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系年

这里所说的系年，是指夏后的世系和夏代的积年。王世的更迭既反映了夏代的历史演进，又不断累积为夏代的积年。考察夏代的系年，实际上就是把握夏代的时间主轴，这是探索夏文化的必要前提。

一 夏后世系

《史记·三代世表》载太史公曰：

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按司马迁所言，早在孔子时代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王世和年代的认识就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差异：殷商以前，诸侯世系就已经无法详知；西周以降，诸侯世系则相对清楚，“颇可著”；至于春秋历史，则可以“纪元年，正时日月”，时间序列相当完整。但实际上，在当时还有若干种历谱和牒记流传，只不过孔子和司马迁认为其中的年表多不可信据，没有采信，取“疑则传疑”的谨慎态度。

在现存文献中，不同程度地保留有夏后世系的文献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世本》

《世本》中有关夏后世系的内容很不完整，其中《帝系》部分记载了夏族的来源：

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阳，是为帝颛顼。

颛顼生穷蝉，五世而生瞽叟，瞽叟生重华，是为帝舜。

帝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

自黄帝至禹仅七世，自然是不可信据的。

《世本·帝系》还记载了鲧、禹两代的婚姻关系：

鲧娶有辛氏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

禹娶塗山氏子，谓之女娲，是生启。

《世本·王侯》则记载了数代夏后，分别是：

启，禹子；帝佇；帝芬；帝降；帝皋生发及履癸，履癸一名桀。

从启到桀仅见六代夏后的称谓，其中的缺环很多，这主要是因为《世本》本身散佚严重，难见全帙的缘故。

2．古本《竹书纪年》

在古本《纪年》“五帝纪”中，有关于鲧的记载：

黄帝死七年，其臣左彻乃立颛顼。

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

这与《世本》所谓“帝颛顼五世而生鲧”的说法明显不同。

古本《纪年》“夏纪”是记载夏代年纪的专章，内容丰富，兹录如下：

（1）禹

居阳城。

黄帝至禹，为世三十。

禹立四十五年。

（2）启

启曰“会”。

益干启位，启杀之。

九年，舞九韶。

二十五年，征西河。

即位三十九年，亡年七十八。

（3）大康

大康居斟寻。

乃失邦。

（4）仲康

（5）相

后相即位，居商邱。

元年，征淮夷、畎夷。

二年，征风夷及黄夷。

七年，于夷来宾。

相居斟灌。

（6）少康

少康即位，方夷来宾。

（7）杼（帝宁）

帝宁居原，自原迁于老邱。

柏杼子征于东海及三寿，得一狐九尾。

（8）芬

后芬即位，三年，九年来御。

后芬立四十四年。

（9）荒（芒）

后荒即位，元年，以玄珪宾于河，命九东狩于海，获大鸟。

后芒陟位，五十八年。

（10）泄

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二十一年，［陟］。

（11）不降

不降即位，六年，伐九苑。

六十九年，其弟立，是为帝扃。

（12）扃

（13）厪

（14）胤甲（孔甲）

帝厪一名胤甲。

胤甲即位，居西河。

天有妖孽，十日并出，其年胤甲陟。

（15）昊

后昊立三年。

（16）发

后发一名后敬，或曰“发惠”。

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庸会于上池。

其自立为桀。

（17）桀

居斟寻。

畎夷入居豳、岐之间。

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

筑倾宫，饰瑶台。

大夫关龙逢谏瑶台，桀杀之。

夏桀末年，社坼裂，其年为汤所放。

汤遂灭夏，桀逃南巢氏。

“夏纪”还对夏代世系做了一个总结，即：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

虽然古本《纪年》记事简略，且已残缺不全，但它对于了解夏代的系年具有决定性意义，即：夏后共历十七君，夏代总积年长达四百七十一年。

3．《史记·夏本纪》

《夏本纪》实际上是第一部夏代断代史，它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夏代的重要史事，二是夏后世系。前者的核心部分是司马迁摘录《尚书·虞夏书》中的《禹贡》《皋陶谟》和《甘誓》诸篇的相关材料，并以西汉的语言习惯表述组合而成，后者则是司马迁依据《世本》等多种先秦时期的“谱牒旧闻”加以考证排定的。

《夏本纪》开首即述夏人的渊源：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

《世本》说“帝颛顼五世而生鲧”，而《夏本纪》则说“鲧之父曰帝颛顼”，司马迁当是另有所本。

《夏本纪》随后引《禹贡》述大禹治水，引《皋陶谟》谈如何建立德教、禹如何受舜禅即天子位，再引《甘誓》记录启与有扈氏战于甘等史事。这三部分内容实际上是讲述了夏王朝建立的三个核心环节——由治水而奠定了大禹法定继承人的地位，舜禹禅让所代表的权力交接以及启伐有扈而确立的“父死子继”这种家天下的政权继承新模式。

