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开启思辨之门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一切皆流，无物常住。

——（古希腊）赫拉克利特

世界是不断变化的，我们每天都面临一个崭新的世界。太阳每天都会升起，但今天的太阳还是昨天的太阳吗？哲学努力地为人的存在寻求一种超越我们本身之外的确定感，然而变化却是每个哲学家都无法回避的话题。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非常强调变化的观点，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他的意思是，世界是永恒变化着的，运动是绝对的，即“一切皆流，无物常住”。他说：“除了变化，我别无所见。不要让你们自己受骗！如果你们相信在生成和消逝之海上看到了某块坚固的陆地，那也只是因为你的目光太仓促，而不是事物的本质。你们使用事物的名称，仿佛它们永远持续地存在，然而，甚至你们第二次踏进的河流也不是第一次踏进的那同一条河流了。”

但是后来，赫拉克利特的一个学生克拉底鲁把他的观点绝对化、教条化，提出了一个极端观点：“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认为当我们踏入“这条”河流的时候，它已经不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条”了。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世界上就不会有确定性质的事物了，整个世界将成为混沌一团。我们既不能认识事物，也不能解说一个事物是什么了。因为，当我们还没有说完“这是一张饼”时，饼已经变成其他东西了，当我们把饼吃到肚子里的时候，它又变成了另外的东西。因此，克拉底鲁主张用动手指代替说话，因为一开口就过时了。这显然是荒谬的。

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是强调运动具有绝对性，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亡。而克拉底鲁说“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就割裂了运动和静止之间的关系。物质世界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但绝对运动的物质也有相对静止的一面。如果连相对静止都否认了，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是可以认识的了。

关于克拉底鲁的错误还有一个小故事讲得更直白：

有一个人外出忘了带钱，便向邻居借。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人不还钱，邻居便向他讨债。这个人狡辩说：“一切皆变，一切皆流，现在的我，已不是当初借钱的我了。”邻居发了脾气，一怒之下就挥手打了他，赖账人要去告状，这位邻居对他说：“你去吧，一切皆变，一切皆流，现在的我，已不是当初打你的我了。”赖账人无言以对，只好干瞪眼。

赫拉克利特强调运动变化，但并没有否定静止。在他的思想中，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火，这是万物的本性；但是火的形态是不停变化的，表现着不同的形式。这就告诉我们要看到事物静止的一面也要看到运动的一面。恩格斯高度评价了他的这个思想：“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

天地间没有两个彼此完全相同的东西。

——（德国）莱布尼茨

赫拉克利特强调万物皆变，而近代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则强调万物皆异。在他看来，天地间每件事物都是独特的，没有任何两个彼此完全相同的东西，因而对事物要区别对待。

莱布尼茨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的天才，出生于德国的他几乎研究了当时人类所了解的一切领域，如力学、逻辑学、化学、地理学、解剖学、动物学、植物学、气体学、航海学、地质学、语言学、法学、哲学、历史、外交，等等。他甚至还尝试创造一些自己的小发明，而他最重要的成就可能就是发明了微积分，为近代数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他还是最早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德国人，对丰富人类的科学知识宝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莱布尼茨被称为自然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因素，莱布尼茨的哲学显得卓尔不群。他不但涉猎范围十分广泛，而且他得出的一些结论也十分惊人。

莱布尼茨的博学使他名噪一时，当时的德国贵族都非常希望结交这样一位学术之星。据说，莱布尼茨曾经当过“宫廷顾问”。

有一次，皇帝让他解释一下哲学问题，莱布尼茨对皇帝说，任何事物都有共性。皇帝不信，叫宫女们去御花园找来一堆树叶，莱布尼茨果然从这些树叶里面找到了它们的共同点，皇帝很佩服。

这时，莱布尼茨又说“凡物莫不相异”，“天地间没有两个彼此完全相同的东西”。宫女们听了这番话后，再次纷纷走入御花园去寻找两片完全没有区别的树叶，想以此来推翻这位哲学家的论断。结果大失所望，因为粗粗看来，树上的叶子好像都一样，但仔细一比较，却是形态各异，都有其特殊性。宫女们累弯了腰，也没能找到两片大小、颜色、厚薄等完全相同的树叶。

