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海权战略六要素分析

（一）地理位置

如果一个国家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上，既不用进行陆地上的防御，也不用进行陆地上的扩张，那么，由于其面向大海的目的的单一性，与一个四周边界皆为大陆的民族相比，它就具备了一种优势。这一点，作为一个海洋强国，英国就拥有比法国与荷兰更为巨大的优势。

就法国而言，它的政策总是莫衷一是。这些政策有的尚可，有的就显得十分愚蠢，无论从海洋还是大陆的战略计划来看都是如此。具体说来，就是其军事行动白白浪费了得来不易的民脂民膏，终有坐吃山空的那一天，而如果明智与持续地利用其地理位置却能增加财富。这是何道理呢？

简言之，地理位置可能会达到提升或分散海上军事力量的目的。在这一点上，英伦三岛再度比法国更具优势。再看后者的位置，除了濒临大西洋以外，虽然也伸向了地中海，有其长处。然而，总体上而言，却是海上军事力量薄弱的症结所在。因为，只有在穿越直布罗陀海峡之后，法国的东、西部舰队才能实现会合。更要命的是，法国人如果要这么去做，他们还得经常承担风险，时常遭受损失，其付出的成本代价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回头再来看在当时属于殖民大帝国的英国，由于地域广阔无垠，鞭长莫及，英国不得不拱手让出在周边海岸集结海军的大部分优势。不过，这种牺牲却是一种明智之举，其利也大于弊。为什么这样说呢？随着其殖民体系的膨胀，海军舰队也在不断崛起，促使商业航运与财富高速增长。与法国相比较，正好印证了英国这一战略的高瞻性。

对此，外界论及美国革命战争以及在法兰西共和国与帝国的战争时，一位法国作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英国舰队迅猛崛起，并且四周财富堆积如山，然而，它却一如既往地感到了所有贫困的尴尬。”换言之，英国的力量足以维持其芸芸众生的温饱，而同等广阔的西班牙殖民帝国，由于其海上劣势，却饱受屈辱。

如果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有利，不仅有助于集中军事力量，还具有为展开针对潜在对手的军事行动，提供进一步的中心位置与良好基地等战略优势。英国的状况就与此相符，一方面，它面对着荷兰与北部强国；另一方面，它面对着法国与大西洋。当受到来自法国与北海以及波罗的海的海上强国组成的联盟威胁时，在多佛海峡与英吉利海峡，甚至在布列斯特不远处游弋的舰队，仍能迅速地占据纵深基地，并因此能够迅速地投入其合成部队，反击伺机穿越英吉利海峡的任何一个敌人。

同样，在两边之中的任何一边，上苍都赐给了英国更好的港口与更为适合安全靠近的海岸。这在以前，还是穿越英吉利海峡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然而，蒸汽舰船与港口的改进却缓解了法国曾一度存在的劣势。

面对这样的局面，当时的英国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呢？在大帆船盛极一时的岁月里，英国舰队进攻布列斯特，将其基地设立于托贝与普利茅斯。简而言之，计划是这样的：在盛刮东风或较为温和的天气状况下，执行封锁任务的舰队坚守其阵地并无多大困难。但是在西风中，当天气情况十分恶劣时，他们便折回了英国港口。因为，他们明白，在风向转变之前，法国舰队是不可能出来活动的。于是，英国舰队也正好趁大风刮起之际将自己送回要塞之中。

在地理上接近敌人或攻击目标敌人的优势，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比在战争形势中更为明显了。法国人将此称为“游击行动”。在这一战争行动中，由于完全针对通常并不设防的和平商船，因而只需轻型武装的船只。这类船只，并无多少力量进行自卫，因而对避难场所或近在眼前的支撑点有所依赖。这要么在由本国战斗舰只实行控制的某个海域，要么在友好港口，都能找得到。后者能够给予最强有力的支持，因为它们永远处在同一位置，而靠近它们对于受攻击的商船队伍比实施攻击的敌人更为熟悉方便。法兰西临近英格兰，因此能够极大地方便其直接针对后者的游击行动。由于在北海、英吉利海峡与大西洋都据有港口，巡洋舰从临近英国贸易枢纽之地就能出发，进退有据。然而，这些港口相互间的距离，对于正规的合成军事行动而言并不那么有利。尽管如此，对非常规辅助性的行动而言，却有其优势。究其原因，还在于这种环境下的军事行动只为了集中力量。

而对于破袭商船队而言，分散力量却是规律。如果破袭舰船分散开来，他们就能发现与捕获更多的猎物。显然，这些不争的事实从彪悍的法国海盗的历史中就能得到很好的诠释。比方说，他们的基地与行动场所很大部分处于英吉利海峡与北海，要么就在遥远的殖民地区。在那里，诸如法属西印度群岛之瓜德罗普与马丁尼克之类的岛屿都能提供相同的临近庇护所。补充煤炭的必要性使得今天的巡洋舰甚至比旧式军舰更加依赖港口。

如果上苍这样设置一个国家，它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公海，与此同时，它还控制着世界航运的一条咽喉要道。这样一来，其地理位置的战略价值就会很高。拥有这样得天独厚条件的当属英国。连荷兰、瑞典、俄罗斯、丹麦的商贸，以及那些溯流而上直入德国腹地的交易，都不得不穿越近在家门口的英吉利海峡来进行。

西班牙的地理位置十分近似于英国的位置。在大西洋与地中海，一边是加地斯，另一边是喀它基那。通向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与岛屿的贸易船队，过去一直就在其眼皮底下穿过，而环绕好望角的商业活动距离其家门也并不遥远。然而，西班牙对直布罗陀的丧失不仅剥夺了其对于海峡的控制大权，也对其两部分舰队进行十分便利的会合构成了一道障碍。

今天（1890年），只要我们看一看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只要不涉及其他影响其海上权力的条件，就似乎可以发现，意大利具有广大的海岸与天然良港，它正处在一个可以对通往地中海东岸国家及岛屿贸易航道与苏伊士地峡产生决定性影响力的位置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并且只要意大利目前能够控制住那些一向就属于意大利的岛屿，将来就更会如此。

