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英法两国对1778年海战的战略布局

（一）

1778年战争的主要参战国，一方面是大不列颠，另一方面是控制法兰西与西班牙两大王国的波旁家族。

此时，北美殖民地正与其宗主国英格兰进行着一场力量悬殊的抗争，而此时得知这个对他们如此有利的事件，自然是欢呼雀跃的。美国人的目标十分简单，就是摆脱英格兰的殖民统治。

而荷兰，虽避免了来自陆地上的进攻，却在同盟国海军的帮助下，除了尽可能地去免除外部损失以外，并没有表露出多少试图有所作为的愿望。因此，这两个小角色的目标可说只是中止战争，而主要参战者从其连续性看，其目标却是希望状况有所改变。

大不列颠的战争目标也十分简单，那就是阻止美洲殖民地从英国分离出去。

当曾经的臣服者叫嚣着要脱离自己的掌控时，就只能诉诸暴力将其控制住。于是大不列颠拿起了刀剑来对付他们，企图阻止这些海外领地的分离。在那一代人的眼中，这些海外领地正是英格兰辉煌的组成部分。

然而，正是由于大不列颠太过辉煌，以至于法兰西与西班牙以那些美洲大陆上反殖民事业的积极赞助者的身份出现，都没有改变英格兰的目标。不过这些都无关大局，改变不了战争的爆发。

由于法、西等国加入到其敌人的行列，英国人不仅有丧失美洲大陆的危险，同时也遭受到了丢失其他有价值的领地的威胁。这一点不久就部分地变成了现实。

简言之，英格兰就其战争目标而言，在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偏防御性的。它担心丢失的东西太多，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是指望看住自己手中拥有的东西。然而，通过驱使荷兰卷入战争，使其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因为，在没有增加其对手力量的情况下，好几处至关重要但却疏于防备的军事与商业根据地为其军队敞开了大门。

法兰西与西班牙的观点和目标更为复杂，传统的敌意和为尚不久远的过去报仇雪恨的愿望无疑占有很大的分量。正如在法兰西也存在沙龙与哲学家对殖民地民众争取自由斗争的同情一样。

然而，尽管情感上的考虑对于国家的行为影响甚大，但只有在满足它们的有形手段足可称述与计算之时，法兰西才能指望其北美领地能够失而复得。

因此，法兰西的主要目标是获取英格兰手中的西印度群岛以及印度的控制权，以及在它们造成了一种足够有效的钳制之后，在适当的时间内确保美利坚合众国获得独立。其目的十分明显，就是要让英格兰衰落的同时壮大法兰西。

事实上，这场应该更趋声势浩大的角逐，可被说成是成为了赋予法兰西以生命力的动机所在。所有的目标就是：在海上与政治上压倒英格兰。

西班牙所追逐的目标就是确保西班牙国旗在梅诺卡岛、直布罗陀或牙买加上空迎风飘扬。

这就是两国所追寻的目标，它们的介入改变了美国革命战争的整个格局。毋庸置疑，除了各种理由和借口外，它们决不会承认投入战争只是出于敌意与获取利益。

然而，当时颇有见地的英国舆论就正确地提到了法兰西宣言中的以下字句，以寥寥数语生动地勾画出了联合一致的波旁王朝行为的真正根据所在：“为着各种所受到的伤害而进行报复，结束那个为英格兰所篡夺的暴政帝国，以及维持自身在海上的权力。”这就是说，关于战争的目标，盟国处于攻势，而英格兰则被推到了防御的位置上。

（二）

英格兰之所以能在海上横行，取决于它拥有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也取决于它的商业和武装起来的航运业，以及遍及于世界各个部分的商业设施、殖民地与海军基地。

由于美洲大陆殖民地的起义，英国海上力量所依赖的坚固港口的网状结构就出现了裂痕。尽管在它们与西印度群岛之间存在着数不清的贸易往来，但这场斗争并不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的占有和商业上的利用，它包含着最为重要的军事问题：除了势力遍及大西洋沿岸，还有把加拿大和哈里法克斯与西印度群岛联结起来，并得到欣欣向荣的海洋性民众支持的海军基地之环链，这一切是否仍然还能掌握在英国手中。

尽管大不列颠对保住其所握有的海军基地的麻烦深感困惑，但它拥有的进攻性海上力量，以及它的舰队却受到了法兰西与西班牙海军的挑战。盟国的海军与英格兰已经短兵相接了，并且时机已十分有利于盟国对英格兰这个海洋强国发动进攻了。下一个问题就是选择进攻地点（进攻者应将主要力量迅速用于主要目标之上），至于次要进攻目标，其防御应被扰乱，其力量应被分散。

作为那个时代（指1805年—1859年）里法国最为明智的政治家托克维尔认为，美洲殖民地不能获取独立更符合法兰西的利益。如果起义由于弹尽粮绝而被镇压下去，他们派出的力量就丢给了英格兰。如果力量由于对某些控制性地点的军事占领而削弱，但又没有精疲力竭，进行不间断镇压对于宗主国而言将会导致弱势的持续化。尽管这一主张并没有在法兰西政府的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它却包含着有效地塑造了那场战争政策的真理性成分。

