体的债务水平和杠杆率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的长期增长空间。忽视这两方面限制的盲目扩张可以实现短期的高增长，但其带来的风险累积最终可能以金融危机爆发、经济硬着陆的形式释放。决策者对当前和未来、内部和外部、经济和其他领域的挑战不可低估，对GDP增速的期待值不宜过高。实际上，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中速的转变。在高速发展30年之后，特别是在超高速、“透支”增长10年之后，中国经济应更好地平衡“快”与“稳”的关系，政策的基调应该从“求快”转为“求稳”。何况，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有利因素减少，不利因素增多。因此，经济的掌舵人理应主动换挡，适度减速，以降低行驶风险。从长期来看，阶段性降速、区间内稳定不失为一个合理的、可操作的政策选择。

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赶超之路往往并不平坦，由中、低收入到高收入国家的“升级”实际上非常困难。很多低收入国家一直陷于“最不发达泥潭”之中，经济难以起飞，国家长期贫穷。即使跨过中等收入门槛，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也很少。如同孩子长大后长得也慢了，一个经济体在规模和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实现高速增长的难度也必然加大，这方面的限制来自国内和国际两方面。从国内看，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提升要求经济结构的转型、产业体系的升级、金融深化的推进和收入分配的完善——对很多国家而言，这些转变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很大。从国际看，随着一国收入水平的提升，其面临的国际竞争也相应地“升级”。实际上，国际经济领域的分工和竞争也是“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重要原因。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可以为一国经济的“脱贫”提供强大的动力，但“致富”则没有那么容易。外资方面，随着一国收入的提高，生产成本的上涨往往导致外资转出。贸易方面，如果竞争力不能有效提升，一国可能长期困于低端产品的出口，难以实现向高端产品的升级。金融领域，随着金融深化和开放的推进，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可能带来巨大的风险，而金融危机的爆发可能使经济元气大伤。中等收入国家除了面临来自较低和类似收入国家的压力外，还面临来自高收入国家的阻力，而后者正是很多国家在中等收入水平上长期止步不前的主要原因。当然，“陷阱”对高收入国家也可能存在，日本即是典型的例子：其名义GDP自1990年代中期至今一直停滞不前，处在500万亿日元左右的水平上。

超越“陷阱”、走向“巅峰”要求中国经济成功地进行转型和升级。展望未来30年的中国经济，创新和经济的多重转型将持续释放增长动力——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传统转型”将继续深化，而消费增长、服务业发展、经济绿色化和数字化（智能化）等方面的“新转型”将发挥更关键的作用。第一，消费转型是经济基本增长动力乃至价值导向的转型；换言之，经济增长应更多地以国内消费为动力，并服务于国民经济福利的提升。显然，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是消费转型的基础。第二，服务转型是伴随中国经济提升所必然经历的一个产业结构的变化；从更广泛的视野看，服务转型是中国经济和社会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的必然转变，其意义不亚于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的转变。第三，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是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在经济各领域的深入、创新运用，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信息和实物、人和机器关系在后工业化时代的重构。第四，绿色转型是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从高消耗、高污染、高环境社会代价到低消耗、低污染、环境社会友好的转变。当务之急是环境污染的治理、环境健康问题的应对，而从长期来看则意味着经济与自然、社会关系从对立、失衡到和谐、平衡的根本转变。各方面的转型相互关联，既包括原经济模式的调整，也涉及新经济模式的引入，其中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同样重要。伴随结构转型过程的是经济增长新旧动力的转换。显然，有效的创新和持续的转型必须以市场和竞争力为支撑才能服务于经济增长和长远发展。

中国经济的转型意味着城市和乡村、消费和投资、服务业和制造业、经济和环境社会等各方面关系的调整，也意味着增长新动力的不断释放。面对阻力和阵痛，必须以前瞻性、战略性的眼光提前规划“转大弯”，避免遇到问题“急转弯”。消费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增强是解决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核心问题，这两方面的持续进展也将带动一个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的转变不仅是中国的机遇，也是世界的机遇；“中国消费者”将成为“中国工人”之后世界经济中的一个决定性力量。显然，中国经济“新转型”将是全局性、历史性的，其影响也具有世界意义，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环节。

