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传统管理思想的逻辑框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

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影响程度不同的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程度各不相同，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修齐治平”思想所反映出来的亲疏各异的“差序格局”不谋而合。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遵循“修齐治平”的逻辑推演过程，构筑集修己、安人、谋攻与定邦于一体的传统管理思想的现代企业运用框架，有助于实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在理论体系、语言范式上的对接，更好地指导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

1 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贡献

按照弗里曼（R.E.Freeman）的定义，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是指任何能够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或受这种实现影响的团体或个人。（注：R.E.Freeman，Strategic Management：A Stakeholder Approach，Boston：Pitman，1984.）这一定义将股东、债权人、员工、顾客、供应商、经销商、政府部门、相关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社区乃至社会大众等全部归入利益相关者的范畴。从这一定义中可以看出，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与传统的股东至上理论的最主要区别在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不仅强调企业要为股东的利益服务，而且强调企业要充分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20世纪60年代末，主张股东至上思想的美、英等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远不如充分考虑多种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德、日等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股东至上的思想使企业经理层处于短期目标的压力之中，无暇顾及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企业有必要关注各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从70年代起，全球普遍关注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问题，人们意识到，企业不仅要为股东谋利益，而且需要承担更多的环境保护、劳动保护、慈善事业等方面的社会责任，从而强化了企业界对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关注。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放松管制，引发了企业之间敌意收购的浪潮。收购公司宣称，被收购的目标公司忽视了股东的利益，其收购的目的在于维护股东的利益。一旦收购完成，目标公司的管理层大多被解雇，收购公司通常借助关闭工厂、大规模解雇员工等措施来偿还因收购而欠的贷款。为减少敌意收购行为对管理层、员工、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不利影响，美国有29个州修改了自己的公司法，要求收购公司在收购时应充分考虑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对敌意收购行为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制约措施。

企业实践领域的变化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发展提出了要求。早在1963年，斯坦福研究所就明确提出了利益相关者这一理论概念，通过瑞安曼（Eric Rhenman）、安索夫（Igor Ansoff）、弗里曼、布莱尔（Blair）、多纳德逊（Donaldson）、米切尔（Mitchell）、克拉克森（Clarksen）等学者的共同努力，特别是1984年弗里曼的著作《战略管理：一个利益相关者方法》的出版，使得利益相关者的有关观点逐渐演变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利益相关者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注入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同时分担了一定的经营风险，或为企业的经营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因此，对企业存在着利益诉求的内在要求。在企业战略的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影响程度，需要考虑和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以便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提出，有利于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合作，使企业获得更多有助于自身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战略性资源，同时，有助于减少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交易时的机会主义动机，减少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的交易费用。尽管理论界对利益相关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还没有达成共识，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如何参与企业管理以及参与的程度较难确定，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较难协调，但利益相关者理论将企业视为一个“社会存在”，强调在多元化的利益主体之间求得利益的均衡，对于确保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是这一理论生命力的根本保证。

2.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逻辑框架

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企业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关注与协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齐治平”思想十分吻合，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对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所崇尚的人生理想，《大学》所提出的儒家“三纲八目”集中反映了这一理想。《大学》首章首句就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是指通过学习、实践，明白光明盛德；“亲民”即“新民”，是指以身作则以教化人民；“止于至善”是指达到至善完美的人生境界，三者合称为“三纲”。紧接着，《大学》进一步指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合称为“八目”，其中，“格物”、“致知”侧重的是修身的具体方法，“正心”、“诚意”侧重的是修身的正确态度。儒家的管理以自我为起点，以天下为终点，管理对象由“身”而“家”，由“家”而“国”，由“国”而“天下”，虽然管理的范围不断扩大，但管理的思想与方法是共通的。

