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时间的钟

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她没有份了。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张爱玲

旧历年的清晨家家户户放鞭炮，“爆竹一声除旧岁”，何等喜庆。对于一个几岁的孩子来讲，再没有什么事比过年还要值得等待与庆祝的了。

那一年，母亲已经远走欧洲，对于一个没有母亲的家来说，她是多么渴盼新年里别人家的鞭炮声来为她祝福。头天晚上她说要守岁，这样就能够看到清晨的热闹了，老妈子何干不让。她心疼大小姐，承诺早晨早点叫她起来。

她放心地入睡，梦里都是人家的热闹与繁华，等醒来才发现已经晚了，来不及了。“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她没有份了。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好似那个曾经声名显赫的大家族一样，她没等到看见繁华，已经日薄西山了。

花无百日红，一个家族就像一朵花没有永远兴盛的可能。她一睁开眼看见的已经是露滑霜重的晚秋，肃杀颓丧，鲜花着锦的日子一去不返，那朵娇俏妩媚的花朵早已被绣在锦缎上——仅供凭吊，没有生命。

不知是不是因为她出生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此后的人生她格外地喜欢月亮，对月亮的描写常常千奇百怪。但无论是何种月色，到了她的笔下，留下的只是苍凉与凄怆，即便是柔美如朵云轩信笺上的一滴泪——还是凄然。

“过三十岁生日那天，夜里在床上看见阳台上的月光，水泥阑干像倒塌了的石碑横卧在那里，浴在晚唐的蓝色的月光中。一千多年前的月色，但是在她三十年已经太多，墓碑一样沉重的压在心上。”这段《小团圆》中的文字，读来不免让人有种凄惶的阴郁之感，月色那么美，可是到底是晚唐时候了——盛唐已经过了，所有的鼎盛、所有的繁花早已成为明日黄花。

所谓名门望族，所谓钟鸣鼎食之家，到了她那里只剩下空壳子，就是这个空壳子还要像墓碑一样沉重地压在每个生活在这里的人心上——背不动也得背，因为这是无法选择的包袱。

晚年的张爱玲还曾写信给好朋友宋淇说这是她的所有，也是她的包袱，她得永远地背下去，甩也甩不掉。

族人的荣耀或许没了，时代已经变了，还有更大的毁坏要来，一早她便知道这样的道理。但是家里的规矩还没有变，像一个校不准的时钟一样滴滴答答敲着不相干的钟点，一切还要按着旧时的礼法来，诸如长嫂如母、长兄如父。

张家就是这样一个老时钟，尽管它已经校不准周围世界的钟点，却还在慢悠悠地按着它独有的步伐往前走——不到那一刻真正来临，它就一直这样，拖着经年累月积攒的风霜佝偻着身躯，向前，向前，向前——它的向前也不是“前”，只是漫无目的地立在那儿，在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四下张望，看不清来时的路，也望不见前行的路标。茫然是这座老时钟的标签。

黄素琼嫁过来五年后才生了小煐，此时的李菊藕早已经驾鹤西去，在张佩纶抑郁而终后，她独立抚养一子一女，同时操持着偌大的张宅——表面上是她当家，事实上，当家的一直是张志沂的哥哥，那是张佩纶之前的妻子所生之子。

李菊藕曾接连三年遭遇丧父、丧兄、丧夫，精神压抑不堪重负，终于在四十六岁那年撒手人寰，留下了只有十六岁的张志沂和十一岁的张茂渊。

本来哥哥嫂嫂对他们心里多少有点畏惧，如今只剩两个没成年的孩子，自然大咧咧地当起了张家的家。他们住着李菊藕当年陪嫁的老房子，与张志沂一家一起，像所有旧中国的大家庭一样。

张爱玲就是出生在那所大房子里，那时他们的母亲黄素琼还是个刚嫁过来几年的女人，在张家她根本说不上话，加之张志沂个性较为软弱，凡事退让，这让黄素琼很是看不惯，何况她本身就是个个性十分要强的女人。张子静曾经说过男尊女卑的思想是他母亲最不能忍受的事情，她后来漂泊一生所要追求的无非是自由与平等而已。

张爱玲的母亲与哥哥嫂嫂处不来，觉得处处受到掣肘，一直想要脱离老房子——这大约与今时今日希望独立不与父母同居一室的子女一个心思。哥哥嫂子还是过去的思想，认为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希望他们能够听从哥嫂的一切安排，倘若是张志沂那样温和退让的个性倒也罢了，相安无事总是能够的，但黄素琼绝不能忍受被这样呼来喝去。为此，她与他们产生了不小的矛盾。