这个故事揭示了哲学关于世界统一性和多样性关系的原理。这一原理告诉我们，统一的物质世界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组成物质世界的丰富多彩的不同个体各有其特殊性，但事物与事物之间又有着普遍的联系，存在着许多共性。世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是有机的统一，不可割裂。这要求我们做事情的时候要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盲目随从。

同时，莱布尼茨给我们展示了自然界的神奇，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又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和你完全一样。我们要为自己的存在骄傲，因为每个人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请珍惜自己的生命，活出自己的精彩！

肯定即否定

一切事物本身就是矛盾的。

——（德国）黑格尔

“规定即否定”表面上看起来是个自相矛盾的命题，表达“赞同”的肯定和表达“不赞同”的否定怎么能说的是一个意思呢？然而这确实是法国近代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名言，而表达同类思想的哲学家不在少数。

斯宾诺莎的这个命题所揭示的是这样一个道理：对于具有无限性的东西来说，在本质上对它的每一种确定，都必然意味着对其无限性的限制，因而意味着否定。斯宾诺莎曾经把无限性比作一个圆环。圆既无起点也无终点，因而在质上是无限的（尽管它在量上是有限的）。而其他任何一种开放区间的线段，则无论在量上可以延展多么长，但在质上总是受到起点和终点的规定，因而是有限的。比如上帝的概念就是不能被规定的，因为任何规定就是对上帝这个概念的限制。

老子提出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个命题，与斯宾诺莎的“规定即否定”这个命题具有相似的含义。老子认为，道本身无起点亦无终点，“绳绳兮不可名”，是不可规定的无限实体。但另一方面，老子又认为，道也不是栖身于宇宙之外的一个超越物，它存在于宇宙中，存在于事物中。在这个意义上，“道”与西方哲学中“上帝”的观念很是接近，都是不能被规定的。

然而颇为有意思的是，相似的道理到了佛家那里便换了种说法，禅宗宣称：“否定一切，才是肯定一切。”如《般若心经》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还有段颇有禅机的对话为证：

有一次，道光禅师问大珠慧海禅师道：“禅师，您平常用功，是用何心修道？”

大珠：“老僧无心可用，无道可修。”

道光禅师：“既然无心可用，无道可修，为什么每天要聚众劝人参禅修道？”

大珠：“老僧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哪有什么地方可以聚众？”

道光禅师：“事实上你每天聚众论道，难道这不是说法度众？”

大珠：“请你不要冤枉我，我连话都不会说，如何论道？我连一个人也没有看到，你怎可说我度众呢？”

道光禅师：“禅师，您这可打妄语了。”

大珠：“老僧连舌头都没有，又如何打妄语？”

道光禅师：“难道器世间，有情世间，你和我的存在，还有参禅说法的事实，都是假的吗？”

大珠：“都是真的！”

道光禅师：“既是真的，你为什么都要否定呢？”

大珠：“假的，要否定；真的也要否定！”

道光禅师终于言下大悟。

对于所有东西的否定才是对其的肯定。说到真理，有时要从肯定上去认识，但有时也要从否定上去认识。如《般若心经》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是从肯定中认识人生和世间；《般若心经》又云：“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就是从否定中认识人生和世间。大珠慧海禅师否定一切，不是打妄语，因为否定一切，才是肯定一切。

维特根斯坦的镜子

逻辑是世界的一面镜子。

——（奥地利）维特根斯坦

差劲的小说家只会讲故事，但优秀的小说家却能将故事展现给我们看。小说如人生，当情感展现出来，才能最好地发挥它的威力，单纯的叙述会使它失去价值。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年轻时便认为，思想家企图寻求的一切真理，无论是理智上的还是道德上的，都适用于上述原则。哲学是反映世界之镜，不是来清晰地说明世界的。他相信，世界和人类思想的本质都无法被言说，而只能加以呈现。20世纪初期，哲学家将哲学问题重新归纳为语言问题。而早在100年前，康德便明白，唯有先理解感觉器官，以及以感觉器官作为媒介的思维过程，才有可能理解世界。

