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法国哲学的现象学之旅》概要

杨大春^注18

一、研究的目的、意义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本论著旨在研究现象学在20世纪法国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它有三个层面的关注：首先，它并不以撰写20世纪法国哲学史为目标，但其最基础的层面恰恰意味着对20世纪法国哲学进行一个总体的勾勒和描述；它也无意撰写一部法国现象学史，但希望对20世纪法国现象学的全貌和代表性哲学家作出较为准确的定位和理解。其次，它进而围绕现象学(包括德国现象学和法国现象学)与20世纪其他法国哲学派别的关系来展开深入的研究，既展示了法国现象学的内在分歧，也突出了法国哲学的丰富多样性。第三，它所探讨的最核心的层面则是通过比较研究而突出现象学在20世纪法国哲学中的主导地位，但这第三个层面的工作其实已经寓于前两个基础性的探索中了。

法国现象学全景、法国现象学与德国现象学的关系、现象学在20世纪法国哲学中的地位，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一个选题。首先，现象学是20世纪西方哲学，更是法国哲学的主导思潮，而法国现象学的地位越到后来越重要。其次，法国现象学对许多重要思潮、哲学分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如梅洛 庞蒂思想是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源头之一，美国现象学家德雷弗斯借助他的思想来探讨认知科学问题，还有人把他关于野性存在的思想用于环境哲学或伦理学。第三，法国现象学对人文科学或交叉研究越来越重要，如利科的文本解释学和叙事理论受到众多学科越来越多的关注、重视和借鉴。第四，法国现象学对宗教哲学也越来越重要：现象学的神学转向可能是一个虚假的命题，但它至少意味着人们对于神圣性、超越性、他性的重新理解。第五，法国现象学对他人、身体和语言等问题的研究表明，西方文化逐步倾向于深刻地反思其逻各斯中心论立场，这对于解决文明冲突与文化交流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这一切都表明，加强法国现象学的研究、厘清现象学在20世纪法国哲学中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从总体上说，本研究成果属于基础理论研究范畴，其学术意义在于深化并推进对法国现象学以及20世纪法国哲学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当代法国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线索，并为一般哲学的前沿研究提供重要的参照。

论著在掌握大量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最新研究成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按照比较和分析、描述和解释、概括和评论、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对法国现象学以及整个20世纪法国哲学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有学者表示：“胡塞尔的影响彻底变革了大陆哲学，这不是因为他的哲学获得了主导地位，而是因为任何哲学现在都寻求适应它，并用现象学方法来表达自己。”在这部探讨法国现象学运动的著作中，通过空间上的限定、时间上的延伸，我们作出这样一番表述：“现象学的影响彻底变革了20世纪法国哲学，这是因为现象学逐步获得了主导地位，而任何一种法国哲学实际上都适应了它，并且或直接或间接地用现象学方法来表达自己。”其实，还是法国现象学运动第三代的两位主要代表人物最明确而自豪地向我们表达了现象学的这种主导性地位。马里翁说：“从一个本质的方面来说，现象学在我们的世纪承担起了哲学的角色本身。事实上，在尼采走到了形而上学的极限，并且实现了全部(甚至颠倒)的可能性之后，现象学已经着手一种新的开始，这远远甚过任何其他的理论创举。”亨利则表示，现象学是“我们时代的主要思想运动”，“现象学之于20世纪，就如同德国观念论之于19世纪、经验论之于18世纪、笛卡尔主义之于17世纪、阿奎那或司各脱之于经院哲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于古代哲学”。非常明显，在这两位现象学大师眼里，现象学不仅在20世纪法国哲学、20世纪欧洲大陆哲学，乃至在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中都占据着主导地位。