爱一个人常常是从细微处体现出来，而厌憎一个人也同样如此，那些琐碎的平凡小事最能消磨一个人的感情，就像后来张爱玲自己所说的一样“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在这个看似很大实则狭窄的世界，哪一种爱不是千疮百孔？完美主义者长吁短叹，过于乐观的人则难免失望，只有像张爱玲这样透彻的人才会说出这样极富悲悯的话吧？

黄素琼想要分开另起炉灶，可是却苦于没有一个正当的借口。中国人是有多么喜欢冠冕堂皇的理由啊，就连行军打仗都讲究个“师出有名”，仿佛非得找个道义上的理由才能靠得住脚。分家也不例外。

就在黄素琼一筹莫展的时候，张志沂在天津的堂兄张志潭，当时任交通部长一职，给他谋了个铁路局英文秘书的职位。于是，他们一家便顶着这个理由浩浩荡荡地北上，那一年小煐两岁，弟弟小魁才一岁多。姐弟俩记忆可能有所偏差，弟弟记得的是姐姐四岁时举家迁往天津。

像笼中的鸟儿突然被放飞，第一个感觉也许不是自由，而是迷茫；像脱缰的马匹，没有羁绊固然可喜，可是却不得不为方向的确立而心焦。使人感伤的是张志沂就是这样一只鸟、一匹马，当他摆脱封建家长制式的约束后，自由来得太快，一下子有点儿找不到北的感觉。

倘使，他过去就是一个胸有主见能够决断的男人，便也罢了，离开只会飞得更高，跑得更快，可他偏偏是一株温室里养大的花朵。他年少的时候母亲因为父亲早早过世，对家庭事务心灰意冷。寡母的心常常是死灰一片，除了对两个子女，别的任何事都提不起精神。加之李菊藕本是清末民初的女人，与后来的儿媳妇黄素琼不同的是，当“五四”风潮刮到她的家门时，她早已是一堆躺在黄土下的枯骨。

因而她对子女的教育完全是封闭式的，不敢将独子放出去锻炼，她满心以为那就是保护，她像只护崽的老母鸡一样，一心想用自己残破的羽翼护一双儿女周全。由于担心张志沂离家会跟着一帮族内男子学坏，因而张志沂一直像个养在深闺中的花朵。倒是他的妹妹张茂渊，从小胡打海摔地成长为一个独立坚强的女性。兄妹俩若换个性格，怕也没有后面的故事了。

张志沂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使得他养成了凡事依赖和退避的个性，不喜欢与人争执。及至后来，母亲故去，哥嫂又代行父母之职——张志沂的二哥比他年长十七岁。

一个男人，从小到大，没有为自己的事情发过愁，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但是他也失去了为自己选择替自己决定的机会，就连他的婚姻也是别人一早牵好的姻缘，他似一个木偶般不能有自己的意见。

每每想到张志沂的前尘往事，总觉得有种末路的荒凉之感。他读“四书五经”，旧学样样精通，以为可以像祖辈那样扬名科场，孰料1905年清廷取消了科举考试。这条路算是彻底封闭了。后来他也学英文，他的家里甚至订了英文报纸，但总有种这样的感觉：像墙上一幅美丽的画，画中的鲜花无论多么璀璨却无法芬芳你的心房。

他这样一个清朝遗少，命运对他没有展现出过多的宽厚，他总是那样谦和，为了一家子的和顺。当黄素琼与他的嫂子发生龃龉时，他像是个夹心饼干般无所适从。在婚后的一段时间内，他的日记里充满了“莹归宁”这样的字眼——归宁是妻子回娘家的旧称，他的娇妻在老房子里受了委屈，隔三岔五地就要回娘家诉苦，他作为一个男人无能为力，这种深深的无力感，也许每一个有了婚姻的中国男人都体会过吧？

那时候的他们感情尚可，还没有过多的争吵，即便有，也是为了他们的哥嫂。有共同的“敌人”，他们的矛盾还没有那么快显现出来。

当一切矛盾的根源被冬雪般深深掩盖的时候，我们总意识不到厚厚的雪层下面是一群蠢蠢欲动的生命——希望与伤害都被包裹在白茫茫的一片天地中，只待一个冰雪消融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