维特根斯坦则更进了一步，他认为既然一切理解均需通过语言，那么研究语言即能掌握世界最精确的样貌。

1920年，也就是《逻辑哲学论》出版前两年，维特根斯坦归隐到阿尔卑斯山当小学老师，当时他才31岁，不过他认为75页的《逻辑哲学论》已经把哲学问题统统解决了。9年后，维特根斯坦回到剑桥，又重新开始解决这些哲学问题。

在东部前线服役时，维特根斯坦听说有个法庭案件，当庭展示了一条街道的模型，用来说明导致车祸事件发生的原因。他由此获得灵感，认为语言字词的功能便如同模型里的玩具车和玩偶一般，被组织起来建构一幅现实世界的景象。

接着，他又主张一切表述系统必定是以此类比喻方式加以运作的。虽然语言里使用的字词和其所指涉的对象并不相似，只是大家一致同意用来代表特定对象的任意符号，然而，当我们比较语句里字词与实际事物间的关系时，相似性就出现了。叙述与事实的关系，就像是比例尺地图与其所代表的实际地域的关系。虽然地图理所当然比实际地域小得多，但重点在于，地图上所标示的地点间的距离，模拟了实际世界中对应物之间的距离。

维特根斯坦又继续推论，语句的结构或形式必须和世界的现实事物所显露的事实相同，语言才能发挥功能，世界所包含的各类结构必须反映在我们用来谈论这些结构的语言的结构中。

正如复杂的事实可以被拆解成更小的部分一样，语言也可以被分解成更简单的元素。名词代表世界上的简单事物，而名词在语句中的结合方式，则代表名词所指涉的对应事物彼此之间的关系。事物间存在着空间关系，而字词间则存在着逻辑关系。当我们说“那只猫在垫子上”时，会知道是“那只”猫在“那张”垫子上，我们理解了这一陈述，就确认了语言与实在间的共同结构。这好比用尺或透明格网把说的话与世界量一量，看看彼此是否相符，如果是的话，说的话便是真的。

真实世界里的事物彼此间相互联系，本身并非额外的独立事物。猫坐在垫子上时，存在的有猫、垫子，以及猫和垫子的关系，但并没有第三件可被称为“猫正坐在垫子上”这样的事物了。同样地，语句中字词间的逻辑关系并非额外的字词，而是仅展现于所谈论之事物的结构中。了解这点相当重要，因为这意味着语言和其所描述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本身无法在语言中加以陈述。世界上有一样东西是图所无法描述的，那就是图本身，它无法借由自我描述来说明自己是幅图。

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潜能的实现是结果。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你也许会感到可笑，这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争论，怎么会是一个哲学问题呢？实际上，关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的争论，在哲学和科学等许多领域都已经持续了千百年，不同的人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

据报道，对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个问题，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和沃里克大学的科学家日前给出了确切答案：“先有鸡。”

一组研究人员发现鸡蛋壳的形成需要依赖于一种叫OC-17的蛋白质，而这种蛋白质只能在母鸡的卵巢中产生。研究人员因此得出结论，只有先有了鸡，才能够有第一个蛋的产生。

谢菲尔德大学工程材料系的弗里曼博士说：“之前人们怀疑是先有蛋，但是现在根据科学证据显示，实际上是先有鸡。这种蛋白质已经被确认，它与蛋的形成密不可分，并且我们已经了解到其是如何控制这一进程的。这相当有趣，不同类型的鸟类似乎用这种蛋白质在做着同样的工作。”

