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穿越赫勒斯滂海峡
时间来到公元前480年，地点位于赫勒斯滂海峡亚洲一侧的小镇阿比多斯，赫勒斯滂海峡途经此处收紧，只有约一英里宽。这里的场面堪比好莱坞鼎盛时期的作品。薛西斯一世——波斯的万王之王，登上置于海岬上的王座，目视其军队集结。据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述，这是一支超过150万人的军队，即便实际人数只有这个数字的1/10（这种可能性很大），也已接近1944年诺曼底登陆当日艾森豪威尔指挥的盟军人数。如今已没有能横跨赫勒斯滂海峡的桥梁，但彼时的薛西斯一世架起两座桥：一座建于捆绑在一起的360艘船上，另一座由314艘船承载。两座桥均呈拱形，以抵御狂风和激流。因为此前建成的桥在遇到风暴后分崩离析，愤怒的薛西斯一世砍掉了修桥者的脑袋，并下令对水流施以鞭刑和烙刑。这还不够，他又命令手下向水中投下镣铐，它们或许至今还沉在水底的某个地方。
那天的水面平静无波，薛西斯一世颇为自得，片刻之后，他却突然潸然泪下。他的叔叔兼幕僚阿尔达班问其缘故。“这成千上万人，”薛西斯一世答道，“百年后将无一人存世。”阿尔达班安慰他说，世间有许多灾祸常常会令人苦不堪言，死亡反倒是一种解脱。薛西斯一世表示赞同，但命令道：“告诉我真相。”薛西斯一世想知道，若不是他们俩都做了相同的噩梦，阿尔达班是否会赞成眼前的这项重任（波斯人在10年内第二次入侵希腊）。听到这话，阿尔达班战战兢兢：“我仍充满恐惧，不，极度恐惧。”
10年前的马拉松战役中，薛西斯一世之父大流士遭希腊人羞辱。薛西斯一世一度听从阿尔达班的劝阻，未报这一箭之仇，但自那之后，薛西斯一世的噩梦已二度袭来。就好像哈姆雷特的故事提前了2 000年上演：一个颇具王者威严的幽灵，像对待儿子一样，向他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你不立即发动战争，……一如你弹指间登上至尊之位，重回卑微也不过电光火石间”。阿尔达班起初认为这一梦境的寓意不值一哂。于是，薛西斯一世让他换上自己的衣服，睡在王宫卧榻。幽灵再次出现，阿尔达班吓得魂飞魄散，尖叫着醒来，随即敦促薛西斯一世发兵攻打希腊。随后，薛西斯一世下令发兵，其精兵在萨迪斯集结，在特洛伊遗址上宰杀1 000头小母牛祭祀。当军队抵达赫勒斯滂海峡时，桥梁已架设完毕。在准备过桥之际，薛西斯一世给他叔叔最后一次机会，令其和盘托出心中的保留意见。
尽管受到噩梦惊吓，阿尔达班仍按捺不住心中的犹疑。他警告说，前方的敌人不仅有强大的希腊军队，还有土地和海洋。沿爱琴海海岸进军途中将要穿越的区域，根本无法为这支庞大的军队提供给养。当风暴袭来时，也没有港口足以容纳这些战舰。未及与敌军交战，将士可能已疲惫不堪，甚至食不果腹。慎重的领袖“会对所有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都心存敬畏并细加思量，但在采取行动时英勇果断”。薛西斯一世耐心听完后反驳道：“如果把什么事都考虑到……，你永远做不成任何事。与其坐在那儿患得患失，最终无所作为，不如凭借一颗无畏的心，直面我们的恐惧……不奋勇一搏，何来胜利？”
争论就此告歇。薛西斯一世派阿尔达班回去管理波斯帝国现有的区域，自己则专心为帝国开疆拓土。他向太阳祈祷，请求太阳赋予自己足够的力量，使自己不仅能击败希腊，还能征服整个欧洲。他在桥前摆上番樱桃的枝条，命令祭司焚香。作为对赫勒斯滂海峡的奖赏，他将祭酒洒入水中，随后依次将盛放祭酒的金杯、配制祭酒用的金碗和一把利剑投入水中。这样，渡海之路准备就绪，整支军队耗时七天七夜跨越了赫勒斯滂海峡。当薛西斯一世踏上欧洲一侧的海岸时，听到一名惊惧的旁观者问，为什么众神之王宙斯要乔装成波斯君主，还带来了“全世界的人”？难道宙斯凭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摧毁希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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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19年之后，一位牛津大学的教师上完课后去参加了一场派对。