启的地位巩固之后，夏王朝才算真正确立。《夏本纪》接着叙述夏后世系，其间穿插少量史事，均十分简洁。这里照录其文：

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为帝孔甲。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龙氏。陶唐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受豕韦之后。龙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惧而迁去。

孔甲崩，子帝皋立。帝皋崩，子帝发立。帝发崩，子帝履癸立，是为桀。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

以区区数百字叙述自启到桀十六世夏后的史事，当然是史料不足的缘故。甚至可以说，《夏本纪》最主要的贡献就在于保留了完整的夏后世系。或者说，在司马迁读到的文献中，他认为夏后世系的记载最可信据。这里可以把古本《纪年》和《夏本纪》所列夏代世系做一比较：

对照古本《纪年》和《夏本纪》，可以看出两者对夏代世系的记载基本相同，说明它们有共同的史料来源，其间的小异，如几位夏后名字的差别，应是所见传本不同的缘故。相比古本《纪年》，《夏本纪》的一大贡献是它特别指明了孔甲为不降之子，由此后人才能洞察从不降到孔甲这四位夏后实际上只是两代人，再加上仲康为太康弟，所以有夏一代，“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

古本《纪年》和《夏本纪》最显著的差别是，古本《纪年》保留了多位夏后的在位年数，并归纳出“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这一总结性判断。而反观《史记》，无论是在《夏本纪》还是《三代世表》中，司马迁都没有涉及具体纪年。司马迁当然可以读到古本《纪年》一类的史料，但依然如此处理，必然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三代世表》中有明确的交代：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他再次强调三代年纪之不可考，称：

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因此，司马迁在《夏本纪》中只列出夏代的世系而“弗论次其年月”，正是他效仿孔子，坚持“疑则传疑”原则的具体表现。

二 夏代积年

有关夏代积年，历来说法不一，有学者归纳出七说十二家，具体是：（1）483年说一家（《路史》），（2）471年说一家（古本《竹书纪年》，《路史》引作472年），（3）459年（实458年）说一家（《文献通考》），（4）441年说一家（《皇极经世》），（5）439年说一家（《资治通鉴前编》），（6）432年说五家（《世经》《帝王世纪》《大衍·日度议》《资治通鉴外纪》《通志》），（7）431年说二家（《易纬·稽览图》、今本《竹书纪年》）。

以上虽然诸说纷陈，但实际上差异并不甚大，悬殊最大者也不过52年（483年说和431年说）。在这些文献中，古本《竹书纪年》《易纬·稽览图》《世经》和《帝王世纪》为唐以前文献，它们有关夏代积年的记载实际上集中为两说——471（472）年和431（432）年，因此值得格外注意。现将相关记载征引如下：

1．471（472）年

《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徐广曰：“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裴骃案：“《汲冢纪年》曰：‘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矣。’”《史记·夏本纪·索隐》与《集解》相同。《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竹书纪年》也记：“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路史·后纪》卷一三下注引《汲冢纪年》则称：“并穷寒四百七十二年。”

从上引文献来看，471年和472年说实际上都来源于《竹书纪年》，除《路史》引作“四百七十二年”，其他各书均作“四百七十一年”，这一年之差或有可能是《路史》误引所致。

2．431（432）年

《古经解汇函·易纬八种》所收《易纬·稽览图》曰：“禹四百三十一年。”这里的“禹”显然是指整个夏代。《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世经》“伯禹”条也有类似的记载：

伯禹《帝系》曰：“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禹，虞舜嬗以天下。”土生金，故为金德。天下号曰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

《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

自禹至桀，并数有穷，凡十九王，合四百三十二年。

一般认为，471（472）年和431（432）年两说的尾数之差，可能是辗转传抄致误。至于两说相差40年的原因，则历来有两种解说：一是认为471年包括后羿和寒浞代夏的所谓“无王”阶段，而431年则否；二是认为471年自禹代舜事起算，431年则自禹即位的元年起算。但这两种解释都难称圆满，前者与《帝王世纪》所说的“自禹至桀，并数有穷，凡十九王，合四百三十二年”相矛盾，而后一种解释则纯属推测。但相比而言，前说证据充分一些。