现象学在20世纪法国哲学中经历了接近百年的旅程，在21世纪的法国哲学中依然非常活跃。它在20世纪初被从德国引进法国，在30年代中后期初步形成其法国形态，在40年代和50年代成为占据法国哲学界绝对主导地位并引领国际学术方向的重大思潮，虽然在60年代和70年代陷入相对暗淡的时期，但80年代又开始了复兴之旅，而这一进程在90年代得以加速。根据作者多年的研究，20世纪法国哲学主要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而现象学运动要么以实存(论)现象学(existentiel phénoménologie，existentialiste phénoménologie)的形式，要么以概念(论)现象学(conceptuel phénoménologie，conceptualiste phénoménologie)的形式贯穿了几乎整个发展历程，表现为引进、鼎盛、衰落和复兴四个重要的时期。20世纪法国哲学纷繁多样，出现了直接或间接以新康德主义(新观念主义、新批判主义)、实证主义、生命哲学、新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实存主义、现象学、人格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科学哲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冠名的流派。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各种纵横交错的关系。为了把这些“杂多”纳入到秩序之中，出现了把它们分别归入所谓的“意识哲学”和“概念哲学”之中的尝试。本研究成果启用了“实存哲学”(或主体哲学)和“概念哲学”(或知识哲学)这样的表述，并且认为，就20世纪法国哲学而言，不管是实存—主体哲学还是概念—知识哲学都面临着如何看待意识哲学及其解体的问题，如何对待实存与知识之张力的问题。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了解两种哲学类别的差异，而在于厘清它们与现象学传统或密切或不那么密切的关系，在于探讨它们是如何批判和超越传统的主体形而上学或意识哲学的。法国主体哲学大体上可以归属于现象学，而概念哲学也并非与现象学无涉。正因为如此，主要的工作是厘清实存论现象学和概念论现象学的不同理论风貌及其在哲学家们那里的别具特色的展开。

20世纪法国哲学的第一阶段是现象学的引入期。胡塞尔具有完全意识哲学倾向的认识论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带有身体哲学倾向的实存论现象学在法国哲学的这一时期各有其地位。法国现象学运动源于对德国现象学的引进，它其实表现为德国现象学种子在法国精神论土壤中的生根发芽和不断茁壮成长的历程。从一开始，法国哲学家眼里的德国现象学就不纯粹，因为它被看作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混合物，舍勒在其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情况与法国哲学当时的总体氛围有关：它从19世纪法国哲学中接受了实证论、精神论和观念论三大遗产，精神论则扮演着主导角色。现象学的引进工作主要是由一批直接受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现象学教导的外来学者实现的，列维纳斯在其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通过对黑格尔作精神论的解读，通过更多地关注海德格尔的实存论倾向，通过对胡塞尔哲学的海德格尔化，法国哲学界主要发展出了一种实存论现象学。与此同时，一股主要受到胡塞尔思想中的形式主义和逻辑主义维度影响的概念论现象学也出现了，但其势力相对弱小，无力与实存论现象学相抗衡。