在过去对“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的争论中，科学家们一般都倾向于先有蛋。2008年，加拿大古生物学者泽勒尼茨基称，通过对7700万年前恐龙蛋化石的研究，明确的谜题答案浮出水面：恐龙首先建造了类似鸟窝的巢穴，产下了类似鸟蛋的蛋，然后恐龙再进化成鸟类。因此很明确，蛋先于鸡之前就存在了，鸡是由这些产下了类似鸡蛋的肉食恐龙进化而成的。

有些哲学家也认为先有蛋，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哲学家帕皮诺甚至从哲学的角度证明了先有蛋。他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说是袋鼠下的蛋，结果孵出的是鸵鸟，那么这枚蛋一定是鸵鸟产的，而不是袋鼠产的。”同理，第一只鸡不可能是从其他动物所生的蛋中孵出来的，只可能先有鸡蛋才有鸡。

更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个问题是谁先提出来的已经不可考，但在哲学史上却有不少的大家涉足其中，争论不休。在这里就讲讲希腊哲学家史上的两位哲学家的观点吧。一位哲学家是柏拉图，在他的哲学中最重要的“理念”哲学论，他认为世界由两部分组成——所谓的“二元论”，一部分是我们所看到的事物，另一部分是我们的理性。他还进一步说明了我们的眼睛不太可靠，我们所看到的事物和它在我们理性中的模型不完全符合，他把这个模型称为“理念”；在他看来，“理念”先于事物而在我们的头脑里存在，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在看到马时能认出这是匹马，是因为马的“理念”已经在我们的头脑里存在。然后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按照他的哲学理论，当我们还未见到鸡却知道鸡会生蛋时，我们就会理所当然说是先有鸡然后才有鸡蛋，因为我们头脑里已经知道这回事并且我们相信我们的理性。

然而，另一个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同时也是柏拉图的学生，在崇拜他的老师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与自己老师截然相反的哲学观点。他认为我们世界也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事物与理性，但是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感官，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客观的，它们不会随我们的意志而转移。在明白了柏拉图的哲学理论后再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论，我们就会得出与其相反的结论，即是先有蛋后有鸡。同时他还认为，蛋是潜能，鸡是结果。潜能先于结果，因而蛋先于鸡。

你也许会对上面的争论感到可笑，因为大家到最后还是没有说明白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上面的思维方式中得到启发，哲学本来就不是有标准答案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也许永远都不会有令所有人信服的答案，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循环论证的过程，其中的哲学思维方式确实颇为闪光和有趣。

芝诺悖论

飞矢不动。

——（古希腊）芝诺

哲学可以明智，它通过逻辑的训练让我们无限拓展思维的深度和广度。我们可以说逻辑学是研究思维、思维的规定和规律的科学，但是我们更应该明白，哲学和逻辑，无处不在。时至今日，当我们试图在哲学的卷帙浩繁中撷取沧海一粟时，也不得不回望历史，将我们的目光聚焦于古希腊那个璀璨的轴心时代。古希腊哲学家芝诺就曾经提出过一些著名的悖论，对以后数学、物理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芝诺悖论就是其中一个。

阿基里斯是古希腊神话中善跑的英雄，传说他的速度可以和豹子相比。在他和乌龟的竞赛中，他的速度为乌龟速度的10倍，乌龟在他前面100米处跑，他在后面追，但他不可能追上乌龟。因为在竞赛中，追者首先必须到达被追者的出发点，当阿基里斯追到100米时，乌龟已经又向前爬了10米，于是，一个新的起点产生了；阿基里斯必须继续追，而当他追到乌龟爬的这10米时，乌龟又已经向前爬了1米，阿基里斯只能再追向那个1米。就这样，乌龟会制造出无穷个起点，它总能在起点与自己之间制造出一个距离，不管这个距离有多小，但只要乌龟不停地奋力向前爬，阿基里斯就永远也追不上乌龟！

中国古人也有相似的例子来表述这个“悖论”，即著名的“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个句子出自《庄子·天下》，是由庄子提出的。

