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欧洲社会发展状况及其症结

马克思在批判《科隆日报》时指出：“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219~220页。）“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注：同上书，220页。）可以说，马克思哲学就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要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就必须回到哲人所处的时代，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的格言恰如其分地揭示了该时代的特征。概括起来，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人们遭受着三重沉重的压迫。

（一）政治压迫

18世纪末的欧洲在政治上处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之下，以法国为例，经过太阳王路易十四的中央集权，法国建立了强大的王权。路易十四奉行“一个君主，一种法律，一种信仰”的绝对君主制，这种绝对君主制被欧洲其他的封建国家所效仿。此外，法国实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天主教教士组成第一等级，封建贵族组成第二等级，这两个等级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特权阶级，他们不仅不用纳税，而且享有各项特权。包括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平民在内的广大民众组成第三等级，这一等级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的被统治地位。在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的压制下，人们渴望自由、平等，法国大革命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从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开始，高举“自由、平等、博爱”旗帜的革命风暴席卷了整个法国乃至欧洲。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伟大运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盛赞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光辉灿烂的黎明。一切有思想的存在，都分享到了这个新纪元的欢欣。一种性质崇高的情绪激动着当时的人心；一种精神的热诚震撼着整个的世界，仿佛‘神圣的东西’和‘世界’的调和现在首次完成了”（注：［德］黑格尔：《历史哲学》，193页，北京，三联书店，1956。）。并称颂拿破仑是马背上的“世界精神”。

可惜，法国大革命并未取得最后胜利，在与反法联盟的战争中，拿破仑战败，政权覆灭。1815年9月，英、法、俄、普、奥等国的君主在维也纳会议上组成了“神圣同盟”，这一同盟成了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神圣同盟要求恢复过去的统治秩序，欧洲由此倒退回封建贵族统治的时代。神圣同盟为维护旧的统治秩序，采用各种手段来镇压地方发生的革命。同盟议定书规定：“根据圣经训示，一切人要彼此以兄弟之情相待，三位缔约君主将一致以一种真诚的不可分的手足之情互相联系，并彼此视同为一国同胞，无论何时何地，均将互相救援。”各同盟国勾结起来共同压制自由，其中以奥地利和普鲁士最为突出。

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宣称：“思想本来不应该出现在这一世界上，然而，不幸的是它侵入到现实之中，因而各国应该共同一致将其消灭。”（注：转引自［日］城冢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23页，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为此，他下令禁止新闻出版，镇压学生，甚至禁止体育运动。

德国普鲁士的情况更为糟糕，1819年神圣同盟制定了卡尔斯巴德决议，依据该决议，普鲁士政府开始大肆逮捕德国的进步人士、自由的“煽动者”，同时实行更加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评价指出，在实行严格书报检查制度的30年里，德国著作界处于“晚报时期”，这是一个思想的“大斋期”。“新闻出版界堕落了……当时著作界中唯一还有充满生机的精神在跃动的领域——哲学领域，已不再说德语，因为德语已不再是思想的语言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149页。）历史清楚地证明，书报检查制度给德国精神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不仅如此，普鲁士政府还竭力查封进步报纸。1841年11月19日，埃德加·鲍威尔的著作《布鲁诺·鲍威尔和他的敌人》被查封；12月18日，布尔主编的《爱国者》被查封；卢格主编的《德意志年鉴》也在1843年1月3日被查封。1842年12月，人民报刊——《莱比锡总汇报》被查封，普鲁士政府给《莱比锡总汇报》安的罪名是：“该报接连不断地登载传闻，这些传闻后来至少有一半被证明是谣言。此外，该报不是立足于事实，而是紧盯着动机；尽管该报在这方面的见解常常是错误的，但它总是以不容争议的庄重语调，而且往往带着充满敌意的激情来发表这些见解。该报的行为是反复无常的、‘轻率的’、‘不老成的’，一言以蔽之，该报行为不端。”（注：同上书，351页。）可实际原因却是：1842年，德国著名诗人、民主主义者海尔维格因普鲁士国王禁止他筹办激进报刊《来自瑞士的德意志信使》，写信指责普鲁士国王违背诺言。《莱比锡总汇报》因为公布了该信而遭到查封。普鲁士政府通过查封进步报刊来压制思想自由。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德国一切都遭到普鲁士政府的强力压制，真正的思想混乱已经到来。

