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丰年》以崇德报功之方式彰显周代祭祀之特质

《丰年》一诗，仅有一章七句，虽然文辞极其简约，不过意义却极为深远。《诗序》以为“秋冬报也”。郑《笺》则进而明指“报者，谓尝也、烝也”（注：《诗·周颂·丰年》，见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收入《十三经注疏（附阮元校勘记）》，731页。）。鲁说则认为“蒸尝秋冬之所歌也”。齐、韩之说法亦当大致相同。（注：参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1024页。）朱熹则以为“报赛田事之乐歌。盖指田祖先农、方社之属”（注：朱熹：《诗经集传》，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册，894页。）。可见历来言此诗者，虽然皆承认此为报祭之诗。不过或者缘于《诗序》未言所报何神，故而汉、唐、宋诸儒之说也都各有出入。其中又以陈乔枞与黄山对于秋、冬报祭与尝、烝关系之看法有明显的冲突。然而透过陈、黄说法之分歧，正好可从分析二者的偏执而更周全地看出全诗之诗旨，进而理解丰年报祭之祭祀特质。

（一）《丰年》之“烝尝”与宗庙时祀之“烝尝”名同实异

陈乔枞对《丰年》一诗之解读，虽然顺从毛与郑烝尝为报祭之基本看法而推展，却认为此烝尝并非四时宗庙之祭享，而是相当于《月令》所载之其他祭祀现象。概括陈氏之大义，可区分为二（注：参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1024~1025页，所引陈乔枞之说法。）：

1.此《丰年》报祭活动类同于大飨帝或大饮烝等状况

陈乔枞认为毛与郑所言此诗之烝尝，非指宗庙四时祭享“秋尝”与“冬烝”之祭祀专有名词。其所谓“尝”，应为《月令》“季秋之月，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之“尝”，也应如郑玄所云“尝者，谓尝群神。天子亲尝帝，使有司祭于群神，礼毕而告焉”之现象。其所谓“烝”，应如《月令》“（孟冬之月）大饮烝，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王五祀”之状况，也同意郑玄“十月农功毕，天子诸侯与其群臣饮酒于大学，以正齿位，谓之大饮，别之于他”之说法。除此之外，陈氏还进而指出郑玄以互文之方式疏释“祈年”、“大割”以及“腊”之含义，认为“天宗”指日月星辰，“大割”乃大杀群牲，“腊”乃以田猎所得之禽献祭，“五祀”则指对于门、户、中溜、灶、行之祭祀（注：参见《礼记·月令》，见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收入《十三经注疏（附阮元校勘记）》，343页之郑注。），于是认同郑玄所云“此《周礼》所谓蜡祭也”之说法。

陈氏参考《礼记·月令》之相关记载以为立论之基，乃因《月令》本于《吕氏春秋》之十二月纪而来，因此其内容应可以适度反映战国以前社会之重要生活大事。根据《月令》所载，说明当时的生活虽以农事活动为生活重心，然而在从事农事生活之外，与古代军事活动关系密切的田猎活动（注：春搜、夏苗、秋狝、冬狩之四时田猎活动，各有不同之作用，然均利用农隙之时进行，且以秋冬为重，行前都必须郑重其事地祭告祖神，表示即将有田，还必须严格遵守规定，不得滥捕滥杀。其事分别参见《礼记·月令》，见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收入《十三经注疏（附阮元校勘记）》，303页，载：“（季春之月）田猎罝罘、罗网、毕翳、喂兽之药，毋出九门。”307页，载：“（孟夏之月）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338页，载：“（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班马政。命仆及七驺咸驾，载旌旐，授车以级，整设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厉饰，执弓挟矢以猎，命主祠祭禽于四方。”346页，载：“（仲冬之月）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夺者，罪之不赦。”另外，参见《周礼·夏官·司马》亦有相关记载，如442页，载：“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遂以搜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围禁；火弊，献禽以祭社。”443~444页，载：“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陈。……遂以苗田如搜之法，车弊，献禽以享礿。”444~445页，载：“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陈。……遂以狝田如搜田之法，罗弊，致禽以祀祊。”445~448页，载：“中冬教大阅。……遂以狩田，以旌为左右和之门，群吏各帅其车徒以叙和出，左右陈车徒，有司平之……遂鼓行，徒衔枚而进。大兽公之，小禽私之，获者取左耳。……致禽馌兽于郊；入，献禽以享烝。”），也是当时社会的重要生活内容，因为田猎所得乃是补充人民生活资源的重要管道。基于当时社会的特定生活形态所需，因而“丰年”之定义，固然必须以农作物丰收之“大有年”为最基本而重要之条件，然而也还应再扩大为同时兼含田猎所得大丰之层次，二者相互补足，借以富足生活所需之多项资源。

