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职人员
The Clergy
由于民间信仰弥散在家庭、社区和某些社会组织当中，所以民间信仰仪式并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神职人员来主持。信仰者个体一般都是在没有神职人员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祈祷和占卜，而家庭、家族、行会以及相似的社会群体的祭祀仪式都是由世俗领袖主持。实际上，中国的宗教场所要么被忽视，要么就是由非神职人员来看守。
在特殊场合，比如举行葬礼或者庙会时，或某个人生重病时，人们就想找某些拥有关于宗教仪式及下界知识的专业人士来帮忙：他们会找来一个或多个宗教专家，如僧人、道士、萨满或堪舆师等。
在帝制时代晚期，僧人与社会的联系是非常有限的。很多和尚和尼姑都切断了与俗世的联系，把自己局限在寺庵当中专注于自我救赎。他们并不为佛教赢得信徒而进行鼓吹，除了为比较富裕的人主持葬礼，几乎不怎么迈出寺庵大门。即使有人来寺庵里祭拜，神职人员也不必参与其中。很多中国人认为佛教崇拜对象，比如最广为人知的观音菩萨，以及影响相对小一些的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等其实也是拥有法力的神灵，他们与民间信仰万神殿里其他神灵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反过来，在帝制时代晚期，佛教寺庙已经变得与民间信仰一样包容，里面供奉着土地神等非佛教神灵，而且提供抽签和算命等服务，而这都是与纯粹的佛教相悖的。
道士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出家道士，他们常住道观，全职从事宗教活动，需要禁欲；另一类是火居道士，比起出家道士或和尚，他们融入世俗社会的程度很高。绝大多数火居道士会结婚并需要养家，除从事宗教活动以外，他们通常是一副世俗人模样打扮。因为只靠从事宗教活动无法养家糊口，他们都有固定工作，比如做生意或当工匠等，但一般不选择务农，因为他们需要不定时应召去做祭祀活动，而务农对此会有影响。
其实，道士与僧人一样，都处于民间信仰的边缘。虽然民间信仰的绝大多数公共场所通常被认为是道教性质的，但里面并没有道士。相反，这些道士住在自己家里向人们出租他们的服务，他们其实是宗教仪式专家。他们会去顾客家里主持婚礼或葬礼，治病或驱逐恶灵，他们有时也会被召到庙宇里主持神诞仪式和净化仪式等。换句话说，他们更像是西方社会当中的律师和医生，或是独立的承包者，公众因为他们掌握神秘知识偶尔会雇佣他们做事。不过他们只有保持神秘才会被人们所需要，因此他们很少向大众宣讲道义，总是怀有戒心地保守秘密，并且只会把他们的神秘技艺传授给自己的儿子。
一个人要当道士，最起码也得识字，而且还要经过一段实习期。他需要作为助手，用几年时间来学习仪式舞蹈、唱诵和各种手印，学习主持各种仪式；他需要记住多达数百种的仪式文本，掌握一些驱逐恶灵、治愈疾病的法术。技艺高超的道士会受到道观的任命。能当道长的人一般都掌握了内丹术，即能冥想，会控制呼吸和召唤宇宙中的大量神灵。道教的大量神灵当中，钟馗被描述为“三米多高，长着红脸、红胡须，穿着红鞋子，眼睛突出，佩长剑”的形象，他能够治病，驱逐恶魔，向敌人施黑魔法。
道行高的道士还拥有爬上剑梯而不受伤的本领。道士们因掌握不同等级的神秘技艺而被定为不同等级并拥有相应的头衔。
通过神灵附体与下界进行沟通是萨满的特殊技能。这些神灵中介基本都处于社会最底层，也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广东有三位女性，先是经历丈夫或孩子死去等最为严重的人生危机，后突然被某位已故亲属的灵魂附体，最终因反抗无效而成了萨满。
民间信仰中有萨满这样的角色存在，与中国人关于愤怒神灵的信仰有关。人们认为有恶意的灵魂或不满的祖先经常会使人生病或者给人带来厄运。比如祖先神会因为后代没有给他必要的供奉而生气，鬼魂会因为自己悲惨或过早地死去而发怒；再比如，一个男人已故发妻可能会对丈夫的续弦妻子产生嫉恨心理，他（她）们的灵魂因此会通过各种方式来折磨活着的人。这时候，人们就需要萨满帮助了。萨满会与下界灵魂沟通，辨认出愤愤不平的祖先，或搞清楚愤怒的灵魂究竟是谁，并了解如何安抚后者。
不同的萨满采用的方式不同，广东某家族举行的群体降神会上，一个女萨满让自己的灵魂去往神灵世界，在进入深度昏迷状态之后，她的灵魂开始了一段长途的和艰难的旅行。在旅行当中，她的灵魂遇到了生前住在同村的几个人的灵魂，其中一个老人的灵魂通过萨满的嘴说，他很好，他只是想告诫活着的亲人：“儿媳妇要听婆婆的话，儿子要听妈妈的话，谨言慎行，不要争吵。”
萨满的灵魂遇到的另一些灵魂却很麻烦，一个两岁就死去的女孩的灵魂抱怨说她父母太过忽视她导致她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参加降神会的村民都斥责这个女孩的神灵，说她太小还不明白这些事情。即便如此，这个女孩的父母此后还是在每月初一和十五给这个女孩的灵魂烧银纸钱，以便安抚她的灵魂让她不要再折磨家人。