出生在里加的以赛亚·伯林正当而立之年，他在圣彼得堡长大，8岁时亲眼见证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后随家人移民英国。他在这里如鱼得水，掌握了这门新语言，但始终没能消除浓重的口音。他在牛津大学的各类考试中出类拔萃，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成为牛津大学全灵学院研究员的犹太人。1939年，伯林在成立于1379年的牛津大学新学院教授哲学，他逐渐疏远了逻辑实证主义（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潮之一，认为未经可重复的验证，任何东西都不具意义），生活惬意。
伯林才华横溢且颇为健谈，对各种观点都充满无尽的渴求，乐于把握机会展示自我并吸纳他人的观点。在这次派对上（确切日期不可考），他偶遇阿斯奎斯家族第二代牛津伯爵朱利安·爱德华·乔治·阿斯奎斯，当时阿斯奎斯正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攻读古典文学学位。阿斯奎斯当时偶得一诗句，颇为着迷，它出自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之手。在伯林的记忆中，这句诗是这样说的：“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
这首诗只剩下断编残简，所以它本来的语境已无处追寻。但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学者伊拉斯谟曾将这一诗句信手征引，伯林也忍不住要如法炮制。或许可以以它为准绳，对那些伟大的作家进行归类？倘若真能如此，那么柏拉图、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普鲁斯特均应归入刺猬一类，而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和乔伊斯则显然应归入狐狸一类。伯林也应被划为狐狸一类，他对于那种宏大的问题（例如逻辑实证主义）不感兴趣，但研究起具体的小问题来游刃有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伯林无暇对这个关于狐狸与刺猬的典故有所阐发，直到1951年，他才以此为框架，撰写了一篇关于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的文章。此文两年后付梓，即短小精悍的《刺猬与狐狸》。
伯林解释说：刺猬“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的核心观念”，循着这一观念“他们的言论与行为才具有意义”；狐狸适成对照，“追求许多目标，诸目标间往往并无关联，甚至彼此矛盾，就算有关联，也只在‘事实’层面”。这一分野简单明了，却不容轻忽：它提供了“一个用来观察与对比的视角，一个进行真正研究的起点”，它反映了“作家和思想家之间最根本的差异之一，甚至可用来对全体人类进行大致归类”。
伯林发射出的这枚“闪光弹”，尽管照亮了托尔斯泰，但未能远播。伯林声称，这位伟人（托尔斯泰）本想成为刺猬，“《战争与和平》一书原本是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托尔斯泰太过诚实，无法忽视人类性格的个体差异，以及情境的多变，这种差异与多变导致归纳与总结变得尤为困难。所以，托尔斯泰的这部杰作充满了远比其他文学作品更具狐狸式特征的文字。读者沉迷于那些狐狸式文字，却忽视了散布在书中的刺猬式历史沉思。饱受这种矛盾折磨，托尔斯泰走向了死亡，伯林对此总结道：“一位陷入绝望的老人，无人可以拯救，他闭目塞听，如同刺瞎自己双眼的俄狄浦斯，游荡在科罗诺斯。”
