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办翻译组的解散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苏论战的加剧，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形势的估量，使党在阶级斗争扩大化问题上的错误也一再发展起来。1963年，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四清”运动在全国广大农村开展起来。1964年7月14日，在第九篇评论苏共《公开信》的文章发表后，我们翻译组的任务越来越少。1964年9月，赵仲元跟随杨尚昆去了陕西省长安县搞“四清”。长安县有个传说，说历史上凡是从长安（今西安）、洛阳、开封出巡的大官，谁到过牛角村，他就像钻进牛角一样，很快就要倒霉了。我们听后哈哈大笑，认为这是谎言，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不幸，这种历史的巧合很快应验在杨尚昆身上。1965年9月，我和朱瑞真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考虑到临时有任务回来方便，便被派到彭真抓的一个“四清”工作点，即北京市顺义县李遂公社。

1965年2月初，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往越南访问途中在北京做短暂停留。在京期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接见了他。由我担任翻译。这是我最后一次给毛泽东担任翻译。

1965年3月，苏共纠集1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并发表会议公报，宣称，“主张停止对兄弟党具有不友好和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反对一些党干涉另一些党的内部事务”，鼓吹“团结反帝”，“一致行动”。公报发表前，苏联驻华使馆代表将会议秘书处的一封信和公报交给中共中央。之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题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这篇文章揭露了苏共新领导“三真三假”的面貌：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文章指出，三月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翻译组参加了这篇文章的翻译工作。

1966年2月24日，苏共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根据彭真指示，中办领导打电话把我和朱瑞真从“四清”工作点叫回，阅看文件，为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做些准备工作。我和朱瑞真在北京等了几天，随后听说，毛泽东不同意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说，我们党去不去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我看不能去，也不必发贺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于3月22日复信苏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我们参与了3月22日复信的翻译工作，这是我们翻译组解散前执行的最后一项任务。我和朱瑞真翻译完中共中央3月22日复信后，重新回到“四清”工作岗位。苏共二十三大以后，中苏两党中断了一切往来。

196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职务，调到广东省委担任副书记。12月5日，他在离开中办前同我们翻译组谈话时语重心长地说：“由于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你们的翻译任务不多了，你们要及时转向研究工作，研究苏联、研究苏共，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有很多经验和教训有待你们去研究、去探讨、去总结，研究要从做好大事记、积累材料做起。此外，你们已经参加过一届农村‘四清’，今后要争取再参加一届城市‘四清’，这样，你们对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对中国的国情就会有个初步的了解，将来无论到什么工作岗位上都会终生受益的。”我们当时还天真地认为越南战争正逐步升级，杨尚昆与胡志明非常熟悉，很可能是名义上调杨尚昆去广东工作，实际上委托他担负抗美援越的任务。

杨尚昆调走后，彭真曾取代杨尚昆直接过问我们翻译组的工作。他曾考虑随着中苏关系不断恶化，中办翻译组的工作逐步转移到中联部，需要把翻译组一分为二，把我和赵仲元调到中联部工作，把朱瑞真留在中央办公厅值班，一旦中央有翻译任务，打个电话，我和赵仲元再回来，仍然是三个人一起工作，但这个想法未能实现。不久，“文化大革命”批判的矛头直指彭真。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5月22日，中办举行所谓的“揭盖子会议”，传达“五一六通知”，号召揭发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

6月18日，中央办公厅宣布成立秘书局，下设文电处、信访处、调研处，撤销原来的机要室、秘书室、研究室（即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这样，中办翻译组也就不存在了。原来在中南海居仁堂后楼办公（包括我们翻译组）的大部分同志奉命搬出了中南海。7月15日，我们这些离开中南海的同志被送进中办学习班，我们翻译组的同志从此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审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朱瑞真问师哲，为什么当年离开中央到地方工作？师哲透露了缘由：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在同米高扬的谈话中严厉批评了苏共领导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说：“对当年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做法我们是有一些意见的，过去我们不便讲，现在要开始讲了，甚至还要骂人了。”师哲预感到中苏反目在所难免，而他本人在苏联克格勃工作过，回国后又介入中苏高层特别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联络工作，一旦两党关系恶化，他肯定首当其冲成为第一个“牺牲品”。的确，在他离开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苏两党分歧日益加重，直至彻底决裂。“文化大革命”中，不仅早已远离中央领导的师哲，而且所有曾为中央领导服务过的俄文翻译，都在“里通苏修”的罪名下受到了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