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将奔走的灵魂
我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但思想观念并不保守。尤其受到“五四”运动及自身经验的影响，她对男女不平等及旧社会的腐败习气深恶痛绝。对于父亲的堕落，母亲不但不容忍，还要发言干预，这就和我父亲有了矛盾和对立。
——张子静
离开了一直辖制着他们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嫂嫂，张志沂夫妻俩一时间像重获自由的鸟儿，漫无目的地飞——漫无目的也比囚禁了羽翼来得要好。这一点，无论如何是改变不了的。
他们开始了一段“肆意妄为”的日子，过了一段开心的生活。“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
有母亲的日子，阳光都是和煦的，连空气中都飘着一股甜腻的香气，张爱玲后来形容在天津的家里常有种春日迟迟的感觉——也许那股子慵懒和安定才是家的底色吧？
只可惜春太短，眨眼工夫就到了肃杀而萧瑟的秋。像一个一夜暴富的穷人一样，多数人是不懂珍惜眼前的光阴的，只会一味挥霍他的所有。所谓来得快往往去得也快，世间事有时就是这样经不起推敲。
张志沂对突如其来的自由内心自然是欣喜的，终于没人管着他了。中国的男人是多么惧怕大家长的管理，而中国的女人又是有多么喜欢“管理”男人？这才是悲剧的源头，也是矛盾重重的根源所在。
“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们家已经从上海搬到天津，住在英租界一个宽敞的花园洋房里。那是1924年，姐姐四岁，我三岁。那时我父亲和同父异母的二哥分家不久，名下有不少房屋、地产。我母亲也有一份丰厚的陪嫁，日子本来过得很宽裕。但不久我父亲结识了一班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
“我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但思想观念并不保守。尤其受到“五四”运动及自身经验的影响，她对男女不平等及旧社会的腐败习气深恶痛绝。对于父亲的堕落，母亲不但不容忍，还要发言干预，这就和我父亲有了矛盾和对立。”
张子静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的父母。对这样的父亲——吃、喝、嫖、赌样样都来的男人，做子女的心中多少也隐约有些失望吧。
他将从前不得志的种种忧郁与苦闷全抛撒在了烟铺上、妓女的胸脯上、骰子的点数上。他是寂寞的，说出这样话的不是他心爱的妻子黄素琼，也不是他的继承人张子静，而是后来差点儿被他打死的女儿——张爱玲。张爱玲说爱固然是种认同，但恨有种奇异的了解。
张志沂自己虽是个软弱的男人，但骨子里所受的儒家教育还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夫为妻纲”，他一定是这样认为的吧。他还保留着一切封建社会中男人的思想，自然也想要男权社会里的一切特权，包括纳妾。他不能允许妻子的抱怨与指责，他搞不懂他眼中的自然而然，为何到她那里就是忍无可忍。
他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争吵声越来越大，争吵的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只顾着自己的发泄，忘了两个只有三四岁的孩子。张子静后来的回忆里写着他如何听见争吵声害怕地躲在保姆的身边，他不知道姐姐会不会觉得害怕，因为她习惯坚强，她没有说，可是想了想便知道她跟他一样恐惧。这个家是不复从前的温馨了。此时，那种春日迟迟的空气里弥漫了硝烟的味道。
家如同累卵般危在旦夕，好似一不小心就瞬间倾覆。她不论多么早慧，不论多么坚强，她也只不过是个只有三四岁的孩童罢了。保姆们抱着他们下楼，让他们在院子里玩耍，以为这样便可以消散战火的恐惧。院子里有个秋千，平时姐弟俩抢着荡秋千，可今时今日那秋千在午后细密的阳光下照耀着，只令人感到一种虚空的惘然。
伴随着争吵声的还有各种器皿的破碎声，这个家不复过去的宁静了。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我母亲这一边。”兄妹两个个性上的冲突此时也跟着凸显出来。从前白雪掩盖着的矛盾，终于不可避免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女人的指责与“叛逆”已经让张志沂感到十分头痛，何况再来一个。
面对着两个强势的“新女性”颐指气使的模样，他无力解决这种矛盾，却也不愿听从她们的“好意”——他这辈子是只能这样了，祖上的荣耀没来得及看见，心情苦闷地跟着一群有着同样家族背景的遗老遗少，吃花酒赌钱，借酒浇愁吧。
饮鸩止渴罢了。不是不懂，只是找不到出路的烦闷无处排解。姨太太倒不会管他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不会逼着他上进，只要给她钱用就可以了——他不明白为何素琼不能如此！
他走在堕落的边缘，一面享受着放纵的快感，一面受着因此而来的麻烦的煎熬。黄素琼与张茂渊两个女人眼见着劝慰他完全不起效，内心便谋划着一个惊世骇俗的计划。女人们固然容易因性情相投而亲密，却更易因为有共同的“敌人”而同仇敌忾。她们两个人此刻算是“二位一体”的了，姑嫂如此亲密倒也罕见。
黄素琼见这个男人如此不珍爱自己的身体和家族的名誉，慢慢地对他的态度由规劝变为责骂，直到失望，她的婚姻也许是走到尽头了——真快啊，她想着，这才几年啊？小煐才四岁，小魁还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
可是，难道要把自己大好的青春浪费在这个毫无前途的男人身上吗？她知道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传统型的母亲，不会为了男人与子女奉献自己的一生，她还有寻觅幸福和自由的机会。
她害怕如果还待在这个家里，她将会变成一个整天唠唠叨叨的黄脸婆，她不想过从前母亲们的日子——一辈子将自己当个活的祭品一样献给一个家庭，临了开始抱怨和邀功——这个家要不是我在撑着早就散架了！是的，这样的话不绝于耳，中国的女性是惯于牺牲的，以至于认为牺牲乃是理所当然，稍微出脱一点儿，为自己的终生想一点儿，倒像个十分自私的女人，太不像话了。
她的心里一直在做着剧烈的斗争，出走还是留下？她对着梳妆镜里自己美丽的面容，痛苦万分。留下，意味着她将成为一个抱怨的妇人和族人称赞的好媳妇、好母亲；出走，她将拥有一个把握不住的未来——谁知道将来的道路上能遇上什么呢？她预感到只要提出出走，对这个保守的旧家庭来说简直像扔了颗炸弹——炸伤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未必能全身而退。
她，难道要做新一代“中国的娜拉”？
可是，“娜拉”就算有勇气迈出第一步，如何活着都是个问题。她毫无生存的技能，没有上过正式的学堂，一句英语不会，没有钱——好在她还有祖上留下的古董，她鄙视张志沂那样不求上进只想着靠祖上留下的钱生活，料不到自己如果出走也不得不成为这样的一个人。生活，有时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你越讨厌什么，你越有可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有人说，出走最大的困难不是技能，甚至不是金钱，而是勇气。勇气她是不缺的——湖南人是最勇敢的，她继承了湖南人的刚烈，说走就走！
一旦下定了决心，恨不能立刻就生出一对翅膀自由翱翔。这才明白，这个暮气沉沉的家多么令她讨厌，她鲜活的生命在这里只能枯萎。至于孩子——她管不了那么多了！
她想着该如何去跟张志沂解释自己出洋的决定：说自己想去英国学英文？显然通不过，他们就住在英租界里，到处都是洋人，家里不缺请个洋教师的钱！要么称自己去学艺术？难道在中国就没有艺术，什么样的艺术非要出国去学？
借口连自己都听不下。罢了，不如直接说吧。
任何事情，最后总被我们证明直截了当有时是最佳解决方案，像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一样，拐弯抹角有时只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