事实上，“修齐治平”思想不仅仅体现在儒家学说之中，在其他学派中同样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虽然它们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一逻辑框架。老子所说的“自知者明”（《老子》三十三章）关注的是“修身”，所推崇的“处其厚不居其薄”（《老子》三十八章）的为人处事方式是“齐家”与“治国”的重要手段，所主张的“圣人之治”（《老子》三章）则与“平天下”的思想如出一辙。孙子提出的“为将五德”，即智、信、仁、勇、严，是“修身”在兵家思想中的体现，“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孙子兵法·九地篇》）是“齐家”思想在治军上的体现，“慎战”原则是重要的“安国全军之道”（《孙子兵法·火攻篇》），“全胜”原则与“平天下”的思想具有许多共通之处。作为在战国初期与儒家同为显学的墨家的创始人，墨子主张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应“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这样就可以避免纷争。墨子还信奉“尚贤”、“尚同”的思想，他认为，崇尚贤良之人，使贤良成为社会时尚的风向标，是国家兴衰的重要标志；同时，处于上位者需要以赏善罚恶为手段，来统一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实现“兼相爱”、“交相利”；而一家之长执掌着家中的赏罚二柄，以统一家庭成员的思想，规范他们的行为，这样，则家可治，推而广之，则国可治，天下可实现太平。法家的韩非子认同墨子的这一思想,指出：“圣王皆以尚同为政，故天下治”（《韩非子·尚同中》）。

本书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遵循中国传统文化中“修齐治平”这一由己及人、由内及外的逻辑思维，综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各学派的思想精髓，构筑一个集修身、安人、谋攻、定邦于一体的传统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中运用的系统逻辑框架。这一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组成部分：第一篇：修己，关注的主体是管理者本人。管理者的自我修养是企业管理的起点，从思想意识、品德修养、言行举止、修己途径等方面，探讨企业管理者，尤其是包括大股东在内的企业家的自我修养问题，其思想来源以儒家为主，兼以道家、兵家，涵盖第二至第七章的内容，具体涉及：“反求诸己”意识的确立；品德及言行修为，包括儒家的“三达德”、兵家的“为将五德”、孔子的“三忘精神”、曾子的“三贵之道”、孔子的“四毋追求”等；自我修养的具体途径，包括“力行”与“学文”的结合、“学”与“思”的平衡、“与朋友交”之道、“三省吾身”的闭环管理等。第二篇：安人，关注的主体是企业的员工。这一篇探讨的是员工队伍的建设与管理问题，其思想来源以法家和儒家为主，兼以道家、兵家、墨家，涵盖第八至第十四章的内容，具体涉及：“上下同欲”与共同愿景；“无为”与“有为”的管理艺术；“在位谋政”与领导力来源；“莫贵于人”与人本管理；“和而不同”与团队建设；“法德相济”的管理方式；“事因于世”的创新管理；“悬权而动”的权变管理等。第三篇：谋攻，关注的主体是企业的顾客、合作伙伴（包括供应商、经销商等）与竞争对手。这一篇探讨的是战略管理、市场营销与企业竞争等问题，其思想来源以兵家为主，兼以儒家、道家，涵盖第十五至第二十一章的内容，具体涉及：“求之于势”与战略定位及动态竞争；“正合奇胜”、“中庸之道”与有效竞争；“务在知时”与基于时间的竞争；“阴阳调和”与管理的系统、辩证思维；“不争之德”与战略联盟及蓝海战略；“知难而退”与收缩型战略；“祸福相倚”与危机管理等。第四篇：定邦，关注的主体是企业的各种利益相关者。这一篇探讨的是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其思想来源以儒家为主，兼以法家、道家，涵盖第二十二至第二十四章的内容，具体涉及：“独善其身”、“兼济天下”与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义利”关系与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标准；“无信不立”与企业的社会资本等（见图1—1、表1—3）。