如果合众国可获得的好处成为主要目标，北美大陆就会成为天然的军事行动的场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地点就会成为主要进攻目标。然而，作为法兰西的首选目标，它并不是要造福于美国，而是打击英国。健全的军事上的判断就注定了这场大陆上的角逐应该轰轰烈烈。这是一个为法兰西唾手可得的且令大不列颠精疲力竭的箝制。因此，十三个殖民地的土地不应该是法兰西的主要目标，更不用说西班牙了。

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商业价值使得它们成为了法兰西颇具诱惑力的目标。法兰西人以一种奇特的敏捷性，很快使自己适应了那一地区的社会状况。其中，他们的殖民地已经十分广阔，除了它仍然握有的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两块最佳之地及瓜德罗普与马丁尼克以外，法兰西当时还占据了斯塔卢西来和海地的西半部。

此外，法兰西可能还指望通过军事上的胜利，再收纳英属安的列斯群岛，使一块真正意义上的帝国热带附属之地能够完美无缺。尽管由于西班牙的敏感，法兰西被阻挡于牙买加之外，为这个结盟且弱小的国家赢回那个宝岛还是可能的。然而，作为所占据之地，从而作为目标，无论多么尽如人意，对于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军事占领完完全全地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以至于它就其本身而言，尚不能成为合适的目标。

因此，法兰西政府严禁其海军指挥官占据这些可加以占据之地，而是摧毁了各种防御设施后就撤退，他们使得留守的部队成为囚犯。在罗伊堡的极佳军港中，在马丁尼克，在开普弗朗西斯，在坚固设防的盟军港口哈瓦那，一支足够规模的舰队都能找到优良、安全及供应充足的基地。因此，斯塔卢西亚早期的严重损失必须归结为法兰西舰队的管辖无方与英格兰海军统帅的职业能力不足。

在西印度群岛，交战各方都发现各自在陆地上大致相等地得到了必要的支援。同时，也发现仅仅靠占领其他地点并不会增强他们的军事力量，只能靠舰队的数量和质量来增强军事实力。为了安全地进一步扩大占领，最急需的就是获得海上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必须涵盖战争的整个领域，不然占领就无法稳定。而所需的增援部队，其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所要求的开支超越了目标的价值。

因此，西印度群岛局势的关键在于舰队方面，它们成为这场军事活动的真实目标。由于西印度群岛各港口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真正的军事用途，使得它们成为欧洲和美洲两个大陆的中介性基地。当陆军进入冬季作战期，舰队均退回至这些港口。

除了英格兰人攻占斯塔卢西亚以及1782年夭折流产的进攻牙买加计划以外，在西印度群岛的陆地上并没有出现过理智健全的战略性行动，要么通过战斗，要么通过令人振奋的集中兵力，取得了海上优势之前，并没有严肃认真地试图进攻一个军港，如巴巴多斯，或在可能的情况下，进攻罗伊堡。必须加以重申的是，局势的关键就在于舰队。

（三）

关于海上力量，一支武装舰队对于美洲大陆的那场战争的影响也在华盛顿和亨利·克林顿爵士的论述中提及过。就其自身作为一个战场而言，在沙弗伦战役的条目下，尽管东印度群岛的情形已在很大程度上加以讨论过，在这里仅需重复提及的是，在那里的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优势的海上力量对海洋的控制地位。

占领亭可马里，对于法兰西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并无其他基地。然而，却如同占据斯塔卢西亚一样，是一场意外收获。本应只有在击败对手或敌军舰队临时缺阵时，才会得以成事，而法军正好捡了个便宜。

在北美与印度，较为合理的军事政策表明，作为真正进攻目标的敌军舰队也依赖与本土的来往联络。这里仍然要提及欧洲，因为它与这场范围广阔的战争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可以十分明确指出的是，在欧洲，其政治上的让渡成为战争对象的唯一两个地点就是直布罗陀与梅诺卡岛。由于西班牙的一再催促，前者完全成为同盟国的主要进攻目标，而对于两者的占据则十分明显地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

在某一场海战中，正如在所有其他的海战中一样，从一开始就有两件事情至关重要——

一处位于边界的基地，又正好是海滨地区，那么军事行动就可以从那里得以展开。在这种情况下的海军舰队，它的规模和素质应该与所发起的军事行动相协调。正如目前所举证的事例，如果那场战争扩大到了这个星球十分遥远的地区，那么每个这样的地方都需要能适用航运的安全港口，以为局部战争中次要或临时的基地提供方便。

在这些辅助性港口与主要港口或本土的基地之间，必须要有一条十分稳定的交通线。而对之间相隔海域的军事控制则关系到交通线的稳定与否。这种控制权的操作必须要由海军来加以执行，要么通过清除大海上四面八方的敌军舰船，从而使得本国船舶得以十分安全地穿行，要么通过武力伴随（护航）每一梯队为支援遥远的军事行动供给必需的船只，对这种控制权进一步加以强化。

前一种方法旨在努力疏散国家力量。

后一种则在护航处于一定重大关头之际，集中兵力于那一海域。

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通过在沿途适当地分布几个优质良港的军事占领，例如好望角、毛里求斯，无疑会进一步巩固交通线。诸如此类的据点总是必不可少的，现在就更是如此了。因为，比起以前的补给与供应，今天油料补充更加频繁。

