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统管理思想的逻辑框架：不同学者的观点

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管理，特别是企业管理的指导作用与参考价值，有必要建立一个相应的逻辑框架。为此，许多学者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归纳起来，这些学者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1 基于各派思想总结的逻辑框架

分别总结、归纳中国古代各派学说中的主要思想，并阐述其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研究取向。杨先举将中国传统文化各派学说的思想精髓与现代管理相结合，先后撰写了《孔子管理学》、《老子管理学》、《孙子管理学》等一系列著作。《孔子管理学》从哲知、为政、伦理、教育、齐家、修身等方面，将孔子思想中的精华嫁接到管理领域（注：参见杨先举：《孔子管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老子管理学》从哲文、政事、智谋、创造、辩证、修身等方面，探讨了老子哲学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影响，对“道、德、柔、无、反、水”法则在管理实践中的借鉴运用做了独特的探讨（注：参见杨先举：《老子管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孙子管理学》则以《孙子兵法》中的概念为纲，从悟道、论将、励士、治势、庙算、谋攻、伐兵、策胜等方面，全方位讨论了管理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注：参见杨先举：《孙子管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葛荣晋从体用结合的角度，将中国管理哲学的本质归纳为以人为本的“修己治人之学”，分别论述了道家、儒家、法家、兵家的哲学智慧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如道家的“无为而治”与现代科学管理、儒家的“为政以德”与企业柔性管理、法家的治国之道与企业刚性管理、兵家的“宽严相济”与企业家的管理艺术等。（注：参见葛荣晋：《中国哲学智慧与现代企业管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 基于相关核心理念的逻辑框架

成中英、席酉民、黄如金等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炼出一种或一些核心理念，并基于这一或这些理念展开研究，建立传统管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展开运用的逻辑框架。成中英以《易经》哲学为基础，融合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思想，提出了“C理论”。Ｃ代表China（中国）、Change（《易经》）、Confucius（儒家）、Culture（文化）、Cheng（成中英的姓）。成中英以阴阳五行为主干，提出了“C理论”的五行循环结构：管理决策需要动力，这一动力来自一个中心力量，决策工作具有中心化的特点，中心化（centrality）强调中国人注重自我修养而能兼善天下的特点，对应五行中的“土”，因为土地孕育着深厚、稳健、旺盛的生命力；决策确定计划，而实现计划要求执行人员具备决断力，从而形成领导力，领导力（control）对应五行中的“金”，因为金象征着果断，领导力可以使人处变不惊，能够做到灵活应变；应变力（contingency）对应五行中的“水”，因为水的渗透力极强，且形状千变万化；对市场的应变力刺激了创造力，企业需要不断进行创新，创造力（creativity）对应五行中的“木”，因为树木能够茂盛地生长；企业的发展需要吸纳更多的人才，激发人的积极性，形成最佳的整体效应，协和力（coordination）对应五行中的“火”，因为火象征着热情。如果企业上下都热情高涨，就能增强决策者的信心和意志力，形成新的决策动力。这样，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形成“C理论”的闭路循环。（注：参见成中英：《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席酉民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协同”的重要性，重视不同事物之间的协同作用，尤其是中医理论，十分注意阴阳、虚实、寒热之间的对立和协调以及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并以此来解释各种生理和病理现象。在古今贯通、中西结合及文理互补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和谐管理理论，其基本思路是“问题导向”基础上的“优化设计”与“人的能动作用”的双规则的互动耦合机制，和谐管理可以视为组织围绕和谐主题的分辨，以优化设计和人的能动作用为手段来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的实践活动。（注：参见席酉民、尚玉钒：《和谐管理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黄如金以中国传统的和合哲学思想为指导，综合自古以来的和合管理实践，借鉴现代管理科学理念，提出了和合管理的逻辑框架。他认为，和合管理的核心与真谛就在于“和合”，“和”即和谐、和睦、和平、谐和、中和；“合”即合作、联合、结合、融合、组合，二者联系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充满哲理性的概念，表达和睦共处、和气生财、合作聚力、协作制胜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方法之要义。和合管理拥有“和合”与“以人为本”叠生的价值观，“以人为本”是和合管理行为的基本判断标准。他还详细探讨了和合管理在公共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市场营销管理、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具体运用价值。（注：参见黄如金：《和合管理》，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3 基于不同管理层次的逻辑框架