国际比较充分说明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有效性。然而，对该模式存在的问题也必须反思，特别是在发展的环境和社会代价方面。另外，应该强调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不应是固化、模式化的，而应是不断演进、优化的。中国发展的成功在于务实、学习、应变，一条重要经验在于一个“实”字：实用主义、实践导向、实干精神。如果说“中国模式”是对过去发展经验的总结，那么“中国道路”则是对未来发展战略的探索。中国发展战略的确定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应当吸收各国的成功经验，做到“广征博引”，并根据内外部情况的变化积极主动调整，做到“以变应变”。同时，也应主动谋变，“以变促变”——这就要求中国增强在世界经济治理结构中的影响力，并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为积极的推动乃至引领作用。的确，伴随经济新开放进程的推进和企业走向全球步伐的加快，“中国资本”正在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超越国界的延伸，也意味着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分享。

虑远慎微

中国经济再起航，三方面关系的处理将决定其航向。首先是经济与环境、社会的关系问题。这方面，应正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收入提高和社会进步、财富水平和民众幸福等方面的“落差”，以积极有序的社会治理和体制改革解决关乎民生、民权的重要问题——这其中既有经济问题，也有政治、社会、生态和文化问题。其次，经济领域最重要的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关键是纠正政府和市场的功能错位，明确界定两者的边界——既发挥有效、有力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以有限、有为的政府作为应对市场失灵，解决市场机制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界定的重点是政商关系，难点在国企改革。应扩大对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并通过企业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和项目层面的公私合作伙伴（PPP）提升国有和民营经济间的协同效应。再次，市场领域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关系问题，涉及金融深化、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等相互关联的问题。这方面，应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新兴行业、绿色经济）、促进经济转型和推动长远发展的作用，并调整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极其不合理的利润分配关系。

适当减速、平稳行驶对中国经济顺利实现“弯道超车”是必要的；同时，“发动机”也必须更加强劲。一国的经济实力既需要强大的实体经济，也需要稳健的金融体系。纵观世界经济，两者兼具的经济体往往国际竞争力最强，也能够在全球经济变局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不断提升——如同欧洲的瑞士和亚洲的新加坡。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发展离不开实力不断增强的实体经济和相对稳定的金融体系这两方面。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差异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工业产能和外汇资产两方面的“过剩”。随着资本外流加剧和外汇储备锐减情况的出现，后者已成为一个过去的问题；但随着国内、国际影响的不断显现，前者的紧迫性则不断增加。

中国经济呈现的一些结构性特征都与产能过剩有关，而传统的经济分析对认识这些问题存在不足。宏观层面，表现为“紧缩效应”：产能过剩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商品的供给限制，因而可以抑制通货膨胀，乃至带来通货紧缩——这正是近年来中国经济通胀压力减弱、通缩压力加强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货币增发带来的购买力影响仍在释放，在产能过剩、资产稀缺的格局下主要在资产市场而非产品市场上显现出来。微观层面，产能过剩压缩了企业利润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经济宏观尚好、微观不佳的“悖论”，也是对股票市场估值的一个重要抑制因素。在经济增速下滑和工业产能过剩的宏观背景下，微观层面企业盈利能力的限制使股市上行缺乏价值基础，金融循环缺乏实体经济支撑。因此，通过引入增量资金和加杠杆造就的“政策牛”必然伴随着巨大的泡沫，其迅速破灭也就在所难免。从资产配置的角度看，产能过剩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资产荒”：一方面，具有良好现金流的优质资产缺乏；另一方面，投资和资产配置向具有稀缺性的优质资产过度集中。国际经济方面，产能过剩压低了产品价格，在扩大出口的同时也加剧了贸易摩擦；过剩的产能和低下的利润率也推动了海外投资和产业外移。

实体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对处在成长阶段的新兴经济体而言，经济高速增长离不开金融扩张的支撑；反过来，金融扩张又必须与实体经济的成长相匹配，不能脱离实体经济陷入自我循环和膨胀。从国内经济看，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很重要；从国际经济看，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是关键——脱离这两方面的过度金融扩张可能带来通货膨胀、资产或债务泡沫以及国际资本异常流动，进而引发金融危机。从金融变量看，金融扩张的国内局限性在于通胀率和资产价格，国际局限性在于汇率和资产价格的国际比较。从中国的情况看，金融扩张由基础货币扩张和信贷扩张两方面共同驱动，前者取决于货币政策，后者取决于银行体系。面对金融和货币扩张，不同类型的商品和资产的“通胀表现”存在差别。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工业品的价格上涨必然受到产能过剩的制约，而受土地资源和种植技术限制的农产品和具有稀缺性的资产则不同。

