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红衣主教大人

可怜的格兰古瓦！门官说出“红衣主教大人驾到”这几个字极具威力，简直要震破他的耳膜。这倒不是因为彼埃尔·格兰古瓦多么畏惧或者藐视红衣主教大人，他既不那么懦弱，也不那么傲慢。拿今天的话来说，他“真像遭电击”一般。

格兰古瓦这种人品格高尚而坚毅，谦让而文静，始终善于守中，不偏不倚，富有理性和明哲，同时也恪守四德。这类哲人的珍贵种类从未断绝，就拿杜·勃勒伊神父来说，他在十六世纪，写出流传千古的率真卓绝的话来，肯定是受到他们精神的激励：“就民族而言我是巴黎人，就言论而言我是自由人，因为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是言论自由的意思。甚至对孔德亲王殿下的叔父和胞弟那两位红衣主教大人，我也要运用这种言论自由，尽管我尊重他们高贵的身份，同样也不冒犯他们众多随从的任何人。”

可见，彼埃尔·格兰古瓦不愉快的感觉，既不是仇恨红衣主教，也不是藐视他大人的驾临。其实，诗人天性崇高，私利并不占主导作用。假设诗人的实体以十等分表示，那么就如拉伯雷所说，化学家经过分析和剂量测定，肯定会发现私利仅占一等分，自尊心倒占九等分。然而，就在门官开门让进红衣主教的时候，格兰古瓦那九分自尊心，在观众赞赏之风的吹拂下，已经虚浮膨胀，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大开来，可想而知，现在红衣主教突然闯进来，大煞风景，会给他造成多大的影响。

千真万确，他最为担心的情况，终究发生了。红衣主教大人一进场，整个大堂就骚动起来，所有脑袋都转向看台，所有嘴巴都不断重复：“红衣主教！红衣主教！”其他什么也听不见了，倒霉的序幕再次戛然中断。红衣主教在看台门口停留片刻，他目光颇为冷漠，扫视全场，于是全场沸腾起来。人人争相从两边人的肩膀中探出头来，要把他看个清楚。

他的确是个大人物，瞧他比得上看任何喜剧。此公，查理·波旁的红衣主教，里昂大主教兼伯爵，高卢的首席主教，他既同路易十一是姻亲——因其胞弟彼埃尔·博热的领主，娶了长公主，又同莽夫查理有姻亲关系，因其母亲正是安妮丝·德·勃艮第郡主。不过，这位高卢首席主教性格的突出而鲜明的特点，正在于他恪守为臣之道，忠心依附于权势。可以想见，这双重姻亲关系给他制造了重重困难，随处布下各种各样的暗礁险滩。他在路易十一世和查理之间周旋，犹如他的灵魂之舟行驶在卡里布迪斯礁和希拉礁之间，左防右躲，才不至于像内穆尔公爵和圣波耳统帅那样，撞得粉身碎骨。谢天谢地，他历经千难万险，总算幸免于难，安全抵达罗马。然而，也许正因为抵港了，回顾以往的艰辛与种种险恶，才不免心有余悸。因此，他有一句口头语，一四七六年“既黑又白”！言下之意，那一年他丧母，也失去了表兄勃艮第大公，一悲一喜，也算有所安慰。

话又说回来，他还算个厚道人，身为红衣主教，过着快活日子，他在巴黎老百姓的心目中，还有相当的人望。这种民望绝非浪得虚名，正因为如此，他进场时，才没有受到观众的嘘哄，尽管他们刚才还十分不满，而且在要选举丑大王——另一位教皇的日子，他们也无意尊重什么红衣主教。好在巴黎人不大记恨，何况他们已经一逞威风，迫使演出开始了，善良的市民灭了红衣主教的志气，有此胜利也就心满意足了。再说，波旁红衣主教先生一表人才，又穿着一件艳美的大红袍，显得气度不凡，博得全体妇女的青睐，也就是说得到大半观众的拥戴。一位红衣主教，模样儿又俊美，大红袍穿得又神气，只因耽误大家看戏了，就要嘘他，毫无疑问，这样做既不公道，也显得缺乏教养。

且说他进到场来，以大人物面对庶众时天生的那种微笑，向观众致意，然后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迈着四方步，走向那张猩红丝绒的太师椅。他的扈从，若在今天可称之为“他的参谋部”，那些主教和神父，也都随后进入看台。

红衣主教心事重重，满面愁容，还有一件烦心事跟踪而来，几乎和他同时进入看台：那就是佛兰德使团。

他，查理·德·波旁，不得不欢宴并盛情款待无名的乡下佬；他这位红衣主教，居然款待一些乡村小吏；他这位法兰西人，快活的美食家，居然款待这些爱喝啤酒的佛兰德人，而且还在大庭广众之间，这实在是勉为其难！自不待言，这是他为了讨好国王所做出的最无聊的谄笑。

这时，门官朗声通报：“奥地利大公殿下特使先生们驾到！”红衣主教回头朝门口望去，脸上浮现出极为热情的笑容（须知他训练有素）。不用说，全体观众也都转过头去。

只见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连的四十八名特使，一对一对入场，一个个神态庄严，同查理·德·波旁的那帮快活的随从教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团为首的有两位：一个是上帝的仆人，尊敬的约翰神父，圣伯廷修道院院长，金羊毛会会长；另一个是根特大法官雅克·德·戈伊，人称多比先生。大堂里顿时鸦雀无声，但是听了那些稀奇古怪的姓名和庶民官衔，有人不时窃笑。这些使臣一丝不苟，将自己的姓名和头衔报给门官，门官混淆起来，朗声一一通报，观众再以讹传讹，错误百出。他们是卢汶城通判洛瓦·娄洛夫先生、布鲁塞尔城通判克莱·德·埃杜德先生、佛兰德议长保罗·德·巴厄斯特，人称德·瓦米塞耳先生、安特卫普城府尹约翰·科甘斯先生、根特城法院首席判事乔治·德·拉莫尔先生、该城检察院首席判事盖多夫·冯·德哈格先生，还有德·比贝克先生，还有约翰·平诺克和约翰·狄马泽勒，等等，大法官、判事、市政官；市政官、判事、大法官，如此，不一而足，他们身穿丝绒锦缎华服，头戴黑天鹅绒披帽，帽顶缀着塞浦路斯大束金线缨，一个个身体僵硬板直，故作庄严的姿态。总而言之，一张张都是典型的佛兰德面孔，一副副好人家的正派而严肃的形象，酷似伦勃朗《夜巡图》黑色背景衬出的极鲜明而庄严的人物，一个个额头上分明刻着奥地利的马克西米连在诏书中所讲的：他有理由“完全信赖他们的明智、勇敢、经验、忠诚，以及高尚品德”。

然而，有一个例外，此人尖嘴猴腮，一副外交家的圆滑相，那张脸透着精明、聪颖和狡狯。红衣主教一见，立刻趋前三步，深鞠一躬；而其实，此公不过是“纪尧姆·里默，根特城参事和靠养老金生活的人”。

纪尧姆·里默是何许人，当时鲜为人知。他是个奇才，如果生逢革命时代，就能叱咤风云，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然而，值此十五世纪，生不逢时，他只好偷偷摸摸搞些阴谋勾当。正如圣西门公爵所说：“生活在坑道中。”不过，他深得欧洲第一“坑道兵”的赏识，同路易十一密谋策划，打得火热，经常插手这位国王的机密要务。这些内幕情况，那天的观众当然一无所知，他们见到这个佛兰德典吏式的干巴老头，受到红衣主教如此礼遇，都不免诧为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