虽然农作物之类别很多，但是其种植时机、成长周期以及收成时节都各有不同，然而大抵还是依循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时序工作要项而进行。换言之，春夏时期虽然仍有农作物之收成，不过类别与产量都相当有限，不足以构成判断丰年与否之标准；因为农作物收成之大宗，仍以秋收为主，且以季秋霜降之前为最重要、最忙碌的收获期。逮至十月孟冬农功完毕，紧接着则为处理谷物之收藏，以备来年粮食所需，因而在此一时节最能感受丰收之喜悦或饥荒之哀愁，也最能油然兴起感恩图报之情怀，而有祈求来年可以丰收之殷切期盼。基于此农事生活安排的时程，因而有关丰年之感恩回报祭祀活动选择在秋冬之际进行，即是相当合乎时宜的。陈乔枞顺从毛与郑所言，以为《丰年》属于秋冬之报祭活动无疑是正确的。至于其进而指此烝尝报祭乃大飨帝、大饮烝之类，且类同于蜡祭者，则还须透过当时定时举行的规模大小与作用各有分殊之田猎活动，以明其究竟。

由天子主持的四时田猎活动，除却具有军事训练之意义外，还有为田除害，保护农作物不受禽兽侵害之作用，另外，田猎所得尚可提供宗庙祭祀、豢养繁殖，或者作为衣食来源之用。基于生活的复杂性，因而即使社会形态已经进入农业社会，但是田猎活动仍然具有重要价值。配合农闲之时进行的四时田猎，固然划分为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四类，不过并非等量齐分，而是以秋冬为重、为盛。盖因飞禽走兽在秋冬之间，大多趋于丰满肥美而适宜捕捉，因此天子此时所主持的大规模田猎活动，最直接的用途，乃如《周礼》所规划，以猎捕之禽兽提供祭祀各方神明以及宗庙之用，同时也是每年获得肉类来源之最重要机会，因而也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活动。衡情而论，年度生活的时程安排，无论是庆丰年或者祈来年之重要礼仪活动，应该都会选择在农事大致完成，粮食堆进谷仓，重要田猎活动也获得相当成果之后，才会以轻松愉悦之心情进行丰年报祭之礼。唯有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百姓，都已拥有充分之物资以备未来一年之用，且也有余暇之时，感恩图报以及自娱娱人之心情才会油然兴起，而能从容欢乐地备办丰年报祭之礼。在考虑古人之各项生活条件后，将《丰年》一诗视为秋冬报祭之诗，即是相当合适的。

陈乔枞还进一步认为《丰年》一诗所指之报祭，乃大飨帝、大饮烝之类，且类同于蜡祭之说法，乃把握当时社会生活状态之特性，而将诗的内容与四时生活礼仪活动加以适度联系之结果。经由此诗与礼的适度联系，不但能使诗的内涵意义更为丰富，而且还更能彰显报祭之礼的核心意义。由于报祭之礼的特色，乃在于充分发挥感恩图报的仁厚之心，因而主张此诗并不仅仅局限在宗庙四时祭享之狭小范围，而是将其扩展到“大飨帝”之遍祭五帝以报功，应属于合理的推论。此外，由于蜡祭乃标准的丰年祭，唯有在丰年才上上下下欢欣鼓舞地举行此庆典，用以回报所有对农事有功之大大小小人事物，以体现“仁之至、义之尽”（注：《礼记·郊特牲》，见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收入《十三经注疏（附阮元校勘记）》，501页，载：“蜡之祭，仁之至、义之尽也。”）的淳厚之德，故而郑玄特别提出此《丰年》一诗即蜡祭之类的礼仪活动。此从孔子观于举国欢喜若狂的蜡祭之礼，而告诉子贡的一段话：“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注：《礼记·杂记下》，见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收入《十三经注疏（附阮元校勘记）》，751页。）也可获得辅助之说明。由此进而可以得知古之蜡祭，固然是在终年辛劳之后，充分地表达当时人的感恩图报之情，同时还可借由相关的庆典活动调剂身心、慰劳自己。对照全诗“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之内容，即可想象上上下下看到万亿谷仓丰盈饱满，所自然流露的欢欣鼓舞、喜出望外之模样。其情其景，正好可与蜡祭的上下狂欢差可比拟。由此也可说明郑玄之说法不差，陈乔枞之认同郑说也是明智的。