普鲁士政府还到处镇压革命。1833年，普鲁士政府以残酷的手段镇压了法兰克福起义；1843年镇压了黑森农民暴动；1835年普鲁士政府还摧垮了“青年德意志”。除此以外，普鲁士政府还禁止政治结社和集会，对大学也实行严格监督，所有向政府请愿和抗议的人都被视为罪犯而被加以迫害。

最后，随着1815年普鲁士统治地位的确立，政府和封建贵族企图废除区和乡的平等权利，以恢复贵族势力的特权。18世纪90年代，随着拿破仑军队打败普鲁士军队，法国军队占领了莱茵河左岸的德国地区并在莱茵省（后来的普鲁士省区）建立了新的区乡权利制度，大大削减了乡村封建贵族的特权，从而实现了城市的区和农村的乡在法律上的平等。但是，在1815年普鲁士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后，政府和封建贵族企图废除区和乡的平等权利制度，以恢复贵族势力的特权，使人们重新回到中世纪的统治秩序之中。

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描述了在普鲁士专制政府统治下德国人民的悲惨处境：“现在德国独立的人很少，十分之九的有教养的青年都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向国家乞食，我国的河流未被利用，航运萧条，过去繁荣的商业城市失去了往日的光辉，自由的制度在普鲁士推行得缓慢无比，我国过剩的人口无依无靠地流浪四方，在其他民族中作为德国人逐渐衰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293页。）

威廉·李卜克内西总结了普鲁士毫无自由的政治状况，他说：“在德国，政府是和人民分开的，并且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东西凌驾于人民之上。这似乎是某种最高的存在物，违反任何逻辑，它被说成是具有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大慈大悲、绝对正确这样一些特征的……然而人民被剥夺了任何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他所承担的义务只有一个——那就是盲目信任和盲目服从政府。”（注：转引自［苏］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33~34页。）

（二）宗教压迫

19世纪中叶的欧洲依然处于宗教的精神束缚之下。宗教改革使得宗教更加深入地进入人的内心世界。马克思说：“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版，第1卷，12页。）这种深入人心的宗教也成了世俗政权统治的精神支柱，离开了宗教，世俗政权就无法维持自己的政治统治。因此，世俗政权和宗教处于相互利用的关系之中。

一方面，普鲁士政权竭力保护作为国教的基督教。在普鲁士政府新颁布的书报检查令中就有这样一条规定：“凡以轻佻的、敌对的方式反对一般的基督教或某一教理的行为，均不应容忍。”马克思分析指出，政治原则和基督教宗教原则的混淆已成了官方的信条。“对于宗教，既不能用敌对的方式去攻击，也不能用轻佻的方式去攻击，既不能一般地去攻击，也不能特殊地去攻击，这就是说，根本不许攻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117页。）马克思指出，普鲁士保护基督教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一个中世纪封建专制国家。

除了用书报检查制度保护国教外，普鲁士政权还对一切攻击宗教的行为进行压制。当以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对基督教进行批判时，普鲁士政府就对这些进步人士进行打压，政府查封其报刊并解聘布鲁诺·鲍威尔的教职。

另一方面，宗教则为世俗政权进行辩护。《保罗书》有言：“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除了为世俗政权辩护以外，基督教反对思想自由权利和进步改革。面对人民报刊——《莱比锡总汇报》遭查封这一事件，代表天主教立场的《莱茵——摩泽尔日报》表现出幸灾乐祸的态度。该报援引了教皇的通谕：“主张让每一个人都享有信仰自由，这是荒谬之论；而新闻出版自由则更令人深恶痛绝。”（注：同上书，413页。）而且数落《莱比锡总汇报》的罪名：“它在汉诺威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它所进行的反对天主教的派别论争，它散布的流言蜚语等等”（注：同上书，415页。）。