在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出版十年之际，即自1910年开始，在法国就已经有了引进德国现象学的零星努力，同时也出现了某些类现象学的哲学思考。当此之时，布伦茨威格和阿兰的新观念主义延续了笛卡尔哲学和康德哲学所代表的理智主义传统，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则意味着这一传统的颠覆和某种非理智主义方向。两个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预示了法国现象学在意识哲学与身体哲学之间的张力，恰如胡塞尔明确的意识哲学与海德格尔不言明的身体哲学之间充满张力一样。法国实存论现象学的诞生有赖于柏格森生命哲学对于理智主义传统的清理，有赖于它与德国现象学的或同或异的可比较性，有赖于它提供的许多可以被法国现象学直接借用的灵感源泉。如果说新康德主义者阿兰和布伦茨威格为实存论现象学提供了一些消极资源的话，生命哲学家柏格森以及受其极大影响的基督教的苏格拉底主义者马塞尔则为它提供了更积极的起点。柏格森关于物质和身体的看法、马塞尔关于实存和身体的论点要么走在身体现象学的途中，要么属于身体现象学的一部分，对于后来的现象学家梅洛 庞蒂、利科、列维纳斯和亨利等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国哲学的第二阶段是所谓的“3H”时代。这是一个以萨特和梅洛 庞蒂等人的实存论现象学为核心，会同新黑格尔主义、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人格主义共同拓展人本主义的时代。在这一时期，法国哲学家对“3H”(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主要进行人类学的解读，他们其实对“3M”(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三个所谓的怀疑大师)也采取了相同的姿态。应该注意的是，虽然在萨特哲学中也出现了身体的提问法，他对反思前的我思以及情绪问题的关注也有别于现象学认识论姿态，但其哲学依然被归属于意识现象学，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梅洛 庞蒂和利科等人的身体现象学。当然，实存论传统的主导趋势是身体现象学：由于关注个体实存，这些哲学流派都把身体或处境意识视为不言而喻的前提，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意识哲学向身体哲学的过渡，萨特有关自为的身体的看法则处在这一过渡的关键点上。这些典型地体现了后期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特征的流派大多在30年代中后期开始产生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其鼎盛阶段，但在60年代初开始丧失其重要地位。被归属于这些流派的哲学家要么直接以现象学的名义说话，要么与现象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象学的传入与新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几乎是同时的，正是这种复杂的情形造就了“现象学与黑格尔主义结盟”和“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联姻”的哲学图景，并导致了法国现象学与德国现象学的迥然有别。与此同时，我们还注意到现象学对于法国科学哲学的渗透，这引发巴什拉等法国科学哲学家在关注意指现象和概念分析的同时，积极发掘科学中饱含的诗意和想象的维度。凡此种种都表明，现象学在这一时期的法国哲学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特接受的是胡塞尔《观念》Ⅰ所代表的意识现象学，正因为如此，尽管他否定先验观念论，其哲学却依然属于观念论的一种。他其实也受到了精神论的影响，但围绕焦虑和绝望等情绪展开的精神似乎脱离了身体、远离了物质。萨特因此始终坚持“无”的“无性”，而不像海德格尔那样坚持“无在无着”的物性。萨特始终面临着两位导师之间的张力关系，其基本倾向则是接受现象对于意识的依赖性，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维护的是观念性。当然，在谈论自为的身体、探讨情感和情绪的时候，他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身体的物质性维度，尽管其意识现象学不可能真正确立身体的主体地位，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观念性相对于物质性的优势地位。他在语言观中也坚持大致相同的立场。在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梅洛 庞蒂那里，具有精神性的身体成为了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观念性与物质性的统一；与此相应，世界不再是被表现的客体，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自身物质性；散文语言和诗歌语言之间的截然分离也消失了，观念性与物质性的统一在语言上也获得了实现。在其后期哲学中，通过“世界之肉”这一具有元素意味的概念，梅洛 庞蒂尤其突出了物质性的重要地位，尽管观念性并没有因此受到完全的排斥。

20世纪法国哲学的第三阶段是所谓的“3M”时代。在20世纪60年代初，法国实存论现象学辉煌不再，开始由鼎盛走向式微。当然，现象学并没有退出法国哲学舞台。以实存论为典型代表的法国现象学虽然处于相对暗淡的时期，却依然顽强地进行着各种探索：萨特和波伏瓦还在以类西西弗的方式为人道主义理想释放其“无用的激情”；以其在“3H”时代对纯有或“没有实存者的实存”的现象学描述为起点，列维纳斯继续批判实存论现象学的中性存在论，并且实现了身体现象学的伦理学转向；利科在宗教现象学、精神现象学、心理分析学、结构—后结构主义、英美语言哲学之间调和“解释的冲突”，实现了其意志现象学的解释学转向；亨利批评实存论现象学以及传统哲学的外在性追求，围绕内在情感性拓展了身体现象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结构主义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福柯和德里达并没有离开现象学的问题域，在从结构主义的同路人迅速走向后结构主义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以某种方式重新回到了现象学。在这个充满怀疑情绪和末世情结的“3M”时代，法国哲学家不仅对“3M”，而且对“3H”都试图作出非人类学的解读。围绕实存与知识之间的张力关系而展开的知识问题重新上升为重要的主题，而列维纳斯、利科、亨利、福柯和德里达等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为我们展示的是作为知识之基础的身体经验，尽管物质性和观念性在他们的身体概念中分别具有非常不同的比重。