有学者曾经指出，如果夏代积年按十四世十七王471年算，则平均每世近34年，不合情理，由此怀疑“夏代起始之年很可能没有这么早”，并推测“夏代始于前18或前19世纪是很有可能的”。每世夏后在位近34年，确实是偏长的，但也并非没有可能，这是因为夏代十七王中有多位高年世的夏后。据古本《竹书纪年》，“禹立四十五年”，启“即位三十九年亡，年七十八”，“后芬立四十四年”以及“后芒陟位，五十八年”。这四位夏后在位总年数长达186年，其他十三王在位285年（按总积年471年计算），平均每王在位年数不足22年，完全在合理范围之内，因此，夏代积年400余年说不可轻易否定。

除了上述两说外，夏代积年还有所谓的“夏年多殷”说，源出《晋书·束皙传》：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要判断“夏年多殷”是否可靠，首先要了解商代的积年。商代的总积年，文献中也是说法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

一是六百或六百余年说，主要有：

《左传》宣公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

《史记·殷本纪·集解》引谯周曰：“殷凡三十世，六百余年。”

《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世经》：“自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九岁，故《传》曰殷‘载祀六百’。……凡殷世继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岁。”

二是五百余年说，主要有：

《鬻子·汤政天下至纣》：“汤之治天下也……，积岁五百七十六至纣。”

《孟子·尽心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

三是四百余年说，如：

《史记·殷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

上述三说，都有战国时期的文献为依据，所以单从文献本身而言，都不能轻易否定。在这三种说法中，前两说的积年数比较接近，大体上可以归入《左传》所说的“载祀六百”。《竹书纪年》的496年说与前两说差距甚远，虽然《竹书纪年》明确说这496年只是“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的积年数，但即便加上帝辛（商纣）在位的30年，总积年也只有526年，距离“载祀六百”仍有相当的距离。

因此，如果采信《竹书纪年》的“夏年多殷”说，就意味着夏代积年至少在526年以上，甚或超过600年。但此说最大的问题是，夏代十四世十七王的积年数居然比商代十七世三十王的在位年数更长，这在情理上是难以接受的。如果夏代积年以600年计，则每一王的平均在位年数超过35年，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常理。因此，“夏年多殷”说可靠性较小，夏代积年仍以400余年说更具合理性，而且471（472）年说有较早的文献依据，显然优于431（432）年说。

当然，目前学术界仍有部分学者对传世和出土文献中的夏商王世持怀疑态度，认为当前中国考古学界“重建夏商世系的总体取向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它混淆了编年史和口传世系间的差异”。他们强调：

甲骨文和后代文献中某些早期君主的名字，可能的确是经若干世代口口相传的真实人物，但这些王系并非王朝历史完整的记述或确切的序列。被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后的历史学家安排给夏商王朝的各种时间跨度，不应被当作等同于编年史的时间框架。利用这些文献材料进行与考古学的整合研究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它们为何又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

正如上述学者所言，在利用出土和传世文献进行考古学的整合研究时，确实需要“搞清它们为何又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但如果仅仅强调编年史与口传世系之间可能存在差异，而不具体阐明差异何在以及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就主动舍弃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似乎也不是应取的态度。在这一方面，美国学者艾兰教授曾经做过尝试，她认为文献中有关夏代的记载，“主要是从神话而来，不是从历史而来的”，这些神话被记录下来之后才逐步被“历史化”了——具体来说就是，“商代确实有一个关于夏人的神话，而且是商代神话‘二元对应’的一种反应，这个神话后来被周人转变为一种历史”。艾兰教授的上述理解无疑是受了陈梦家和杨宽先生早年观点的影响，但正如朱凤瀚先生所说，诸如此类的解读，“由于无法拿出确凿的证据，因而自身也成了一种很难令人信服的假说”。

实际上，考古学者对于“重建夏商世系”是十分谨慎的，并不会将它简单地等同于夏商王朝“编年史的时间框架”，更非盲目的“信古”或“复古”。就以与年代学密切相关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而论，它对夏商年代的研究目标也仅仅是：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至于夏代，则仅仅要求“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这样的目标定位，显然是充分考虑了各方面因素的。