具体环境使得地中海在世界历史上扮演了一个比与其同等大小的任何其他水域更加重大的角色。从商业与军事观点来看都是如此。一个又一个国家努力试图控制它，并且这种斗争还将继续下去。

因此，对于树立在海洋中的统治地位所依赖的条件的研究，对于其海岸不同地点的相对军事价值的研究，都是极具启发意义的。

现在（1890年）来看美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地理位置相当于一条中美洲运河，如果该运河得以完成，并且完全满足了其建造者的愿望的话，那加勒比海将会从一个终点站、一块局部交往之地，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巨大航运枢纽。沿着这条路径，巨大的商贸利益将会延伸，将其他强国，比如欧洲国家的利益带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海岸，而这一点是他们以前从未做到过的。

如果上述运河得以完成，美国再要像从前那样，独自傲立于国际政局以外，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了。因为，美国相对于该航路的地理位置将会类似于英国之于英吉利海峡、地中海国家之于苏伊士航线。在这里，对它的控制，毫无疑问，肯定是依地理位置而定。当然，这必须以美国国家实力的中心作为永久的基础。

不过，由于其海湾沿岸的特征是缺乏从敌人那里获得安全并便于维修一流战舰的港口，一旦发生为了争夺加勒比海统治地位的冲突，美国就可以从密西西比河南部通道深入到新奥尔良的邻近，这主要是从密西西比河河谷对于疏通水道的好处着眼。换句话说，美国的主要努力应该集中在运河的河谷，以此确保在那里能得到其永久的军事基地。

但是，保护进入密西西比河的通道却有其特别的困难。具体来说是这样的：在这一区域尽管有唯一的两处相互竞争的港口——基维斯特与彭萨克拉，只是它们实在是太缺乏深水了。更何况，就这个国家的资源而言，其所处位置还不是很具备军事基地的所需条件。然而，为了完全取得该优势地理位置所具有的一切好处，这些缺陷必须要克服才行。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其相隔地峡的距离尽管相对较短，却仍然大有所为。为此，美国将不得不在加勒比海地区获取适宜进行紧急的或次要的战争行动基地的地点，凭借它们的自然优势，易于防守性，以及接近这个战略问题的中心，从而使得美国舰队同任何对手一样，始终临近现场。

随着进出密西西比河的通道得以充分的保护，掌握了此类要塞，并且保证了在它们与本土基地之间的交通线能够畅通无阻，这表明已进行了恰当的军事准备，拥有了所有一切必要的手段，那么，从其地理位置与实力出发，美国在这一领域的优势地位就将十分肯定地接踵而至。

（二）形态构成

一个国家的海岸就是它的一道边界。这道边界越是能够方便地提供通向外部地区的途径（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中是指海港），一个民族就越是倾向于借此与世界的其他部分进行交流。

在一个假定的国家中，如果只是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却完全没有一处港口，这种国家就不可能拥有自身的海洋贸易、海洋运输以及海军。在实际生活中，当比利时还是一个西班牙与奥地利的省份之时，其情况就是这样。1648年，荷兰人在一场战争获胜后，作为一项和平条件，勒令须耳德河关闭海上贸易，从而封闭了安特卫普港，并把比利时的海上贸易转手给了荷兰。西属尼德兰从此不再成为海上强国。

宽大与水深的良港是力量与财富的一个来源。如果还有可供航运河道的出海口的话，那就更是如此了。这会便利一个国家的国内贸易集中于此地。然而，由于其地理位置十分易于接近，如果不加以适当防卫的话，在战争中，这将成为薄弱环节。1667年，荷兰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闯进了泰晤士河，就在伦敦的眼皮底下，摧毁了相当一部分英国海军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果说英格兰是为大海所吸引的话，那荷兰就是被赶向大海的。没有大海的存在，英国或许会一蹶不振，而荷兰则会败亡。在其辉煌登峰造极的时代，它还是欧洲政坛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当时，一位本国名声显赫的实权人物就预料到，荷兰的土地不太可能养活其八分之一的居民。因此，该国的制造业为数众多且十分重要。然而，比起对航运业的兴趣，它们出现增长要迟缓得多。土地的贫瘠与海岸无险可守的本质驱使荷兰人首先从事了渔业。随后，加工保存鱼类方法的出现，给予他们除了进行国内消费以外，又能用于出口，并由此奠定了他们财富的根基。

所以，在荷兰人成为商人之时，正是意大利诸共和国处在土耳其霸权的压力下，并随着好望角航线的发现，其国势正开始衰落之际。结果，荷兰人成了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与岛屿以及庞大的意大利贸易的继承人。

荷兰人还进一步得益于他们的地理位置。作为波罗的海诸国、法国、地中海沿岸各国以及德国各大河流口岸之间的居中者，他们很快就几乎揽尽了欧洲所有的中转生意。尽管，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海军仓储，西班牙与其在新大陆的殖民地的贸易，法国的葡萄酒以及沿岸贸易并不比200年以前更多，然而，这些都是用荷兰船队进行运输的。更为有趣的是，甚至连大部分英国的转口贸易在当时都是用荷兰船完成的。

那么，荷兰人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取得如此之多的利益呢？其原因主要是民众的贫困状况，他们被迫投向大海，加上他们在航运行业拥有精湛技术以及大规模的船队；再者就是由于美洲与环绕好望角航线的发现导致的探索精神与商业的疾速膨胀；并且荷兰处在一个有利可图的位置上。这么多有利于荷兰发展的因素加在一起，荷兰不强大，那就是怪事一桩了。

可惜的是，1653年和1654年一场荷兰与英格兰的灾难性战争持续了18个月，因为这个原因，荷兰的航运业陷入了停顿。这一停顿，给荷兰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据说，“经常用以维持国家财富的收入来源，例如渔业与商业，已接近山穷水尽的地步。工厂作坊纷纷歇业倒闭，生产活动中止了。港口无船出海，变成了桅杆林立的世界。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乞丐，街道上杂草丛生，在阿姆斯特丹就有1500套房屋无人问租”。

