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响中国梦须破除普世价值神话

小的时候听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故而一直想去国外看个究竟。后来发现外国的月亮也是有阴晴圆缺的，和中国的毫无二致。其实，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就像外国人认为中国人都会功夫一样，这是对彼此情况不了解导致的。

普世是一神论概念

普世的概念是什么时候进入人类语境的呢？人类的古老文明，起初都是主张多神论的，埃及、印度、希腊、罗马都有万神庙。“普世”的概念源于一神论的冲动，虽然其原初观念产生于地中海地区，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因为对太阳神和法老王亚克那顿的崇拜，诸神被赶出了神庙，但真正“普世”的概念来自基督教。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发布《米兰敕令》，确立基督教为国教，欧洲开启了一神教时代。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等亚伯拉罕诸教均以《圣经》为经典，总体上属于一神论。公元5世纪时，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牧首（主教）被荣称为“普世牧首”。那时的“普世”原文是oecumenical，既有“全世界范围”的意思，也有“全基督教”的含义。近代大学诞生于意大利博洛尼亚，原本含义就是阐释基督教的学问。universitas（大学）这个名称，是1228年由教皇颁布的敕令首先对教师和学生使用的。

现代意义的“普世价值”起源于启蒙运动，由于启蒙运动反宗教的特征，一般使用universal表达世俗化的普世概念，以显示与基督教的区别。以1789年《人权宣言》为标志，资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成果就是以政治普世价值取代了宗教普世价值。近代科学革命，强化了西方“发现”人类普世价值的中心论与优越感，代表性的是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直到近300年后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才给牛顿定律划出边界——所谓的万有引力普世规律只是在宏观世界适用，在微观世界就是谬误。

可见，普世价值并非客观真理。如今给西方“普世价值”划出边界的历史使命，似乎落在了中国人头上。中国是文化共同体，而非民族国家。传统社会的世俗性，文化包容性，超越了以普世价值为幌子的宗教冲突。中国本土文化——道家、儒家并非宗教，而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很快融入中国文化中。中国传统上儒、道、释三种文化并存，不存在“普世主义”概念，而只有“天下”概念。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里，中国总被认为“另类”，处境如当年的哥白尼、布鲁诺，因为中国在终结西方普世价值的“托勒密世界观”。

普世价值是西方中心论产物

在地球上不同国家看到的月亮都是同一个月亮。认为自己看到的是圆月而他人看到的是亏月，显然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托勒密宇宙观。同理，认为西方代表普世价值，而其他地区非普世，这就是西方中心论。

如果中国人以生辰八字给外国人取名字，以十二生肖给外国人算命，我们自己都觉得奇怪——中国那一套只适合汉字文化圈。可是，当西方以普世价值给中国改革把脉时，为什么我们许多人就觉得理所当然呢？原因就在于现代化。

如果不是近代欧洲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主导了全球化，普世价值论也就不会滥觞于世。细究起来，普世论有三大逻辑矛盾：

其一，把偶然的说成必然的。欧洲领先于世界，源于工业革命。这具有相当的偶然性。把它当作历史的必然，笃信历史的“线性进化论”，甚至秉承社会达尔文主义，就会产生“李约瑟之谜”、“大分流”理论等伪命题。

其二，把地方的说成世界的。欧洲人倡导普世价值，是启蒙运动之后的事情。将欧洲的地方性价值观，说成是世界性的、先进的，完全是自欺欺人。

其三，把短期的说成永恒的。欧洲近代领先世界，时间段甚至短于中国一个王朝更迭的周朝，但是普世论者将这种短暂领先包装为永恒，似乎原本如此，且永远如此，刻意制造神话。

当今世界是否存在普世价值（不借用基督教概念，应称“普适价值”或“普遍价值”）？如果有，首推《联合国宪章》，而不能笼统地说国际法。因为近代国际法是西方意志产物，明确将武力占领作为领土合法取得手段。

更要紧的是，西方的普世价值说存在对内多样、对外普世的悖论，因而是虚伪的。美国对内秉承“天定命运论”，对外倡导“美国例外论”，就是这种悖论的体现。欧盟倡导“多元一体”（unity in diversity），也是对内高喊“多样性”，对外高喊“普世性”。