对于如何正确对待夏商古史，傅斯年先生有一段话甚为公允：

古史者，劫灰中之烬余也。据此烬余，若干轮廓有时可以推知，然其不可知者亦多矣。以不知为不有，以或然为必然，既违逻辑之戒律，又蔽事实之概观，诚不可以为术也。今日固当据可知者尽力推至逻辑所容许之极度，然若以或然为必然，则自陷矣。即以殷商史料言之，加入洹上之迹深埋地下，文字器物不出土中，则十年前流行之说，如“殷文化甚低”“尚在游牧时代”“或不脱石器时代”“《殷本纪》世系为虚造”等见解，在今日容犹在畅行中，持论者虽无以自明，反对者亦无术在正面指示其非是。差幸今日可略知“周因于殷礼”者如何，则“殷因于夏礼”者，不特不能断其必无，且更当以殷之可借考古学自“神话”中入于历史为例，设定其必有矣。夏代之政治社会已演进至如何阶段，非本文所能试论，然夏后氏一代之必然存在，其文化必颇高，而为殷人所承之诸系文化最要一脉，则可就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之。

毋庸置疑，我们需要对传世和出土文献中有关夏代历史与系年的史料进行必要的审查，但更应意识到它们大多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探索夏文化必不可少的工具，不可轻言放弃。朱凤瀚先生在谈到探索夏文化问题时特别强调，“中国原史与历史考古学研究似乎不必为了追求‘纯洁’与独立的地位而刻意造成一种绝缘于丰富历史文献之外的学问”，这一意见应该引起全体夏文化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也得到多数西方汉学家的一致认同。

附：今本《竹书纪年》“夏纪”

夏代纪年材料，以今本《纪年》所记最成系统，但后人对此书多持将信将疑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称：

余治《竹书纪年》，既成《古本辑校》一卷，复怪今本《纪年》为后人搜辑，其迹甚著，乃近三百年学者疑之者固多，信之者亦且过半。乃复用惠、孙二家法，一一求其所出，始知今本所载殆无一不袭他书。其不见他书者，不过百分之一，又率空洞无事实，所增加者年月而已。且其所出，本非一源，古今杂陈，矛盾斯起。既有违异，乃生调停，纠纷之因，皆可剖析。夫事实既具他书，则此书为无用；年月又多杜撰，则其说为无征。

所以王国维主张“废此书可也”。但也正因为今本《纪年》全袭他书，而且还有极少量“不见他书者”，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一些早期文献。另外，按有些学者的意见，今本《纪年》不少部分甚至直接反映了墓本的样子，它“并不可能是什么后人伪造的”。总之，今本《纪年》对于了解夏代系年仍具一定的参考价值。

兹据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录今本《纪年》的“夏纪”部分如下，以备参考：

帝禹夏后氏

母曰修己，出行，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既而吞神珠。修己背剖，而生禹于石纽，虎鼻大口，两耳参镂，首戴钩铃，胸有玉斗，足文履已，故名文命。长有圣德。长九尺九寸。梦自洗于河，取水饮之。又有白狐九尾之瑞。当尧之时，舜举之。禹观于河，有长人白面鱼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水。”言讫，授禹《河图》，言治水之事，乃退入于渊。禹治水既毕，天锡玄珪，以告成功。夏道将兴，草木畅茂，青龙止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禅，即天子之位。洛出龟书，是为《洪范》。三年丧毕，都于阳城。