产能过剩是一个公认的问题；但外汇为什么也可以说“过剩”呢，钱多了有什么不好吗？2013年初中国广义货币M2总量超100万亿引发热议；多数观察者由此得出了“货币超发”的结论。其实，早在2011年我就发表了题为《过度货币化假说》的评论文章，对M2总量及M2/GDP比率进行国际比较，并探讨了“过度货币化”现象及其给中国宏观经济带来的问题。[3]简单的国际比较可能发现惊人的现象，进而可能得出重要的结论。这正说明了在很多领域，跳出中国看中国问题的必要性。

实际上，中国经济“货币大爆炸”的表象之下既有实体经济的财富创造，又有金融体系的信用膨胀。两方面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只有在货币发行量超越经济实际需求的情况下才有所谓“货币超发”的问题。从国际经济角度看，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及其累积反映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给中国带来的巨额货币财富。与此同时，通过持续地增发人民币换取外汇，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猛增，外汇占款也成为基础货币投放最重要的渠道——2000年代中期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外汇占款增量甚至超过了基础货币增量。通过这个相对被动的途径，央行已累计投入基础货币超过25万亿元；加之高能货币的乘数效应，经济的“注水”总量是惊人的。这表面上看是超大规模的货币增发，但本质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以“购汇”为形式、以美元为保证的货币创造。再看美国：金融危机后美联储通过3轮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 QE）总计投放了约3.7万亿美元的基础货币，而这实际上是一种以“购债”为形式、以美国政府信用为保证的货币创造。中美两大经济体在货币膨胀方面可以说殊途同归。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辛苦累积30年得来的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美国用3轮QE就轻松制造出来了——从中似乎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的“吊诡”和货币霸权的“玄妙”。随着2014年“拐点”的出现，中国外汇储备的长期增长已经发生了大逆转；而随着美国QE退出、加息周期启动，资本外流开始成为一个威胁中国金融安全的大问题。

从世界范围看，全球化浪潮实际上也包括实体经济和金融两方面。针对金融危机的教训，经济学界关于“全球不平衡”的讨论多着眼于实体经济方面，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化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两者之间在生产和消费、储蓄和投资等方面的不平衡。然而，实体经济和金融之间，特别是在实体经济和金融国际化程度之间的不平衡却被普遍忽视了。我认为，部分国家金融国际化的超前、过度发展和另一部分国家在这方面的滞后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是美、中两国在金融开放程度上的落差“放大”了两大经济体在实体经济方面的不平衡，使其对宏观经济健康的影响加剧。总体上看，金融危机爆发前主要发达经济体在金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过度杠杆化”，而在实体经济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定程度的“产业空洞化”。因此，金融危机之后的结构调整首先是金融领域的“去杠杆化”，而在实体经济方面则推出了“再工业化”的政策主张。对全球经济失衡而言，危机后结构调整的基调则是“再平衡”。

如果说1930年代大危机前微观经济学对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认识体现了当时经济学主流思潮的话，那么大危机后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则意味着对政府“看得见的手”的确认。迄今为止，经济学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仍然是局部的和修补性质的，一场必要的经济学革命仍未到来。但毫无疑问，金融危机所暴露的市场问题使部分学者和决策者重新审视金融和实体经济、公平和效率、国家和市场这几方面的关系，也开始呼唤新的“第三只手”的作用。如果说宏观经济学所引导的那只“看得见的手”针对的主要是通胀和就业这两个核心经济变量的话，那么新的一只手针对的无疑将是经济稳定性和收入分配问题。就稳定性而言，如何使金融摆脱“自我循环”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如何防范过度杠杆化和泡沫化，如何避免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乃至危机的发生，这是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者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不仅是财政学意义上的通过转移支付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问题，更是在政治经济学认知的基础上使收入在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各部门和阶层间更合理分配的问题。这一点不仅对中国下一阶段的改革至关重要，也是发达国家乃至世界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实际上，收入分配不公是部分发展中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陷入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可能带来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动荡。