尽管隶属于实存论传统的列维纳斯、利科和亨利在“3M”时代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但他们毕竟发出的不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声音。在列维 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和拉康等人开启的结构主义大潮中，能指游戏、主体死了和哲学终结成了哲学剧场上最喧嚣的话语；语言对主体、知识对实存、非哲学对哲学具有毫无疑问的优势地位，至少这些二元对立关系在“3M”时代显示出了完全有别于“3H”时代的特色。福柯、德里达和德勒兹等人把概念哲学推到前台，在批判吸收实存哲学的基础上，他们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哲学图景，把实存哲学已经开启的意识哲学批判推进到极致，而利奥塔、布尔迪厄和鲍德里亚关于后现代知识和文化的理论尤其开启了文化物质主义(唯物主义)的时代。结构主义当然与实存论现象学形成了一种断裂，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毫无关联。结构主义者们其实是在现象学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不可避免地深受其熏染。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语言现象学，语言的极度扩张导致了主体的终结，这其实意味着一种物质性的身体占据了意识主体和身体主体留下的“空的空间”，一如物质性的语言占据了整个思想文化舞台一样。如此一来，他们综合实存哲学和概念哲学，为我们提供的是别具特色的物质现象学。

如果说主体哲学否定纯粹意识主体的话，概念哲学干脆就否定了意识主体。很显然，在瓦解意识主体方面，概念哲学比主体哲学要激进或极端得多。真正关键的是，纯粹意识主体解体了，或者说演变成了身体主体，身体主体则经历了实存论现象学的身心统一体阶段和结构—后结构主义的纯粹身体阶段。就身体的提问法而言，从胡塞尔哲学到梅洛 庞蒂哲学再到福柯哲学的演变，典型地展示了从观念性身体到物质性与观念性结合的身体再到物质性身体的变迁。我们也可以就语言的提问法作出同样的表述，即从观念性语言到物质性与观念性相结合的语言再到物质性语言的演进。法国概念论现象学始自卡瓦耶斯调和新康德主义与现象学的尝试，巴什拉等人延续并推进了相关努力，福柯和德里达则典型地代表了概念论现象学。在实存论传统中，利科和列维纳斯比梅洛 庞蒂还要更加关注物质性。比如在列维纳斯那里，尽管他批判海德格尔哲学始终围绕孤独个体的物性而展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忽视主体(身体)的物性。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应该囿于我们的自身物性，应该通向他者的物性。由于强调本己身体，存在者或者说个体的物性得以维护。但与此同时，存在者不可能不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以便要么充实、要么中断这种自身物性。一个人要么沉入于对外部事物的需求中，要么欲求别一种物性——欲求异域，欲求他者。前者表明，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是对自我与自身关系的维持和充实，后者表明，这种关系是对自我与自身关系的中断与超越。需求最终回到的是孤独个体的物性，欲求则以物性为基础通向了自身之外。

20世纪法国哲学发展的第四阶段，主要是自80年代以来出现的某种综合的趋势，其中最突出的则是现象学的复兴。真正说来，我们看到的是实存哲学和概念哲学以不同的方式通向物质现象学，其中体现出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极度张力。自然与作为自然历史过程的文化之间的既一致又冲突的关系导致了自然物质主义与文化物质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尽管彼此之间存在着不少差异，亨利和马里翁的哲学都可以归属到由实存论现象学演变而来的物质现象学之列。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是他们思想的灵感源泉，梅洛 庞蒂、列维纳斯和利科等人的相关工作为他们提供了或积极或消极的引导，德里达、福柯、拉康和德勒兹等人的有关思考也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在这一阶段还出现了所谓的“现象学的神学转向”。这其实意味着，亨利有关肉身、福柯关于事件、列维纳斯关于他者以及梅洛 庞蒂和列维 斯特劳斯关于自然与文化关系的看法都要求一种更彻底的现象学还原。这一切都意味着人性、神性和物性之间关系的重组：人性维度越来越让位于物性维度，而神性维度在物性的回归中扮演了一种象征角色。真正重要的是，应该厘清人的自身物性与自然的物性在亨利、马里翁以及其他主要哲学家那里的张力关系。

