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说明

18世纪末，史称“浪漫主义”的时代精神开始在欧洲蔓衍，几乎成了19世纪的主导精神—染上这种精神的，有一堆青史留名的人物。尼采在谈到19世纪欧洲的思想状况时曾经说，一种“病态的疏离”“在欧洲各民族之间诱发了民族性疯狂”（《善恶的彼岸》,256）。这里所谓的“病态的疏离”，指的就是浪漫主义（“疏离”［Entfremdung］是一个浪漫派喜欢用的语词）。

在汉语学界，浪漫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概念早已为人熟知。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浪漫主义仅仅是一种文学方式，与政治没有什么关系。尼采置身浪漫主义洪流，却看到浪漫主义的政治性质：“鼠目寸光、玩弄权术的政治家目前正靠着这种民族性疯狂执政”（《善恶的彼岸》,256）。青年尼采也崇拜过浪漫主义，后来他承认，那是自己少不更事，“带着某些错误和过高的估计迈向现代社会时”犯的错。尽管如此，尼采并不否认，浪漫主义“是我们的文化命运中最近的大事件”（《快乐的知识》,370，黄明嘉译文）。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大事件”甚至没有随20世纪的过世烟消云散。直到晚近，一些西方思想家（比如自由主义的伯林［Isaiah Berlin］和社群主义的泰勒［Charles Taylor］）仍在为历史中的浪漫主义招魂。至少，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政治的浪漫派问题不可小视。

关于德意志浪漫派，汉语学界已能接触到的重要文献有海涅的《论浪漫派》（1960年代已有中译本，见海涅《论德国》，海安等译）、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的《德意志浪漫派》（1980年代已有中译本，刘半九译）和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本）第三卷中的论述。这些书都成于施米特的《政治的浪漫派》（Politische Romantik）之前，施米特广征博引，偏偏没有提到这些书—海涅的名字连一次也没有提过，显然不是不知道，也非疏忽。

与对浪漫派的文学评议不同，施米特关注的是浪漫派的“政治立场”——浪漫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施米特一向蔑视尼采——《政治的浪漫派》中仅仅一次提到尼采的名字，但其关于浪漫派的政治性质的见识，很可能恰恰来自尼采。在尼采眼里，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希格弗里德》“已经成了一桩针对浪漫派的罪”，可厌的是，晚年瓦格纳背叛了自己的“非常自由”、“反罗马化”的《希格弗里德》,“先尝到这会儿已经变成政治的那种趣味”（《善恶的彼岸》,256）——施米特恰恰把浪漫主义看作一种“政治的趣味”。当然，对于这种“政治趣味”的性质，施米特的看法与尼采刚刚相反：在尼采看来，浪漫派要回归罗马、回归天主教，施米特则断言：“天主教一点儿都不浪漫”——毋宁说，浪漫派是反大公精神的（参见施米特《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

施米特的论著大多都是从现实政治处境出发、针对现实处境而论，但论述方式往往带有思想史性质。从书名和内容看，《政治的浪漫派》似乎是思想史论著，针对的却是现实政治问题；相反，《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从书名看谈的是现实政治问题，却又是思想史论著。施米特写《政治的浪漫派》的用意，也许直到《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这本小册子出版，才充分呈露出来：浪漫派的“永恒交谈”与自由主义议会民主制的公开辩论基于相同的形而上学真理论。

《政治的浪漫派》初版于1919年，1925年再版，作者加了长篇序言，以后重印各版（至1998年印行6版）均据1925年版。“浪漫派”与“浪漫主义”是两个词，“浪漫主义”是广义的，通常指弥漫整个欧洲的一种时代精神；“浪漫派”（Romantik）则特指属于这一浪漫主义思潮的德国作家。但在施米特的用法中，Romantik经常用来指广义的“浪漫主义”，尽管他主要讨论的仍是德国的“浪漫派”。我们尽可能用“浪漫派”来译Romantik，不加“主义”。

原书目录中，各章下有若干小标题，这些小标题在正文中并没有出现，中译本正文中的小标题位置，是依据英译本加的—顺便说，英译本不是全译，全书128个脚注，英译本仅译出不足十分之一。中译本正文由冯克利教授据英译本译出，注释由北京大学刘锋教授从德文原书译出，刘锋教授还统校了全书。

刘小枫

2015年5月于沐猴而冠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