元年壬子，帝即位，居冀。

颁夏时于邦国。

二年，咎陶薨。

五年，巡狩，会诸侯于涂山。

南巡狩，济江，中流有二黄龙负舟，舟人皆惧。禹笑曰：“吾受命于天，屈力以养人。生，性也；死，命也。奚忧龙哉。”龙于是曳尾而逝。

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

夏六月，雨金于夏邑。秋八月，帝陟于会稽。

禹立四十五年。

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丧毕，天下归启。

帝启

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

大飨诸侯于钧台。

诸侯从帝归于冀都。

大飨诸侯于璇台。

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

王帅师伐有扈，大战于甘。

六年，伯益薨，祠之。

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

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

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

十五年，武观以西河叛。

彭伯寿帅师征西河，武观来归。

十六年陟。

帝太康

元年癸未，帝即位，居斟寻。

畋于洛表。

羿入居斟寻。

四年陟。

帝仲康

元年己丑，帝即位，居斟寻。

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命胤侯帅师征羲和。

六年，锡昆吾命作伯。

七年陟。

世子相出居商丘，依邳侯。

帝相

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

征淮夷。

二年，征风及黄夷。

七年，于夷来宾。

八年，寒浞杀羿，使其子浇居过。

九年，相居于斟灌。

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

遂迁于商丘。

二十年，寒浞灭戈。

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帅师灭斟灌。

二十七年，浇伐斟寻，大战于潍，覆其舟，灭之。

二十八年，寒浞使其子浇弑帝，后缗归于有仍。

伯靡出奔鬲。斟灌之墟，是为帝丘。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伯靡奔有鬲氏。

夏世子少康生。

少康自有仍奔虞。

伯靡自鬲帅斟寻、斟灌之师以伐浞。

世子少康使汝艾伐过杀浇。

伯子杼帅师灭戈。

伯靡杀寒浞。

少康自纶归于夏邑。

明年，后缗生少康。既长，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将至仍，少康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夏之遗臣伯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以伐浞。浞恃浇皆康娱，日忘其恶而不为备。少康使汝艾谍浇。初，浞娶纯狐氏，有子早死，其妇曰女歧，寡居。浇强圉，往至其户，阳有所求。女歧为之缝裳，共舍而宿。汝艾夜使人袭断其首，乃女歧也。浇既多力，又善走，艾乃畋猎，放犬逐兽，因嗾浇颠陨，乃斩浇以归于少康。于是，夏众灭浞，奉少康归于夏邑。诸侯始闻之，立为天子，祀夏配天，不失旧物。

帝少康

元年丙午，帝即位，诸侯来朝，宾虞公。

二年，方夷来宾。

三年，复田稷。

后稷之后不窋失官，至是而复。

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

十八年，迁于原。

二十一年，陟。

帝杼

元年己巳，帝即位，居原。

五年，自原迁于老丘。

八年，征于东海及三寿，得一狐九尾。

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

十七年，陟。

杼或作帝宁，一曰伯杼。杼能帅禹者也，故夏后氏报焉。

帝芬

元年戊子，帝即位。

三年，九夷来御。

十六年，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

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于有苏。

三十六年，作圜土。

四十四年，陟。

芬或曰芬发。

帝芒

元年壬申，帝即位，以玄珪宾于河。

十三年，东狩于海，获大鱼。

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

五十八年，陟。

芒或曰帝荒。

帝泄

元年辛未，帝即位。

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

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

殷侯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中叶衰而上甲微复兴，故商人报焉。

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玄夷、风夷、赤夷、黄夷。

二十五年，陟。

帝不降

元年己亥，帝即位。

六年，伐九苑。

三十五年，殷灭皮氏。

五十九年，逊位于弟扃。

帝扃

元年戊戌，帝即位。

十年，帝不降陟。三代之世内禅，惟不降实有圣德。

十八年，陟。

帝廑

一名胤甲。

元年己未，帝即位，居西河。

四年，作西音。

昆吾氏迁于许。

八年，天有妖孽，十日并出，其年陟。

帝孔甲

元年乙巳，帝即位，居西河。

废豕韦氏，使刘累豢龙。

三年，王畋于萯山。

五年，作东音。

七年，刘累迁于鲁阳。

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乱，诸侯化之，夏政始衰。田于东阳萯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见良日也，之子必大吉。”或又曰：“不胜也，之子必有殃。”孔甲闻之曰：“以为余一人子，夫谁殃之。”乃取其子以归。既长，为斧所戕，乃作《破斧之歌》，是为东音。

刘累所畜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阳，其后为范氏。

九年，陟。

殷侯复归于商丘。

帝昊

昊一作皋。

元年庚辰，帝即位。

使豕韦氏复国。

三年，陟。

帝发

一名后敬，或曰发惠。

元年乙酉，帝即位。

诸侯宾于王门，再保墉会于上池，诸夷入舞。

七年，陟。

泰山震。

帝癸

一名桀。

元年壬辰，帝即位，居斟寻。

三年，筑倾宫。

毁容台。

畎夷入于岐以叛。

六年，歧踵戎来宾。

十年，五星错行，夜中，星陨如雨。

地震。

伊、洛竭。

十一年，会诸侯于仍，有缗氏逃归，遂灭有缗。

十三年，迁于河南。

初作辇。

十四年，扁帅师伐岷山。

癸命扁伐山民，山民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后爱二人，女无子焉，斲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妺喜，于倾宫饰瑶台居之。

十五年，商侯履迁于亳。

十七年，商使伊尹来朝。

二十年，伊尹归于商及汝鸠、汝方，会于北门。

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

二十二年，商侯履来朝，命囚履于夏台。

二十三年，释商侯履，诸侯遂宾于商。

二十六年，商灭温。

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

商会诸侯于景亳。

遂征韦，商师取韦，遂征顾。

太史令终古出奔商。

二十九年，商师取顾。

三日并出。费伯昌出奔商。

冬十月，凿山穿陵，以通于河。

三十年，瞿山崩。

杀其大夫关龙逢。

商师征昆吾。

冬，聆隧灾。

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

克昆吾。

大雷雨，战于鸣条。

夏师败绩，桀出奔三朡，商师征三朡。

战于郕。

获桀于焦门。

放之于南巢。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