中国发展前路漫长，危机和忧患意识必不可少。30多年来的“压缩式”发展使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从而为其他领域的变革提供了助力，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在社会、政治、法制等领域，很多方面的进展并没有跟上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的现实离法治的、公平的、公正的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同时，利益格局呈现固化倾向，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增强，这都可能成为阻碍变革、妨碍进步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前期的超常规发展累积了巨大的经济、金融风险和环境、社会代价，特别是为应对金融危机所推出的“四万亿”经济刺激措施的规模被极大地放大了，这造成的“后遗症”很多，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威胁很大。回头来看，2008年危机之所以没有出现1929年危机那样的灾难性后果，关键还在于美国的QE和中国的“四万亿”——两者分别从货币和财政角度对经济进行了空前的“强干预”。不同在于，中国的“四万亿”代价自己承担，收益与他国分享；美国的QE则恰恰相反。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4]对中国经济而言，外部环境好可以掩盖内部问题，高速增长可以掩盖结构矛盾。然而，在经济“新常态”下，原有的问题、短板和矛盾会日益突出。短期内，如何避免在中等收入水平上经济停滞的“拉美病”很重要，而经济的成功转型是关键；从长远来看，则需要考虑避免高收入水平上经济停滞的“日本病”，这就需要在基础研究、金融实力、人力资源等方面瞄准世界领先水平。从货币金融角度看，“日本病”既有泡沫累积和破裂带来的“急症”，又有持续通缩、经济停滞的“慢性病”，前者尤其值得警惕。对中国经济决策者而言，既要虑远，又要慎微；既要盯着关键问题和核心变量，又要设想和防范“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对预料之外的危局的果断应对非常重要，而能否避免恐慌、重建信心往往是政策干预成败的关键。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高速的转变，原来的高速度带来的，并被高速度所掩盖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和风险因素越来越突出。因此，应完善经济、金融安全机制，强化风险应对能力，从“因”上对各类风险因素进行控制和防范，以避免系统性风险形成和扩散的“果”。在没有重大外部冲击和内部严重分裂的情况下，“塌方式失败”一般根源于“颠覆性错误”。无论大动乱、大饥荒还是大危机，系统性溃败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治理体系和能力方面的重大问题，表现为过度集中的、非科学的顶层决策，自我加强、走向极端的执行体系，以及决策和执行链条缺乏有效的反馈和纠错机制等。这无疑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过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问题。

超越复杂性

面对瞬息万变的内、外部环境，探索中国经济前行之路，首要的挑战来自现实的复杂性与认知的局限性。一个经济体自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生态系统”，其复杂程度随着规模、发展水平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而迅速上升。因此，应超越简单机械的分析，实现对经济运行的认识从“机器”到“有机体”的演变。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这样一个复杂系统及各子系统的手段。然而，重大经济问题有时涉及多个经济子系统——如国内财政、金融、产业、科技，也可能涉及广泛的政治、社会和环境议题；更重要的是，国内经济问题也往往会和国际经济问题密切关联，涉及贸易、投资、货币、竞争等多方面。另外，总量可能掩盖结构，数量可能掩盖质量；对周期性问题的关注可能导致对结构性问题的忽视，而对短周期的重视则可能导致对长周期的忽视。“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5]。面对经济体系的复杂性、各方面问题的关联性和经济变量的不确定性，应抓住关键变量和主要因果关系，同时关注不确定、突发性事件的影响——既包括短期、直接影响，也包括长期、间接影响。经济出问题，往往出在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或者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或者没有估计到一个重要的间接影响。

在相关的研究和分析过程中，以下三方面特别值得注意。首先，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现实，需要综合性地运用各种理论工具，才能对一个经济问题有全面、深入的看法。然而，经济学各领域其实是针对经济各子系统的；特别是在各领域培训日益细化，学科分野日益明晰的情况下，融会贯通地选择和运用各种理论工具并不容易。其次，经济分析需要超越经济，关注经济之外、数字之外的东西。不同学科的认知对象不同，观察视角不同。在对重大经济问题的分析过程中，对经济与其他因素（政治、社会、环境等）互动的分析至关重要；这方面，除对政治经济学的探究之外，其他学科的支持非常必要。最后，重视全局性、长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预测、预警越来越重要。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分析著作汗牛充栋，但之前能对危机做出预言和警示的则寥寥无几——这是经济学的悲哀，也是以经世济民为理想的经济学家的悲哀。

