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特色和学术范式
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成就时曾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马克思十分看重《资本论》中“术语的革命”的科学价值。1868年1月，《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出版后不久，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就谈到《资本论》中的“三个崭新的因素”，这就是：“（1）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做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区别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2）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是二重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本身，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理解的现象。实际上，对问题的批判性理解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3）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这一点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得到了确切的说明”（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75~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剩余价值、劳动二重性和工资这三个“崭新的因素”，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术语的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原创性的“术语的革命”，如劳动二重性、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等，还有更多的是批判继承性的“术语的革命”，如交换价值、货币、资本等，是对当时政治经济学流行的术语的扬弃。对“术语的革命”在科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有过类似的说法。他认为，“科学革命就是科学家据以观察世界的概念网络的变更”，“接受新范式，常常需要重新定义相应的科学”，“界定正当问题、概念和解释的标准一旦发生变化，整个学科都会随之变化”（注：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88、9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发展，最显著的就在于“术语的革命”、在于中国话语的阐释。
“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7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这是马克思提出的贯穿于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注：《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提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后来又提出“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注：同上书，370页。）的思想。“讲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基本原理的科学把握和运用。在党的十六大，江泽民把“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要义。在党的十八大，胡锦涛把“必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确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提到，“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注：《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载《人民日报》，2013-12-05。），解放生产力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要在解放生产力中全面持续协调地发展生产力。他提出“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注：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06-10。），对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当代意义作出新的论断。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他提出“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注：《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 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载《人民日报》，2013-05-25。）。“保护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成为谋划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向。在提出新常态经济中，他强调“努力提高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注：《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07-30。）。“实现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或如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重述的“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注：《征求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12-15。），是对经济新常态辩证认识和全面谋划的新的概括。
从“讲全”生产力到“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刻画了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发展的基本脉络，是对生产力范畴的“术语的革命”。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术语的革命”及其中国话语的阐释中，清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提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特征的把握和基本纲领的认识；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确立了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和根本价值取向；搞清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理论，确立了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根本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战略规划和战略步骤；厘清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布局和经济关系多样性现状的认识，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分配体制基本格局的理论；提升了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关系的认识视野，形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基本思路；拓展了对外开放的认识视界，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关系认识的新观点等等。
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具标识性的“术语的革命”，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思想的当代运用和创新。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开始就提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首先是物质生产”；显然，“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5、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因此，作为政治经济学出发点的，就是具有一定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规定性的生产形式。
1867年，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中，马克思提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对这里提到的“生产方式”的理解，是准确把握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对象基本观点的关键所在。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在校订和修改《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时，对上述表述作了一个微小的修改，提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英国是这种生产的典型地点。”（注：《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1卷翻译），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马克思把《资本论》德文版中提到的英国的“生产方式”改为英国的“生产”。这一微小的修改说明，马克思这里使用的“生产方式”与“生产”有着同等的意义，是从生产的结合方式或者生产的社会存在方式意义上理解生产方式的。马克思对这一“生产”意义的论述就是：“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在当前考察的场合，自由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的分离，是既定的出发点，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二者在资本家手中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的——就是作为他的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显然，以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为“因素”的社会形式，在一般意义上，就是生产力的存在形式或运动方式；在特殊意义上，就是与一定的所有制关系相联系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一定的结合形式或存在形式。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以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结合形成的特殊的生产方式，构成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力的存在形式或运动方式。
在《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马克思在论及资本构成时曾经指出：“一定的预积累（我们以后再研究它的起源）就成了现代工业，即我们称之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严格意义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结合和技术工艺的整体的起点。”（注：《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1卷翻译），66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这就说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不是单纯的“生产的技术方式”，而是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状态，也就是说，“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力的运动。因此，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可以理解为：由物质生产力推动，并反映物质生产力变化的社会整合的生产力，也就是处于物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生产力运动的社会形式。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体现的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生产方式”的意蕴，也是基于“生产方式”意蕴的“术语的革命”。
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形成了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富和共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小康社会、经济新常态、发展理念、对外开放等属于原创性的“术语的革命”，还有更多的属于批判继承性的“术语的革命”。这些自然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崭新的因素”，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话语和学术范式的显著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