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强政府+强市场”：区域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

政府和市场以及它们相互间的结合方式，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资源配置机制。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得出的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坚持走“强政府+弱市场”逐步向“强政府+强市场”有效结合的道路，即除了发挥政府的有效作用外，还通过经济转轨不断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在市场失灵的地方，不是简单地通过引进政府调节的方式，而是通过不断地完善市场的方式去解决，如放松政府管制，着力完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只有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才通过政策解决或者引入政府来提高运行的效率，如基础设施领域和创新驱动的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因此，中国的发展经验不是简单地由政府代替市场和用政府去挤出市场。^注20

十八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意味着现阶段走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新一轮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追赶战略，必须坚持走“强政府+强市场”有效结合的道路。根据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这一选择所涉及的最重要问题，总的来说就是三个方面：一是要对“强政府”的功能重新定位；二是要变“弱市场”为“强市场”；三是要在实现“强市场”的基础上，实施“强政府”的有效调节。以这种思路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机制进行改革和完善，需要在上文揭示区域发展差异原因的基础上，主动去做那些有可能做好的事情，主要在于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对影响区域区位条件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超前投资，具体可以采取以国家为主导带动社会主体多元化投资的体制。通过对原本相对落后的地区进行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时间和空间的压缩自然就改善了这些地区发展的区位条件，改善了企业经营的外部性，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这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最根本的路径和机制。

二是通过简政放权，给地方一定的制度创新空间。在不与中央发生根本利益冲突的前提下，给地方更大的、因地制宜的立法权，鼓励地方政府按照自己的域情大胆进行制度创新，降低企业营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以及相关的风险。中国发展的重要经验是塑造利益相对独立的地方经济，通过其竞争和竞赛给经济体系注入发展活力。如果地方具有制度创新的空间，必将进一步搞活中国经济。

三是要破除一切不利于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管制和税制，特别是要破除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制度和不均等的公共福利制度，鼓励劳动力在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之间双向自由流动，由此来促进地区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趋于收敛。这一条是十八大报告中关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最引人注目的创新，也是今后贯彻落实中的主要困难之一，因为取消这一起源于二元结构下工业化偏向于城市发展的基本策略的户籍制度，会触及深层的利益矛盾。户籍制度在我国的强化，表现在它与特定城市居民的特定福利紧密挂钩，甚至入学、复员转业、交通事故赔偿都与户籍有关，故各地居民基本福利的均等化，是取消它的前提。因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此事不仅要求地方投入，而且需要中央政府承担区际基本福利均等化责任。

四是东部地区要在中央产业升级政策的鼓励下，把努力攀升GVC的高端环节作为结构调整的主攻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原本在GVC中属于相对低端的环节，按照梯度产业转移的规律逐步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为此要以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设计针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体制，彻底淡化单一的GDP目标和税收目标。否则，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出于利益考虑，就会运用各种扭曲价格信号的方式阻挠本地产业移出。

五是中国东部地区要利用扩大内需的战略机遇，把自己在GVC中进行国际代工而学习到的经验，逐步运用到建立国内价值链(或国家价值链，或区域价值链)的过程中。通过“留下公司，转移工厂”的国内价值链转移产业方式，实现产业在地区间的梯度转移。另外，加工贸易型企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方面的问题是要努力与国内的零售企业合作，奋力开拓内需市场。中国很多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的优质商品都是国外抢手货，但奇怪的是在国内却打不开销路。主要是这些加工贸易企业与国内零售商之间存在很多对接障碍：如在品种批量和配送方式上，零售企业要的是多品种小批量，加工贸易企业做的是少品种大批量。另外结算方式国内是定期结账，而做外贸是信用托付方式，加工贸易企业认为这影响自己的资金周转。这时中介机构如金融部门介入担保保障定期结账很有必要。掘金内需市场，需政府、行业协会搭建平台来降低企业转型中的外部不经济性，如建高档博览会、培育批发市场、形成战略联盟等。

上述第一、第二、第三条措施，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的路径和基本的机制，这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可能会发生争议的是第四和第五条措施。因为，一些人，尤其是相对落后地区的学者和官员会认为，如果按照价值链方式进行产业的梯度转移，发达地区转移出去的是相对低端的产业，而自身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过程中，所培育和发展的是技术知识密集型的、国际竞争力强的、高附加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因此被转移的地区只能被动接受相对落后的产业，似乎永远没有机会摆脱落后，更无法超越和赶上发达地区。这种“不公平”的感觉促使人们思考一种叫做“反梯度产业转移”的理论。

其实，从经济理论和实践上来看，反梯度产业转移是一种没有根基的产业发展理论，是一种违反因果累积效应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在产业政策实践中，可以把这种理论称为“左倾盲动”理论，它只可能在个别产业中找到偶尔成功的案例，绝不应该把其作为落后地区产业全面成长的理论依据。试问，有谁可以举出一个在极其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其产业发展不是遵循梯度转移规律和渐进发展规律，而是一步跨进现代产业体系的例子？相反，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证明，即使是在国家之间劳动力不完全流动的格局下，国际产业梯度转移也有助于中国的学习和模仿，有利于中国加速成长。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吸收了大量的来自发达国家的相对低端的ＦＤＩ，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是这种产业的国际转移既给了发达国家结构调整的空间，也给了中国经济崛起和缩小与其差距的黄金机遇。

当然，在产业梯度转移中，我们要注意发挥企业和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注意政府的角色是引导和创造产业梯度转移的氛围和环境，而不是人为干预和限制，更不是违反经济规律的要求强行转移企业。因为，对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来说，产业转移的效果取决于我们所用的调节方式。在区域间经济差距上升为潜在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是去鼓励人口的自由流动，而是强制要求将东部沿海地区的资本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那么就会发生东部地区变得越来越富、西部地区则变得越来越穷的事与愿违的结果。其中的道理就在于，来自于东部地区的投资所产生的收益，迟早是要回流东部地区的，而且，限制人口向东流动，必然造成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闲置，从而发生收入的机会损失。另外，在目前的教育水平、基础设施、政府管理水平等制约下，中西部地区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可能在相当时期内要低于整个东部地区，因此鼓励资本向中西部地区流动、同时限制人口向东流动的做法，很可能产生投资效率以及劳动收入的双重损失。

相反，如果我们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鼓励劳动力在广大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双向自由流动，同时鼓励企业按照节约成本、提升效率的要求，沿着产业升级、构建国家(或国内、或区域)价值链的方式进行产业梯度转移，那么就能找到一条有效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路径，建立起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长效机制。这里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企业是一个讲求经济效率的行为主体，只有在其行为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它们才会追加自己的行为。具体来说，如果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后，达不到它们留在东部地区的效率，它们是不会自动转移产业的。而一旦发生了市场驱动的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现象，一定与下列特性有关，即东部地区因为过度发展产生了“过密效应”，高成本使企业留在东部地区所获得的效益不足以弥补其高昂的开支，或取得的收益远低于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近年来在各地政府的推动下，中西部地区总体投资环境得到了根本的改善，一场波澜壮阔的产业转移景象正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由此将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地理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