这一悲惨结局显示了一个国家完全依赖外部资源去扮演一个它正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的弊端。当时荷兰的情况与今日大不列颠的情况有着十分相似之处。尽管依赖外部资源在各自国家中都略有一丝荣誉感，但历史却是活生生的预言者，在告诫人们国内繁荣的延续是主要依赖海上权力维持的，又促使人们对缺乏政治特权感到不满，假如有一天他们日渐缺乏面包时，他们就会更加不安。

上述情况直到权力的中心不再立足于海边，才发生变化。当各种书籍、报刊竞相描述内陆地区辉煌的发展以及仍有待于开发的财富，资本在那里可以找到其最佳的投资对象和最大的开发机会时，海疆地区就会被忽略。

忽略海疆地区导致的结果会是在政治上毫无生机。因此，对那些无视海上实力的人或许会产生一些反省，反省的是不能由于国内财富的充足就忽视了开拓海洋的意义。

我们来看意大利。一个长长的半岛，中央山脉将其分为两条狭长的地带，联结不同港口的道路蜿蜒其上。

对意大利而言，只有对海洋绝对控制才能完全确保这类交通线的安全。这是因为我们根本无法知道，一支来自可见视野以外的敌军在什么地点可能展开攻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解决的办法，只要在中央部位驻扎一支足够分量的海上力量，就能在遭受十分严重的损失之前，攻击那支逼近其基地与交通线的舰队。

再看美国。在狭长的佛罗里达半岛上，其底端就是基维斯特。尽管半岛地势平缓且人烟稀少，然而，对它的第一印象就是其呈现的状况类似意大利。这种相似性或许还不是最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墨西哥湾成了一场海战的主要战场，由陆地通往半岛底端的交通线就显得很重要了，并且这条交通线将十分容易遭受到攻击。

当海洋不仅成为边界，如果一个国家四面环海，还被隔开成两个或更多的部分时，那么对海洋的控制绝对是必需的。因为，这样一种自然状况要么产生和增强海上霸权，要么就使得国家变得软弱无力，这就是目前意大利王国的状况。

因此，还在其年轻并且依然存在着财政窘困时，就应该建立起一支具有战斗力的海军。一旦拥有一支绝对优于其敌手的海军，意大利就能比起其本土来，更好地将霸权树立在各岛屿之上。如果不重要，一旦半岛交通线变得不稳定，必将被他国包围，其形势相当危险。

为了能更详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来看这样的例子：

分隔不列颠诸岛的爱尔兰海，与其说是一种实际分割的工具，还不如说类似一个港湾。但是历史已经显现出了其对联合王国的威胁。在路易十四时代，当法国海军与联合的英、荷海军不相上下之时，在爱尔兰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纠纷，当时这个岛国几乎完全处于土著与法国人的控制之下。

尽管如此，爱尔兰海与其说是法国人的一个优势，还不如说是对英国人的一个威胁，一个在他们交通线上的薄弱环节。然而，法国人并没有冒险将他们的战列舰开进这片狭窄的海域，而试图强行登陆的远征队也是把目标指向在南部与西部的英国海港。

在最为至关重要的时刻，大法兰西舰队被派往了英格兰南部沿海。在那里，大法兰西舰队决定性地击溃了同盟军。与此同时，25艘护卫舰驶往圣乔治海峡，攻击英国的交通线。在英国奋起反抗的人民之中，驻扎在爱尔兰的英军岌岌可危，只是由于博因河一战及詹姆斯二世逃往法国才得以幸免于难。

同一世纪（十七世纪）的西班牙，当其各部分尚无法由一支强有力的海上力量联结为一体时，他们为这种分隔所导致的劣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时，西班牙仍握有的只是它昔日显赫一时的残余，比如尼德兰（今日的比利时）、西西里，以及其他一些意大利土地。

然而，让人感叹的是，没想到西班牙的海上实力一落千丈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当时一位博学多才、头脑清醒的荷兰人宣称：“在西班牙，所有的海岸都航行着荷兰船只，自1648年和约以来，他们的船只和海员如此稀少，以至于他们开始公开租用我们的船只驶往西印度群岛，而在那里，他们先前总是小心翼翼地将所有外国人赶出来的。”

在半个世纪以前，萨利，这位亨利四世的重臣，就曾形象地把西班牙刻画为“一个腿与胳膊强健有力，然而心脏却无限衰弱与疲软的国家之一”。自从其诞生之日起，西班牙海军就不仅遭受灾难，而且还被一扫而光。这样的后果是，不但使国家蒙受了奇耻大辱，而且更是江河日下。一言以蔽之，其后果是：航运业损失殆尽，制造业也随之消亡。

现在我们再来看美国。除去阿拉斯加，美国并没有外部的占据之地，也就是说没有一英寸土地不能从陆地上到达。从特征上看，其轮廓达到了并没有呈现出多少特别薄弱之处的地步，边界地区所有的重要地段都能迅速到达。

更让人羡慕的是，若从水路通过，其成本将很低廉，若从铁路通过，则快速迅捷。就连防御最为薄弱的太平洋地区，受到攻击的可能性也将由此得到减少。可以说，与目前的需求相比较，美国国内的资源可谓无穷无尽。

这正如一位法国军官所说：“美国可以无限期地在‘我们的小角落里’傲然独尊，只要通过地峡，一条新兴的商业驿道将侵入这个小角落，或许美国就应该猛然警醒，面对那些挤掉了美国在所有民众、海洋之中共同分享与生俱来的权利与利益份额的人。”

（三）领土范围

就海上霸权的形成而言，这里所说的领土范围并非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平方英里的总数，而是必须加以考虑的海岸线的长度及其港口的特征。关于这些，据称，在地理与自然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依据人口多少而定，海岸线长度就成了强大或弱小的关键。在这一点上，国家就像是一座城堡，警备部队必须被派驻于城郭之上。

关于这一点，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还能找到最新的相似事例。如果南方人能有一支能够与海上强国相匹配且与其他资源相称的海军，那么，其海岸的巨大规模与众多的港湾是能够成为庞大力量的基本因素的。这样一来，合众国的民众和那时的政府应该对于封锁南方整个海岸的有效性而自我庆幸。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功绩，一项十分了不起的功绩。但这只是假设而已，事实情况并非如此。