海内外据点的配合，以及它们之间来往沟通的状况，可被称为一般军事形势的战略性特征。依据这种特征，以及敌军舰队的相对实力，就能够确定军事行动的本质。更何况，现在已将对海洋的控制视为决定性因素，而敌军的舰队也被视为真正的进攻目标。现在，可将先前的考虑应用到战争的整个领域，看一看同样的结论会在多大的程度上适用于它，如果是这样，还可以看一看每一方的军事行动的本质又应该是什么。

在欧洲，大不列颠的本土基地位于英吉利海峡，有两个主要的军需中心，普利茅斯与朴茨茅斯。同盟国的基地则位处大西洋之滨，主要军港包括布列斯特、费罗与加地斯。在它们的身后，还有位于地中海的塔兰与卡塔赫那造船厂。在另一边，与之相对的则是英格兰位于梅诺卡岛上的基地马翁港，只是后者可以完全不加考虑。因为，在整个战争期间，它被局限于一个防御者的地位，而英格兰舰队根本就无力抽调出任何一支特遣部队前来地中海。

反过来，由于其地理位置，如果直布罗陀能被算作一个舰队基地来利用的话，就能够有效地监视来往于海峡的特遣部队和增援力量。遗憾的是这一点并未得以实现。

此后，英格兰的欧洲舰队被牢牢地绑在了英吉利海峡，即从事本土防御，并不定期地光临洛基，护送使其守备部队能够继续坚守下去的补给品。马翁港与直布罗陀相比，所起作用仍然是有所差异的。直至临近战争后期，这个地方也没有引起同盟国的注意，在历经六个月的围困之后陷落了。

在北美，战争伊始，纽约、纳拉甘西特湾以及波士顿就成为局部性基地。当时，纽约和纳拉甘西特尚为英格兰人所窃据。从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应是北美大陆上最重要的兵站。它们易守难攻，且补给方便。

在此之前，波士顿就已落入了美国人之手，因此可供盟军使用。从这场战争实际发展的方向看，通过1779年将英格兰人颇具活动能量的军事行动分流到南方各州，波士顿便脱离了军事行动的主战场，并且从其地理位置上看，它在军事上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然而，如果通过占据哈得逊与尚普兰湖一线孤立新英格兰，向东一线集中军事力量的计划得以采纳，就会发现这三个港口对时局都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纽约以南、特拉华、切萨匹克湾无疑为成就一番海上事业提供了颇具诱惑力的战场。

在美洲大陆的南端，英格兰人被一种虚无的幻想所迷惑，指望能够获得那里的民众的支持。英格兰人自以为是地认为，那里的人民正遭受这个政府的压迫。然而，上帝似乎特别厚爱英格兰人，这个看起来荒诞又可笑的计划居然实现了。英格兰将成败的赌注就压在了这样一次起义上了。查尔斯顿是这次战争的又一区域性基地，首先英格兰远征军在乔治亚登陆，十八个月后，它于1780年5月落入英军手中。

在这场战争中，西印度群岛的主要区域性基地对英格兰人而言，有斯塔卢西亚，及在某种较小程度上还包括安提瓜。顺风而下1000英里就是牙买加的主岛，首都金斯顿有一座巨大的船厂。盟军依照主次轻重的顺序，首先占领了马丁尼克的罗伊堡以及哈瓦那，其次才是瓜德罗普与开普弗朗西斯。

在那个时候，战略形势的一个控制性特征就是信风，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海流。克服这些障碍从而占据有利的上风，甚至对于单艘舰船而言都是一项漫长而又艰难的使命，对于规模庞大的舰队来说则要困难得多。

可以理解的是，舰队只是出于自愿，或在确信敌军正在驶向同一方向时才会驶向这些西部岛屿。正如在得知法兰西舰队已驶向开普弗郎西斯时，在圣茨战役之后，罗德尼才开赴牙买加。风势状况使得向风或朝东的岛屿既成为海战的区域性基地，又成为在欧洲与美洲之间的自然交通线上的关节点。

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在两大战场之间，在大陆与小安的列斯群岛之间，横置着一块广大的中央地区。除非交战一方拥有较大的海上优势或者在一处侧翼赢得了决定性优势，否则，更大规模的战役行动很难得以安全地进行。

1762年，英格兰占据了所有的向风群岛，从而在海上确立起了无可争辩的优势，无所顾忌地进攻并占领了哈瓦那。然而从1779年到1782年，法兰西在美洲的海上力量的迅速增长以及对向风群岛的占据，使得它能与英格兰分庭抗礼。因此，在哈瓦那的西班牙人能随心所欲地在所提及的中央地区实现进攻彭萨卡纳与巴哈马的意图。

诸如马丁尼克与斯塔卢西亚这样的据点对于目前战争来说，是具有比牙买加、哈瓦那及其他背向岛屿更大的战略优势。他们控制后者是由于地理位置上的好处，是因为由此西向而行将会比返航时迅速得多，而实际上从这一点出发并不比从其他之点出发更远。此外，被称之为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大部分岛屿都同样具有这种优势。

至于巴巴多斯小岛向风而对时，其特别的优势只适合进攻性行动，而防守却十分困难，任何一支大型舰队都能接近它，这支舰队甚至能从罗伊堡这样一个近在眼前的港口出发。因此，就出现一个奇怪的情形，原本打算最终在圣基特之前停顿下来的远征舰队本来是准备开赴巴巴多斯的，结果却由于信风的暴虐而未能如愿。

