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正在还原世界多样性

曾几何时，“普世价值”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掌控话语霸权的工具，正如“文明”概念一样——文明是一种先发国家的自我标榜，它们以此垄断了“善”的话语权，从而有蛮族入侵罗马一说。及至近代，先发的欧洲人将现代性等同于普世性。法国历史学家基佐（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在《欧洲文明史》一书中为此赋予欧洲文明以普世含义：“欧洲文明是世界的忠实的映象：正像世上一切事物的进展那样，它既不狭隘、排外，也不停滞不动。我相信，特殊这个特性第一次从文明中消失了；文明第一次像宇宙的大戏剧那样丰富多彩地、艰难地开展起来。可以说，欧洲文明已经进入了永恒的天意的轨道，按照上帝的意图前进。这是理性对它的优越性做出的解释。”在基佐看来，欧洲文明俨然成为普世文明，导致“文明的终结”。

普世性观念是在地中海地区产生的。这种观念最早出现于古埃及，表现为对太阳神和法老王亚克那顿的崇拜。这种崇拜活动把诸神赶出了埃及的神庙。当然，太阳神后来也被教士们扫地出门了。另外，在亚伯拉罕的启示中也可以发现这种潜在的普世性；保罗的书信对此也有明确的阐述。保罗认为：不应当有犹太人、非犹太人和希腊人之分，他们都是一样的。这表明，在保罗的思想以及伊斯兰预言和穆罕默德的预言中，普世主义同样存在。在希腊哲学中，在后来的罗马法中，以及在民主制的原则中同样能找到普世主义。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后，这种普世主义借助人文主义得以再生。所以，上述普世性观念在地中海源远流长，尽管它具有正反两方面的表现，但仍不失为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观念。

一神论和“西方中心论”主导的普世性，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强势主导下，形成了普世价值体系，为欧洲的扩张和殖民披上合法性外衣，带给世界其他地区不可承受之重。当西方文明的火炬传到美国，加入“天定命运”、“美国例外论”的美利坚民族特色，更是将这种普世霸权发挥到极致。美国所代表的西方，以国际社会的名义，垄断了发展模式的话语权，变成美式自由资本主义乃“历史的终结”。

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受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的严重冲击，导致“中国威胁论”之滥觞，并先后呈现以下不同版本。

1．中国发展不可持续，因为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的核心价值。因而对中国的人权、民主甚为关心，希望通过接触中国而塑造、输入核心价值体系。

2．中国存在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但是不能普世化，并且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中国于是成为西方普世价值的公敌。欧洲对华接触，就是要将中国纳入西方普世价值体系。

3．中国提出类似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如“中国模式”，并且极力推广，取代欧洲的统治地位。正如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所言，中国的潜在威胁，不在于其廉价的出口货物，而在于民主的灭亡，在于中国传扬着不需要西方的民主也可以致富的理念，这是对西方最大的威胁。欧洲人于是担心“中国统治世界”，主张西方须自强，继续占据道德高地。

在这种话语霸权体系下，中国便处于“三元悖论”困境：无论有无核心价值，无论如何对待普世价值，都成为西方的威胁。

普世价值体系的历史基础，是西方主导了全球化进程。真正的全球化只是在欧洲手上实现的。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基本模式是后发国家纷纷实现现代化，并凭借后发优势从生产、技术、制度等方面靠拢西方、赶上西方。西方推动全球化的预设前提，是后发国家在价值观念上也会如此，从而实现其普世价值的理想。然而，价值是文化的折射，普世价值难以包容文化差异性。正如中国古代的“天下”观自认为代表了“天下”，其实只是东亚体系。西方的普世价值体系也只是世界普世性的西方文化折射。普世价值说不只是西方的话语霸权，而是西方的“先发优势”。这种“先发优势”，窒息了中国凭借“后发优势”从道义上赶超西方的途径，导致中国崛起的真正悖论。

对中国而言，破除“中国威胁论”悖论的唯一出路是实现“再全球化”——现在的“全球化”，本质上是西方器物、制度、文化的“全球化”，并非“真正的全球化”。“真正的全球化”是尊重和表达各种文化、各种理念和发展模式，充分展示文明多样性的全球化。中印共同崛起代表的东方文明复兴，为建设“真正的全球化”带来了希望。中国价值建设的目标是建构“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核心价值体系，并证明与西方普世价值体系的相通性——对人类共同价值的中西文化折射。

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说：“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梁启超先生所言，表明中西文明是可以互补的。在全球治理中，这种互补性正是时代的责任。

历史上，西方拥有普世价值（文明）梦，中国拥有天下大同梦。在新的时代，世界需要中国梦，因为中国模式正在丰富普世价值内涵。

近代以来，普世价值束缚了世界梦，西方文明窒息了多元性。欧洲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方文明缺乏应对不确定性世界的动力，甚至缺乏走出债务危机的手段。他们纷纷对中华文明的复兴寄予希望，期待中国能创新出一条西方之外的替代选择，给西方的文明转型以启示，给人类文明转型以信心。因为，中华文明是唯一连续至今，实现大一统、世俗化且蒸蒸日上的文明。换言之，世界需要中国梦。这是我们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不竭源泉。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文明概念尽管有话语霸权之嫌，然而本身并无高下之分。西方文明的颓势、中华文明复兴的态势，并非西方不幸而中国幸运，实乃术、势、道三层逻辑的自然演绎。先说“术”：中国人的勤劳、智慧推动中国通过学习迅速缩短了与先进文明的发展差距。再说“势”：尽管欧洲文明的国家扩张、个性张扬在世界待开发的时代占据先机和上风，但当世界进入了资源稀缺时代，中华文明则适应了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复兴乃顺应了世界大势。最后说“道”：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包容、创新精神，为解决人与自然、国与国对抗式、冲突型世界发展之道，提供了希望。

光阴荏苒，近代以来中国“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逻辑，今天已上升为文明转型的逻辑，即通过自身的文明转型推动人类文明转型。这就是大国崛起、民族复兴、文明转型“三位一体”式中国和平发展所传递的主要信息。没有文明转型，大国崛起不可续，民族复兴不可济。大国崛起的逻辑是融入、参与全球化，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民族复兴的逻辑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回归道统，回归自然；文明转型的逻辑是以“中国梦”实现“世界梦”，为世界转型提供“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器物、制度与精神公共产品。

中国迄今为止的成功，可粗略归纳为以下“三靠”。一靠体量：中国有11个城市人口超600万，而欧盟只有一个——伦敦，且11个欧盟国家人口不足600万。二靠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赢得“全球化红利”的体制保障。三靠体魄：作为文明国家的崛起，其意义超越了历史上任何其他大国崛起，是对世界多样性的最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