一尺长的木头，今天取其一半，明天取其一半的一半，后天再取其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如此“日取其半”，总有一半留下，所以“万世不竭”。简单地说，每次取一半的话，第一次是1/2，第二次是原长的1/4，第三次是原长的1/8……分子永远是1，分母都是2的平方数，到最终分母虽然会很大，但毕竟不是零，所以说“万世不竭”。一尺之捶是一有限的物体，但它可以被无限地分割下去。

这些结论在实践中是不存在的，但是在逻辑上却无可挑剔。芝诺甚至认为：“不可能有从一地到另一地的运动，因为如果有这样的运动，就会有‘完善的无限’，而这是不可能的。”如果阿基里斯事实上在某个时刻追上了乌龟，那么，“这是一种不合逻辑的现象，因而绝不是真理，而仅仅是一种欺骗”。这就是说感官没有逻辑可靠。他认为：“穷尽无限是绝对不可能的。”芝诺悖论涉及运动学、认识论、数学和逻辑学问题，在历史上引起了长久的思索，至今仍保持着理论上的魅力。

思考着的人是高贵的

越是接近真理，便愈加发现真理的迷人。

——（法国）拉美特利

哲学以思想为对象，以追求真理为目标。可是，既然每一个人都能够思考，那为什么还要研究哲学呢？的确，我们每人、每天都要面对繁芜的世界，有着这样那样的计较和考量。但是，正如物质有高下之分一样，思维也有自己划分层次和水平的依据。这一依据，就是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运用思维探讨超感官的世界，而探讨这超感官的世界也就是遨游于超感官的世界。这种精神意义上的崇高追求滋养了我们的心灵，提升了我们生存的品质，完善了人之为人的基本价值。

思考着的人是高贵的，康德正是最高贵的思考者之一。

有一次，康德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在梦中，他独自划船漂到了南非一个荒芜的岛上。他在海上远远就看见那岛上有两根高耸入云的石柱，于是想凑近去看个究竟，谁知道刚一靠岸就被岛民给抓住了。没等开口，那些人的首领就告诉康德：如果说的是真话，就要被拉到真话神柱前处死；如果说的是假话，就要被拉到假话神柱前被处死。反正是死路一条了。

康德想了一想，说：“我一定会被拉到假话神柱前被处死！”

如果康德说的是真话，他应该在真话神柱前被处死，可按照他的话又应该在假话神柱前处死。反之，如果康德说的是假话，他应该在假话神柱前被处死，可按照他的话又应该在真话神柱前处死。于是，岛民们傻眼了，他们犹豫了很久，最后不得不把康德给放了。

岛民们要杀康德，完全还可以再立一根石柱，专门杀说悖谬话的人，或者杀说真假难定的话的人。实际上，在现实中，很多话很难简单地说它是真话还是假话。非真即假的思维方式是非常幼稚的。康德的梦至少说明了人类的理性并不是清晰明确的，在很多时候会陷入自相矛盾的陷阱。据说，康德醒来后受到启发，写出了《纯粹理性批判》中关于“人类理性二律背反”的章节，指出了人类的理性并不可靠。

二律背反是康德的哲学概念，简单解释起来，二律背反意指对同一个对象或问题所形成的两种理论或学说虽然各自成立但却相互矛盾的现象。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的发现在康德哲学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使康德深入到对理性的批判，不仅发现了以往形而上学陷入困境的根源，而且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康德将二律背反看作是源于人类理性追求无条件的东西的自然倾向，因而是不可避免的，他的解决办法是把无条件者不看作认识的对象而视之为道德信仰的目标。虽然他对二律背反的理解主要是消极的，但他亦揭示了理性的内在矛盾的必然性，从而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产生了深刻影响。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语言只是一种工具，通过它，我们的意愿和思想就得到交流，它是我们灵魂的解释者。

——（法国）蒙田

如果说人与人之间存在的语言不同是由于地域和文化差异引起的话，那么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语言不通则是天然的结果。为什么？因为动物没有语言，更没办法交流，但事实确实如此吗？《庄子·秋水》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庄周和惠施在濠水岸边散步。庄子随口说道：“河里那些鱼儿游动得从容自在，它们真是快乐啊！”