在当时的条件下，巴巴多斯作为通向牙买加、弗罗里达，甚至北美的交通线上的沿途避难港，尤其适合成为英格兰参与战争的局部性基地与军需库。而逆风100英里开外的斯塔卢西亚则被军队把守，作为舰队的前哨站卡，密切地注视着罗伊堡的敌军。

我们再来看印度。在印度，这块半岛的政治状况明确地表明了东部沿岸可成为战场。另外，亭可马里位于毗连之岛锡兰，尽管其状况不是太好，然而却提供了良好的、易于防守的港口，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

因为，其他所有的锚地都在海岸线上，而这里具有更为开阔的停泊之处。因此，从这一形势出发，在这一地区的信风与季风也具有战略价值。不过需要注意到的是，从秋分至春分季节，这股风有规律地从东北方向吹来，有时还十分猛烈，滔天巨浪拍打着海岸，使得登陆十分困难。

然而到了夏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盛行的风就来自西南方，使得海面相对柔和，天气也较往常为好。而到了9至10月份，“季风更替”通常伴有肆虐的飓风。从这时直至东北季风的平息，进行活跃的军事行动，甚至于停留在海岸边都是不明智的。于是，在这一季节应退至哪一港口就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了。亭可马里就是唯一的这样一处港口，在较佳的季节里，它能面对主战场和风向，也正因为这样，进一步提升了其独一无二的战略价值。

英格兰人距离印度西海岸的孟买港过于遥远，因此，并不能将其视为一处区域性战争基地。正如同法兰西的毛里求斯与波旁岛一样，孟买应归类于位处与宗主国相联的交通线上的港口。

这就是交战国各方在国内外的主要支撑之地或基地。必须表明的是，一般而言，它们都资源匮乏，而这却是构成其战略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海陆军的储存与装备，以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供海上使用的补给物资，都不得不从本土运抵它们那里。

不过，波士顿或许是这样一种断言的例外，其四周群居着富有而又友善的人群。哈瓦那也是如此，那时它还是一个重要的海军弹药库，造船业十分兴隆。只是它们都距离主要战场十分遥远，依靠纽约与纳拉甘西特湾，美国向邻国勒索资源过于迫切，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一无所获，而东、西印度群岛的遥远港口又完全依赖本土供应。

因此，交通线的战略问题又具有了新的重要意义。

拦截一大队供应舰船是一场仅次于消灭一支战舰的军事行动。在许多备受关注的目标中，只有通过政府与海军指挥官的高超技巧，调遣手里可用的战舰与特遣队，动用主力或逃避敌人的搜捕才能完成补给的运送。

例如，坎彭菲尔德的游刃有余与北大西洋的德·吉尚的管理无方，再加上一股股狂风袭来，使得德·克雷斯在西印度群岛处境十分艰难。在印度洋的沙弗伦由于在大西洋的小股运输船队被拦腰切断，也遭遇到了同样的打击，只是后者曾一度通过以其巡弋舰船捕获英格兰补给舰船的成功抵销了这种损失，并使其对手大伤脑筋。

因此，只有海军才能确保或威胁这些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它们是将整个战场连为一体的纽带，并被视为交战双方的恰当目标。

（四）

从欧洲到美洲的距离并没有使得中间供给港口成为绝对的必需。如果由于某种无法预见的原因出现了困难局面，解决之道就是要么返回欧洲，要么驶向西印度群岛某一友好港口。

这种情况有别于绕过好望角历经漫漫长路驶向印度，比克顿于2月随同一支护航舰队离开英格兰，于9月抵达孟买时，就被认为战绩颇佳。而顽强的沙弗伦于3月起航出发，花费了相同的时间抵达了毛里求斯，再从那里开赴马得拉斯又花去了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不中途停顿以补充淡水、新鲜的给养品，以及整修船舶，甚至当舰船储备品提供了必要物姿时，也有可能无法进行这样一场时间跨度的航程。

一条上等的交通补给线需要好几处港口，这些港口必须分布合理、防御充实、补给丰足，正如同英格兰目前所据有的，为昔日历次战争所收获的它的一些主要商业干线。在1778年战争中，没有任何交战方在这条线路上拥有这类港口，直至在荷兰的同意下，好望角置于了法兰西的控制之中并得到沙弗伦恰如其分的巩固。

由于这一点，再加上沿途的毛里求斯与在线路另一端的亭可马里，盟国与法兰西之间的交通线得到了相当合理的保护。英格兰虽然据有圣海伦，但为了补给和整修其驶向印度洋的特遣编队与在大西洋的护航队，以使其扩展到马德拉岛与维德角岛以及巴西港口，不得不依赖葡萄牙的善意中立。对于防御而言，这种中立的确是一种脆弱的依靠，正如在约翰斯顿与沙弗伦之间于维德角的那次遭遇战所显示的那样。

但是，由于具有几处可供停靠的场所，且敌人无法知道究竟会使用何处港口，这种隐秘性本身就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安全，如果那位海军指挥官能够正确地调派其手中的部队的话，如约翰斯顿在普拉亚港那样。

因此，有用港口的组合与它们之间交通线的状况就构成了整个局势的主要战略。在进行讨论之前，务必简要地提及对于海洋而言尤为特别且影响深远的一个条件，这就是获取信息的困难。