2.《丰年》之“烝尝”乃描述祭祀状态之义

经由上述资料以补充论证《丰年》一诗的报祭活动，乃类同于大飨帝、大饮烝，乃至于蜡祭之状况后，陈乔枞既然不认同《丰年》诗的“烝尝”为宗庙时享之专名，因此又必须再对“烝尝”寻求较妥善的解释。

陈氏以为高诱在《时则训》对“大饮蒸”的“蒸，冬祭也”之说法，即是《丰年》“蒸尝”之义，并进而疏释其义为“秋、冬之祭谓之‘尝’者，取物成尝新之义；谓之‘烝’者，取品物备进之义”。陈氏对高诱之说或有心领神会之处，可惜个中原委并未畅谈申论。今尝试为之申述如下：陈氏乃将作为四时祭享专名之秋尝与冬烝，视为祭祀状态之重点描述语，认为凡属“物成尝新”者，皆可以“尝”标志之。又由于时值秋冬之际，不但谷物丰登，而且田猎所得也甚丰，于是行祭之时当然“品物备进”，因而可取代表众多的“烝”标志之。由此可知陈氏对于“烝尝”之重作释义，乃在上述扩大报祭范围之前提下，再向前推进一步之说法。由于其说之前后可以互相衔接、贯串，因而其对于“烝尝”之诠释亦是可行的说法。

然而，陈氏接下来又指出《月令》所言“毕飨先祖”（注：虽然《诗三家义集疏》1025页所载为“《月令》言‘毕飨先祖’”，然而今本《礼记·月令》并无此文，而《淮南子·时则训》所载为“大饮蒸，天子祈来年于天宗，大祷祭于公社，毕，飨先祖。劳农夫，以休息之”[见刘安编，高诱注，刘文典集解，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收入《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1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其与《月令》意义虽同而行文有异，因疑此处应为《时则训》所载，而非《月令》。其所谓“毕”，乃指向天宗祈年、公社祷祭，先行祭祀天神地祇，完毕之后，再行安排敬飨先祖之事。），正与《诗》所言“烝畀祖妣”之事相同，则与事实小有出入；其所引述“毕飨先祖”之部分稍有误差，因其内容应更切近于《时则训》之衍申，而非《月令》；且由于引文不全，致使文义不彰，容易导致读者误解。倘能将“大饮蒸，天子祈来年于天宗，大祷祭于公社，毕，飨先祖。劳农夫，以休息之”。全部引述，则读者即可很容易地见而识义，而祭祀顺序采取先自然神，然后宗庙祖神之先公后私方式，也不辨自明。再往下看，“劳农夫，以休息之”的活动，正好是蜡祭的内容，说明在年终的丰年祭后，当时社会的生活形态也开始正式走入冬季闭藏的时期。透过《时则训》对于《礼记》、《月令》以及《郊特牲》等有关节令活动（尤其是蜡祭）资料之汇整，也可辅助说明郑玄以此诗类同蜡祭的说法。

不过，陈氏所总结而指出《噫嘻》为春夏祈祭之所歌，《丰年》则为秋冬报祭之所歌，与宗庙时祀之“烝尝”名同而实异之说法中，将《噫嘻》与《丰年》配对的说法，或可再行商榷以达更适切的整合关系。