参酌托尔斯泰的生平，这样的说法未免过于简略。离家出走之后，托尔斯泰确实逝世于一座不太知名的俄国火车站，那是在1910年，他已82岁。尽管托尔斯泰对几十年前自己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中留下的缺憾感到懊悔，但也不太可能像伯林所说的那样。我们很难搞清楚，伯林引用俄狄浦斯的典故是有某种更深刻的用意，还是只是为了给文章添加一个戏剧化的华丽结尾。这个结尾或许太过于戏剧化了，因为它暗示了狐狸和刺猬之间的差异不可调和。伯林似乎在说，你只能是其中之一，若两者兼顾便难以保持快乐，无法有效工作，更别说保持健全的人格了。
伯林的这篇文章很快红极一时，而且是在没有互联网襄助的年代。对此，伯林很惊讶，但也淘气地颇为自得。书中引用这一比喻渐成风潮，有时还以漫画的形式呈现，使其中寓意更加明显。在大学课堂上，教授开始问他们的学生：“××（可能是任何一位史学界或文学界人物）是狐狸还是刺猬？”学生开始请教他们的教授：“（当前或其他任何时期）成为刺猬好还是狐狸好？”教授和学生都开始自忖：“在这对立的两派之间，我应何去何从？”接着会问自己：“我真的属于这一派吗？”最后都会回到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谁？”
借助牛津大学的一场派对、阿尔基洛科斯诗歌的残篇、托尔斯泰史诗级的作品，伯林意外寻获两条在思想史上留名的途径。一条是神谕式的，这是史上祭司们的惯技。另一条是伊索寓言式的，托物言志，将你的观念以动物的形象体现，这些观念将永存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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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公元前480—前420年的希罗多德，可能听说过阿尔基洛科斯首次提出狐狸和刺猬的意象的那首诗篇，后者生活在公元前680—前645年。希罗多德在另一个语境中引用过这位诗人的作品，所以他有可能读过这首诗——如果该诗当时还存世的话。即使他没有读过，通过希罗多德描述的阿尔达班和薛西斯一世在赫勒斯滂海峡旁的对话，我们不难看出，阿尔达班是一个心神不宁的狐狸式人物，而薛西斯一世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刺猬式人物。
阿尔达班强调，要率领大军穿过如此大片的陆地或水域，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国力耗损、供给拖累、通信受阻、士气受损，其他环节也有可能会出岔子。取得成功需要承担太多风险。难道薛西斯一世就不明白，“神用闪电打击”的都是那些试图大展拳脚的人，而小打小闹的人根本“激不起神行动的意愿”？阿尔达班一再劝诫，要求拆除桥梁，解散军队，让所有人回家，那样等待他们的最糟糕的情形也不过是做更多噩梦罢了。
为今日之士百年之后的结局而唏嘘不已的薛西斯一世，拥有更广阔、更长远的视野。如果生命要以死亡为代价，何不付出一些小小的代价而留名青史呢？何苦做那将被遗忘的万王之王？在征服赫勒斯滂海峡后，他难以停下前进的步伐，桥梁必须通往某个地方。庞大的军队携带一切所需，以确保所有的环节都不会出纰漏，即便真的出纰漏也无关大局。“是神在指引我们前行，所以，当我们着手建立各项事业时，它们都将取得成功。”
阿尔达班对环境心存敬畏，明白军队的行进会受地形影响，舰队的航行会受海上环境左右，天气更是任何凡人都无法预测的。将领必须分得清什么时候可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什么时候必须接受客观现实，一切决策都要切合实际。与之相反，薛西斯一世则会重塑环境。他通过在赫勒斯滂海峡上架桥而将水域变为（接近）坚实的地面，通过在阿陀斯半岛上开凿运河，将坚实的地面变为水域，以便使船只不必绕行（而希罗多德告诉我们，薛西斯一世的这一举动“仅仅是出于傲慢”）。这位国王毫不在意客观条件的限制，因为他会将任何阻其去路的障碍夷为平地，而且他只相信赋予他这种力量的神。