陆军穿越或多或少为固定居民所居住的疆域，在身后留下了征途的踏痕。但舰队就不一样，舰队乘风破浪，横行于大洋上，使得游荡者四处逃散。只是它们并非原地不动，当它们后面的海水纷纷回拢，甲板上偶尔一瞥的信号旗或许能够显示这些舰队的行动，然而却无从知晓它们的航程。而且，对追逐者发出声响的风帆被追逐者或许一无所知，而被追逐者肯定要先于追逐者的航程。

对于海洋风向与水流的仔细研究已揭示了某些具有一定优势的路线，小心谨慎的水手会习惯性地加以追踪，并对其活动做出某种推测。但是，直到1778年时，仍未收集到精确的数据。更何况即使他们拥有这些数据，由于许多可能原因中的一个，谁又能在面对这些变数时做出万无一失的预测呢？就算真的预测准确，那这条最为快捷的路径也可能被经常放弃，目的在于避开追捕或埋伏。

因此，在这样一场捉迷藏的游戏中，优势在追逐的一方。监视敌国的出海口，在进入那块寂静的不毛之地以前停止追逐，其巨大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这样一种监视不再可能，下一步的最佳对策就是径直奔向敌人的目的地，在那里恭候其大驾光临，而不是试图去探寻或许根本就不会加以采纳的路线。

然而，这也暗示了其意图所在，可能并不会总有收获。在捕杀约翰斯顿时，沙弗伦的行动在战略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在其进攻普拉亚港时也是如此。而罗德尼在1780年和1782年两次拦截通往马丁尼克的护航队的失败却显示出，尽管已经得知它们即将来临，甚至在抵达地点都已得知时，进行埋伏仍然是困难重重。这大概就是海战和陆战队最大的区别之一。

（五）

任何一次海上远征，只有两个地点是固定的，这就是出发点与终点。后者或许并不为敌人所知，然而，直至起航时间，在港口某一力量的出现，不久即将行动的意图的迹象或许都能被设想为外界所知。对于交战的主动方而言，这已是阻止这一举措的紧要关头，对于防御一方来说，这更是特别与普遍地具有肯定性了。

因为，在其众多易于遭受攻击的地点，他无法预知自己会在何处遭受攻击，而进攻方却能以逸待劳地等着目标的出现。假如远征船队不在两个或更多的港口之间被分散开来，就会保持更强大的战斗力。因此，对于防御方而言，就有必要阻止这些特遣队的集中。

从其名称上看，如果防御方处于弱势，那么就更需要利用将敌军分而治之这样的策略。1782年在斯塔卢西亚的罗德尼，密切监视着位于马丁尼克的法兰西特遣舰队，以防止它与在开普弗朗西斯的西班牙人会合，这便是一个具有恰当的战略位置的事例。如果岛屿位置能使他置于法兰西人与他们的目的地之间，而不是在他们的后方，事情就再也没有比这设想得更好的了。正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在那种情况下，他已尽可能地将事情做得最好了。

由于作为弱者，防御方不可能试图封锁住存在着敌军各个分支的所有港口，同时又不至于在每一支敌军面前都身处劣势而使自己的目的归于失败，这将有悖于战争的根本原则。如果它能正确地决定不那样做，而是在一两个地点集中一支优势力量，决定究竟在何处进行警戒，何处可以加以忽略就变得有必要了，并且这一问题应贯穿于整个战争政策的全过程。

1778年英格兰被迫处于防御方的角色。尽管面对着法兰西与西班牙参战的极大可能性，英格兰海军在数量上次于同盟国海军，但是，在被称为局势的战略特征、本土基地与海外辅助性基地中，总体上的优势仍在它的一边。对于英格兰来说，如果其本身不是更强有力的话，就战略效果而言，至少在地理上位置更佳。

然而我们还应注意到战争的另一个要义，即足以承担起展开攻势的有组织的军队或舰队方面。在这方面，必须做到游刃有余、气贯长虹地调动一支处于劣势的力量，具体安排为，首先奔向大海，巧妙地摆开阵势，以更大的运动敏捷性抢在敌人的组合之前。然后是作为进攻目标，袭扰他们的交通线，以优势兵力与敌军之主要分支狭路相逢，从而粉碎敌人的意图。

纵观全局，十分清楚的是，除在美洲大陆以外，任何一处维持战争都依赖欧洲的宗主国和与它们相联的畅通无阻的交通线。如果英格兰人毫无顾忌地用其压倒性的海上力量绞杀他们的商业与工业的话，那么，美国人就有可能因弹尽粮绝而最终溃败。

局势的关键就在于欧洲，以及欧洲相互敌对的造船厂。如果英格兰不能挑起一场大陆战争来对付法兰西，那么，它的一个希望就在于找到并击垮敌人的海军。再也没有比在其本土港口更有把握地发现这支海军了。

在拿破仑战争中，这一点指导着它的政策，当时它的海军士气的优势已经确立起来，它敢于以劣势的力量去应对海洋与平静地摆放在港内为数众多且装备精良的战舰所共同构成的危险。由于能够从容面对双重危险，它也获得了双重优势，将敌军置于眼皮底下，让港内舒适的生活消磨敌人的斗志。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这点对人员与舰船的损耗巨大，许多英国军官在这种消耗当中找到了反对将他们的舰队置于敌人岸外海中的证词。