固然《噫嘻》一诗的性质，笼统而言，可谓属于春夏祈谷于上帝所歌，且与《丰年》之前后排列，在今本《毛诗》中仅有《振鹭》一诗之隔，彼此的关系应该相当密切。甚且《丰年》与《思文》、《臣工》、《噫嘻》、《载芟》、《良耜》同样都属于农事诗，因而若不多加考虑其他诗篇的内容是否也具有交互联系之关系，则的确可以将代表春夏祈祭所歌之《噫嘻》与秋冬报祭所歌之《丰年》两相结合，形成祈报连贯之整体构想。然而若考虑《噫嘻》乃紧接在《臣工》之后，而此前后相连的两诗，乃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描述当时农业社会一整年中与籍田有关的耕种情形，且另与《载芟》、《良耜》具体描述籍田礼活动之两诗，共同形成保存古代籍田礼活动之重要资料，则是否应该贸然将《臣工》、《噫嘻》两诗分割，应有重作商榷之必要。

再从两首诗密合程度考量，若欲选择与《丰年》相配对之诗篇，则《思文》恐怕还是比《噫嘻》更恰当的诗篇。盖因《周颂》之中，首开农事诗序列的《思文》一诗，即是标准的春日祈谷所歌之诗，表示在开春祈求年成丰收之外，更有以后稷为表率而努力事春耕之意存焉；至于代表秋冬报祭之《丰年》一诗，经由以上论述，乃泛指在谷物以及田猎所得均属丰收后所进行的感恩图报之礼，且该活动之进行还兼有全国上下调剂身心、慰劳自己终年辛劳之功能。基于《思文》与《丰年》两相连贯之性质，因而若能将此两诗连接，正好满足一年当中春祈秋报前后圆满之重要农事活动。由此可见将《噫嘻》与《丰年》配对为一年春夏祈祭与秋冬报祭之现象，既非唯一的配对方式，恐怕也非极佳之配对方式。因为若严格而论，春日之祭固然以祈谷为主，然而夏日所重，恐怕还要进入较具体的耘田工作，因此《噫嘻》描述的正是集体勤于农耕之现象，而不再仅仅停留在“祈”的层次，因而以《噫嘻》为春夏祈祭所歌之诗，已属不甚适切之说法。更进于此者，乃所谓春夏祈祭与秋冬报祭合并为一完整年度大事的如意算盘，当然也非十分完美无缺之配对，而不得不让位给诗义组合更密契的《思文》。

若将诗篇的组合方式改换成《思文》与《丰年》，则不但能圆满一年当中春祈秋报前后连贯之重要农事安排，而且《臣工》、《噫嘻》两诗，刚好在《思文》之后，说明若要拥有丰收之“大有年”，则在一整年之间，从上到下的各阶层人员都须兢兢业业地从事个人应做的工作，因而也更能具体呈现要想欢喜丰收必先辛勤耕耘之道理。至于稍后之《载芟》、《良耜》，则有补述重要籍田礼活动详情之作用。若能将此一系列之农事诗详加区分不同之使用场合与作用，将更能圆满理解周代以农业为主之社会活动情形。

（二）《丰年》之“烝尝”本于宗庙时祀行之

相对于陈氏以为此诗之烝尝为报祭而非宗庙时享之说法，黄山也顺从毛《序》以及郑《笺》之说法，认同蔡邕《独断》“蒸尝，秋冬之所歌”之说，肯定“蒸尝”皆属“报祭”。此一部分之看法，陈、黄两人之理解并无差异，然而往下发展，则二人之认定明显有分歧。

黄氏以为报社稷必于秋，报先祖则或于秋，或于冬，亦必一报，而非二报。追溯其故，黄氏又以天时有早晏，成熟有先后，一物不备，一人不得其所，孝子不敢以诬其先为理由，再提出“祭不欲数”之重要祭祀原则后，进而导出“天子祈报，皆即于时祭行之”的结论，故而主张秋尝、冬烝，本皆宗庙之祭。同时又认为《诗》言“为酒为醴，烝畀祖妣”，即明为享先祖先妣之祀，不必托言《月令》之“大飨帝”以及“祈来年于天宗”。（注：参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1024~1025页。）