对于任何组织而言，处于不同层次的成员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对其实施管理的重点与方法也各不相同。有鉴于此，顾文涛等人基于不同的管理层次，来研究传统管理思想得以运用的逻辑框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有其内在的层次结构，因管理对象不同，每一层次体现出来的管理原理与方法也不一样。他们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分为三个层次，对基层员工管理的中心在于“法”，“法”扩充为两个字就是“制度”，以克服随意性，确保公平性，因此，有必要建立公平的激励机制；对中层干部管理的中心在于“忠”，在彼此信任时适宜采用儒家所主张的“德治”，在彼此不信任时则适宜采用法家所主张的“权治”；对高层领导管理的中心在于“道”，“道”体现了中国企业家做人和做企业的合一，对高层领导团体管理的关键在于志同道合。（注：参见顾文涛、李东红、王以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逻辑层次》，载《经济管理》，2008（7）。）

4 系统逻辑框架的总结与归纳

在总结、归纳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的管理思想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试图构造一套有别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独具特色的管理理论，以更好地指导中国企业的实践。尽管这一管理理论体系的名称各不相同，如“东方管理学”、“中国式管理”或“中国管理学”，但其研究的基本初衷大体相同。

苏东水、胡祖光等人致力于构建东方管理学的理论框架。苏东水用“学”、“为”、“治”、“行”、“和”五个字来概括其理论体系。“学”指的是构成东方管理学学术基础的中国管理、西方管理、华商管理；“为”指的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理念，是贯穿东方管理学的主线，其中“人为为人”强调每个人首先需要注重自身的行为修养，在此基础上，从“为人”的角度来从事、控制与调整自身的行为，以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与激励环境；“治”指的是治国、治生、治家、治身的“四治”体系，治国关注的是从古至今治国的理念与实践精华，治生关注的是经营、谋生计的理念与实践精华，治家关注的是家庭管理的理念与实践精华，治身关注的是自我管理的理念与实践精华；“行”指的是包括人道、人心、人缘、人谋与人才在内的“五行”管理，人道侧重的是管理哲学，人心侧重的是管理心理，人缘侧重的是管理沟通，人谋侧重的是战略管理，人才侧重的是人力资源管理；“和”指的是“和贵”、“中和”与“和合”，是东方管理学的终极目标。（注：参见苏东水：《东方管理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胡祖光等人从管理者开展管理必须关注的重点出发，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将东方管理学的要务归纳为“纳言、用人、治法、处事、教化、修身”六个方面，阐释了26条管理学原理，并采用警句式语言，对中国管理思想进行了高度提炼。（注：参见胡祖光、朱明伟：《东方管理学导论——一套全新而可供实践的理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曾仕强认为，从管理科学的层面来看，无所谓中国式管理、美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之分，因为科学无国界；而从管理哲学的层面来看，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各不相同，管理必须与当地的风土人情结合在一起。以中国的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现代管理科学，就是中国式管理。他将中国式管理的核心确定为“修己、安人”，“修己”的要旨在于“自觉自律自主”，“安人”的目的在于“人安己安”；其思想基础在于富有弹性的太极思想、三分法、交互主义等三个方面；其三大主轴为：以人为主，强调人伦关系；因道结合，认为制度化管理不及理念与共识的结合；依理而变，关注变动的合理性。曾仕强认为，组织应效仿自然界树木的有机精神，不同层次应各安其位。他还从计划、执行、考核、沟通、领导、激励等管理的六个方面，来具体阐述中国式管理的特点。（注：参见曾仕强：《中国式管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李雪峰将中国管理学归纳为原理和应用两大部分。原理部分具体分析了德治、道治、权治、智治等基本管理方式，德治是伦理化的、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及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为目的的管理方式；道治是以辩证、系统的思考为基础，强调管理行为要符合宇宙间的基本规律的管理方式；权治是以领导者，特别是帝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为基础，以管好民众和臣属，使之不能为所欲为为目的的管理方式；智治是以机智的思路进行管理，往往以战胜对手为目的的管理方式。应用部分关注治身、治才、治众、治事等管理课题，治身关注的是个人修养问题；治才关注的是对人才的培养、识别和使用问题；治众关注的是对一国、一地、一组织中的众人进行管理的问题；治事关注的是正确分析形势、把握态势、做出决策、取得胜利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注：参见李雪峰：《中国管理学——融通古今的管理智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