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在外面”的思考方式

福柯首先拒绝像康德那样，给予考古学研究以一种先入为主的“意义”。同样地，他也反对将考古学研究的主题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使它隶属于形而上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福柯认为，考古学的真正意义既不是以一种本体论为基础，也不是以一个认识或伦理主体为中心，更不是依据伦理学行动原则来决定。如前所述，对于知识论述体系的考古学研究，主要在于拒绝单纯把知识体系当成“纯科学”的理论范畴，拒绝将当代知识当成理性对于经验的逻辑论证结果，拒绝仅限于科学知识的狭隘领域去分析知识本身，而是把现代知识当成现代社会得以实际运作的动力主轴，将它重新置于其生产和扩散过程中的本来状况之中，揭示其原本的动力机制、整体性措施结构及各个实践程序中的微观策略。一句话，考古学试图将现代知识同它的社会实践过程及策略联系在一起加以考究。

考古学和系谱学之所以如此开展它们的批判活动，最重要的，是因为这展现了它们的独特思考方式，一种被称为“在外面”的思考方式(la pensée du dehors)。(Foucault，1994: Ⅰ, 520521)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是一种反传统的“在外面”的思考方式的表现形式。

福柯所遵循的“在外面”的思考，就是走出纯意识的框架，到主体意识之外，根据实际的斗争和批判的需要，沿着语言游戏的逻辑，任凭语言运用的运作轨迹冲破一切约束和规范，进行自由自在的思想创造活动。

福柯在他的考古学和系谱学中所表现的“在外面”的思考方式，实际上也是继承尼采的传统。如同尼采以反理性主义的特有思考方式开展他的系谱学那样，福柯通过“在外面”的思考，显示了他的叛逆的思想风格。

如前所述，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都是在对真理游戏的批判活动中展现出来的，而在真理游戏中最关键的，是主体性和真理游戏的相互关系，尤其是主体建构过程中主体化和客体化的相互关系。所以，福柯的整个批判活动，其焦点始终集中在对于主体性的解构上。他的“在外面思考”，其矛头首先就是指向各种主体论，而福柯对于传统主体论的批判是同对于各种论述的解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福柯说：“语言的存在，对于它自身而言，仅仅是在主体消失之后才出现。”(Foucault, 1994: Ⅰ, 521)他认为，所谓“主体”，主要是靠各种论述体系及其运作而建构起来的。因此，一旦建构“主体”的各种论述体系被解构，“主体”的整个意义就瓦解了；而立足于“主体”基础上的“人”，也同样消失无踪。换句话说，福柯是在解构各种论述的过程中，同时对传统主体论进行严厉的批判和颠覆，而他批判传统主体论的整个过程，又都是围绕着主体建构与论述制造、扩散及其实践的密切关系来进行。

所以，福柯把这种从语言论述对主体进行解构的思考方式称为“在外面思考”，以便把它同传统思想家们从思想意识内部、以主体为中心进行理性思考的模式对立起来。在福柯看来，对于主体的批判和对于语言的解构，是“在外面思考”的基本原则。

因此，总的来说，作为一种“在外面”的思考，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批判方法，首先就是拒绝以主体为中心，单纯在意识范围内进行思考活动。福柯一向认为，语言的运作本来就是在主体之外，依据其本身的特有结构进行，所以，“在外面”的思考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语言原本就是在意识的外面运作和活动。反过来，也只有通过语言的解构，才能彻底弄清“主体”的奥秘；因为只有通过对于语言的钻研和解析，才能显示“主体”对于语言的依赖性，才能真正揭示出语言的原本的存在本质与自身意识的同一性之间的绝对“不兼容性”(incompatibilité peut-être sans recours entre l'apparition du langage en son être et la conscience de soi en son identité)。

由此可见，福柯同拉康一样认为，必须先有语言及其运用，才谈得上“主体”的问题。换句话说，“主体”的问题，是来自语言运用的过程及其结果。不是先有主体，才有思想和语言；而是通过思想和语言的运用，才有可能建构主体。福柯通过“在外面思考”的思考方式，显示主体的产生及存在并非决定于意识本身内部的所谓逻辑理性的“同一性”原则，而是要在意识之外的语言存在中才能解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福柯所提出的“在外面的思考”，是一种解构主体的重要步骤，同时又是个人摆脱主体约束进行自由创造的思考模式。

