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解马克思”与“理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的精髓在其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阐述中得到深化与发展，他们的精辟见解对我们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至今不乏启示。1914—1915年，列宁在瑞士伯尔尼的图书馆阅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讲演录》等哲学名著，撰写了由8个笔记本组成的《伯尔尼笔记》（注：1929—1932年，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将包括《伯尔尼笔记》在内的哲学笔记编入《列宁文集》俄文版第9、12卷，标题为“哲学笔记。黑格尔、费尔巴哈及其他”。1933年，该文本增加了列宁对《神圣家族》的摘要和对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的摘要，以“哲学笔记”为名出版。因斯大林认为它是不成熟的“思想实验”，该文本直到1958年才首次被收入《列宁全集》俄文本第38卷。），这个哲学文本拓展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阐述，是列宁哲学的创新之作，也是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列宁在该文本中提出的关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学术思想关系以及在《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中提出的恩格斯与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之间学术思想关系的重要见解，值得我们认真研读和深思。
1.《伯尔尼笔记》：列宁解读黑格尔
1913年，列宁在阅读《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过程中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探讨辩证法时经常提到黑格尔的学术话语，并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列宁认为“如果我们试图用一个词来表明整个通信集的焦点，即其中所抒发所探讨的错综复杂的思想汇合的中心点，那么这个词就是辩证法”（注：《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4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次年，他在《伯尔尼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注：《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55卷，1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尽管这段论述淹没在文本的尘埃中，但其对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思想关系的论述非常深刻，“一个世纪过去了，这句话却依然使人如芒刺在背”（注：张一兵、蒙木桂：《神会马克思——马克思哲学原生态的当代阐释》，22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在当今时代，重审列宁对“理解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无疑应高度重视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的深远影响，应该看到，“列宁的这一批注，也可以说是对于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关系所作的一次来自马克思与黑格尔之关系的‘重整’”（注：唐少杰：《哪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理解马克思》，见万俊人主编：《清华哲学年鉴·2005》，139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因为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联因《逻辑学》与《资本论》的关联而显得分外清晰，马克思致力于“颠倒”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顶峰的传统形而上学的同时坦言，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这段坦言与他的批判同步：马克思在扬弃黑格尔哲学“谬误”的同时，使辩证法得到了创造性的发挥。
在《伯尔尼笔记》的文本语境中，不难发现其他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论述，比如“马克思主义者们（在20世纪初）对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进行批判，按照费尔巴哈的方式（和按照毕希纳的方式）多于按照黑格尔的方式”（注：《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55卷，1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比如“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注《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55卷，2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比如“黑格尔的体系是颠倒过来的唯物主义”，“黑格尔逻辑学的总结和概要、最高成就和实质，就是辩证的方法，——这是绝妙的。还有一点：在黑格尔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矛盾’，然而是事实”（注：《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55卷，202、202~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比如“历史唯物主义，是在黑格尔那里处于萌芽状态的天才思想——种子——的一种应用和发展”（注：《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55卷，2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将近100年后的今天，诺曼·莱文在对黑格尔哲学文本进行深入考证的基础上，得出了与列宁几乎一致的结论：黑格尔乃是“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注：参见［美］诺曼·莱文：《作为马克思主义先驱的黑格尔》（上），载《江海学刊》，2010（1）。）。他认为《伯尔尼笔记》是“列宁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原产地”，“列宁是20世纪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发起者……卢卡奇是列宁的继承者。列宁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黑格尔主义传统。……对辩证法进行了正确的安置”（注：［美］莱文：《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2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列宁深厚的哲学修养是在1908年后确立的，早在写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五年后，他在致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信中说：“我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哲学修养差，在我没有多学习些以前，我不打算就这些题目写文章。现在我正在这样做，我先从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研究起，然后准备转到康德。”（注：《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4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这时列宁的学习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谨慎对待新康德主义。后来列宁在对马赫主义的批判中体现了高超的哲学水平，使《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此后在《伯尔尼笔记》中，列宁深入研究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证法，认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注：《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55卷，2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这个逻辑正是马克思哲学的精要所在，它源自黑格尔的《逻辑学》。可以说，通过阅读黑格尔哲学名著并深入思考马克思哲学乃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思想关系，列宁达到了哲学理论研究的顶峰。