在汉诺威选举的问题上，基督教表现出反对进步改革的态度。1843年3月2日，科隆市举行了第七届莱茵省议会议员的选举，在酝酿过程中涉及由什么人来代表科隆市，即选举自由资产阶级代表，还是保守派代表的问题。最后的结果是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当选。此事引起保守派的不满，代表天主教利益的《莱茵——摩泽尔日报》于1843年3月8日刊登一篇通讯，指责科隆市民要求选举维护工商业利益的代表，它说：“如果在某个地方，本地的物质利益具有那么高的地位，以致精神的、普遍的需要甚至不能透出一点微弱的光芒，那么，即使执掌权柄的人只考虑本地的物质利益，而对精神的、普遍的需要完全采取任意处置的态度，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哦，你，伟大的科隆市，你，神圣的科隆市，你，机智的科隆市，你的某些子孙的精神状态和历史记忆已堕落到何等低下的程度！他们以为，实现那些至多不过把你变成大钱袋的意愿和希望，就能恢复旧汉撒同盟时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433页。）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道出这言论背后的实质，他说：“在科隆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选举斗争，一场现代的人和过去时代的人之间的斗争——这是科隆在政治上富有生气的最好证明。过去时代的人，那些企图原封不动地恢复‘旧汉撒同盟时代’的人，尽管施展了种种阴谋诡计，仍然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注：同上书，436页。）

可见，宗教利用自己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在精神上奴役人民，同时反对时代的进步潮流。有鉴于此，鲍威尔等进步人士才群起批判宗教。

（三）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压迫

18世纪末期，英国率先开始了从工厂手工业转向机器大生产的技术变革，史称“工业革命”。这场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影响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它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从而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版，第2卷，36页。）

但是，另一方面，工业革命、资本主义也造成各种深刻的社会病状。傅立叶、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等人都深刻地批判了这种社会病状。

傅立叶把资本主义社会称为“文明制度”，他认为，文明制度里存在两个阶级，一个叫“工厂主阶级”，另一个则是“一无所有”的阶级，工厂主阶级扮演着领导和监督工人的角色，本身并不从事生产；一无所有阶级则承担着所有劳动重荷，他们是工厂主阶级的奴隶。

傅立叶描绘了弱肉强食的社会状态：“证券投机者、囤积者以及其他经济上的海盗等阶级（即工厂主阶级——引者注）……用自己的势力来聚敛大量资本，以求引起各种商品价格的波动和依次地破坏每个生产部门，使勤劳阶级［农民、工业家……］变成穷人，然后再利用投机的办法去进行大规模的掠夺，好像鲜鱼数以百万计地被鲸鱼大口大口地吞进去一样。”（注：《傅立叶选集》，第3卷，128~1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在这种处境下，工厂主阶级和雇佣工人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呢？傅立叶写道：“蒙昧人（即工厂主阶级——引者注）在自己的故乡享受自由自在和无忧无虑的生活，而且经过一次成功的猎捕之后常常是很富足的：他们并不像我们的雇佣劳动者那样担心自己的工作什么时候被剥夺。他们是不会受到鄙视和欺骗的，他们的心灵不曾被各种各样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懒汉们所刺伤”（注：同上书，137页。）。与此相反，雇佣劳动者则过着悲惨的生活，傅立叶描写道：“失业后受尽房东和债主逼迫的工人，历尽多少的烦恼之后流落为乞丐，于是把自己的溃疡、自己的赤裸裸身体和饿得衰弱不堪的儿女展露在街头，使你们城市充满了一片悲惨的怨声。”（注：同上书，136页。）更悲惨的是，一旦这些人企图哀求别人的怜悯和帮助时，统治者就会无情地逮捕他们，并扬言“这些穷光蛋应该遭监禁”，如果他们在饥饿难耐的情况下被迫偷窃，下场便是被送上绞刑台。