“我们所经受的每一次打击，”科林伍德写道，“都削弱了这个国家的安全感，上次巡航使五艘大型战舰失去了战斗力，最近又增添了两艘。它们当中的数艘肯定被架上了船坞。”他又写道：“我几乎无从知道，这一持续不断的巡航在我看来已超过了人类天性的力量，科尔德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头，并垮了下来。我还被告知，格兰夫斯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除了人员与船只的过度损耗外，还必须承认，没有一种封锁能够有把握地遏制住敌军舰队的退路。维尔纳夫就从塔兰得以脱身，密西斯也从罗什福尔得以幸免。

尽管如此，当时过分紧张窘迫的状况终于熬过去了。英格兰舰队围住了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海岸，损失得到了弥补，舰船得到修缮。对布列斯特的严密监视粉碎了那位皇帝兵合一处的梦幻。尽管困难层出不穷，纳尔逊的警惕之心却尾随着塔兰舰队，从其出发的那一刻起，横越大西洋，最后回到欧洲海滨。这还是在他们进行打击之前，在战略被撇在一边而战术完成了特拉法加大业之前。

然而，正是一步接一步，一点挨一点，这群疲惫不堪但却纪律严明的海员，浑身锈迹斑斑、弹痕累累但却指挥有方的战舰，阻挡住了他们那群不学无术的对手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在敌军每一弹药补给中心面前都部署了部队，由小型战船组成的链条将它们联为一体。他们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无法遏制住敌军的偷袭，然而，他们却能有效地阻止住所有敌军特遣舰队的大规模集中。

（六）

实际上，1805年的战舰本质上与1780年的战舰并无二致。尽管，前者存在着进步与提高，然而，这种变化只是量度方面的，而不是种类方面的。不仅如此，20年前的英格兰舰队在霍克及其同僚的率领下，甚至还敢于闯入比斯开湾的冬季。

“在霍克的通信来往中，”他的传记作家说道，“并没有一丝痕迹表明他本人曾经怀疑过，称雄海洋，经受住冬季的风暴，以及他应不久就能真正地大干一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他的职责。”

如果认为比起霍克与纳尔逊的时代来，法兰西海军的状况要好一些，其军官的人格与训练素质有所提高，那是必须加以承认的事实。尽管如此，海军统率部不可能长期不知道这类军官的数量仍然匮乏，以至于有必要用陆军士兵来填补这一编制。至于西班牙海军的人事状况，没有理由相信它会比十五年之前更好。当时纳尔逊在谈及西班牙向法兰西让渡某些战舰时就曾说过：“我想当然地认为，不会由西班牙人来操纵，因为那将是再度失去它们的最快捷的途径。”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相对于较弱一方而言，摧毁敌军舰船的最可靠方式就是在港口中对它们进行严密监视，一旦它们准备启航出发，就冲上去开战。这样做所遭受到的唯一有力的反对是在欧洲。当时，法兰西与西班牙海岸之外气候暴虐，尤其是在冬季，这不仅带来了迫在眉睫的灾难，就连坚固、管理有方的战舰也几乎无法经受住，而且还造成了各种资源的持续紧张，因此需要大量储备舰船，以备替换那些派遣的舰船，对其进行整修，或者替换舰船上的水手。

如果执行封锁使命的舰队能够在敌军必经之路的侧翼寻找到一块方便的停锚之地，正如同纳尔逊在1804年与1805年监视塔兰舰队时动用了撒丁岛的马达莱那湾一样。1800年，詹姆斯·索玛尔兹爵士甚至使用了位于法国海滨且离布列斯顿仅有5英里之遥的杜瓦纳内湾，以便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停泊封锁舰队中的近岸舰船。

从这一观点来看，普利茅斯与纽比的地理位置并不能被认为十分令人满意，并没有如同马达莱那湾一样位于敌军必由之路的侧翼，而是如同斯塔卢西亚那样，位处路线的后方。尽管如此，霍克证明，战舰的四处游弋与管理有序能够克服这些不利条件，这也如同罗德尼后来在他那处暴风雨并不那么肆虐的基地所显示出的那样。

确实，在特定时期，情况又并非如此。然而，当一般性地论及战舰的分配时，这种断言就是正确的。在欧洲，正好相反，在所提及政策的必然后果中，不列颠舰队通常都大大低劣于在法兰西与西班牙港口中的舰只。

因此，英格兰人若想以此发动攻势，只能极其小心谨慎，并且由于走运而与敌舰零星遭遇，除非获得的是一个非常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否则由于交战舰船随之而来和暂时丧失战斗力所导致的巨大风险，所换取的胜利也是代价昂贵的。

可以理解的是，英格兰本土（或海峡）舰队也依赖与直布罗陀、地中海的交通线，在涉及战役和天气时，使用起来都十分精打细算，并且局限于执行本土海岸的防御使命，或骚扰敌人交通线的军事行动。

印度的距离是如此遥远，在那里，对这一政策尚不能提出异议。在被遣往那里的舰船停驻下来后，一旦出现紧急状况，这些舰船却无法进行增援也不可能被召回，这块战场就可能呈孤掌难鸣的局势。

然而，欧洲、北美与西印度群岛本应该被认为是一个庞大的战争舞台。其中，各类事件相互关联，各个不同地区存在着具有或大或小的重要意义的紧密关系，对此应当给予适当的注意。