目光短浅的阿尔达班对眼前的图景看得太过清楚，以至将难题本身视为敌人。有远见的薛西斯一世则只看到远方的图景，在那里，雄心便是机会，简化难题才是照亮前途的明灯。阿尔达班不断改变主意。他的心思曲折回转，是因为他像奥德修斯一样，一心想要回家。而渡过赫勒斯滂海峡的薛西斯一世则如同阿喀琉斯，无家可回，只留下后世传说，讲述他的一世功勋。
因此，“这只狐狸”和“这只刺猬”找不到共同点。由于自己的警告没能产生效果，阿尔达班离开阿比多斯向东去，走出了希罗多德的视野——后者此后再也没有提及阿尔达班。薛西斯一世则向西进发，带着他的军队、舰队和史官，以及所有记述了之后波斯入侵经过的人。作为亚欧大陆分界线的赫勒斯滂海峡，见证了阿尔基洛科斯预见的两种思维模式的判然两分，而伯林则令这两种模式为世人所知。在20世纪后期，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对这两种思维模式进行了更为明确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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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有些人能够准确预测未来，而有些人则不行？为了探寻这一问题的根源，美国政治心理学家菲利普·E. 泰洛克和他的助手们搜集了来自高等院校、政府机构、智库、基金会、国际机构和媒体的284名“专家”在1988—2003年对世界政治做出的27 451项预测，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为严谨的研究。泰洛克在2005年出版的《专家的政治判断》一书中通过各种图表和方程式展示了此项研究的结论。
“这一问题无关专家的身份（不论其专业背景、地位等），”泰洛克总结道，“也无关专家的理念（不论他们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现实主义者还是制度主义者，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真正重要的是专家的思考方式，或推理方式。”关键的变量是，基于伯林的定义，专家的自我定位是“狐狸”还是“刺猬”。结果是明确的：相比刺猬型专家，狐狸型专家的预测准确率要高得多。刺猬型专家的预测准确率接近于黑猩猩投掷飞镖（大概是用计算机模拟）的命中率。
泰洛克对这一结果备感震惊，便着手探寻这些狐狸型专家和刺猬型专家的差异。狐狸型专家的预测依赖的是一种直觉式的“对多渠道信息的拼合”，而不是基于一些“宏大图式”推导出来的结论。他们不信“模糊的政治主题”能够成为“精确严谨的科学界的研究对象”。他们中的佼佼者“都有一种自我贬低式思维模式”，“对任何思想均持批判态度”。但他们的观点往往层次不清，缺乏逻辑——主观倾向性太强而缺乏合理论证，以至难以吸引人们的注意。政策制定者更是无暇倾听他们的观点。
相比之下，那些刺猬型专家避免自我贬低，无视批判性观点。他们不遗余力地提出那些大而泛的解释，“对‘不明就里’的人表现得很不耐烦”。当他们挖掘的智识的洞穴太深时，他们只会低头继续深挖。他们成为“自己先入之见的囚徒”，被困在自鸣得意的循环之中。若取其部分观之，则他们的表现可圈可点，但与实际发生的一切并无太大关联。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泰洛克提出了一个“良好判断理论”：“自我批判式思想家，更擅长探寻变动形势下的矛盾动态，进行预测时更为谨慎，能更准确地从错误中总结经验，不太倾向于合理化这些错误，更愿意及时更新自己的观念。在这些优势的共同作用下，他们能更好地预测下一轮事件发生的概率，紧扣住现实的可能性。”总之，狐狸型专家在预测方面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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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理论能否经得住考验，就要看其能否阐释过往。只有一种理论能够阐释过往，其对未来的预判才值得信赖。然而，泰洛克对过去的阐释只是基于他所研究的15年。希罗多德的书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应用泰洛克的研究成果（诚然没有他的谨慎操控）来考察一个距离我们十分遥远的时代。尽管时隔如此久远，这些研究成果的适用性仍令人惊讶。