在他的《语词与事物》发表前夕，福柯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哲学是从事诊断(diagnostique)的活动，而考古学是一种描述思想的方法(une méthode de description de penser)。”(Foucault, 1994: Ⅰ, 28)这种描述思想活动的方法同康德所主张的完全相反，不是将理性视为“先天的”能力，而是延续和发扬尼采、巴岱及阿尔托等人对于现代社会所采用的反理性主义的批判态度，在对于语言结构及其实际运用的解构活动中，尽可能发挥思想本身的自由，彻底摆脱主体对于思想的约束。在这方面，法国现代作家阿尔托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其“残酷戏剧”的创作中，进行了对语言结构的“讨伐”，企图使戏剧和各种文学创作真正地摆脱语言规则的约束，得到彻底的解放。(Artaud, 1947)福柯在说明“在外面思考”的意义时，把阿尔托同马拉美、巴岱和克罗索夫斯基等人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并列起来(Foucault, 1994: Ⅰ, 522)；同福柯一样渴求思想创作自由的德里达，也对阿尔托的上述创作方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多次地写专论分析阿尔托的戏剧对于语言的破坏所造成的后果。(Derrida, 1986)

在尼采之后，是巴岱首先将这种反传统的思考方式比喻成“在外面”的思考。福柯在其对于巴岱著作及其语言运用的研究中，发现了巴岱运用“在外面思考”的丰富成果，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巴岱运用在外面思考的光辉范例，使福柯进一步看到了：思想一旦摆脱主体的约束，就可以将其自由创造的活动推到传统的“极限”之外，开辟史无前例的创作视野。

在福柯的研究过程中，他始终灵活地区分内与外，并把两者之间的界限和极限，从新的观点和不断试探的角度进行多方面的逾越，从而使他的“在外面”的思考方式，比巴岱和尼采的反传统思考模式，更具有新的内容和意义。在福柯看来，内与外的关系及其相互之间的界限，如同“正常”与“异常”一样，一向是传统思想玩弄真理游戏及权术游戏的重要手段。历代统治者总是希望所有的人都以他们规定的“正常”和“内”的界限，进行言说、思想和行动。所以，一切有关“正常”和“内”的规则和标准，都是由掌握实权的统治者依据他们的实际需要和利益制定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限定在“正常”和“内”的范围内，无非是使自己顺从于现有的统治秩序。具有强烈叛逆性格的福柯，绝不可能使自己就范于“正常”和“内”的标准及界限。所以，“在外面思考”，实际上就是叛逆的思考，就是在道德、理性、正常和内部之外，抛弃一切现有的规定和原则，自由地想自身所想。

福柯本人在论述“在外面思考”时，强调首先必须“在自身之外”(hors de soi)，特别是在自身的自我意识之外，寻求思想意识和语言的奥秘，揭示主体形成的真正过程，使思想本身以及在思想过程中产生的主体问题，从传统理论所指定的“意识自身”回到它本身活动的地方，即返回到意识的外面，重新落脚在思想的“老家”，在思想原有的“虚无”中，在其“无法无天”、“无上无下”、“无外无内”的超时空中翱翔，在语言的实际运用的无限海洋中“游泳”。思想原本是在语言运用中进行，并不是在意识自身内部靠什么“纯粹意识”实现。在这一点上，福柯完全不同意胡塞尔现象学对于思想意识的基本观点。只有首先使用语言，并在使用语言中逾越语言的规则，打破语言本身作为符号体系的各种约束，思想才能实现其以“虚无”(le néant)表达“虚无”的目的，意识也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才能形成传统理论所说的那种“主体”。巴岱、布朗索、克罗索夫斯基和贝克特等人，就是在这方面取得辉煌成果的天才作家们。(Foucault, 1994:518539)

为此，福柯将传统那种从思想意识内部说明主体性及语言问题的思考模式，称为“内部的思考”(la pensée de dedans)、“思考的思考”(la pensée de la pensée)或“哲学反思的内在性”(l'intériorité de réflexion philosophique)，而把他和巴岱等人的新的思考模式称为“在外面思考”。