由于合众国的舰船是沿着海岸稀疏地分布着，因此它们相互之间无法支援。这些舰船单独或以小组为单位坚守各自的阵位，面对着的却是广阔的内陆水路交通网，这一网络对于敌军的秘密集结大有助益。在水上交通第一线的背后就是漫长的港湾，四处散布着固若金汤的堡垒。依赖它们，敌军舰船永远都可以为了逃避追杀或寻求保护而退据其中。如果有一支南方海军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这些优势，或者合众国方舰船零零散散的劣势，后者本来也是不太可能如同它们当时那样配置的，并且还将可能集结以进行相互支援，从而为南方商业打开许多小的但却有益的途径。

然而，从其范围广与港湾多的角度看，正如南方海岸本来可以成为一种力量的来源那样，由于策略与军队构成，这些特征却成了众多伤害的根源。

开启密西西比河的伟大故事，就是对正在整个南方持续不断展开的行动最具感染力的说明。在海疆的每一个缺口处，战舰正在长驱直入昔日满载财富支撑这个反叛国家贸易的河流，如今已开始反戈一击，坐视它们的敌人直逼其心脏地带。根据更为乐观的估计，在那些经过最为精疲力竭的战争，本来还可以使得一个国家保存下去的地区，却在四处弥漫着失望、不安全感与无能为力。海上力量从来没有扮演过比在这样一场竞争中更大或更具决定性的角色。

这场竞争，决定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将在北美大陆呈现出的景观是一个伟大国家而不是几个相互敌对的国家。尽管对于昔日应得的荣耀可以感到正当的自豪，对于由于海上的压倒性优势而产生的结局辉煌应予以承认。然而，了解事实真相的美国人应该对国人那种过分自信加以提醒：南方不仅没有海国，不仅不是一个海洋性的群体，而且其民众也没有被恰如其分地派驻到本应必须加以防范的濒海地带。

（四）人口数量

在思考完毕一个国家的自然状况后，紧随而来的应该是对于作为影响海洋权力成长的人口特征的一番考察。由于其领土范围的关系，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居住于其中的民众数量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并不仅仅是平方英里的数目，而是必须加以考虑与海上权力相关的海岸范围与特征。

因此，就人口而言，这并非仅仅是指纯粹的总数，而是指从事海洋事业的人口数量，或者至少能够迅速为航海业所使用且从事海洋物质生产的人口数量。这些都必须加以计算。

例如，在法国革命以前和直至紧随法国革命而来的波澜壮阔的战争结束之际，法国的人口都比英国要多得多。然而就海洋权力而言，无论是和平贸易还是军事效率，法国都要比英国大为逊色。就军事效率一事看，事实就更为明显。因为在战争爆发之初的军事准备方面，法国通常占有优势。然而，它却不能维持住这一优势。

因此，在1778年，当战争爆发时，通过其海上动员，法国能够迅速控制住50艘战列舰。而英国则正好相反，由于其海上力量所充分依赖的舰队遍及全球，要想在本土集结40艘战列舰都困难重重。然而，在1782年，它已有120艘战列舰投入或准备投入战争，而法国则从来没有超过71艘。

直到1840年，当两个国家再度于地中海东部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一位当时十分杰出的法国军官说：“在我们当时所能集结到的21艘战列舰队伍之后，就不再具有预备队了，没有别的舰船可以在6个月以内投入现役。”

他还说：“我们的海上动员已由我们的所作所为精疲力竭到这种地步，在各个方面所建立的永久征召制度却不能征集到足够的后备力量，为那些已经巡游了三年多时间的人提供休整的机会。”

诸如此类的鲜明对照，正好显示出了所谓的永久实力或预备力量中的差异性。因为，除了船员以外，一支漂浮在外的庞大船队还必须雇用一大批从事各种手工劳作的人员。他们的手艺有利于制造与修缮海洋装备，或随后的或多或少的与海洋有关及具有各种技巧要求的其他行业。从一开始，这类同性质行业就毫无疑问地具备了对海洋的倾向性。

这里有一件关于英国杰出的航海家爱德华·皮洛爵士的逸事，这件逸事充分显示出他对于这一问题的奇特洞察力。

当1793年战争爆发时，一向征召不齐的海员务必得以补充。皮洛急于出海迎战，然而除了使用陆上人员以外，实在无法补充其人员编制的缺额。他命令手下军官去招募柯尼希矿工，并且让他们很快适应了海上生活。战事的结局最终证明了他的明智。

此外，皮洛还十分走运，在一场战斗中，捕获了整个战争中的第一艘护卫舰。尤其富有启发意义的是，尽管他的矿工士兵投入现役才只有几个星期，而他的对手却待了一年多，尽管双方都损失惨重，但却几乎旗鼓相当。

或许可以认为，诸如此类的预备力量如今已失去了其一度拥有的那种重要性。因为现代战舰与武器装备的制造耗时甚长，现代国家意在发展武装部队的全面实力，打算在战争之初，就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其敌人做出同等的努力之前，给予敌以毁灭性的打击。

使用一个众所周知的术语，那就是没有时间再让国家结构的全面抵抗一展身手了。打击将会降临到组织起来的海军舰队头上，如果舰队失败了，那么，国家结构其余部分的稳定性统统都将无济于事。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点是正确的。实际上，也确实如此。过去只是在程度上不如现在，假定两支舰队迎头相撞，它们实际代表着它们两个国家全部现役的实力。与过去相比，眼下被歼一方想要再度复活其海军的希望就要渺茫得多，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其程度与这个国家对于海上霸权的依赖度相适应。

如果当时（1805年）英国舰队正如同盟军舰队那样，代表着整个国家的实力，那么，特拉法加一役本来对英国造成的打击要比对法国致命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特拉法加之对于英国正如奥斯特里茨之对于奥地利，吉纳之对于普鲁士。一个帝国本将由于其武装力量的歼灭或溃散而被迫屈膝，据称，这正是拿破仑向往的目标。

所以，对于过去这类罕见的战争灾难的思考足以证明，不重视基于适应一定种类的军事生活的居民数量之上的预备役力量是有欠考虑的。

目前（1890年），英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海洋国家。在蒸汽与钢铁时代，它保持住在风帆与木船的日子里所拥有的那种优势。法国与英国是拥有最大规模作战海军的两大强国。