（七）

作为海上交通线的守护者，假定海军成为战争中的控制性素，海军和那些被称之为交通线的连续补给皆来源于本土，在那里，主要的军需库被集中化。如此，就会有两件事情相伴而来——

首先，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如大不列颠的主要努力应集中于那些军需中心之前。

其次，为了进行这种集中，海外的交通线不应进行没有必要的扩展，以超出加以保护的分遣舰队最严格的需要。

与最后一种考虑紧密相联的是通过强化以及其他方式，巩固那些交通线路途的要点，以使这些地点无论如何也不应依靠舰队来获得保护，而仅是获取补给与增援。对于那些在合理间隔距离内的地点也应加以同样的巩固。例如，直布罗陀就十分符合这些条件，因为它实际上固若金汤，所储存的补给品能够维持很长时间。

如果这种推断正确的话，那么英格兰在美洲大陆的举措就大错特错了。由于据有加拿大，以及哈里法克斯、纽约与纳拉甘西特湾，再加上哈得逊一线也在他们掌握之中，孤立一大片起义者的土地，或许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前提是必须在他们力量所及的范围之内。

纽约与纳拉甘西特湾本应被置于让当时的法兰西舰队无从下手的状态，因此得以确保守备部队的安全，防范来自海上的进攻，并且使得英格兰海军的任务降至最小程度。一旦敌军摆脱了置列于某一欧洲军需中心之前的英格兰舰队的监视，堂而皇之地在北美大陆沿岸抛头露面，后者就会在那些港湾中找到安全的藏身之处。

相反，这两处港湾就会被置于虚弱不堪的境地，在一个类似于纳尔逊或弗洛格特这类的人物面前就会失陷。而在纽约的陆军两度被加以分割，首先开赴切萨匹克，随后又奔向乔治亚，而这两支各自为战的军队中的任何一支都没有强大到足以应付摆在前面的挑战。

在两种情况中，当英格兰陆军不分兵行事就无从在中间地带杀出一条血路时，对于海洋的控制就是旨在置敌军于这两部分英军之间的夹缝中。由于这两部分英军之间的沟通完全取决于海军，因此，随着这条交通线的延伸，海军肩负的使命也相应增加了。

保护港口与漫长的交通线的必要性共同促使英格兰在北美的特遣舰队不断加以扩大，从而自然地削弱了位居欧洲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区的海军实力。因此，英格兰远征北美南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当德斯坦于1779年出现在北美海岸时，不得不迅速丢弃了纳拉甘西特湾，因为克林顿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既保护它，又守卫着纽约。

（八）

在西印度群岛，英格兰政府所要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镇压揭竿而起的领地，更重要的是要永保对一些狭小但却物姿丰富的岛屿的使用权。不仅如此，还要占据这些岛屿本身，使它们的贸易尽可能地不致遭受敌军的劫掠。

无须重复的是，这相应地要求既对敌军舰队，又对单枪匹马的巡弋敌舰，或者说商业破袭舰进行防范。由于没有任何一种警戒状态可以全部阻止它们偷偷进入港口，因此，在西印度群岛水域必须有英格兰的护卫舰与较轻型的舰船加以巡逻。

然而，如果可能的话，比起在某一地点由一支英格兰舰队进行遏制，完全彻底地将法兰西舰队赶走肯定会更好。由于英格兰局限于防御状态，因此当处于劣势时，总是易于损兵折将。实际上它正逐渐被削弱，在遭受突然袭击时，它的大部分岛屿也逐一丧失。并且在不同时期，在某一港口的轰击下，它的舰队往往会沉默不语。而其敌人，当发现自己身处劣势之时，就会等候着增援部队的到达，并且知道等待期间没有什么好怕的。

这一尴尬场面并不局限于西印度群岛。该群岛毗邻美洲大陆，使其永远可能在防御方尚未弄清对方的意图时，进攻方已集中两个方向的舰队，虽然这种集中在某种程度上受限于人所共知的气候与季节状况。出于这个原因，1780年与1781年的事件显示出了英格兰最能干的海军将领所感受到的复杂性，尽管他的战术运用存在着弊端，但却反映出了他内心的迷茫。当他极其关切大英帝国的繁荣所依赖的贸易而平添了几分这种困惑之时，对于防御一方来说都是家常便饭。必须承认的是，不列颠海军将领在西印度群岛的使命既不轻松也不简单。

在欧洲，缺乏如同在西半球那样的大型特遣舰队，可以归结成为丢失梅诺卡的主要原因，英格兰自身与直布罗陀的安危都受到了严重威胁。

当同盟国的66艘战列舰与英格兰东拼西凑弄来的35艘战列舰迎头相遇，并且将它们全部赶进港口之时，对于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终于落到了法国人手中。拿破仑认为，这将使法国成为英格兰的主人。一连30天，组成法兰西特遣舰队的30艘战舰巡弋于比斯开湾，等待着行动迟缓的西班牙人的姗姗到来。然而，他们并没有受到英格兰舰队的骚扰。

直布罗陀不止一次地面临着饥荒的阴影，原因在于通往英格兰的交通线中断。对它的救助终获成功并不是因为英格兰政府所适时派遣的舰队如何强大，而是由于英格兰军官高超的指挥艺术和西班牙人的无能。在最终的大拯救行动中，豪勋爵的舰队仅仅以34艘舰面对同盟舰队的49艘舰。