从福柯所提出的“在外面思考”的思考模式中，可以看到他在哲学理论方面的贡献。福柯的“在外面思考”的思考模式，实际上就是对于传统的观念论或唯心主义的批判和颠覆。长期以来，西方哲学史上发生过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争论和斗争，都是在主客观二元对立模式的范围内进行的。福柯跳出上述模式，从思想和语言的相互关系来分析观念论的真正根源。

“在外面思考”这一概念，原本来自古希腊5世纪和6世纪的神秘主义作家“伪丢尼修”(Pseudo-Denys)。后来，这种思考模式也一直在基督教的某些非正统思想家中流传。但真正启发福柯进行“在外面思考”的，是现代文学，特别是法国自萨德以来的文学。在萨德的文学作品中，只允许情欲的赤裸裸性来说话，让传统道德以及从属于传统道德的各种思想观点都保持缄默，并把它们彻底地从文学领域中驱逐出去。萨德以各种赤裸裸的情欲的发泄、流露和展现，让情欲本身以其赤裸裸的自然状态来“说话”，取代了传统文学作品中那些情节人物扮演“说话主体”的角色。萨德所处的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时代，正是康德和黑格尔等人大谈特谈有意识的主体的思想的时候。福柯注意到在同一时期，德国诗人荷尔德林也宣称“神的缺席”(l'absent du dieu)，并同时宣布“务必等待无限”的新观念。因此，福柯将萨德和荷尔德林比做两位最早发现“主体缺席”(l'absent du sujet)的伟大作家。福柯说：“人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萨德和荷尔德林两位作家，其一通过在赤裸裸的语言论述中的无止境的唠叨，将情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二则发现神正是在语言的缺口中，在逐渐地从它的消失状态中迂回。他们两位为未来的世纪、为我们的思想，存放了关于外面的经验的密码。”(Foucault, M.1994: Ⅰ, 522)这就是说，萨德和荷尔德林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传统语言王国中的“主体”和“神”的“缺席”，懂得自由的创造只有在“主体”和“神”之外才能真正实现。所以，他们两人的思考就是最典型的“在外面思考”。

萨德和荷尔德林的伟大思想，虽然在当时并没有能够真正地发挥它们的威力，但它们很快地，就在19世纪下半叶，由尼采和波德莱尔以及马拉美等作家，以更加明确的方式重新表达出来，使得文化的真正的“内在”奥秘，明亮地在语言这个“外面”的领域中闪闪发光。这场不断揭示“思想主体”和“说话主体”的“外在性”的运动，在20世纪，更是通过阿尔托、巴岱和克罗索夫斯基等人的文学作品以无可抵挡的趋势延伸下来。所以，福柯说：“思考的思考，这种比哲学还广阔得多的传统，告诉我们说它已经将我们引导到最深的内在性之中，而话语的话语，则通过文学或别的可能的途径，将我们引导到这个使说话的主体消失的外面。”(Foucault,1994: Ⅰ, 520)

当福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重新探索主体性与语言的关系问题时，福柯和他的同时代人都能够充分接纳和吸收现代法国文学在语言领域中的探险成果。福柯认为，只有从传统思考模式的根本对立的方向来重新思考主体性和语言的问题，才能真正对主体性和语言本身的意义有客观的了解。“语言的真正存在本身，只有在主体消失的情况下才能显示出来。”(Ibid: 521)对他来说，只有首先将传统思想设计出来的“主体”请出去，不让“主体”维持以往那种喧宾夺主的地位，才能使语言的真正性质显示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说，“主体”的存在及其各种论述，实在是掩盖语言真相的“遮蔽物”。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必须首先掀开各种“遮蔽物”，才能使存在本身赤裸裸地敞开其原生状态，才能使“真理”本身显示出来。