亨利率先提出了所谓的物质现象学。他主张“把现象学问题彻底化”，要求考问“现象性据以原初地自我现象化的模式”、考问“纯粹现象学物性”。这种物性首先涉及的是主体的绝对自身性，它拒绝任何的反思模式。物质现象学通过强调生命现象的自身感动来维护身体的内在性或者说内在情感性，而通过“共悲情”，自身的物性与他者的物性关联起来，与此同时，自身感动或悲情也意味着宇宙生命。马里翁集中思考给出或给出现象(给出=现象)，代表了物质现象学的最新立场。他特别加以描述和分析的饱和现象(phénomène saturé)尤其突出了现象的物性。他坚持所谓的现象学最后原则：“越还原，越给出”。在他看来，必须优先解决给出自己的东西和展现自己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展现自己(se montrer)或显示自己(se manifester)以给出自己(se donner)为前提，而“那展现自己的东西首先给出自己”乃是他的“独特主题”。在他那里，四种饱和现象已经表明了万事万物的自身物性，而由四者的统一构成的神或绝对启示不过是这种物性的最后象征而已。

实存论现象学和概念论现象学在20世纪法国哲学的四个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意识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conscience)、身体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corps)和物质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matérielle)之间也不是以“飞跃”的方式进展的，临近阶段或前后形态之间往往是彼此渗透的。不同的法国哲学家分别在观念论(idéalisme，唯心论)、精神论(spiritualisme，唯灵论)和物质论(matérialisme，唯物论)的标签下对心灵—精神(me-esprit)、身体—肉(corp-chair)和物质—事物(matériel-chose)三个系列的概念进行了不同的理解，赋予了观念性(idéalité)、精神性(spiritualité)和物质性(matérialité)不同的哲学地位，并因此在形成现象学在20世纪法国哲学中的主导地位的同时，为我们展示了法国哲学的丰富多彩。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远离现象学最响亮的口号“面向事物本身”及其引出的事物与物性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一切都表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形式与质料(form and matter)二分学说不断受到挑战并最终被抛弃了。从胡塞尔到早期海德格尔再到后期海德格尔，德国现象学逐步把关注的重心从无(nothing)及其无性(nothingness)转向了物及其物性，渐次洞见到了现象性或现象之为现象意味着“物在物着”(das Ding dingt，the thing things，或译物物化)而不是“无在无着”(das Nichts selbst nichtet，das Nichts nichtet，nothing nothings，或译无无化、虚无虚无化)。在法国实存论现象学的发展演变中，哲学家们融合本土精神论传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与来自德国的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3H”的现象学，推动了从意识现象学经由身体现象学到物质现象学的演变，更复杂地展示了现象性概念从“无在无着”到“物在物着”的演变。

三、成果的学术创新、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20世纪法国哲学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法国现象学尤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法国哲学家勇于创新、思维活跃、心胸开阔、方法多样、问题频仍、概念迭出、言语独特，对于真正喜欢哲学的人而言，这一切都是引人入胜的，但要真正理解他们却是非常困难的。本成果围绕心灵、身体和物质三个范畴，推陈出新地运用观念论(唯心论)、精神论(唯灵论)和物质论(唯物论)三个标签，新颖独创地启用实存论现象学和概念论现象学两个横向大类，意识现象学、身体现象学和物质现象学三个纵向亚类，别具一格地展开了法国现象学的研究，既从横向上展示了法国现象学的多姿多彩和内在关联，又从纵向上揭示了法国现象学以及整个20世纪法国哲学的逻辑演进。上述三大范畴、三大标签和两种分类都出自作者独特的系统总结，它们既是本研究的内容，同时也是本研究的最基本的构架。这一切都表明，作者不是在写教科书，而是在进行独创性的哲学研究。作者对这些概念、流派和形态的独特理解既有文本依据，同时也有大量的理论创新，体现了真正的研究精神和创造能力，其理论特色和理论建树也因此获得了充分实现。本成果的应用价值是：就法国现象学、20世纪法国哲学，乃至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而言，无论是从教学的角度看，还是从科研的角度看，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它突出地强调了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要求把握时代哲学的精神之所在。马克思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20世纪法国哲学，尤其是其现象学最全面也最生动地展示了20世纪西方世界的时代精神，全面研究、分析和批判相关哲学思潮也因此具有十分明显的社会效应。本研究已经在国外发表英文论文1篇，在国内CSSCI刊物上发表论文15篇，其中《哲学研究》4篇。这些成果已经获得了学术界较好的反响，其中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篇，论点摘编1篇，被《中国德育》论点摘编1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复印5篇，据知网被他引为25次，此外有多篇次被哲学中国网、中国现象学网、哲学在线等专业哲学网站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