迄今为止，二者之中究竟谁更加强大有力，尚有众多争议。实际上，它们或许可以被看成在海战的物质力量方面棋逢对手。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假定人员或战备方面的差异，能够导致一场战斗或一次战役决定性的力量失去平衡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预备性力量将要开始作出解答。

首先是有组织的储备力量。

其次是海洋性人口的储备、机械技巧的储备、财富的储备。

英国在机械工艺上的领导地位使其具有充足的机械工程人员的预备力量。他们能够使自己轻而易举地熟练掌握现代化重型铁甲下的工具。而当其工商业备感战争重负之时，多余的海员与技师又将投身于武装航运之中去。

至此，有关建立或不建立预备力量的价值的问题现在可归结为：

现代条件下的战争是否已使得这种情况成为可能，即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中，一方将会仅仅在一场战役中告负而决定整个战争胜负天平的指向？海上大战并没有为此作出回答。

普鲁士对于奥地利，德意志对于法兰西的压倒性胜利，看起来都是一名强者对于一个弱小得多的国家的胜利，而无论这种弱小是由于自然因素，还是官方的无能。如果土耳其还拥有国家的储备力量可以征用，那么，类似于普莱文之围的那种军机延误又将会如何影响战争的胜负呢？其结果可想而知。

（五）国民性格

如果海上权力真正建立在和平与广泛的商业基础上，那么，对于商业追求的倾向性就肯定是在此一时或彼一时称雄海洋的国家的显著特征。历史几乎毫无例外地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除了罗马人以外，并不存在与此相反的明显事例。

所有的人都不会对追逐金钱无动于衷。然而，寻找收益的方式却会对居住于一国之内民众的历史与商业运气造成显著的影响。

如果历史还是可以值得信赖的话，那么，西班牙人和与他们一脉相承的民族葡萄牙人寻求财富的方式，不仅给其国民性格抹上了污点，而且对商业的健康发展也是致命的。

在发现了美洲大陆后100年的时间里，西班牙一直是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本来是可以指望它在众多海洋强国中力拔头筹的，然而结果却恰好相反，自从加入神圣同盟在1571年勒班陀一战之后，尽管它还投入过许多次的战争，但再没有任何有重大意义的海上胜利在西班牙历史的卷面上光彩夺目。其商业的一蹶不振足以能够解释在其战舰甲板之上所显示出的那种痛苦，以及荒唐可笑的笨拙无能。

毫无疑问，导致这样的结果的原因是由于西班牙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发展所进行的钳制与摧残。然而，一个伟大民族的性格是可以突破或塑造其政府的性格的。几乎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民众倾向于商业，那么政府的行为本来也是因循此道的，广大的殖民地也是远离着那种专制主义的中心的，而阻碍着古老的西班牙脱胎换骨的正是这一专制主义。

事实是，数以千计的劳工与上流社会的人离开了西班牙。他们所从事的海外扩张活动，给国内带来的别无他物，只有香料或其他少量商品，以至于一支小船队就能够满足其运载所需。更何况西班牙本土只能生产羊毛、水果与铁器，其制造业也一片空白。

西班牙的工业饱经沧桑，其人口稳中有降。在如此多的日常生活用品方面，西班牙及其殖民地都得依赖荷兰人，以至于其本来就寥寥无几的工业产品不足以与之抗衡。一位同时代的人写道：“因此荷兰商人腰缠万贯地奔波于世界大多数地方购买商品，肯定从这个欧洲国家找到了滚滚财源，并以此支付他们所购买的商品。”就这样，他们曾梦寐以求的财富的象征很快就悄然离去。

因此，从军事观点上看，由于其航运的一蹶不振，西班牙是多么虚弱不堪，它为数不多的财富运载于几条船上，定期或不定期地穿梭于几条航线上，要为敌人所捕获，可谓轻而易举。其结果已可想而知，这就是战争的中坚力量陷入了瘫痪。

比起这些欧洲南部的国家来，英国人与荷兰人并非不想发财致富。然而，他们更为明智与果敢，并且敬业，同时更具有忍耐力。正是凭借于此，他们追求财富不是通过刀剑，而是通过劳作。

因此，他们选择了通向财富最为漫长而非最为快捷的道路。然而这两个民族——基本上是同一种族，还具有其他品质，虽不如刚才所说的特征那样重要，却能与其周边环境融为一体。这有助于他们在大洋上有所成就。

因此，他们的航运业随着这些贸易的需求而持续看涨。

就这样，在许多方方面面，他们逼近了海上霸权。由于其他政府的干预，这一顺其自然的趋势与增长确实时常被加以扭转与严重的扼制。这些政府对于其本国民众只能依赖人为的支持才能占有的繁荣忌恨不已，而在政府行为的名义下，这种支持将会被视为是在刻意创造海上霸权。

对于建立海权而言，在进行贸易的倾向中就包括生产某种产品以进行交换的迫切性，恐怕是最重要的国民性格了。如果真是如此，再加上具有天然优良的海岸，那么，来自大海的风险是不太可能阻挡一个民族通过海上贸易的途径去寻求财富的。

然而，这却并不一定导致海上霸权。以法兰西为例，法兰西具有优越的土地资源，一群勤奋劳作的民众，一个使人羡慕的地理位置。法兰西海军有其众所周知的光彩夺目的时期，即使处于最低潮的关头，也从未给身为这个民族珍惜的军事名望抹黑。然而，作为一个海洋国家，这个国家必须稳定地立足于广泛的海上贸易的根基之上。

但是，即便如此，与历史上其他以海洋为生的民族比较起来，法兰西从未获得过一个令人钦佩的地位。其主要缘由，就国民性格而言，仍是对于财富进行追逐的方式。当西班牙与葡萄牙当年通过挖掘地表上的金银而追逐财富时，法兰西民众的脾性却在促使他们通过精打细算、节俭与积蓄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标。

然而，趋于冒险的性格，比如说在得大于失的情况下去进行探险，与为了进行贸易而征服世界的冒险精神具有诸多的相同之处。储蓄与节俭的趋势，进行谨小慎微与范围狭窄的投入，可以导致财富以较小的规模分布，但却不会促进探险与对外贸易及航运业的发展。