在柏林德国历史博物馆售票处，摆放着《世界人权宣言》小册子，供人免费取阅。册子扉页即引用法国人权卫士斯蒂凡纳·埃塞尔（Stéphane Hessel）的话：文化有差异，文明无差别。小册子强调，不能以文化差异性否定普世人权价值，后者是现代文明的基石。这就提示我们，欧洲的对内多样性与对外普世性的矛盾，正源于其文化—文明观：文化多样性要尊重，但文明要进化。这就是欧洲现代政治文明的话语霸权。

普世价值与价值的普世性

不同角度看到的月亮，都是月亮的某种形态。这就好比价值的普世性——能传承至今的价值，总有其普世性成分。但宣称自己看到的才是月亮而其他人不是，正如宣称自己代表普世价值一样，就有些霸道了。

中国古代的“天下”观自认为代表了“天下”，其实只是东亚体系，并未涵盖真正的世界。西方的普世价值体系也只是世界普世性的西方文化折射。普世价值说不只是西方的话语霸权，它指代的更是西方的“先发优势”。真正的普世价值要“世界大同”后才能实现，目前的阶段是发掘价值普世性（universality），如和平、人性，让世界更美好。绝对普世性价值观只是西方主导世界以来形成的“西方中心论”幻觉和西方的话语霸权，不仅现在，历史上也并未真正实现。因为“普世”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这有悖于文化多样性、文明多元性。中国的“天下大同”观并非认为历史会“终结”，中国传统文化秉承相对主义普世价值观，即坚持价值观念的相对性和多样性，本身就是普世价值的体现。这表明，中西方观念分歧的核心是关于“价值普世性”与“普世价值观”的争议。

中西方普世价值争论，反映了两者世界观之不同：西方人认为天下起初为公（res publica），普世主义具有传教士精神，从世界多样性中寻找共通性；而中国人直到孙中山才喊出“天下为公”的口号。同时，普世价值观的争论折射出中国防御性思维与西方进攻性思维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追溯到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不同。

因此，中西方关于普世价值的分歧，无关政体，本质是“文明的冲突”：世俗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冲突。普世价值是名，价值普世性是实。中西方关于普世价值与价值普世性的争论，也是名与实的争论。

全体价值普世性的总和，才能拼出普世价值。宣称自己代表普世价值，只是一种话语霸权。

普世价值不是中国问题的答案

普世是月光，照亮着黑夜中的人们，这是西方的理念。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也附和这种观念，动辄称中国需要启蒙，需要宪政民主。这正如混淆普世价值与价值的普世性一样，是混淆了宪政与宪政性、民主与民主性。

考察中国与普世价值的关系，须抓住中国问题的本质。概言之，中国现在面临着三大问题：一是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环境、资源等，这个在西方也有。二是中国深厚的历史根基带来的问题，比如外交上有南海问题的挑战。中华文明并非海洋文明，去向海洋的过程势必遇到阻挠；又由于我们国家很长一段时间内未找到符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所以期望中国用近40年的时间就把过去累积的来自西方的负面影响全部消除是不现实的。有人指责中国人的道德观、价值观式微，这都不是一日造成的。要重建我们的传统价值，挖掘原生文明中的优秀基因，适应现代文明，同时开创一种符合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新文明，挑战非常巨大。第三是所有的国家都遇到的困难，也是全球化造成的问题。17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和西方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过去一直是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和其他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多相同的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如果真有普世价值，能解决上述中国问题，那倒也简单。只是，这个世界并非这么简单，中国也很复杂。与此同时，价值的普世性是内生的，而非外生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发展道路，需要一代代中国人在广泛借鉴包括西方在内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去探索、去创新，而不能指望通过接轨到西方世界就找到答案。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须破除普世价值神话。不说清楚普世价值问题，中国梦就只能在普世梦与特色梦之间徘徊，缺乏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说清楚价值有普世性问题，不去追求人类共同价值，中国梦甚至不及古代天下梦的关怀，缺乏历史与实践自觉。

从农耕型走向工业（信息）型、从内陆型走向海洋型、从地区型走向全球型的中华文明，不得不再次面向西方。不过，这次是民族自觉行为、自主选择。它要解决的是鸦片战争以来近两百年的问题，面对的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文明的复兴，是注定要继承、发展、创新与当年将“西天”的佛教变成华夏之佛学、神州之禅宗相类似的壮举，将西方的普世价值之术内化为中国之道——人类共同价值，从而确立中国崛起的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