在穿越赫勒斯滂海峡之后，薛西斯一世率领部队长驱直入，他坚信部队的规模和充足的给养将使一切抵抗变得徒劳：“即便所有的希腊人，甚至所有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全都集结起来，也无法与我匹敌。”这位国王的战略在攻克色雷斯、马其顿和塞萨利的过程中似乎行之有效，但毫无疑问，他前进的步伐非常缓慢。
他的部队规模如此庞大，以至不及所有士兵渡过，河流和湖泊就已枯竭。狮群（彼时在该地区仍种群繁盛）盯上了为薛西斯一世驮运给养的骆驼。此外，为满足薛西斯一世的饮食需求，大军每到一处便会将周围的资源消耗殆尽：人们对国王每天只吃一餐感恩戴德，因为如果他们被要求按晚餐规模再提供一次早餐，那么他们就只能趁早逃之夭夭，否则就会“被剥夺得一无所有，比地球上其他任何人都更凄惨”。
薛西斯一世终究不能将所有地形都夷为平地。要进入阿提卡（雅典城邦所在的大区），薛西斯一世率领的波斯大军不得不穿过位于塞莫皮莱（又称“温泉关”）的狭窄通道。就在那里，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率领匆忙招募而来且战斗力远逊色于敌军的斯巴达勇士，将入侵者进攻的脚步延缓了好几天。列奥尼达和他的斯巴达300勇士皆战死在此，但他们拒绝投降，这本身就表明薛西斯一世已无法再依靠恫吓获得他想要的东西了。与此同时，爱琴海的夏末风暴正在袭击薛西斯一世的舰队，而雅典人则遵从海军将领塞米斯托克利斯的命令，撤离他们的城市。这使薛西斯一世陷入后来拿破仑在1812年的莫斯科所遭遇的窘境：在你终于实现攻城拔寨的目标后，却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座空城，以及随时可能到来的恶劣天气，这时你该怎么办？
万王之王一如既往地诉诸更强势的恫吓。他烧毁了雅典卫城，登上置于另一座海岬之上的王座，俯瞰另一片水域，从那里观望其荣光实现后残存的军队。当然，眼看着雅典最神圣的庙宇被付诸一炬，这让身为雅典公民的水兵们士气低落。但这是在萨拉米斯湾，由三层桨座战船组成的希腊舰队训练有素，德尔斐神谕承诺“木墙”（可能就是指浮在水上的战船）可护佑他们安全。于是，当着薛西斯一世的面，希腊人将他的舰队逐个击沉，大量波斯士兵落水而亡——竟然没有人教过他们如何游泳。薛西斯一世现在别无选择，只能亡羊补牢，接受他叔叔回家的建议。
塞米斯托克利斯放出消息称，赫勒斯滂海峡上的桥梁将成为雅典人的下一个攻击目标，这让薛西斯一世加快了撤退的步伐。薛西斯一世惊恐万状，赶紧返程渡过赫勒斯滂海峡，留下他那士气低落的军队自生自灭。希腊人随后在普拉塔亚将薛西斯一世的残余军队击溃，但其进一步的报复行动则留待一位富有想象力的剧作家来呈现。在萨拉米斯海战结束8年后，埃斯库罗斯的戏剧《波斯人》上演，剧中描绘了薛西斯一世狼狈不堪地跛行回到自己的首都的场景，那些早先对他赞誉有加的人纷纷扼腕叹息。他的耳边萦绕着大流士的灵魂追悔莫及的警告：“作为凡人，我们永远不该将自己的想法拔得过高。”
希罗多德的《历史》借鉴了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他对那最初驱使着薛西斯一世率大军前往赫勒斯滂海峡的梦境的描述，是否也是从埃斯库罗斯身上获得了灵感？这无从得知，灵魂（如若不是鬼魂的话）是神秘莫测的事物。但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假想这样一幅场景：这一神秘莫测的事物（无论它代表的是谁）利用其超自然力量穿越时间长河，为此刻正郁郁寡欢的万王之王带去泰洛克教授的警示。这个警示便是：狐狸经常是正确的，而刺猬则往往是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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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西斯一世对希腊的入侵是早期非常壮观的一个刺猬式行为的例子。