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比较:基于《资本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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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后资本主义时代”假设:德鲁克的“寓言”与汪丁丁的“悖论”

美国现代经验主义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注: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1909—2005),生于维也纳,祖籍为荷兰,从小生长在富裕文化的环境之中,后移居美国;1979年所著的自传体小说《旁观者》对其成长历程做了详细而生动的描述;德鲁克,影响了数代追求创新以及最佳管理实践的学者和企业家们,各类商业管理课程也都深受彼得·德鲁克思想的影响。)与可以作为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之新领军者的汪丁丁(1998)均用“后资本主义时代”和“知识社会”来指称“当代世界”。由于本书对《资本论》与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是借用后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学方法论的范式,即直面现象的微观叙事范式,因此,在这里,著者把德鲁克和汪丁丁的经济学方法论之前提性假设——“后资本主义时代”和“知识社会”的假设——理解为“碎片”并与读者分享。

在西方管理学界,德鲁克被称为“寓言大师”和“断言大师”,他对“后资本主义时代”以及“知识社会”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结束于他去世的2005年,屈指算来竟有六十六年。请参见如下著作:

1939年,《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注:[美]彼得·杜拉克(即德鲁克):《经济人的末日》,台北,宝鼎出版社,1994;[美]彼得·杜拉克:《经济人的末日》,台北,宝鼎出版社,2005。);

1942年,《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注:[美]彼得·德鲁克:《工业人的未来》,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1950年,《新社会》(The New Society)(注:[美]彼得·德鲁克:《新社会》,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1968年,《不连续的时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注:[美]彼得·德鲁克:《不连续的时代》,台北,宝鼎出版社,2006。);

1976年,《看不见的革命》(The Unseen Revolution)(注:彼得·德鲁克的《看不见的革命》好像没有中文版本。);

1982年,《最后可能出现的世界》(The La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注:彼得·德鲁克的《最后可能出现的世界》好像也没有中文版本。);

1993年,《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 Society)(注:[美]彼得·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1996年,《养老金革命》(The Pension Fund Revolution)(注:[美]彼得·德鲁克:《养老金革命》,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这些作品可以表明,德鲁克不愧为现代经验主义管理大师,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关于“后资本主义时代”和“知识社会”的理论假设,这两个范畴承载着他对他所经历社会过程的真实印象、直接经验、亲历事件及理性思考。(注:如何评价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时代,请参见李惠斌、阿里夫·德里克:《关于“后资本主义”问题的对话》,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07(2),6~24页。)

中国经济学家汪丁丁不仅是德鲁克的“知音”,而且还是德鲁克的理论支持者,因为汪丁丁是“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创始人。2000年,汪丁丁在其为《经济学方法论译丛》所做的总序——《走向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学方法论》——中开门见山,用极其准确的直陈话语斩钉截铁地说:“是的,我把我们中国人今天所处的时代叫做‘后资本主义’时代。不管我们愿意与否,不管我们是否仍然处于‘发展经济阶段’,我们确实被带进了这个叫做‘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在这一格局里通行的,是‘后资本主义’时代的被德鲁克称为‘知识社会’的游戏规则,彼得·德鲁克的感觉是真切的,只不过,这感觉需要更扎实的理论把握。(参见我为《方法》1998年复刊号写的论文《知识,经济,自由》,收入自选集《直面现象》,三联2000年版)。”(注:汪丁丁:《经济学方法论译丛》,1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请注意,在这里(1)“后资本主义时代”被这样一种逻辑传递着: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格局=或≈后资本主义时代=或≈知识社会,于是,汪丁丁教授采用隐喻的方式告诉大家可以把这三者理解为一回事儿;(2)如果说德鲁克对后资本主义的断言是基于“感觉”或“直面现象”,那么汪丁丁教授对后资本主义的判断则是基于“理性”或“更扎实的理论”;(3)这表明汪丁丁在方法论上有个“悖论”:一方面,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赞成用胡塞尔“直面现象”的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复杂和不成体系的社会”,另一方面,当德鲁克这个现代经验主义大师坚持用感觉“碎片”断言“后资本主义”以证明“事件自身”的时候,他又明示德鲁克缺乏“更扎实的理论把握”;(4)由此可以推论,在“汪丁丁悖论”的背后,依然是“碎片”如何才能回到事物自身去的“整体”问题,也就是如何才能认识到事物自身的“庐山真面目”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本书将在后面相关章节继续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