3.新逻辑框架的特点

这一传统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中运用的逻辑框架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理论体系的对应性。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修齐治平”思想与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在逻辑上具有很强的对应关系。“修齐治平”思想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即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2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从“己”到“天下”是逐次推延开去的，与每一个体直接相关且最被看重的往往是“己”的利益，其次是这一个体所在的“家”的利益，进而扩展到其所在的一个更大范围的团体，最后到“国”和“天下”，越往外扩散，关系越疏远。对于边界各不相同的管理对象，管理手段也各不相同，各有侧重。当然，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是“齐家”，还是“治国”、“平天下”，思考问题的根本立足点还是“己”这一管理主体。“修齐治平”思想所反映出来的亲疏有别的格局，在利益相关者理论中也充分体现出来，表现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关系的紧密程度及其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一些学者对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进行的相应的分类，充分反映了这种差别性。比如，卡罗尔（Archie B.Carroll）提出了两种分类方法：一种分类方法是划分为直接利益相关者与间接利益相关者，直接利益相关者是指基于契约和其他法律手段能够提出索取权的个人或团体，间接利益相关者是指基于非正式关系的利益团体。另一种分类方法是划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战略利益相关者与环境利益相关者，核心利益相关者是指对企业能够形成生死攸关影响的个人或团体；战略利益相关者是指当企业面对特定的威胁或机会时才显得重要的个人或团体；环境利益相关者则是指企业存在的外部环境。当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该优先考虑直接利益相关者、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注：Archie B.Carroll,Business and Society：Ethical and Stakeholder Management，Cincinnati：Southwest College Publishing，1996.）可见，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关系的紧密程度是不同的，呈现出亲疏不同的特点。

两种理论体系在思维视角方面所呈现出来的相似性，有助于实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有效对接。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修身”的思想，可以运用于指导现代企业管理者的自我修养过程；在古代社会中，最基本的单位是家族，而在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单位是企业，传统文化中有关“齐家”的思想，可以运用于对企业员工的管理过程；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国君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保全、发展、壮大自己，以获得更多的土地，得到更多的人民的支持，而繁荣经济、强化军备并在战争中获胜是保全、发展、壮大自己的前提，因此，传统文化中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治国”思想可以运用于指导企业更好地实施战略管理，与竞争对手有效地展开竞争，并获得更多顾客的认可与支持；传统文化中所推崇的“平天下”思想，则可以运用于指导企业更好地开展社会责任建设，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关系（见表1—3）。

第二，语言范式的对接性。现代管理理论发端于西方，时至今日，中国管理教科书的基本结构以及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主体框架依然建立在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基础之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管理思想的系统提炼，如果仅仅拘泥于自身的概念体系，很容易导致在语言范式上与主流的管理学论著及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脱节，造成“两张皮”的现象，这种画地为牢的状况不利于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也不利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向企业界和其他国家的推广。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形成的这一逻辑框架试图用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语言范式来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管理思想与方法，进而说明这些思想与方法在现代企业环境中的运用价值和运用条件。

第三，内容构成的包容性。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而言，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各主要学派有关管理的思想，只要其在现代企业管理环境中依然具有适用的空间，具有积极的一面，都可以整合在这一逻辑框架之内，并可以对不同学派的有关观点进行比较和分析，或者用不同学派的思想共同来解释某一管理现象或指导某一管理活动，以发挥优势互补的协同效应，充分体现出《易经·系辞下传》中指出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思想。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学科体系的角度而言，这一逻辑框架基本涵盖了人力资源管理、领导学、战略管理、企业竞争、市场营销、企业社会责任等企业管理的主要领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管理架构。同时，为了充分说明相关的管理原理，所涉及的素材不仅来源于传统典籍中的历史记载及相关典故，而且来源于中国企业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以及国外企业及其管理者与这些原理相关的管理实践。

第四，知识结构的开放性。与西方主流的管理理论普遍不关注管理者的自我管理有所不同的是，这一逻辑框架非常重视对管理者“修己”的讨论，用很大的篇幅剖析了“修己”对于企业管理者成长的价值以及企业管理者“修己”的具体内容与途径，有助于完善现有管理理论体系的知识结构。此外，这一逻辑框架在知识结构方面所具备的开放性特点，为不断汲取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与企业管理实践的最新发展经验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