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对本书题目的“解说”或“释疑”

应该说，中国经济学者们历来重视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探讨和研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始终与经济学方法论的变革与创新联系在一起。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来看，中国经济学方法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较为单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到引进西方多元方法，再到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一统天下的演化过程。这个演化过程，也可以具体表述为从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为主导，到逐渐与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进行交流，再从与西方经济学各流派接轨到唯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是尊的演化过程。显然，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这个演化过程，与中国经济学发展演化过程是一脉相承的。（注：参见张华荣：《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三十年》，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91019/12416855053.shtml。）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特别是对《资本论》方法论的研究，均自成体系：它既不在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框架中，也不在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范围中。例如，基于后资本主义时代的方法论的研究者，宁可把方法论的历史研究追溯到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卡尔·门格尔（1841—1921）（注：卡尔·门格尔（Car Menger，1848—1921），奥地利学派的开创者，1871年出版其成名作《国民经济学原理》，1876年担任奥地利王储的私人教师，1879年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883年出版其代表作《经济学方法论探究》。）、纳索·威廉·西尼尔（注：纳索·威廉·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1790—1864）英国经济学，曾在1825—1830年和1847—1852年担任牛津大学的第一位Drummond政治经济学教授，对当时的政治事务影响力极大，曾以著名的“利润产生于工作日的最后一小时”的论断反对将工作日从12小时缩短为10小时，并由此被马克思批判。），甚至追溯到马克思前时代的大卫·李嘉图（注：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的主要经济学代表作是1817年完成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书中阐述了他的税收理论。）和亚当·斯密（注：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苏格兰人，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1751年格拉斯哥大学聘请他担任逻辑学讲座教授，1752年担任道德哲学讲座教授；1759年他关于伦理学的建议以“道德情操论”为名出版；1776年其最主要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正式出版。），也绝不追溯到卡尔·马克思（注：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犹太裔德国人，政治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革命理论家、记者、历史学者、革命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一生有两大科学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其理论观点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运动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有《共产党宣言》（1848）、《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资本论》（1867）等。马克思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精神领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影响颇深。）。这种自成体系还表现在《资本论》方法论的研究者也沉浸在“自我理解”的“自我范式”的摇头晃脑之中。

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马克思本来就没有方法论，还是因为《资本论》的方法论已被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一览无余？是因为马克思的“‘方法论’这一说法带有不确定的性质”（布劳格，1980）（注：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1927—2011），被认为是当代最伟大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之一。布劳格1927年生于荷兰，1955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一直从事经济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82年加入英国籍。他任教的大学有耶鲁大学、伦敦大学、LSE、伯明翰大学；其代表作《经济理论的回顾》（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1962）《经济学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1980）等已被译介至中国。），还是因为基于不同学术圈子的“杂志审稿人的社会学问题、思想开明的多元论的不宽容问题、专业杂志的虚伪性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中的虚伪性问题、方法论严峻的未来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无能为力问题”（博兰德，1996）？是因为马克思的《资本论》过于博大精深以至于无法总结概括，还是因为一旦与《资本论》建立联系，“我们”便“不是在‘表达’我们自身，而是进入一个语言模式和非个人的公共话语文化所支配的语词领域”，于是，“那种认为是‘我’在写作、在把‘我’的心理状态变成文字的观点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谬误’”（斯特龙伯格，2005）？

要回答上述问题，或许2006年7月8日英国《卫报》刊登的弗朗西斯·惠恩解构《资本论》方法的文章——《辩证法的诗意》，能够给我们提供一条新思路。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如下：（1）《资本论》是一部“超越了马克思那个时代的杰作”，它揭示的资本主义种种“不确定性与我们的时代息息相通”，相比之下，“那些更‘完善’的19世纪的作品却无法做到这一点”；（2）《资本论》是一个“艺术的整体”，它不仅用“《圣经》、莎士比亚、歌德，弥尔顿、伏尔泰”等文学艺术之经典对资本主义进行明喻或暗喻，而且还用“恐怖故事、歌曲和小诗、情节剧和滑稽剧、神话和谚语”去反讽和恶搞古典经济学；但它的目的并不是给“令人望而生畏的经济理论盖上一层华美的装饰”，而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事物的欺骗性”；（3）《资本论》是一部多层面、结构复杂的作品，它既“像勋伯格一样充满矛盾，又像卡夫卡一样令人恐惧而痛苦”；（4）“资本还继续存在，《资本论》怎么能够结束？”因此，完全可以说，马克思是一位跨越时代的“没有套印文字说明的”现代主义者。（注：参见《资本论的新解读》，载《参考消息》，2006-08-09，第12版。）

本书对后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学方法论范式的界定，与其说是按罗杰·E·巴克豪斯的划分，即以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1980/1992）为“断代界碑”，还不如说是以德鲁克和汪丁丁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后资本主义时代”为“断代标识”。这是因为：（1）虽然著者对经济学方法论的阅读范围并不仅仅限于20世纪90年代及其之前，但由于限于篇幅故只能择取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之“碎片”；（2）著者写作本书实在得利于经济科学出版社在2000—2001年出版的《经济学方法论译丛》，这是由汪丁丁教授作总序，以及由10多名译者、3名校者、2名审订者协作作战的产物；（3）笔者尤其赞赏汪丁丁在总序结尾处“告诉读者”的话，即，“本着‘对话逻各斯’的精神”，把“这套丛书阅读过程”同时当做“读者、译者和作者三者视界融合的过程……我们需要的，是批判性的阅读和思考……”因此，从2000年到现在15年过去了，著者还是特别愿意“本着这样的精神和实践”，挣脱“经济学家话语霸权”的锁链，突破“官方政策的注脚”，以这套书为载体，为“寻求发展的知识体系”而与中外经济学方法论学家沟通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