一旁的惠施问道：“你不是鱼，怎么会知道鱼的快乐呢？”

庄子反问道：“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了解鱼的快乐？”

惠施回答说：“我不是你，自然不了解你；但你也不是鱼，一定也是不能了解鱼的快乐的！”

庄子安闲地回答道：“我请求回到谈话的开头，刚才你问我说‘怎么会知道鱼的快乐呢？’既然你问我鱼为什么是快乐的，这就说明你事先已经承认我是知道鱼是快乐的，而现在你问我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那么我来告诉你，我是在濠水的岸边知道鱼是快乐的。”

“濠梁之辩”本来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异类之间无法相通，彼此之间并没有办法交流感情，也就是说，鱼有鱼的欢乐，你有你的悲伤。但在这里有了另外的含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这两句富有哲理的对话，辩出了角度决定视界的道理。庄子用感性去感知世界，而惠子则以理性去分析世界，故而两人争论不休。庄子是转换思维模式的高手，境由心生，我快乐自是鱼也快乐。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哲学语言尤甚——这是一种有些区别于其他形式艺术的独一无二的艺术。其他的艺术都有一个共性，即通过一种特定的形式来表达感情，一旦对方懂得，那便上升为一种沟通，一种模糊的沟通。作者通过作品向观众展示内心，观众理解后便能体会内心感触，这是互相之间的诉说。而语言之不同，正是体现在它的直抒胸臆上，直接通过文字的媒介，非常直观，也更贴近大众，被大众所喜爱。这样的沟通方式，显得更明确。

但同时语言和文字也有所局限，对于使用不同语言和文字的民族来说，互相之间的交流就很成问题，通常需要一个精通各方语言的翻译。而对于无法用语言或文字来沟通的对象来说，这种沟通就更成问题了，可能只有庄子这样能融于自然的人才能办得到吧。

道可道，非常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老子

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语言是表述思想的工具，没有语言就没有思想，就没有文字，也就不会有哲学。按照西方传统哲学的观点，哲学追求的最高境界便是通过语言描述出这个世界最初始、最本源的东西。西方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便以“水”作为世界的本源来说明整个世界。

然而这种观点并不被普遍接受，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哲学的话语中，宇宙存在的本源并不一定是可以被语言描述的。在中国，“道”通常被认为是世界本源的代名词，《道德经》开篇的第一句话就写道：“道可道，非常道。”

《道德经》第一章一开始就写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王弼对此的解释是：“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不道，不可名也。”

一般来说，这里第一个、第三个“道”字解作“终极真理”，第二个“道”字解作“言语，说话”。意思大概是，可以用言语解释妥当的“道”，就不可能是真正的“道”。如果我们给予“道”一个名字，这个名字也肯定不能把“道”形容妥帖。

由于人认识的局限性，我们所说的“道”都只是真正的“道”的一部分，无法窥见“道”的全貌，故无法反映“道”的本质。例如我们说这是一张桌子，可那只是我们的说法，它是什么呢？是一堆木头，还是一堆原子，都只反映了它的一个侧面。

正因为“道”本身不可言说，所以老子在《道德经》后面写道：“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也就是说：“这个‘道’字虽然不肖，但我（老子）还是先把这个终极真理叫作‘道’好了。”

老子不明言道，就不会落入语言的桎梏中，而道虽不可描述却仍在发挥着作用。平常的规律在边界处就发生了变化，边界处的道违反了常理，原来这就是“非常道”。“道可道，非常道”作为《道德经》的开篇，不仅掷地有声，而且异常准确。道是可以被阐述的，但是它违反常理。这句话可以给我们以下两方面的启示：一方面，当事物发展到边界的时候，它所反映出的规律一定是违反常理的；另一方面，当事物展现出有悖常理的特性时，它一定处于某种边界状态。

在老子的哲学中，“道”似乎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由于道是万物的根本，如果道不可知，“不可道”，或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则贯穿了道的精神的万物也就玄妙起来，以道为核心的老子思想自然也就成了玄妙的思想。