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来看这样的例子：

一位法国军官曾说：“其中我有两个份额。在法兰西，我们不同你们一样，每一个都持有众多的份额。与我们一起，大量的民众持有一个或非常之少的份额。当它们进入市场时，我的妻子就对我说：‘你有两个份额，一个是你的，一个是我的。'”

就一个人的私有财产的稳定性而言，这种谨慎无疑是十分明智的。然而，当过分地谨慎与在金钱上的蹑手蹑脚成为国民之特征时，它肯定会妨碍商业的扩张以及这个国家的航运业。出现在其他生活领域中的金钱事务上同样的谨慎，已经妨碍了下一代的出生，使得法兰西的人口几乎没有多少变化。

欧洲的贵族阶层从中世纪继承过来了一种自高自大的对和平贸易的睥睨之感。依照不同国度的国民性格，这对贸易的增长会产生一种制约性的影响。比如，西班牙人的高傲轻而易举地与这种鄙夷不屑的情绪同流合污，与那种灾难性的不情愿工作与等待财富的情绪携手并肩，这就使得他们与经商从贸相去甚远。

在法兰西，甚至法国人自己也承认那是一种国民性格的虚荣。贵族阶层的数量与荣耀，以及他们所一贯持有的想法，为他们所不屑一顾的职业无疑加上了一道低人一等的封条。何况腰缠万贯的商人与制造业者对贵族的显赫那可是朝思暮想。正是因为他们对这种荣誉的渴盼，使得他们抛弃了利润丰厚的事业。

因此，尽管民众的勤奋与土地的肥腴还可以使商业免于完全的衰败，然而，它却完全是在一种耻辱的情感之中进行的，这使得其中最精华的代表人物纷纷逃离开去。

在柯尔伯特的影响之下，路易十四曾颁布一道谕令：授权所有的贵族致力于商船、货物与商品的经营，无须考虑被视为已从商贵的阶层中坠落出来，只要他们并没有进行零售行当的小生意。

对这一行为所能给出的理由是：它带来了臣民以及令我们自己满意的好处，能消除到处盛传的所谓海上贸易与贵族本性格格不入的观念影响。

然而，其中混杂着有意识的和公开的优越感偏见并不都能被各种谕令迅速抹去，尤其是在虚荣心成为国民性格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时。许多年之后，孟德斯鸠教诲道，让贵族从事贸易，正好与君主制的精神相反。

一个国家伟大的根基在于金钱，或者说是财富。作为平民特征的一种来源，财富也具有国家的权力，有了权力，就会有社会地位与尊严。在英格兰，得到的结局是一样的。贵族阶层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然而，在代议制政府中，财富的权力既不可能被压制，也不可能被淹没。在所有人的眼中，它都是实实在在的，并为所有人所尊重。在英格兰，正如同在荷兰，成为财富之源泉的职业以赐予财富自身的诱惑被分享着。因此，在所有能排得上号的国度里，社会情感，国民性格的外化，都会使国家对贸易的态度产生显著影响。

然而，就其他方式而言，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国民才干影响着海上权力的成长，这是就其具有开拓健康的殖民地的能力来说的。关于殖民地，正如同所有其他增长之处一样，当它最为自然时，它也是最为健康的。

因此，起源于为整个民族都能感受得到的需要与冲动的殖民地将具有最为坚实的根基。在它们最小程度地遭致本土的肆意干预时，它们随之而来的增长是最具有把握的，如果这些民众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话。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从事殖民化活动的努力并不具有同样的一般性起源，不同的制度也不会有同样的成功。无论多么具有远见卓识或谨小慎微，政治家的努力都无法填补强烈的自然冲动的缺口。

当国民性格中可以找到自我发展的种子时，来自本土的最为精细的调节也不会产生如同无为而治那样的良好结局。在节节进取的殖民地的国民政府中，并未展示出比起那些不成功的殖民地的政府更加突出的大智慧。

如果精心设计的制度与监督，仔细地采纳量入为出的方式，孜孜不倦地辛勤培育，让殖民事业得到成长，那么，英格兰的这种系统性才干一定胜过法兰西。

然而，正是英格兰，而不是法兰西，成为这个世界的大殖民者。成功的殖民化，以及其随之而来的对于商贸与海上霸权的影响，在本质上依赖国民性格。因为，当它们自然地起源于自身时，这些殖民地才能最好地成长。宗主国国民的性格特征才是殖民地发展之道，而这却不是宗主国政府所关心在乎的事情。

现在，这一真理更趋明显，因为所有宗主国政府对待其殖民地的一般态度都是完全自私自利的。无论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只要其被认定为具有重要性，对于宗主国而言，殖民地就成了一头注定要被榨取的奶牛。当然，它仍然要受到照顾。然而，主要还是作为一块地产，并因其作出的回报而被看重，对其对外贸易的垄断成了立法的绝对目标。在其管理机构当中，有价值的职位都提供给了来自宗主国的占据者。正如同海洋，殖民地被视为是十分适合那些在宗主国国内无法管理或毫无益处的闲散人员的一块风水宝地。然而，只要其仍然是一块殖民地，军事管制就会是宗主国政府适当而又必然的统治手段。

现在我们不妨试问一下，如果其他条件是有利的话，美国人的国民性格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成长为一个海上强国？

如果立法上的绊脚石被搬掉，生意上更为有利可图的领域趋于饱和，这个海上强国将会渐渐显出庐山真面目。对美国而言，他们对商业的直觉，追求获利的大胆的事业心，以及对于导致获利的蛛丝马迹的敏锐嗅觉，可以说已经万事俱备了。将来，如果存在有何种领域呼唤着殖民化，无可置疑的是，美国人将以其与生俱来的自我管理与独立发展的才干，径直奔向它们。

（六）政府特征

英格兰毫无疑问已经走到了近代国家海上霸权的巅峰。其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坚定地朝向控制海洋的目标。

然而，在詹姆斯一世的统治时期，当时在其三岛之外，英格兰几乎还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并且，连弗吉尼亚或马萨诸塞这些地方都还没有来得及拓展。关于这一点，这里有一段黎塞留的叙述：