陈、黄二说看似针锋相对而互不相容，主要源于黄山过分扩大“烝畀祖妣”为宗庙享祀之事，导致不见于紧接其后之“以洽百礼”而有所蔽，遂有“天子祈报，皆即于时祭行之”的结论。倘若能同时兼顾此诗在“烝畀祖妣”之后，又继之以“以洽百礼”之文，将可发现年成能够丰收，就事实而言，人所应感谢报答的对象实在极多，因而祭礼所应包含的范围亦应该是相对极广泛的。“烝畀祖妣”之宗庙时享，固然是不可少的应答谢对象，不过对于天地之间的诸多自然神祇之祭祀部分，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对象。由于应答谢对象为数众多，无法一一遍举，诗文纵然简约，仍然必须以“百礼”统称之，说明丰年报祭并非仅仅限于宗庙祭享之献祭祖妣为具足。

此外，黄氏所谓“祭不欲数”之说法当然绝对正确，然而从《祭义》所载“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注：《礼记·祭义》，见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收入《十三经注疏（附阮元校勘记）》，807页。）之说法，不仅无法顺推“天子祈报，皆即于时祭行之”的合理性，更无法说明此诗所祭，与《月令》之“大飨帝”、“大饮烝”无关的道理。因为从《国语·周语》所载先王之制中，有“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之规划，已明显可见天子所参与之祭祀活动，并不仅仅限于四时祭享而已，而是应适应实际所需以因时进行。另外，《楚语》[JP3]也有观射父“祀所以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时类、岁祀”之言（注：此两则记载，分别见左丘明撰，韦昭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一，见《周语上》，4页；《国语》卷十八，见《楚语下》，567页（台北，里仁书局，1981）。），说明即使在楚国，大臣都会告诉楚王进行各类祭祀之意义重大，则可见无论周天子或其他众多诸侯，在一年之中所参与或主持的祭礼，绝非仅以四时祭享为限。

若再参照三礼文献之记载，都可见天子主持祭祀自然神祇之记载，其中尤以周郊祀天以及圜丘祭地，更为天子所专享之祭祀权，众多诸侯皆无法拥有此权利。此外，望祀山川之部分，亦属天子、诸侯有别。凡此种种天子对于自然神祇应适时进行不同祭祀之现象历历在目，而祈报之义亦已深寓其中，实为无法否认者。由此亦可见在“烝畀祖妣”之后的“以洽百礼”，非仅不可等闲视之，更不能竟然视而不见，否则，其偏颇陷溺之流弊即无法避免。诗中所以言“百礼”者，正是郑玄将其祭礼类别外推至“蜡祭”一类的最重要依据。正因为丰年所祭的范围无所不包，始可达到最后“降福孔皆”之效果，达到人与天地自然和谐共荣之状态。由此可见，黄氏所说乃有所蔽之狭隘说法，读诗者应当慎思之。

（三）有关《丰年》“烝尝”报祭之平议

有关上述陈、黄之异说，倒是《诗经传说汇纂》早已在汇整各家说法之后，提出相当中肯之按语，认为“考祀典，秋冬大报，上自天地，以至方蜡，靡祀不举，祀则有乐。是诗概为报祭之乐章，故《序》不明斥所祭为何神也”（注：圣祖：《诗经传说汇纂》，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3册，第20卷，710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此说已能紧扣《丰年》全诗之重点，乃在于记录丰收之后，即有报祭活动的进行。至于所报答的对象，虽然宗庙祭礼自属重要，然而并不仅仅限于宗庙祭礼。根据《祭法》所载，圣王制定祭典之原则，在以祖神为主的人鬼祭祀系统之外，还有“有功烈于民者”之功臣，更有为数众多的天神与地祇之自然神等。（注：参见《礼记·祭法》，见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收入《十三经注疏（附阮元校勘记）》，796~803页。）尤其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自然神的威力更是无与伦比的，因而郑重其事地祭祀各类自然神更可以理解。由此可见报祭所施行之对象，不但广及有功旧臣，同时还应包含人以外之诸多自然神等。