不可否认，经济政策制定面临的决策问题越来越复杂。在单一目标情况下，经济政策决策的本质是约束条件下效用最大化的问题。显然，政策目标是维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但问题是如何界定非常困难。另外，在利益格局多样化、利益博弈复杂化的情况下，政策目标的确定和把握都可能出现严重偏差。在多目标情况下，决策会变得异常复杂。特别是在主要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时，决策者会面临两难抉择。某些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可能会根据公众诉求或领导想法（两者往往相互关联）对某一问题做出快速反应。殊不知，这种反应可能顾此失彼，忽略了另一个同样重要或者更为重要的问题。另外，相关措施可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局部措施，不利于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因此，经济战略和政策制定应力求体现前瞻性，抓住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目标经济变量，并尽可能地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具有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决策环境。

在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之间寻求平衡是决策者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而若干悖论的存在使得这种平衡成为无法完成的任务。前行中的中国经济就面临一些这样的问题，如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债务累积之间、市场出清与保持稳定之间、金融开放与风险控制之间、推进改革和保持政策连续性之间的矛盾。实体经济和金融在发展水平和国际化程度上的差异意味着，金融深化和金融国际化的推进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前行的重要动力；然而，在金融体系存在弱点、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金融深化、国际化的推进（特别是资本项目开放）可能带来重大风险——这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悖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于合理规划次序，首先致力于完善金融体系、加强监管，然后渐次推进金融改革和开放进程。

另一个重要挑战是对政策效应的评估和分析：短期、直接影响不难预测，困难在于对政策效应的长期、间接影响的分析。后者应得到充分重视，因为恰恰是政策的副作用可能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有时，这些后果并非政策本身带来的，而是特定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的不协调所导致，非常规经济背景的出现往往是触发条件。国际、国内的具体实例比比皆是。在欧洲，积极的货币一体化进程最终导致欧元的诞生和欧洲央行的成立；这一进程有着完善的金融和国际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和指导。然而，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效应被忽略了，货币政策一体化和财政政策分散化之间的反差最终为极端外部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下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而早期能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人凤毛麟角。

在当下的中国，一些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也值得思考。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海外人民币存量增加，离岸市场迅速发展起来。然而，在岸和离岸市场交易量的倒挂和价格的差异意味着“同币不同价”。这导致汇率套利，并增强了离岸市场对在岸市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这意味着人民币定价权旁落的风险，也意味着一直以来对汇率有效管理的削弱——而后者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一条极其重要的经验。短期、静态的视角显示，人民币国际化之利和汇率管理削弱之弊似乎是难以调和的矛盾；但长期、动态的分析则指向了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探索一条汇率“有管理的自由浮动”和资本项目“有管理的自由兑换”并存条件下的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路径。

统计数据是经济分析和政策制定的基础，但恰恰在这个基础性问题上经济分析和政策制定暴露了其局限性。金融危机前后的历史同样证明了这一点：2002—2005年期间美联储奉行的低利率政策被普遍认为是导致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激进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通胀率指标的“误导”有关。衡量通胀水平的消费价格指数（CPI）包含了所有重要的消费项目，其中包括居住支出；然而，房价变动的因素并不能在其中得到必要反映。金融危机前，美国经济经历了一段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低通胀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来自中国的大量廉价商品进口作为一个巨大的“通缩”力量，压低了CPI。同时，信贷泡沫催生的房地产泡沫又不能在CPI中充分反映出来，因而被经济决策者所忽视。因此，美联储维持低利率政策，这反过来又助长了房地产泡沫的膨胀。

同样，作为衡量经济规模最重要的指标，GDP的问题也很多。假如原有一座优质建筑，首先将其拆毁，将原住者赶出去，再建一座粗劣的替代品。拆除和建设过程带来了经济增加值，因此在统计上反映为GDP的增加。但这一系列经济过程带来的结果仅仅是以劣代优和资源浪费。这个极端的例子说明了GDP的问题：其一，作为一个流量指标，GDP并没有反映存量（经济活动所形成的资产）情况；其二，作为一个数量指标，GDP并没有反映质量（经济活动所创造价值和形成资产的质量）情况；其三，作为一个产出指标，GDP并不能全面地反映投入（各类资源）情况；其四，作为一个经济指标，GDP并不能反映经济活动的非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影响。因此，应辅之以存量指标、质量指标、投入指标和非经济指标，才能对经济增长有更客观、全面的认识。

