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的来源及其背景

我们读过唐诗，往往有一疑问，就是：“唐诗怎样形成了它的伟大呢？”我们也读过《三百篇》，我们也读过汉魏乐府，我们也读过建安以后的五七言诗，也觉得这些古诗的伟大！但是我们读过唐诗，却又发现唐诗是一种新鲜的体裁，新鲜的气象，这种新气象的唐诗和一切的四言古诗、五七言古诗都不相同。我们要想解答这个问题，必须追溯唐诗的来源。

自从梁《昭明文选》编成后，在表面看，仿佛是集古典文学的大成，但实际上《昭明文选》便是古典文学最盛的葬礼了。加上沈约声律八病之说，诗体越发添了几层严酷的镣铐。虽然梁陈间古典诗依然流行，但已经是回光返照，古典作品的魔力早已不能维系诗坛的重心了，同时，民间的歌谣文学早已蓬勃地发展起来，这种新声的歌谣在东晋及六朝之初，便已经很流行。所谓“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例如：

宿黄不梳头，丝发披两肩。腕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凉秋开窗寝，斜月垂光照。中宵无人语，罗幌有双笑。（《子夜歌》）

锲臂饮清血，牛羊持祭天。没命成灰地，终不罢相怜。

黄葛生烂漫，谁能断葛根？宁断娇儿乳，不断郎殷勤！（《前溪》）

闻欢下扬州，相送楚江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莫愁乐》）

这种体态清新、描写活跃的新声小曲，较之陆机、谢灵运辈的古诗，实在高妙多了！这种五言的新声小曲的逐渐进化，便成后来的五言绝句。到了梁陈时代，民间的歌曲，已经经过长期的发展，渐渐从民间文学的地位跳起来，把已经腐化的贵族古典文学的地盘掀动，那些贵族诗人也受了民间歌曲的影响，不免尝试起来。如梁简文帝《乌栖曲》诗云：“芙蓉作船丝作绰，北斗横天月将落。采莲渡头碍黄河，郎今欲渡畏风波。”魏收《挟瑟歌》云：“春风宛转入曲房，兼送小院百花香。白马金鞍去未返，红妆玉筋下成行。”此二诗虽音调不谐，实已备唐诗七绝之体，如胡应麟《诗薮》云：“考《乌栖曲》四篇，篇用二韵，正项王垓下格，唐人亦多学此。江总《怨诗》卒章，俱作对结，非绝句正体也。惟《挟瑟歌》虽音律未谐，而体裁实协，唐绝句咸所自来，然六朝殊少继者。”及至隋诗，如：“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搅人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这已经完全形成唐人七绝的体裁了。

六朝诗人如沈约是声律八病的创造者，然而他的诗也受了民间歌曲的同化，渐渐改变那传统的诗体了。如《六忆诗》之云：“忆眠时，人眠独未眠。解罗不待劝，就枕更须牵。复恐旁人见，娇羞在烛前。”这完全是模拟当代的歌曲。沈约一方面创造了八病的新韵律，一方面又受民间歌曲的影响，产生一种新体诗，便是唐代律诗的滥觞。例如《洛阳道》:“洛阳大道中，佳丽实无比。燕裙傍日开，赵带随风靡。领上蒲萄绣，腰中合欢绮。佳人殊未来，薄暮空徙倚。”这已完全是唐律之体制与形式，不过平仄不调耳。

我们已经明白五绝、七绝与律诗的来源，在六朝即已有完整的形式；进一步我们研究唐诗的内容的完成：

中国文学由《诗三百篇》变为《楚辞》，由《楚辞》变为汉乐府，由汉乐府变为魏晋古体诗，其间虽有变迁，实在很微。自周秦到六朝一千多年的文学史，可说都是《诗三百篇》文学的遗传史。这是因为中国民族性本是《诗三百篇》式的性，所以所有只是《诗三百篇》式的文学。原来文学的重大变迁，往往有赖于其他民族文学的影响。以前的中国，只是用武力征服异邦，自居于统治阶级，自然没有与他民族糅合的可能，没有文化接触的可能。中国文学只是单调的，不受丝毫的影响与调节，从《三百篇》传下来，自然不会有重大的变迁的。但是到东晋以后，便不然。匈奴民族，居然能征服中原，占据黄河南北。北方勇悍的民族性，和中国温柔敦厚的民族性，是绝对不同的，看他们的作品便知道：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跸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折杨柳歌》）

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

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企喻歌》）

野火烧野田，野鸭飞上天。童男娶寡妇，壮女笑杀人！

门前一树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紫骝马歌》）

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裳逐马如卷篷，左射右射必叠双。女子尚如此，男子安可逢。（《李波小妹歌》）

谁家女子能行步，反著禅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

黄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丝两头系。小时怜母大怜婿，何不早嫁论家计。（《捉搦歌》）

这种勇悍爽直的匈奴民族性所表现的文学，和中国本来温柔的女性文学，粉饰的古典文学，风格情调，完全异样。渐渐经过时代的陶冶，这两种不同民族性文学接触的结果，到了唐代因政治势力的统一，中外的民族性更糅合在一起，发展起来，造成唐诗的新气象，形成唐诗的伟大。梁任公说：“经南北朝几百年民族的化学作用，到唐朝算是告一段落。唐朝的文学，用温柔敦厚的底子，加入许多慷慨悲歌的新成分，不知不觉，便产生出一种异彩来。盛唐各大家，为什么能在文学史上占很重要位置呢？他们的价值，在能洗却南朝的铅华靡曼，参以伉爽真率；却又不是北朝粗犷一路。拿欧洲来比，好像古代希腊、罗马文明，掺入些森林里头日耳曼蛮人色彩，便开辟一个新天地。”（《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南北朝民族的糅合，构成唐诗的伟大的来源，诚如梁任公所说；但是，我们要了解唐诗的真精神，更不能忽视唐诗所借以表现的时代背景。