笛卡尔的梦

笛卡尔，近代科学之祖。

——（法国）莱布尼茨

大家都经常做梦，但很少有人能够想起梦中发生的事情。梦往往是人对自己在现实中无法完成的事情的想象，比如“南柯一梦”“黄粱一梦”。然而有一些人却能从梦中得到启发，悟出道理。法国著名哲学家笛卡尔就曾经从梦中获得很多的启示：

笛卡尔是近代著名的哲学家，同时是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他第一个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观点，强调理性是不可辩驳的出发点，引起了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的转向。而如此足以彪炳史册的转变其实是从三个梦中得到启示的。

根据笛卡尔自己的回忆，1619年11月10日晚上，他连续做了三个梦。在第一个梦中，很多幽灵出现在他的面前，使他心惊肉跳；在第二个梦中，他觉得眼前光亮闪烁，他能清楚地看清周围的东西；在第三个梦中，他看到一部字典和一本诗集，并能够判断，字典象征着各门科学的综合，诗集象征着哲学和智慧的统一。这三个梦境如此清晰，几乎与现实不分。笛卡尔认为第一个梦表示认识和知识需要摆脱假象的迷惑，第二梦和第三个梦表示理性是重建知识体系的可靠基础。因而他提出了普遍怀疑的观点，并最终找到知识不可辩驳的起点——“我思”。

笛卡尔同时也是伟大的数学家，他用坐标把代数和几何联系起来，把数和形紧密联系在一起，创建了一门新的非常有用的数学分支——解析几何。而颇为不可思议的，坐标也是他在梦中发现的。

他在23岁时就在研究能否用代数计算来代替几何证明。有一天夜里，他梦见窗前一只黑色苍蝇在飞，眼前留下了苍蝇飞过的痕迹，时而是一条斜线，时而是一条弯曲的线。苍蝇停住了，留下一个深深的小黑点。他猛然惊醒，梦境深深印在脑海中，使他难以入睡，突然他悟出了其中的奥妙。苍蝇就是一个点，他的位置不是可以用他到窗边的距离来确定吗？这就是坐标的思想；苍蝇飞过留下的痕迹不就是这个点经运动而产生的直线和曲线吗？这就把几何图形和坐标联系起来了。

解析几何的创立使运动进入了数学，使常量数学发展成变量数学，也引起了无穷小概念的发展，促进了微积分的创立。解析几何已成为研究其他数学分支和力学、物理学及其他自然科学十分重要的数学方法。

笛卡尔通过梦中的启示建立了自己的认识论哲学，引起了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的伟大转向；同时通过梦中的启示发明了解析几何，引起了古代数学向近代数学的伟大转向。难怪有人笑称，是笛卡尔的梦划分了古代和近代。

泰勒斯的一滴水

万物的本源是水。

——（古希腊）泰勒斯

世界是复杂的，因而是难以认识的。人的思维倾向于先认识最简单的事物，再认识由简单事物构成的复杂事物。而世上的一切，不管是金属、山脉、气体还是人类，皆可还原到单一的一种属性。任何现象在经过还原后会变得更易掌握，也不再那么神秘，因为组成元素比起整个系统来说，更容易为人所理解。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早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泰勒斯被认为是西方第一位哲学家，大约于公元前624年出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城邦。他是一个贵族的孩子，本应进入政界或去经商，但他却对自然更感兴趣，对身边各种各样的现象表现出强烈的好奇。

泰勒斯的好奇心保持了一辈子，他立下了一个大志，要探寻组成这个世界万事万物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他疯了：“一个年轻人，既不去做生意，也不去找份好工作，难道想做神仙？这个世界由什么东西组成，那是由天上的神去管的，用得着我们人类去操心吗？”

然而泰勒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认定的事情就要一做到底。他花了很长时间，观察了很多事物，总结出来的一句话是“万物源于水”。例如一切生命都离不开水，种子只有在潮湿的地方才能发芽，大陆被海洋包围。另外，泰勒斯还观察到水的形态是易变的，它既可以变为气体，也可以变为固体，正由于其形态的转换，从而形成万物，并渗透于其中。