在当时（指1805年特拉法加海战前）英格兰所历经的艰难险阻中，哪一条才是允许敌军自由进退其港口的出路，这使得英格兰很苦恼。

“请让我告知勋爵阁下，”纳尔逊写道，“塔兰港从来就未曾被我封锁过，恰恰相反，敌人获得了放马出海的充分机会。因为正是在那里，我们才能指望实现我们国家的希望与意图。”

“如果他们打算出来的话，”他又说道，“不会有什么事情使法兰西舰队龟缩于塔兰或布列斯特。”

尽管这一说法多少有些夸张，然而，试图将他们锁闭于港湾之中的任何举措都将一无所获，这一点却是正确的。纳尔逊之所以抵近他们的港口，恰当地布置数量充足的警戒舰船，就为了确认他们的舰船何时起程和去往何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以便“尾随他们到地球另一面”。

“我趋于相信，”他在另一场合写道，“法兰西的费罗尔特遣舰队将会开赴地中海，如果它在塔兰与其他法国舰队合兵一处，他们将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我们。但是，我可不愿意找不到他们，皮洛将会紧追不舍的。”

在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指1793年—1805年英法的战争），由于气候的恶劣，封锁舰队的暂时退场，或其指挥官的判断失误，使得法兰西舰队的各分支得以脱逃的事情简直司空见惯。然而，警报很快就能得以发出，众多游弋的护卫舰中的一些总能发现他们的踪迹，并尾随其后以探明他们可能要到达的目的地，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从一支舰队到另一支舰队，信息得以传递，结果不久一支势均力敌的特遣舰队便能尾随他们之后了。

按照法兰西政府传统上对法兰西海军的使用方式，由于他们的远征并不是为了与敌军舰队决一高低，而是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随之而来的愤怒的滋扰与狂热的追逐都无助于不受干扰和按部就班地执行政府所制订的计划，甚至由一支分舰队去做。而对于大规模的会合而言，由于取决于将各港口的分舰队统一起来，这对他们而言绝对可以致命。

1798年的战役，尽管在尼罗河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然而，当远征舰队开拔之时，由于在塔兰前面并无任何力量，纳尔逊得到的护卫舰只也并不充足，因此，仍可被引证为一个几乎要导致失败的事例。1808年，冈托姆在地中海九个星期的游弋也显示出了甚至在狭窄的水域控制住一支被允许出海，且并没有遭到一支强大力量监视的舰队也相当困难。

（九）

商业破袭战作为战争中一种主要的可以依赖的手段，针对一个如同大不列颠这样的商业性国家时具有特别的效果。那一时代的法兰西军官在很大程度上都持有这种观点，现在合众国这种观点更是被广泛认可。

一位颇有名望的军官拉蒙特·皮魁特写道：“在我看来，在商业上对他们进行打击，是对付英格兰最可靠的方式。”

通过认真地袭击其商业航运，对一个国家所带来的骚扰与苦恼为众人所承认。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海战中最具重要性的辅助性行动，并且直至战争本身终结以前，还不可能加以抛弃。

然而，作为一项主要的、根本性的措施，认为其自身就足以致敌人于死地，这恐怕也只是一种幻想。当这种幻想呈现在民众的代表们面前的是一种蛊惑人心的廉价外表时，它就更具有一种危险性。当所要反对的国家具有一个强有力的海上大国的两个先决条件——遍及全球、健康向上的商业以及一支实力强劲的海军时，这就尤其具有误导作用。

在一个国家的收入来源及工业可以被浓缩进一些珍宝船的地方，一次攻击就可能割断其战争的筋脉。然而，当其财富分散于数以千计的来往穿梭的船只上，当这种制度的根系扩散广泛且深远，并能深深地扎下根来，在并不会危及根本生命的情况下，它便能承受住许多次的残酷打击，只丧失掉众多枝繁叶茂的大枝。而想给予致命的一击，唯有以军事控制海洋的方式，对战略性商业中心进行长期控制。

因此，毫无疑问，从一支强大的海军手中夺取这种控制权只能通过兵戎相见，并且战而胜之。两百年来，英格兰一直是世界上的主要商业国家，无论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与其他国家相比，更多地寄希望于海洋之中。

大不列颠与结盟的王朝之间的预备性和约，旨在结束这一次波澜壮阔的战争，并于1783年1月20日在凡尔赛签署。这一协议带来了可观的成果，在欧洲交战国之间，除了多巴哥以外，英格兰从法兰西收回了它所丢失的所有西印度群岛，但放弃了斯塔卢西亚。法兰西在印度的据点得到了恢复，英格兰不可争辩地将亭可马里归还给荷兰，不过它拒绝让渡内阁帕顿。

对于西班牙，英格兰交出了佛罗里达与梅诺卡。如果西班牙的海上力量足以保持对于后者的占据的话，那将是英格兰的一次严重损失。然而实际情况是，在下一次战争中，它再度落入了大不列颠之手。此外，条约还对西非海岸贸易据点进行了某些无关紧要的重新分配。

尽管就它们本身而言都无足轻重，然而仍有必要对这些安排作出一番评论。在任何一场即将来临的战争中，它们的持久性将完完全全地取决于海上力量的平衡，取决于那片尚未由战争确定其归属的海域中的帝国。于是，最终和约于1783年9月3日在凡尔赛得以签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