（一）政治的背景。唐诗在当代有两个重要的政治背景：其一，唐以诗赋试考进士；其二，唐代君主均好尚诗歌。明游潜《梦蕉诗话》云：“沈约在宋齐梁陈时并居钧要，谱韵以词赋取士，积习久矣。及唐有天下，亦竟因之。”但纪昀云：“以诗赋试进士，始于唐高宗调露二年。”则梁代并无是制。总之，无论是唐“因”是制，或唐“创”是制，我们总不能否认唐有是制。本来文学的发达与否，似乎与政治实无相成的关系；然在中国古代，文学未成为独立研究之科，所谓文人，不过借文以干禄，故文学的盛衰，往往视政治的趋向为消长。唐既开诗赋应制之风，诗歌自然发达起来了。况且唐代君主均有诗赋之癖，如唐太宗即开文学馆，以礼延当代文士。玄宗风流自赏，尤爱礼文人，李白即以《清平调》见宠于玄宗。宪宗读白居易《讽谏诗》，召为学士。穆宗善元稹歌诗，征为舍人。文宗好五言诗，竟置诗学士至七十二人之多。白居易之死，宣宗为诗吊之曰：“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以当代帝王之尊，而敬礼诗人，有若此者。至论作品，则中宗、睿宗、肃宗、德宗、文宗、宣宗、昭宗，下至妃子宫人，莫不略解吟咏，自成篇章。太宗、明皇，则诗成卷帙。武后、韦后亦嗜文学，虽武后所作诗歌，大都出自元万顷、崔融辈之手；韦后所作，大都出自上官昭容之手，然其延揽诗人，识拔才士，过于诸帝。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影响所及，不但应制诗发达，其他的诗，亦发达。诗人都努力于作好诗了。甚至以一二语之工而名著者，《韵语阳秋》谓：“唐朝人士以诗名者甚众，往往因一篇之善，一句之工，名公先达，为之游谈延誉，遂至声闻四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钱起以是得名；‘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张祐以是得名；‘ 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孟浩然以是得名；‘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韦应物以是得名；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以是得名；‘敲门风动竹，疑是故人来’，李益以是得名；‘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贾岛以是得名；‘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王勃以是得名； ‘华裙织翠青如葱，入门下马气如虹’，李贺以是得名……”《全唐诗话》载，刘希夷作《洛阳诗》，篇中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句，为宋之问所害。夫“诗词于文为末”，这是古人的常见，后世竟有谓“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者，则诗词之卑下愈甚。然唐人则以一二诗之工，便成名士；甚至为欲窃好诗以为己有，而不惜杀人者，则唐代作诗风气之盛，已可概见；而这种风气的造成，由于唐代政治的背景，是无疑的。

这是唐诗发达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种政治背景仅造成唐诗的发达；更有军事背景所形成的社会状况，乃造成唐诗内容的伟大。

（二）军事的背景。在升平安定的社会，文学往往成为粉饰太平的工具。这种太平文学，是顶没有意思的。如司马相如那一流人的赋，未尝作得不好，然无意味了。唐初有贞观、开元之治，社会局面安定，所以初唐诗也是太平文学，并无足观。但是开元以后，军事的变迁，便极其活跃。我们根据唐史，便很显然看出自开元以后的唐代，完全是由不断的战争支配着。略举其大事列表于下：

唐玄宗时代 安禄山叛变，陷两京，玄宗奔蜀，天下大乱！

唐肃宗时代 安庆绪之乱；史思明之乱；史朝义之乱。

唐代宗时代 吐蕃之寇；吐蕃、回纥之寇。

唐德宗时代 李希烈、朱滔、王武俊之叛；朱泚之叛；李希烈内部之变；李晟破吐蕃之战；吴少诚之乱；韦皋破吐蕃之战。

唐宪宗时代 刘辟之乱；李之乱；王承宗之乱；吴元济之乱；陈弘志弑宪宗。

唐武宗时代 卢龙军之乱；刘沔破回纥之战。

唐懿宗时代 浙东盗匪之乱；高骈南征之战。

唐僖宗时代 王仙芝之乱；黄巢响应王仙芝之叛；两京之得而复失；秦宗权之僭号，帝奔凤翔。

唐昭宗时代 李克用之变；李茂贞之变；朱全忠之变。

最后，朱全忠之变，唐之国命便完结了。玄宗后二百年天下，几无一年无战争，无一日安宁。在历史上继续着数百年的战争纷乱的时代，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二百年不断的战争，所造成纷乱如麻的社会，便给予唐诗人以绝大的生命，给予唐诗以绝好的描写资料！由对外苦战的影响，造成一种以边塞生活为描写背景的边塞诗派；由国内纷乱的影响，造成一种以社会生活为描写背景的社会诗派。这些边塞派的诗与社会派的诗，便形成唐诗的伟大。这两方面的诗，都是用新的社会资料，新的描写，创造新诗。假如我们说：一种时代的文学，无论在形式与内容都应该是新的，那么唐诗的伟大的基础，便是坚实建设在当时的时代社会背景的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