2.黑格尔、恩格斯与列宁主义
列宁所言之“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字面上看应包括恩格斯在内，列宁则因对黑格尔哲学的深入解读而真正“理解马克思”。其中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差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特别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黑格尔哲学的创造性发挥更为深入，而“恩格斯对于黑格尔的问题，主要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作了集中的论述，远远没有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那样作了全面的而转型的工作”（注：唐少杰：《哪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理解马克思》，见万俊人主编：《清华哲学年鉴·2005》，140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多年后，沃尔夫用直白的语言指出，“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写的著作对理解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没有提供什么真正的指导。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对马克思的解释仍然是开放的”（注：［英］乔纳森·沃尔夫：《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9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这句话不乏偏激之意，但对马克思的开放性解释是必要的。
如果停留在对这段论述的直接解读，则不难得出列宁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思想差别的结论，西方马克思学家在这方面著述颇丰。但另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中梳理了马克思的书目，认为“论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数量甚多，不胜枚举”（注：《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6卷，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随后分三类择要介绍。他在这个文本的“辩证法”一节中多次引用晚年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看重黑格尔，他们“依据黑格尔哲学而作的表述，要比一般流行的进化观念全面得多，丰富得多”（注：《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6卷，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同时，在该文本中有这样一段论述：“要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观点，无疑必须熟悉他最亲密的同志和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注：《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6卷，94~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这段论述与《伯尔尼笔记》中的那段论述几乎处于同一时期，前者写于1914年7—11月，后者写于1914年9—12月，更有意思的是，两句话的行文方式非常相似。
文本解读固然要直面文本本身，但同时还要考虑文本语境，考察相关文本的思想关联。在《伯尔尼笔记》中可以看到，列宁哲学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他“领会了人的能动的、客观的实践辩证法在人与对象的关系和外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其思考语境中，已经达及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呈现的哲学新视界的深层理论逻辑”（注：张一兵：《以实践为本质的唯物辩证法——列宁“伯尔尼笔记”研究》，载《南京大学学报》，2008（1）。）。而且可以断定，首先看到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学术思想关系的不是卢卡奇，尽管卢卡奇对青年马克思的论述是“天才”的。列宁也没有看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是在阅读黑格尔哲学名著的过程中指出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学术思想关系的，所以，“列宁才是第一个把马克思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问题特别明确提出来的思想家，并且正是列宁第一次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指出这种关系问题关涉到对于马克思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问题”（注：唐少杰：《哪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理解马克思》，见万俊人主编：《清华哲学年鉴·2005》，145~146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同时，《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与此并不矛盾。列宁的论述告诉我们，“理解马克思”不仅要读懂黑格尔，还要熟悉恩格斯的著作。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来源，而恩格斯使马克思哲学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恩格斯与马克思在理解黑格尔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他们都高度重视黑格尔哲学，都致力于运用黑格尔哲学的精髓。恩格斯在19世纪后期致力于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黑格尔因素，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此做出系统论述，虽然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发挥不同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全面灵活的运用，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过程中，晚年恩格斯使人们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哲学乃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密切关系。据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不仅害怕马克思和列宁，而且害怕黑格尔”，作为“辩证法大家”的黑格尔哲学在“培养数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等领域的未来学者的历史和科学哲学的纲要中”竟然被删除了（注：参见［俄］维克多·特鲁什科夫：《列宁哲学在100年后的意义》，载《国外理论动态》，2009（11）。），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黑格尔、马克思与列宁的学术思想关系已为人们所熟知。