在外面思考，也就是在道德之外，就是尼采所说的“在善与恶之外”(par-delà le bien et le mal)，进行自身的创造性思想探索活动。对于在外面思考，福柯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鼓励青年学生也努力尝试实行。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直接同一群青年学生进行座谈，规劝他们不要做法制和道德的奴隶，要善于“在善与恶之外”，选择自己的爱好和兴趣，确定自己的生活理想。(Foucault, 1994: Ⅱ, 223227)

这样一种思想诊断方法，首先被福柯本人全面地运用于他的成名作《精神病与非理性：古典时期精神病的历史》一书的研究工作中。在这本书中，福柯的考古学方法所描述的，是被传统的理性抹杀、压抑和禁止的精神病人的思想及语言，而他所要揭示的，是造成整个社会划分为“正常”与“异常”的实际运作机制。他尖锐地指出，在所谓“正常”的人与“异常”的“疯子”之间根本不存在“共同的语言”。从18世纪末开始建构的精神病医学及其诊疗所，实际上是向那些被剥夺了发言权利的“疯子”，强加一种未经与他们平等协商的强制性“隔离”法规，迫使他们被驱逐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这一切，不是单纯靠精神病治疗学知识的力量，而是靠它与掌握整个社会权力的法制体系及其实际运作策略的紧密配合。这无异于由“正常人”和“理性”，依靠其实际权力和他们规定的法制的力量，单方面地宣告同“异常”的“疯子”的对话的“中断”，剥夺他们说话的权利。所以，福柯所采用的考古学，不愿意跟随传统理性主义的“科学”方法，去继续编写一种关于“理性”的精神病治疗学“科学”语言的历史，而宁愿创作一种有关疯子们的“沉默”的考古学。(Foucault, 1994: Ⅰ, 160)这样的考古学所要揭示的，是被“正常”的理性所掩盖和埋没的那些疯子的“非理性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说，福柯的考古学就是要挖掘一种被理性淹没的“地下语言”，让这些长期被冷落、蔑视和忽略的“沉默的语言”，能够重新说出他们自己的话，因而就是对于地下的非理性语言的挖掘和开拓工作。

由此可见，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于传统的理性主义思考模式的抗议和揭露。考古学和系谱学都试图反理性主义之道，对现代社会运作过程中那些长期被掩饰的历史奥秘进行“挖掘”和展示，并同理性主义主张的一系列逻辑归纳演绎方法唱“反调”，也同传统的历史主义相反，专门揭露理性主义思考方式的险恶用意。如同福柯自己在谈到他的《监视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书的写作目的时所说：“首先必须明确我在这本书中所要做的事情。我并不想直接写一部批判性的书，如果人们把批判理解为对于现有监狱制度的不当性的告发的话。我也不打算写一部关于监狱制度史的著作，也就是说，不打算讲述19世纪以来惩罚制度和监狱的运作状况。我试图提出另一种问题，也就是揭露一种思想的体系和合理性的形式(découvrir le système de pensée, la forme de rationalité)。以这种思考方式为基础，从18世纪以来产生了这样的观念，认为监狱是一个社会中用来惩罚犯法行为的最好手段，也是最有效和最合理的手段之一。”(Foucault, 1994: Ⅳ, 636637)福柯很明确地指出，他写监狱史的目的，是为了以系谱学的方法，揭露号称“合理”的传统思想方法与惩罚制度之间的内在密切关系。

在福柯的各种研究中，他始终都很重视对于传统思考方式的批判，并把这种批判放置在首要地位，因为在他看来，任何旧有的制度和组织的建构及其顺利运作，都往往受惠于论证这些制度和组织的正当性的“合理思考方式”。整个理性主义理论和方法，之所以能够长期地被历代西方统治阶级肯定和采用，就是因为它们都以“合理性”作为口实，有利于统治阶级“论证”它们所执行的制度的“合理性”。就以监狱制度而言，福柯强调，现有监狱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期实行，是因为统治者始终借口监狱制度的“合理性”，并在不得不进行改革时，也以同样的“合理性”为理由，将监狱制度改造得越来越远离原初所标榜的“合理”目的。(Foucault,1994:Ⅳ,636639)考古学和系谱学的重要性，恰恰就在于它们不但在根本原则上同传统理性主义对立，而且在实际运用中也不断揭露理性主义方法与现存各种制度及其运作之间的内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