追溯报祭之礼可谓源远流长，展禽以为可上推于虞夏之时，且与禘、郊、祖、宗四种特祀合并而为五种国之典祀。具体言之，则有“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注：《鲁语 上》，见左丘明撰，韦昭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四，511页，台北，里仁书局，1981。）之事实。溯其源，则皆肇始于各受祭者皆具有众所瞩目的昭昭功德，例如虞幕乃“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注：《郑语》，见左丘明撰，韦昭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四，166页。）。季杼则能继少康中兴之后以弘扬夏道。上甲之事迹虽难知其详，然而卜辞中，殷之盛祭多自上甲起（注：参见周何：《春秋吉礼考辨》，248页。），其中又以武丁、武乙两朝匚祭上甲最多。（注：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439~4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王国维即以为“报者盖非常祭”（注：王国维：《观堂集林·附别集（上）》，422~4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甚且《孔丛子》于论述《书》有“维高宗报上甲微”之载时，更引孔子以“此谓亲尽庙毁，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于每岁之大尝而报祭焉，所以昭功德也”（注：孔鲋：《孔丛子·论书》，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5册，卷上，313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为诠解，则报祭之旨乃为报德之义已极为鲜明。下逮于周，则知大王古公覃父乃率领族人迁居岐下周原，是促使周族大为发展之重要功德祖；高圉则为更远于大王古公覃父之先祖，其丰功伟业虽文献不足，然能与大王比并而称，则其功亦不在小，故后代子孙因行报祭之礼，以尽饮水思源的报德之义。

若从此诗已明言“以洽百礼”之现象，则明显知其借此表达对于农作物能够丰收，万民所应感恩图报者极多，当然无法明斥所祭者为何神。此外，方玉润所言，亦可谓读诗者之明白语：“《序》不言祭何神，但云‘秋冬报’，故后多疑议。若云‘大报’，则其义自明矣。总之，古礼既废，古乐又亡，第从乐章以考祀典，讵能有符？纵极切合，亦不过悬揣以求其义焉云尔。”（注：方玉润：《诗经原始》，604~605页。）《诗序》未标明此诗属于“大报”之礼仪乐歌，以至引发后人疑议，固然不无遗憾之处，然而读诗者未能秉持开放之胸襟“以意逆志”（注：《孟子·万章上》，见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收入《十三经注疏（附阮元校勘记）》，164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记载孟子针对咸丘蒙从“《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提相关问题，而回答：“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实为症结所在。虽然因为“诗无达诂”（注：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见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收入《新编诸子集成》，第1辑，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诗无达诂”一语，虽然最早出自《春秋繁露》，然而从《左传》所载，诸多春秋时人赋《诗》明志不乏故意断章取义之现象，可见当时人对于“诗无达诂”已有共识。），故而必须强调“以意逆志”，其说乃在于以“求其义”为目的，然而亦必须时时虚心以待，处处保留余地，以免遗漏任何可能，尤不可单以己意所欲，仅偏执“烝畀祖妣”而无视“以洽百礼”之存在，以免孤悬于险地而有所蔽。

盖《丰年》全诗虽然仅有七句，就语义而言，实可分为前三后四句之结构，而且后四句之首句，又具有居中联系前后三句文义之中介地位：前三句“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固然可以为写实的描述丰年之景象，不过，它更是统治者以及万民所衷心期待，希望年年皆如此之景况，因而简约的文辞中更具有极其浓厚的属于农业社会重要的“祈愿”部分。末三句“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乃记录每逢丰收之年，则有周遍而无所不在的报祭之礼，因而诸神之降福也相对普遍而周至。前后诗文之间，则以实际的“为酒为醴”之祭礼行为，成为“祈愿”与“报酬”两不同行为之串联管道，说明其祭礼活动乃以感恩图报之心，行使荐献酬神之礼，借此和谐人与自然环境之亲密关系。全诗借由崇德报功之具体礼仪，贯串起农业社会最重要“祈”与“报”相循相生的连锁活动关系，生动地展现了周代人文崇祀之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