泰勒斯向埃及人学习观察洪水，很有心得。他仔细阅读了尼罗河每年涨退的记录，还亲自查看洪水退后的现象。他发现每次洪水退后，不但留下肥沃的淤泥，还在淤泥里留下无数微小的胚芽和幼虫。他把这一现象与埃及人原有的关于神造宇宙的神话结合起来，便得出了万物由水生成的结论。对泰勒斯来说，水是世界初始的基本元素。埃及的祭司宣称大地是从海底升上来的，泰勒斯则认为地球就漂在水上。

泰勒斯用水是世界的本源来解释各种现象。泰勒斯认为，水是组成一切事物的基本材料，物质是压缩过的水，而空气则是蒸发后的水。他也坚称整个地球是浮在一座大湖上的圆盘，大湖产生的波浪和涟漪便是地震之源，而天上下雨则是因天河水过多涨涌出来的。

泰勒斯的方法虽然在现在看起来有些简单和片面，但他却开拓了哲学最重要的思维方式——还原。而哲学，在很大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一种从现象还原到本源的学说。只要对事物研究得够深刻，剖析得够详尽，观察得够仔细，都可以将其还原为一种简单的可以认识的属性。这正是我们不断认识和分析事物的基本方式，而这，就是哲学。也正是因此，泰勒斯被称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

苏格拉底的追问

如果我是因为自己有知而指出你们的无知，那是我不对。但请不要忘记，我自己也是无知的。

——（古希腊）苏格拉底

在资讯泛滥的当今，鼠标一点尽知天下事，然而知道这些知识，并不能称之为有智慧的人。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而不是单纯有知识的人。做一个有智慧的人的方法有很多，苏格拉底的方式是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

苏格拉底探讨真理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对话，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两个人的对话。在谈话的过程中，各自吸取了对方的优点。在彼此不断地追问中，去揭示问题的本质。这种对话是辩证的，不断提升的。

苏格拉底在法院门口遇到了欧西弗洛，欧西弗洛因其父亲的疏忽导致一名工人丧生，于是便打算以侵犯神的权利的罪名到法庭控告父亲。苏格拉底了解事情来龙去脉后，开始了与欧西弗洛的对话。

苏格拉底：“太好了，既然你对神非常崇敬，要维护他的权利，那就请你做我的老师，告诉我什么是‘敬’。”

欧西弗洛：“‘敬’就是做的事情要让神高兴。”

苏格拉底：“那么多神，应该让哪一个神高兴呢？况且神与神之间有那么多恩怨仇恨，让这个神高兴的事，另外一个神不一定高兴啊！”

欧西弗洛觉得很有道理。如此一来，苏格拉底就把焦点转移了。他们继续讨论，苏格拉底的每一句问话都是谦虚的，“请你回答”“请你告诉我”，最后，欧西弗洛难以招架，只好说：“总之，敬神就是对神很好。”

苏格拉底：“对神很好，是不是就像照顾马一样？你对马很好，替它刷背、洗澡，目的是利用它为你拉车。这么说你是在利用神吗？”

欧西弗洛顿时哑口无言。在苏格拉底的追问下，他感到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敬神，又怎能用这个理由来控告父亲？于是他借故离开了。

苏格拉底从来不告诉别人什么知识，而是不断地与人对话，只要别人说出一个观点，他就不断地追问，一直问到别人答不出来为止。

智慧必须由自己觉悟而生，不能由别人给你。苏格拉底的母亲是一位助产士，协助别人分娩婴儿；苏格拉底认为自己好似心灵上的助产士，协助别人生出智慧的胎儿。苏格拉底生长在雅典这样一个爱琴海畔的小小城邦，人口只有几十万，却从来不觉得有什么局限，因为他能时时地追问，将这最原始的方法发挥到极致。这或许也是他能成为四大圣哲之一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