萨利公爵，亨利四世的大臣，这是一位有史以来最具骑士风度的王子。他在通过一艘主桅之上悬挂着法兰西国旗的法兰西船驶离加莱之后，一进入英吉利海峡，迎面就碰上了一艘在那里等候他的英国通讯快艇。后者的指挥官勒令这艘法国船降旗。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可以使其免于这种冒犯，公爵勇敢地拒绝了。然而，这一拒绝却招来了三颗加农炮弹。炮弹在击穿船的同时，也击穿了所有上等法国人的心。力量迫使他进行了为其权力所不容的屈服。

对他所发出的满腹牢骚，那位英格兰船长给出的答复是：“促使您尊重其大使官位，并服从作为海洋主宰者之旗帜的荣耀是我的职责。”

试想一下，如果是詹姆斯国王本人的话，也许会稍稍礼貌些。这是因为除了迫使公爵谨慎从事之外，并不会造成其他后果。而公爵则会假装心满意足，然而他的伤口却总会时时作痛，并且永远也无法治愈。于是，亨利大帝不得不对此事从中调解。但是，在另一场合，却下定决心依靠力量来维护其王位的权力，这种力量能够借助于时间，使他足以纵横驰骋于大洋之上。

依照近代的看法，这一无法原谅的粗暴举动并不是与那时的国家精神完全格格不入的。主要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英格兰不惜一切代价宣称自己对于海洋的主宰目的的最初表述外，那种侮辱居然是由其一位最为胆怯的君主，对一名直接代表着法兰西最勇敢的骑士的统治者的使节发出的。所谓国旗这一空泛的荣誉感，除了作为一个政府目的外在表现以外，仅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宣誓。但在克伦威尔统治下，却一直得以坚持不懈，正如同在国王们统治之下一样。

在荷兰人1654年灾难性的战争后，克伦威尔绝对不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暴君。他时时刻刻地敏锐意识到有关英格兰的名望与力量方面的所有事物，并且决定在增进这些名望与力量的空洞礼节上大步向前。

英国海军当时几乎还没有掌握海上的霸权，然而，正是在克伦威尔的高压统治之下，这支海军迸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在波罗的海、地中海、北非这些地方，西印度群岛的英格兰舰队需要用英国的权力获得补偿。正是在克伦威尔的统治之下，对牙买加的占领便揭开了通过坚船利炮的方式扩张其帝国的历程，并且一直延续至今。而且，英格兰的贸易与航运业的增长保持了强劲有力的势头。

为了继续保持这样的好形势，著名的克伦威尔的《航海法》宣布，所有运往英格兰或其殖民地的进口物品必须使用属于英格兰本国的船舶，或属于所携带产品种植国或生产国的船舶加以运输。这一法令的颁发主要是针对荷兰这个当时欧洲的公共运输国的。然而，这一法令却因此在整个商业世界受到了普遍的憎恨。尽管如此，这一法令，在那些民族冲突与国家敌对的岁月里，确实给英格兰带来了好处，以至于在君主政体下，这样的法令能够得以长期延续。

到了纳尔逊时期，他延续了克伦威尔的做法。在他轰轰烈烈的事业尚未开创之前，就已通过在西印度群岛针对美洲商船实施同样的法令。这无疑显示出了他要为英格兰的航运业谋求福利的热情。克伦威尔死后，查尔斯二世登上了其父的王位。这位国王尽管惯于欺骗英格兰民众，却仍然对英格兰的荣耀以及政府海洋政策传统忠心耿耿。这是源自他意在使自己独立于议会与民众。

在查尔斯二世与路易十四叛国性的勾搭里，他曾写信给路易道：“对一个完美的联盟而言，这里有两个障碍：第一个是法兰西目前正在致力于创造一种商业，并力图成为一个能够发号施令的海洋强国。这是引起我们疑虑重重的一个原因，而我们只能依赖我们的商业与我们的海军力量才会占据一席之地。由于这一原因是如此之重大，以至于法兰西朝着那个方向所采取的每一行动步骤都将加深这个国家的猜忌。”后来，在两个王国对荷兰共和国发动臭名昭著的进攻过程中，在论及谁来统率法兰西与英格兰联合舰队时，曾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查尔斯在这一点上毫不妥协。他说：“控制海洋，这是英格兰的传统。”

同时查尔斯还直率地对法国使节说道，如果他作出让步的话，他的臣民将不会听命于他。

此外，在计划对联合省的分割中，查尔斯为英格兰还争得了进行海上劫掠的阵地，这些地点控制着须耳德河与缪士河的河口。查尔斯统治下的英格兰海军曾一度继承了由克伦威尔铁腕统治下所创造的精神与纪律。

尽管后来英格兰海军士气普遍低落，这种状况成了其邪恶统治的主要特征。在这个时期，一个叫蒙克的人，曾犯下了一个巨大的战略性错误，即遣送走了其舰队的四分之一。

然而，在1666年时，蒙克却发现自己掌管着一支拥有极大优势的荷兰军队。于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毫不犹豫地就发起了进攻，并且一连三天战果辉煌，尽管也遭到了一些损失。

其实，这样一种行为并不是战争，而是一心一意地图谋英国的海上地位，并以此指导其行动。对于英格兰民众以及政府而言，这早就是他们的共识与追求，但这却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许多风风雨雨之后才确立了最终胜利的神秘符咒。

在这里，做一点补充说明。查尔斯的继任者詹姆斯二世本身就是一个有海员背景的人，他曾指挥过两次大规模的海上战役。

当威廉三世登上英格兰王位时，英格兰政府便与荷兰政府携起手来，继续合谋专心致志地对付路易十四，并一直延续到1713年签订乌得勒支和约，确立了对法国的海上优势。这一过程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

至此，英格兰政府愈发稳定，目标明确，继续推进其海洋统治的范围，促进其海洋霸权的成长。作为一个公开的敌人，在海上，它痛击了法兰西。作为一个狡猾的朋友，至少许多人相信这一点，它耗尽了荷兰人在海上的力量。可以说，英格兰占尽了便宜。

