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语
本章检讨福建茶鼎盛时期(1850年后半至1870年前半)之生产与贸易。福州在开放为通商口岸后,初期由于英美资本集中于上海,因此贸易寥落。直至太平军阻碍福建茶运往上海的路线后,以美国旗昌洋行为首的英美各洋行乃在武夷茶区从事“内地收购”,并由福州出口。因为距离近、费用低廉而又能迅速供应,故怡和、琼记等各洋行于1850年代晚期以后,纷纷在内地和口岸竞买,使福州成为活跃的茶贸易港口。而茶输出量之增加影响了福建茶之生产,但在最底层的山户之零细过小农之性格仍然不变,虽然增加乡间农人很多就业机会,但茶栽培依然为农家副业,如影响主谷之收获则废茶山。山户贫困依然,只得接受批发商人资本的茶庄之预付金而从事生产并受其支配。茶庄之资金则来自买办资本的茶栈。而基于茶流通的季节性色彩浓厚的茶庄之盛衰与否受福州茶市场之影响;此市场又与国际市场景气变动之关系极为密切。故1870年代晚期以后,国际茶价低落时,茶庄之倾家荡产者不少。茶庄兼营制茶手工工场,在其再制过程中,已因撰拣、精制、调和与包装等项而有分工之雇佣劳动的存在,然而并未曾开发新的制造技术和加深对新市场的知识,乃至茶叶品质日劣,预伏后来衰败之机。至于茶栈,其投资者多为大买办(例如宝顺洋行的徐润与琼记公司的唐隆茂),以其熟谙茶务,拥有资本之累积后乃自设茶栈,不但居于外商与内地茶庄的中间地位,并设立茶厂,而与洋行仍维持密切之联系。1870年代以后,与洋行之交易皆以长期汇票行之,使福州茶市场更受英伦市场之影响。茶栈直至1880年仍无法取代洋行在茶贸易上之地位而直接参与输出贸易。洋行在福州最主要的交易是派遣买办携带现金和鸦片到武夷茶区从事“内地收购”,这种制度使其得以垄断内地茶叶的交易,并借预付金以控制生产过程。其资金融通情形,图示如下:
洋行(钱庄)→茶栈→茶庄→山户
内地收购(买办)→茶庄→山户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则汲汲于茶叶起运税、运销税、厘金、军饷捐和海关正税、子口半税的征收,以致茶叶成本过重,当国外价格低落时,茶栈茶庄有折本之虞,乃转而欺压山户,价格高昂时,得利者皆为茶商,阻碍了直接生产者民富发展的可能性。当武夷红茶运往上海输出时,曾造成内地市场(如河口)的繁荣,后来随着运输路线的南向而衰落。福州成为外籍船只停泊之中心,快速船以此为起点,展开激烈的装载与横渡印度洋的航行竞争(1866年为巅峰),其竞载造成供过于求的现象而使伦敦之茶价降低。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运费低、安全性高、速度快的轮船逐渐取代快速船,这些轮船公司经营者为英美各大洋行,换言之,外国资本操纵了茶叶的运输。1871年上海与伦敦之间的海底电线敷设等交通上的革命,使中国茶的输出更受外国市场之牵制。
表2—2中国输出茶与福州输出茶表(1841—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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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空栏为资料无记载。
2.茶价为红茶(black tea)之价。
资料来源:
1.I.U.P.B.P.P.,China,Vol.38,Martin's Report of Tea Trade.
2.H.B.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ese Empire Vol.I.,p.366.
3.A History of External Trade,1834-1881.
4.《海关报告》,1865年至1920年。
5.Thomas Tooke,A History of Price and the State of Circulation,Vol.VI.,London,Longman,1857,p.497.
6.Decennial Reports,1892-1901,Appen.I.
表2—3福州茶对英国、美国、澳洲和俄国之输出表
(单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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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为输出俄领满洲之砖茶。
2.由此可知福州茶对英依赖之大。绿茶之输出额绝少。比率为福州总输出量之比(根据表2—2)。对英输出自1881年急降,与印度茶之增加有关,而对澳洲却不变。对美输出自1872年以后骤减,这是由于台湾乌龙茶和日本绿茶之竞争所致。
资料来源:《海关报告》,1865年至1890年。

图2—8 中国输出茶与福州输出茶图(1853—1889)
资料来源:表2—2。

图2—9 中国输出茶与福州输出茶图(1890—1920)
资料来源:表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