在国际经济方面，传统的贸易、投资和金融统计分析都无法跟上全球化时代经济活动复杂程度的不断提高，其缺陷轻者令统计信号发生失真，重者可能导致严重的分析失当和政策误判。对中国而言，在很多重大经济问题上，国内和国际问题已经密切关联，具体决策问题也难以分割；同时，经济各领域也已经环环相通，因此应打通领域界限全面思考问题。例如，在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已经高度细分、全球布局，委托加工、合同制造（contract manufacturing）已经在某些行业成为主流的情况下，撇开国际投资的影响看贸易现象可能会带来误判，而不考虑合同制造的影响也很难解释国际投资的新格局。在中国经济高度国际化的今天，中国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因此，应打破国界限制，以全球视野探索中国问题。

新版图 新竞争 新路径

习近平主席在2012年11月29日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说：“道路决定命运”。的确，道路选择将决定中国经济的命运，也将决定中华民族的命运。经济走向巅峰之路也是民族走向复兴之路。面对变局，中国经济如何稳健前行，顺利登顶？在改革开放30年中面临几次重要关口，中国经济都能充分调动内部力量并借助外部机遇在逆境中突围并上一个大台阶。现在，中国经济又面临闯关时刻——成则走向巅峰，败则陷入停滞。纵观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史，可以说全球化全面、深远地改变了中国；展望下一个30年，可以预见，中国在继续受益于全球化的同时，也将引领全球化的新浪潮。走向2040——中国经济的前景和发展路径将与全球化的前景和发展路径紧密交织在一起。

认识外部环境对探索“中国道路”的影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困难。早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际，我就强调全球化将从强势转向弱势[6]，这一判断已经为其后金融、贸易和投资等国际经济各领域的情况所证实。值得注意的是，伴随全球化从强势到弱势转变的是世界经济从高速到低速增长的转变，这两方面的转变给中国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首先，面对弱势的全球化格局和低速增长的世界经济，怎样以合理的速度实现长期、稳定增长？其次，由于“逆全球化”倾向和金融风险冲击，中国还面临如何避免重大危机爆发、保住以往发展成果的问题。总体上看，全球化进程和国际经贸关系的演变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变的格局。国际金融、贸易、投资等诸多领域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新版图”正在逐步呈现并将塑造中国和世界经济未来30年的演进。具体而言，上述领域面临什么样的重要变化：哪些已经发生，哪些正在发生，哪些即将发生，这些变化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如何，具体实现的途径将是怎样的？如何适应外部变化乃至引导外部变化以实现长期发展目标，这无疑是走向“巅峰”的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探索全球经济，探路中国发展——这正是本书写作的目的。

面对“全球变局”，如何规划“中国道路”？显然，根本出路在于经济活动向高技术和知识含量、高附加值和价值链高端的持续升级。随着具有“三高”特征的新经济活动增加，传统的低端经济活动将出现比重上的相对下降乃至数量上的绝对下降。微观主体经济活动的这种一加一减的变化在中观、宏观层面表现为经济的转型——两者相互伴随，互为因果。政策上，需要对前述“传统转型”，特别是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与四个方面的“新转型”予以通盘考虑，必要时可以考虑指定或设立超越部门利益的专门机构协调推进。具体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要求对高效率、高附加值、高可持续的“新经济”做加法，对低效率、低附加值、环境社会代价大的“旧经济”做减法，以寻求更高效、更具竞争力、更有发展后劲的“新均衡”。

中国发展的路径选择是建立在对目标、自身状况以及国际合作和竞争格局客观认识的基础上的。不可否认，伴随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更多的价值创造和获取必然意味着更激烈、更国际化的竞争。在中等收入区间前行，中国将面临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夹击”：在低附加值领域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在高附加值领域与发达国家竞争。前者是“比较优势”之争，收入提高意味着优势下降；后者取决于“竞争优势”，随着企业实力的增强而增强。人口结构、要素供应、制度因素都是影响中国产业和价值链格局长期重构的重要因素。自动化程度提高、机器人广泛运用的技术因素可以平衡因生产成本提高造成的撤资和产能外移的全球化因素，这对于保持和加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地位至关重要。这既是工业化从数量到质量升级的一个重要问题，也与前述中国经济整体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密切相关。