另一个做豆腐的小伙子的亡妻在生前就是个泼妇，她死后灵魂不断折磨村子里的人。萨满的灵魂发现这个女人的灵魂绑架了村里三个小孩的灵魂，而这三个孩子也因此生病了。这个女人的鬼魂通过昏迷的萨满的嘴说她很饿，只有得到赎金才能放回三个孩子的灵魂。接下来，人们给这个麻烦的鬼魂烧金纸钱作为供奉。然而，三个孩子的母亲还是被激怒了，她们对着鬼魂大喊道：“别再这么干了，如果还这样，神界就会派兵抓你、打你。所有孩子都有父母，你为什么害这些孩子，你别再做这些坏事了。”这些斥责表明并不是所有的灵魂都会受到尊敬并且听人劝。
另一些萨满自己并不陷入昏迷状态，而是让他们的委托人陷入昏迷状态，然后再让委托人的灵魂进入下界。还有一些萨满，也叫做乩童（tongji），在进入昏迷状态之后成为人神中介，会被神灵附体。接下来，乩童变为发布神谕的神灵，告诉人们怎么治病，驱逐给村子带来火灾的恶灵，并解决下界神灵带来的其他麻烦。乩童会戏剧化地展示他的特殊能力，比如让自己受皮肉伤来催促神灵快点到来并对他附体。进入昏迷状态后，他会把一根很粗的钢针扎进舌头里，把一把短剑插入面颊或者上臂，或用长剑或者刺球（一种拴在绳子上的，上面带有很尖的刺的球）抽打后背或前额。村民们认为乩童流血是神灵到来的标志。当乩童的血洒在冥币上，则表示驱逐恶灵；血与水和酒混在一起，就具有了神奇的治愈能力。
堪舆师是另一种宗教专家，人们认为他能影响在世的人的命运。中国的堪舆术或“看风水”是一种建立在对生气认知基础上的准科学，中国人认为生气存在于某个地方，一个人适当调整自己就能从生气中获益。给建筑或城市进行选址和定位时，人们就会找风水师，而给墓地选址时则会去找堪舆师。
风水在坟墓选址过程中发挥何种作用是有争议的，堪舆师自身和普通民众对此的观点就各不相同。在堪舆师看来，不同地形的不同配置，包括地貌、规格和山水的走向等代表阴或者阳。堪舆师用特制的风水罗盘去测量龙虎、五行、八卦和二十八星宿和其他表征等最为吉祥的组合。在这些要素以有利的方式组合的地方，就是生气活跃流动的地方。如果把某一家祖先的遗骨埋在生气活跃的中心地带，那么这一家的后代就会发财致富、事业有成、身体健康、子嗣繁荣。
堪舆师坚持认为一家人能够有上述好运主要取决于祖先的遗骨埋在了恰当的地点，而祖先灵魂本身对这些好运并无影响，他们认为：
已故的人是消极的力量，而在世的子孙在堪舆师的帮助下才是玩转仪式的人，墓地选对了，好的气息自然就来了。已故的人既不能给自己的遗骨传送气息，也无法保留气息。
普通民众也认为墓地选址很重要，如果墓地的风水选的好的话，亡故者就会更加舒服并满意，反之他们就会给在世的人带来厄运。因此，要使亡故者遗骨保持干燥，不被虫蚁侵蚀，而且从墓地往外看视野要好（对中国人来说，就是以墓地为原点往外看，要能看见令人感到愉悦的山水），空气要好，要能被阳光照到。如同一个村民所说，“如果祖先在墓里感到舒服，他就会保佑我们，如果他感到不舒服，他就会让我们生病，给我们带来麻烦”。
尽管堪舆师和普通民众对此观点并不一致，但对测量风水的结果的态度却是一致的。堪舆师用风水罗盘来测评阴阳两种力量的平衡，这样总是能选出在审美上令人愉悦的地点，而普通民众可能完全被各种堪舆师的测量方法和术语搞糊涂了，但是他们也会因为父母的灵魂安放在一个舒适和安心的地方而感到满意。
堪舆师和他们的委托人之间持有不同信仰，这在民间信仰的语境中并非是特殊的现象，比如僧人与佛教信徒之间，道士与道教信徒之间都存在鸿沟。这是因为宗教专家掌握的是神秘知识，而且他们在传授这种知识时是保守且有选择的。道教仪式“原本就不想让所有的信徒都能见证和看明白的，除了开创者，它对所有人都是封闭的”。实际上，道教各派别之间也彼此保密，他们都认为自己的仪式和法力比其他派别的更加神秘和有效，有时候各派别之间的分歧会上升为大规模的争斗。
佛教僧侣在信仰方面相对要开放一些，但他们基本也不从事传道工作。前文曾经提及，很多佛教追随者都独立于社会之外，有关于此有一种很恰当的说法，即“神职人员不是传道者”。佛教和道教都处于民间信仰的边缘而不是核心地带。神职人员和民间信仰的信众两者之间在宗教观点上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民间信仰的信众偶尔会从神职人员或人神中介那里寻求服务，但其实这些神职人员的社会地位很低，只是认识几个字，而且在道德水准上也总是颇受质疑。因为僧人都是不结婚的，所以人们总是怀疑他们是同性恋，而且他们对于女人的渴望也总是被传得神乎其神。一些道教流派据说沉迷于纵欲，所以道士总是被认为在性方面很不检点。如果一个人总是跟神职人员交往过密，那么他的名声可能会受损。19世纪的某个家族曾警告家族成员说，“最近某些家族跟和尚、道士交往过密，名义上虽说是想要获得男性继承人和长生不老，但他们好像不知道这会败坏家族名声，而且就连尼姑也是不被允许进入家门的，朱熹曾经说过‘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实际上，很多民间信仰中的神职人员声誉很差，而且他们大多都来自于不能养活他们的贫困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