列宁逝世90多年来，对列宁哲学的评价众说纷纭，因苏联哲学的教条化失误而低估列宁哲学的论调颇为常见。更有甚者，“各种各样的声音都在流传——露骨的谎言，曲解的事实以及对这场伟大事件的领导者和参加者的不怀好意的诽谤。一则大意是‘德国特务’列宁和‘英美间谍’托洛茨基发动了‘十月政变’的无稽之谈至今仍在重复，尽管不同国家的著名学者已经对其予以拒斥”（注：［俄］阿尔斯拉诺夫、巴加图里亚、布兹加林等：《十月革命属于俄罗斯乃至整个世界——17位俄罗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呼吁》，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7（12）。）。但十月革命的历史价值与列宁哲学的深远意义并未因各种诽谤而失去光泽，十月革命对人类历史的价值彪炳史册，列宁对民粹主义的批评、对马赫主义的批判、对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强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归纳传播以及对黑格尔哲学的深入解读至今不乏启示，列宁的哲学阐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探索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内在融通，其理论内涵及其对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影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语境中，列宁哲学仍然在场，尽管“今天作为哲学家的列宁已经很少有人关注了。但是，如果排除苏联学者有意抬高列宁的政治需要和西方学者的意识形态偏见以及对列宁哲学思想的误解，以客观的态度看，列宁尽管在哲学问题上投入的时间有限，但他以过人的睿智，对不少问题的思考都非常深入，有其独到之处，提出的不少思想至今仍然很有价值”（注：安启念：《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14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毋庸置疑，列宁哲学文本至今仍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力作，通过理解列宁哲学文本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仍然是一条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基本路径。但理解务必经过深思，理解者只有通过解读文本而感知文本的“精神生命”，在对话语的“凝视”中感知思想的文化权力，才能把握作者的原意，若忽视文本语境的艺术整体，“任何单独的部分都无法得到历史的理解或理论的论述”（注：［德］狄尔泰：《人文科学导论》，4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在列宁诞辰145周年的今天，深入解读列宁所言之“理解马克思”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语境，对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精神具有深远的意义。
哲人远逝，思想犹存。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对黑格尔哲学的解读为我们展示了深远的哲学时空，他在《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中对恩格斯与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阐述为我们清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关键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在这个意义上，正确评价与深入阐发列宁哲学，仍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不可忽视的学术努力，因为“在列宁的著作中体现着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遗产的发展”，“列宁的学说是不朽的，因为它的建立并不是偶然的……这个学说能够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让人们对未来的选择保持正确的方向”，“列宁的时代没有离开”（注：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РФ，“О 140 летии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Ильича Ленина，”.Правда.，2009-11-20.）。我们应深入领会列宁对如何“理解马克思”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审慎分析国外马克思学家对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学术思想关系的判断，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3.何种辩证法：一个具体的分析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同时开辟了历史唯物主义道路，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成为“新世界观”的核心范畴。但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这是一个至今仍存在争议的理论问题。唯物辩证法、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实践辩证法、人学辩证法、否定辩证法、启蒙辩证法、总体性辩证法、具体辩证法……都曾被用来指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这些从不同角度所做的命名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不乏学者以辩证法为中介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分别以实践的历史的辩证法和唯物的自然的辩证法来指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辩证法的不同理解，并由此引申为以青年马克思思想为基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以晚年恩格斯思想为基础的东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重大思想分歧。得出类似宏大的结论不乏根据，但这些根据和论证思路能否经受具体的历史的考验则是另一个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从具体辩证法角度审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是解析这一问题的有益尝试。
真正的哲学是真实世界的精神生命，它的抽象基于具体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人在实践活动中对其与世界关系的理性沉思。以精神的理性的方式再现时代的总体状况，阐释具体的社会现象，是具体辩证法生成的必要环节。具体的世界不是被构成的，而是涤荡被遮蔽与被压抑的世界与自我的历史发展过程，由此人与世界才建立起一种真实的内在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在总体的世界中，具体不应缺席；在具体的世界中，总体应彰显结构性的力量。因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自然而然的。萨特所谓“辩证法就是实践”的观点实则将人的主体性与世界的总体性融合在具体实践进程中，它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而不是静止、孤立、僵化的。可以说，辩证法是一个实践的范畴，“就实践的本质和普遍性而言，它是人的秘密的揭露，人是一种构造存在的存在，是构造从而把握和解释社会——人类实在（即人类的和超人类的实在，总体上的实在）的存在”（注：［捷］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172~17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因为人存在于一个社会有机体系统中，又致力于超越社会有机体，人的存在与超越真实地展现了其与世界的关系。