当时，英荷两国的条约规定，关于海上力量，荷兰应有八分之三的规模，而英格兰却占八分之五，接近荷兰的两倍。这样一个条款，再加上另外一条，即使荷兰维持一支102000人的陆军。相比之下，英格兰只有40000人，这实际上就等于将陆地战争扔给了一个国家，将海上战争扔给了另外一个国家。英格兰的算盘打得如此精妙，让人不得不佩服。

另外，通过乌得勒支和约，荷兰获得了土地赔偿。英格兰除了拥有在法兰西、西班牙以及西属西印度群岛的通商特权以外，还获得了地中海的直布罗陀与马翁港等至关重要的海上据点，以及纽芬兰、新斯科夏半岛与北美洲的哈德逊湾。

从此，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海上力量从地平线上消逝了，荷兰的海军也因此江河日下，而立足于美洲、西印度群岛、地中海的英格兰政府因此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变英格兰王国为不列颠帝国的道路。

在乌得勒支和约之后25年的时间里，和平造就了两个海洋强国，这是英格兰与法兰西国内执掌大权的重臣们的主要目标。然而，在一个最不稳定的历史时期，大陆政治风云变幻，到处滋生小规模的战争与转瞬即逝的条约，聪明的英格兰的眼光则坚定地聚集在了维持其海上霸权之上。

在波罗的海，英格兰的舰队遏制住了彼得大帝对瑞典的不良企图，保持住了那片海域的势力均衡。正是从波罗的海，英格兰不仅获取了一笔巨大的贸易利益，而且也得到了其海军军需的主要来源，要知道，沙皇正力图要把波罗的海变成俄罗斯的内湖。

至于丹麦，则力图建立一个得到外国资金资助的东印度公司，英格兰与荷兰不仅禁止本国臣民参与其中，还对丹麦进行威胁恐吓，因此阻止了一项在它们看来必将与它们的海上利益背道而驰的事情。

而尼德兰，通过乌得勒支和约就已转让给了奥地利。在皇帝的恩准之下，一个以比利时奥斯坦德为港口，类似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了。这一步骤意味着要通过须耳德出海口，从而恢复他们所失去的贸易。当然，这样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海上强国英格兰与荷兰的反对，并在数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后，扼杀掉了这一公司。

同时，在地中海，乌得勒支和约也受到了奥地利皇帝的干扰，而皇帝在当时欧洲政治的格局中，正是英格兰的一位天然盟友。在英格兰的拔刀相助之下，皇帝已经据有了那不勒斯，还宣称要用西西里岛去交换撒丁岛，但遭西班牙拒绝。不过，其海军在一位精力充沛的大臣塞尔伯诺尼的掌握之下刚开始复苏，遗憾的是，在1718年被帕萨诺海角之外的英格兰舰队击垮并全歼。第二年，一支法国陆军在英格兰的意旨下，翻越了比利牛斯山脉，最终完成了摧毁西班牙的码头、船厂的使命。

此时，英格兰除了亲手握有直布罗陀与马翁港之外，那不勒斯与西西里也在其盟友掌握之下。在西属美洲，英国所享有的通商权是趁西班牙困难时强取豪夺而来的。当气急败坏的西班牙政府走上极端，转而进行镇压之时，主张和平和主张诉诸战争的两位英格兰大臣或为了英格兰的海上霸权，或为了此事对英格兰的名誉所带来的影响，提出要据理力争。英格兰的政策意在稳健地拓宽与加强自己对海洋控制的根基。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却对此视而不见。这无疑是为虎作伥。

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看待上述事情呢？在欧洲政治家的眼中，这里正在稳定地并清晰可见地成长起第三种压倒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注定要被自私自利地、具有侵略性地加以使用，尽管并不是那么冷酷无情，比起任何先于它而存在的力量来说，这种使用还会更为成功。这就是海上霸权。

由于这种力量所导致的一举一动比起兵刃的碰撞要安静得多，因此，我们并不是那么经常地注意到，尽管在表面上正在足够清晰地崭露头角。几乎无法否认的是，在贯彻海上霸权这一主题的一个时期内，英格兰建立起对海洋的控制地位，无疑是军事战略中的主要成分之一。

这一影响在乌得勒支和约之后就被预见到了。在此后12年的时间里，法兰西为统治者受个人危机所驱使，与英格兰携手并肩对付西班牙。

当1739年与西班牙的战争爆发时，英格兰海军在数量上已不止等同于西班牙与法兰西联合舰队。在接踵而至的近二十几年接连不断的战争中，这种数量上的差距拉大了。

在战争中，英格兰最初只是凭直觉，后来意识到抓住此机遇极可能确立自己无与伦比的海上霸权，于是政府便主动引导。确实，迅速崛起成为强大的殖民帝国，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作为支撑。在严格的欧洲事务中，海上强权绝对是在当时能够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的。

关于这一点，也就是说英格兰政府对于战争所奉行的政策，可由皮特的一篇演说辞来加以清晰地阐释。这是因为，皮特是那一历史进程的重要代表。

这个叫皮特的人，对其政敌已缔结的1763年和约大加讨伐，他宣称：“法兰西作为我们一个海洋与商业强国的大敌，你们却给予法兰西，使其海军获得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可能性。”

然而，英格兰的收获终究十分丰厚，其对印度的统治得到了保证，密西西比以东的北美地区都落入了它的掌心。自1815年以来，英格兰政府已经将非常多的东西递交到了平民百姓的手中。

由此可见，一个完全与其民众的自然根基相协调的政府将会在各个方面最为成功地促进其成长。在谋求海上权力方面，一个充分吸纳其民众的精神并完全意识到其真实倾向的政府，只要目光坚定、方向明确，最为光彩夺目的成功就会接踵而至。当民众的意志，或者他们最佳的、自然的、代表的意志在此过程中占据某种较大份额时，这样一个政府肯定是最为稳定的。

然而，有得必有失。诸如此类的自由政府时常也会暴露出某种不足。专制国家运用其辨别力与持续性，能够频繁地造就庞大的海上贸易与一支威风凛凛的海军，比起自由民族通过缓慢的进度所能达到的程度，具有更大的直接性。后者情况的困难在于某一特定君主死亡之后，能不能够依其体制的稳定性确保其政策的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