因此，在傅立叶看来，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虽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它却使生产所依靠的雇佣工人和奴隶阶级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对赤贫阶层来说，工厂就是“温和的监狱”和“贫困的温床”。他们的贫困程度随生产的发展而增长。那么，资产阶级宪法是否像理论家所说的那样保护穷人的权利呢？傅立叶斩钉截铁地指出，享有人权和实现权利，这完全是两码事，他说：“许多写在纸上的权利，都是不现实的，这些权利赋予那些完全没有办法实现的人，那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注：《傅立叶选集》，第3卷，149页。）

傅立叶还指出，在以追逐利益为唯一目的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价值观处于异化的状态之中，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疾病缠身，律师希望每个家庭都有诉讼，建筑师希望发生大火把城市烧为灰烬，装玻璃的希望大冰雹降临以打碎所有的玻璃，卖棺材的希望每天死人。这是一种拜物教的价值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类似的描述：“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版，第2卷，33~34页。）

为此，傅立叶把资本主义制度称为“复活的奴隶制”，认为它只是以新的集体奴役代替了野蛮时期的个人奴役，他说：“在文明制度延续的时期，人民全体都是富人的奴隶。”（注：《傅立叶选集》，第3卷，170页。）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也具体分析了工人阶级的生存处境，他指出，为榨取最大的利润，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工人，男女工人被迫在潮湿闷热的工厂里从事16小时乃至更长时间的劳动，这导致工厂的工伤事故和伤亡人数骇人听闻。恩格斯这样描绘工人群众的悲惨处境：“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像自动机器一样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们的轮子碾压着工人。”（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版，第1卷，375页。）面对大工业所造出的日益庞大的无产阶级和赤贫阶级，资产阶级国家根本不管其死活，甚至一脚把他们踢开。“当人们开始谈论工人状况时，有教养的英国人（大陆上知道的仅仅是他们，即资产阶级）通常总是报以轻蔑的一笑；因此，整个资产阶级对有关工人的一切都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在议会内外一谈到无产阶级的状况就牛头不对马嘴。”（注：同上书，404页。）

德国的思想家赫斯敏锐地察觉到这些病症的根源，他说：“在英国引起巨大灾难的客观原因根本不是政治上的原因。工业从人民手中转入资本家之手，商业先前由小商人小规模经营，目前已日益由少数大资本家或投机分子所操纵，地产根据继承法集中于少数贵族之家——所有这一切状况都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社会性的，这些状况到处都有，但在英国则特别显著，它们是当前大灾难的根源，即使不是独一无二的根源，至少也是主要的和基本的根源。”（注：《赫斯社会主义论文集》（1841——1847），25~26页，柏林，1921，转引自马泽民：《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53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那么，如何改变这种境况呢？赫斯呼吁改革，他说：“人民的贫困直到最近才引起人们的注意……人们突然发现，直到19世纪还有奴隶。从那时起大家才清楚地看到，不仅仅是封建贵族，不仅仅是专制制度和时代精神相抵触，而且我们社会生活的全部组织，或者无宁说整个无组织状态都需要改革。”（注：《赫斯社会主义论文集》（1841——1847），33页，转引自上书，535~536页。）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的世界存在着天上的神和地上的神对人的奴役。可也正是由于这重重的奴役，自由才显得越发可贵，人追求自由的渴望也越发强烈。正如马克思所说：“‘因为自然安排得不好，所以神才存在。’‘因为无理性的世界存在，所以神才存在。’‘因为思想不存在，所以神才存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285页。）对神的存在的证明就是对人的自我意识自由的存在的证明。

自由的主题已呼之欲出，自由的斗士即将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