马克思在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空乏叙事的基础上确立实践的历史辩证法，以经济生产生活作为辩证法生成的根基，在社会结构中理解人与社会的具体发展过程。学界通常以“马克思哲学变革”说明马克思在形成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与以往的哲学以及自己曾经的哲学思维的差别，确乎如此，马克思在清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中确认了实践的思维方式，并以这种思维方式重置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沿着现代唯物主义的道路走向历史的深处，形成了一种历史辩证法或曰实践辩证法。恩格斯与马克思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共同创立者，但晚年恩格斯的论述重点是新兴工业、实验与自然科学对人们思维方式的改变，他在理解自然科学进展及其规律的过程中走向历史领域，使唯物辩证的自然观与历史观连同一体，进而形成了自然辩证法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唯物辩证法。两位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辩证法是否存在差别，是一个百余年来争论不休的命题。合理理解他们论述辩证法的细微差异，可以从他们的辩证法以何种方式体现“具体”角度加以诠证，也可以从具体辩证法的角度恰当理解他们的学术思想关系。
马克思的具体的历史的辩证阐释主要体现为对拜物教和资本逻辑的解蔽，确认辩证法的政治经济学根基，以及在此过程中对现代意识形态可行性之适用范围的揭示，这种解蔽和揭示旨在改变人的命运，因而蕴含着极高的价值理想，他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几乎超过了所有哲学家的形而上学构想。晚年恩格斯对以往历史观的唯物主义改造具有与马克思一样的价值关怀，但他对自然科学和自然规律的强调呈现了历史的似自然性，而且他主要从普及的角度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因而使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学术论证和通俗讲解一度获得了比马克思哲学更广泛的认可。而且，在阐释马克思思想本意以及整理马克思遗稿方面，晚年恩格斯是毫无疑问的权威。他的学术取舍和论述重点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读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因而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主要引文来源，深刻影响了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历程。
晚年恩格斯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不可谓不具体，但当这种普及性论述被转化为更为通俗的教条式话语的时候，则可能走向具体的反面。具体来说，当“实践”被写进哲学文本成为一个概念，进而当这一概念成为人们分析的对象时，则可能仅仅停留在话语层面，走不出作者的思想及其行文逻辑。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成为一种口头禅，而几乎不涉及具体分析具体事情的方法与策略时，则成为一种缺乏意义的敷衍。因而，一种不能进入历史和人的实践活动的关于具体的言说实则是不具体的明证，是不同于其所超越的旧形而上学的另一种旧形而上学的重新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捷克哲学家卡莱尔·科西克对具体辩证法的强调无疑包含着对苏联哲学的质疑，正如其所言，“消灭伪具体以及一切形式的异化现象，已成了20世纪哲学最为紧迫的问题”。为此，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达此愿望，终究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的人的生成与世界未来的理想图景中殊途同归。
同时，我们也应当从具体辩证法的角度确认研究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的立足点，从而避免形形色色的过度解读。首先，需要澄清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有一种长达40年的合作关系，而且马克思为恩格斯写作以及恩格斯为马克思写作的情况都很常见，这种相互信任绝非观点存在巨大分歧的两位思想家所能达成的。其次，也无须讳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存在着细微差别——所谓细微，是因为他们在“新世界观”的价值理想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等方面是完全一致的——这些差别的形成既由于写作分工，也是他们学术积淀与思维偏好的反映。再次，应深刻地认识到，被描述和解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形象与实际的历史原像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别，东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侧重都缺乏足够的总体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话语中，并不存在人道主义和苏联教科书式唯物主义之间如此巨大的鸿沟。因而，只有从具体辩证的角度观察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实际情形，才能避免这种学术思想关系被构成为一种失真的图景。
平心而论，恩格斯具有捕捉学术前沿问题的敏锐性，他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对青年马克思的启发可见一斑。晚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及其准备材料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文本中对科学与哲学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对启蒙观念的进一步阐释，在哲学史的谱系中深长思之，确乎具有深远的启发性。当然，对科学的强调特别是对自然观和历史观之间关系的简单化处理，使其辩证法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方法有一定的差别。特别是这种思维为苏联哲学教科书沿用和进一步简单化，产生了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在似乎无所不适用的话语中与“具体”渐行渐远。须知，哲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固然不是将具体世界陌生化，也不是将具体世界简单化，而是应发掘日常生活世界有待超越的范畴与契机。
如果我们具体分析西方马克思学家的成长经历及其研究马克思与恩格斯辩证法的历史语境，就会发现其所指主要是苏联哲学教科书思维的一种具体的不具体，即其所强调的作为概念公式的“具体”实则不能引入具体的分析框架。卢卡奇恰当地归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特质，“只有一门惟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注：［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7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这种表述实则对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关于社会的科学”的重述。恩格斯并非没有像马克思一样意识到经济不只是社会发展的因素，而表现为一种社会结构，但其相关通俗表述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充分体现马克思辩证法的哲学内涵及其经济学基础。我们应充分意识到恩格斯表达上述观念的难度（注：参见［英］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臧峰宇：《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平等的正义》，载《江海学刊》，2013（6）。），他对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军事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启示意义，同时也存在简单化表达的问题和认识的限度。对此应做具体的辩证的解读，澄清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的实质，并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真正体现具体的辩证法，真正用来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真正改变现代人的生活样态及其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