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加入全球价值链:对区域发展有何影响?
在地区经济差异协调的研究中,还有一个分析视角,它与上述国际贸易的地理效应有一定的关系,这就是全球价值链(GVC)对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增长和发展的影响问题。在上一轮经济发展中,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利用自身优势,率先加入全球价值链,专业化于劳动密集型环节的产业集群,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制造平台或国际制造基地,使该地区首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角度看,中国接受的是它们主动发出的制造业的国际外包订单,属于GVC的低端环节。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以全球性城市为节点,其总部或总部分支机构往往配置在沿海大城市,主要是为了利用其生产性服务业发达、交易成本低的优势;它们把其制造过程和工厂设置在沿海基础设施发达的其他省份,如江浙、广东等,一是为了更方便地使总部高级的生产性服务机构和人员能够“面对面”地服务于它们的制造企业,二是为了在节省制造成本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享受到邻近大城市的外部经济。
GVC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建立,直接推动了中国东部地区国际贸易的爆炸式增长,加速了这些地区“世界工厂”、国际制造基地的形成。外向化程度高的产业在这些地区的高度集聚,不仅使这些产业享受到了来自GVC高端的技术、知识和技能的溢出,提高了这些地区的技术水平和发展水平,客观上也加大了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程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我国东部地区定位于GVC中的低端环节,限制了中国中西部地区发展能力的发挥,是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中西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使我国中西部廉价的生产要素和自然资源在本地得不到有效利用的机会,只有源源不断地流向东部,从而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只能得到低级要素的报酬,沦为低端要素的供应地,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在加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自身对“世界加工厂”的低端定位,在某种程度上把中西部地区压制在原材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应商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西部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间和可能的选择。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附加值低的外资代工企业,对当地的生产成本尤其敏感。一旦当地的生产成本上升,它们更可能的选择,并不是留在当地进行产业升级,而是进行产业转移。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不具有优势的情况下,这些产业就会外移而不是内迁。这样又使中西部地区缺少发展机遇。
第二,以国际代工和加工贸易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一般都是处于产业链下游,低附加值,不掌握核心技术等,进多出多,产品往往是给他人所用。加工贸易行业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设备进口也很多。出的更多的还是人力,使用别人的设备、别人的技术,给别人做产品。为了满足国外市场消费者的苛刻要求,以及外国政府对产品质量和环境的严格规制要求,在国内设备与国外设备具有较大技术落差的前提下,往往需要动态地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进行生产和出口。这种发展格局,不仅使研发水平比较落后的中国在设备引进方面付出一次又一次的、周期性的、巨大的成本和代价,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原本对中西部地区的机器设备需求,转向对国外的需求,这就打乱了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产业布局和分工,使中国原本配置在中西部地区的重装备工业在技术落后的同时,又失去了据以进行产业升级的市场份额。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我国内部发展差异的不断扩大而且长期难以收敛,跟我国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全有较大的关系。众所周知,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使得地区间的要素报酬趋同,从而缩小地区差距。但是,中国的要素市场因城市化程度差异和制度创新不足等原因(如户籍制度、公共福利制度等),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扭曲和分割。我国的生产向东部地区集中的同时,人口却由于要素市场的分割而没有逻辑地相应向东部集中,而是滞留在原地、闲置在当地。这种生产和人口分布的失衡,是造成中国地区差距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可以想象的是,那些因种种原因没有流出的中西部地区人员,其人均收入水平与东部地区相差更大。
这就提出了重视通过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的协调发展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问题。注18通过建立我国本土企业控制的国内价值链,带动关联产业发展,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最终完成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和对策之一。注19国内价值链的区域协调发展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内价值链以本土企业为主,会使经营利润更可能留在本国,而不是汇出和外流。同时,国内价值链包含着高附加值的环节,这使得中国可以取得更多的资本利得。这些利润就为继续投资和缩小地区差距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先决条件。
其次,建立国内价值链后,中国不仅可以在国内不同地区间整合要素禀赋,协调区域经济发展,而且也可以通过把订单外包到其他国家,利用他国的禀赋优势。此时,产业转移就成为中国主动在全球整合资源的行为。
最后,可以充分发挥国内外产业特别是国内循环的产业间的关联效应,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弥补全球价值链在国内链条太短的缺陷。同时链条的延伸和完整,带来了生产的迂回和专业化的加深,不仅可以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且可以积累高端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
我们知道,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地理区位、市场化和全球化是解读中国东部经济和中西部经济的主要视角。未来在把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转变为基于扩大内需的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内价值链”这个重要的范畴将在协调区域发展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以长三角为例,不难发现,长三角初步形成了国内价值链,价值链上的“链主”即高端的生产性服务功能主要由上海提供,而价值链上的江浙,则作为主要的国际制造基地接收现代生产性服务的投入。这种“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区域协调发展的模式的形成,既与上海作为全球性城市的全球创新资源配置能力有关,也与江浙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制造业基础、建设优良的基础设施、注重科技教育的传统和优秀劳动力素质、相对规范的政府运作能力等因素有关。长三角由此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领头羊。现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总格局中,缺少的就是像长三角这种具有国内价值链特征的协调发展机制。如果中国能够在区域发展战略中,多塑造几个像长三角这种国内价值链机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怀疑中华民族的经济复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