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当代中国的经济事实为根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就主张“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即从实际的和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出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深刻地立足于我国国情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实践，是对这一实践中形成的规律性成果的揭示和提炼，是对这一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理性认识的升华。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30多年筚路蓝缕、艰辛探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奠定了重要基础，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国情，也是最基本的经济形式和经济事实。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建国以来我们党在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它“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翌年9月，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在谈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时，第一次明确地把物质文明不发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肯定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判断，为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等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五大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是分析、判断一切其他问题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是提出其他一切思想、观点和理论的基本前提。

中国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就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背景的中国道路探索为实践基础，就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及其相联系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为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的内在规定就在于，它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本质研究为前提，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探索为主题，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发展和完善研究为主线，以此形成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总体理论。

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理论的拓展和当代运用。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实际上有两种基本观点：一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提出的对象的典型性的或者说是一般性的观点；二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对象的非典型性或者说是特殊性的观点。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以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例证”的。这是因为，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最典型的国家，英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最为尖锐，通过对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能够透彻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所以对英国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研究的理论结论，对于包括德国、法国在内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唯有现实的典型性，才有理论上的典型性；唯有理论上的典型性，才有现实中的普遍性。对象的典型性，是由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任务决定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晚年对《资本论》的对象及其特点作出了新的思考。马克思晚年曾经提到：“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466~4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他对那些把《资本论》第1卷的一些重要论断当作“万能钥匙”的观点很不以为然，认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注：同上书，466页。）因此，“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注：同上书，467页。）显然，马克思认为他对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研究得出的典型性或者说一般性的结论，并不直接适用于其他任何国家和地方。

马克思晚年的这些新的思考，对恩格斯肯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一新的思考作出呼应，提出了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特殊性的观点。恩格斯认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恩格斯还举例说明：“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经济学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经济学国别特色的必然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对象，强调的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特殊性质。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以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为前提的，是以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为对象的。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对象，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经济学对象探索的新的发展。

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的显著特征。1984年，邓小平在提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这些“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的印象，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认为，“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83、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由“异端”转为“正宗”，包含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既有的传统理论观点的重大突破。正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稿”不断书写出新的篇章。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理论是以实践探索为依据而得以发展、完善，实践也以理论创新为指导而得以深化、前行。

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为依据，中国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与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的创新性理论。这一“结合起来”的中国话语的意蕴就在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注：《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50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提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同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排斥政府的作用，而是要认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这“两手”各司其职又协调互助、相得益彰。显然，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进一步定位，是以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为依据的，也是对这一实践经验的理性提升，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呈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些方面的理论成就，是以中国经济事实和实际为背景和基础的，说的是中国的事情，直面的是中国的问题，提出的是办好中国的事情、解决好中国问题的理论和对策，因而形成的也是适合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和时代特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