从全球政经互动的视角看，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与美国经济的差距逐渐缩小。伴随中国经济崛起的是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而一个新兴大国的出现和上升难免引起守成大国的防范和遏制。对中国而言，全面崛起既是自新、自强和自我突破，也是向其历史辉煌地位的回归。然而，对西方来说，这是15世纪以来世界历史上首次有“非西方文明”获得如此地位，也可能意味着西方逐渐削弱的开始。即使不考虑意识形态和国际关系，文明的差异也意味着不安和忧虑是客观存在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捍卫其全球领导地位的努力是全方位的，其经济影响也已经展现了出来。新的国际合作和竞争格局将深刻地影响中国发展的路径选择，中国经济的顺利前行也需要一个全新的国际合作与竞争战略。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中国面临从积极参与到主动推动、从接受规则到制定规则的现实选择。同时，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成为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必然要求。

探索中国发展的新路径，首先需要将问题置于一个历史的、全球的视野中，从技术、制度、文化等多方面进行全面考察。在构建这样一个观察维度之后（第1章），本书探讨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及其与中国发展的关联，分析了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共同面临的变局、动态和前景（第2章）。然后，本书分别从宏观经济（第3章）、国际金融（第4章）、国际贸易（第5章）、吸引外资（第6章）、对外投资（第7章）、外汇资产的管理和运用（第8章）等方面阐述了国际经贸与中国发展的关系。在对全球化与中国经济面临的“30年之变”进行分析的同时，这六章也从不同角度对下一个30年做出了展望。本书第9章将视野拓展到经济之外，探讨了一些可能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崛起产生影响的重大问题，并展望了一个可能到来的“中国世纪”。

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影响到中国对于国际市场和资源的利用，关系到贸易、投资、货币、金融、科技等诸多领域，涉及商品、资金、信息、知识和人员的国际流动，乃至国际旅游、置业、留学、移民等很多问题。国际经济关系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的渠道和机制异常复杂。本书选取了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金融、贸易、投资等主要“接口”，探讨了这几个方面世界经济呈现的新格局，中国经济面临的新问题，以及宏观决策者的新对策。除此之外也有其他一些领域（例如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发展融资、企业发展和国际竞争政策等问题）对中国具有重要影响，政策意义重大，但本书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并未独立列出，而是分别融入相关章节当中进行探讨。

中国经济的未来关乎每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国家庭和每一家中国企业的未来。对个人和家庭而言，2040年的中国经济是怎样的，未来20多年中国经济将如何发展，和世界的关系将如何演进，这关系到国人明天的经济福祉以及今天的经济决策，涉及职业、置业、理财、资产配置等很多方面。在这样长的时间维度上给读者以实实在在的帮助，这是作者的希望。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对大量信息的罗列价值并不大——重要的是对关乎重要问题的重要信息的充分搜集、有效提炼以及清晰呈现；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读者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超越周期性问题看到结构性问题，超越短期波动看到长期趋势。同样，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对相关知识的堆砌其实也没有多大意义——理论是分析的工具，应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应知其所长，亦知其所短。这样才能根据对具体问题的分析需要，选取适当的理论工具，达到深入研究、科学决策的目的。比信息和知识更重要的是思想，比思想更重要的是思想何以产生——这也正是作者力求在书中呈现的。

“新路径”需要“新思考”。跳出中国看中国，立足世界看中国，涉及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比较，对两者相互关系的探索，以及对其相互影响的分析。以后两者为侧重点，希望这本书能帮助读者更深入地认识我们的国家、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面临的道路。

*此书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与著者所在机构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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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参见《经济参考报》，2009-12-08。

[2] 参见《经济参考报》，2009-09-28。

[3] 参见《第一财经日报》，2011-10-26。

[4] 语出苏轼《晁错论》：“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

[5] 语出陈澹然《寤言二·迁都建藩议》。

[6] 参见梁国勇：《放眼世界着眼亚洲经营东亚》，见人民网，2009-11-16；《弱势全球化时代的挑战》，载《今日中国》，2012-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