作为万王之王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既然薛西斯一世能够聚集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将赫勒斯滂海峡的水域变得如同陆地，又将阿陀斯半岛的陆地化作水域，那么他还有什么做不到呢？在征服希腊之后，为什么不再征服整个欧洲呢？他甚至一度问自己，为什么不能让“波斯帝国的边界与宙斯的天际一致”？但是，正如刺猬惯常的做法，薛西斯一世没能成功建立起目标和手段之间的正确联系。因为目标只存在于想象中，它们可以是无限的，比如将王座置于月亮上，以享受美丽的景致。但手段则是有限的，而且这一点无可动摇：它们是地上的靴子、海中的船只，以及填充这些东西的人。要做成任何事情，都必须将目标和手段联系在一起。然而，两者永远无法互换。
薛西斯一世加诸自己能力的唯一限制，便是他的野心。他总是期望得到最好的结果，并假设实际情况只会比这更好。他只活在当下，无视过去，忽略前人的经验，更不考虑充满未知的未来。如果薛西斯一世能意识到这些，他就能明白，要让军队和舰队携带充足的物资进攻希腊是不可能的。除非薛西斯一世能够诱使那些被占领的区域为他提供补给（这并不容易），否则他的军队（虽然可能不是他自己）很快就会面临粮草不足、体力不支的问题。就像在温泉关所发生的那样，少数抵抗势力便会动摇整个军队的信心。紧接着，寒冬将至。
然而，即使听取了狐狸式人物阿尔达班的意见，也会有风险。阿尔达班本可以警示薛西斯一世在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后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枯竭的河流、饥饿的狮群、突至的狂风暴雨、愤怒的当地人、凶悍的战士、神秘的神谕、狂热的水兵，以及堕入水中不会游泳的波斯士兵。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可知的，它们会导致的结果也是可以预测的。但仅凭一人之力，即使是最睿智的预言家，也无法预测这些问题的累积效应。小事情会以不可预测的重要方式累积起来。然而，领导者不能因这些不确定性因素而裹足不前。他们必须表现得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即使他们事实上毫无头绪。
薛西斯一世将这一原则发挥到了极致，甚至到残忍的程度。当吕底亚人皮提俄斯按薛西斯一世的要求提供了入侵所需的所有军队和财宝时，只提出了一个请求，就是使其长子免于从军。薛西斯一世以一种令人难忘的方式表现出自己的决绝：他下令将皮提俄斯的长子砍作两半，然后命令军队从两段尸身之间穿过。这毫无疑问展示了薛西斯一世的决心，但也使他被禁锢在这由鲜血构成的红线内。即使他想要重新考虑这一决定，也是不可能的了。
薛西斯一世和阿尔达班的悲剧在于，他们都缺乏对方的长处。薛西斯一世正如泰洛克笔下的刺猬，能够掌控听众的注意力，但往往会掉入自己挖的陷阱中。阿尔达班则如同泰洛克笔下的狐狸，躲开了这些陷阱，却无法留住听众。薛西斯一世说的是对的。如果你试图预测一切，你将无法完成任何事情。但阿尔达班说的也不错。如果你没有为可能发生的一切做好准备，那么有些事情一定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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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是薛西斯一世还是阿尔达班都没能达到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1936年提出的检验标准：一流的智者“能够同时在脑海中持有两种相反的想法，并且仍然保持行动力”。菲茨杰拉德这么说可能并没有其他目的，只是对自己的谴责。那时，他的写作生涯已经停滞不前，4年后便死于酗酒和心脏病。其悄无声息的离世与早年的盛名对照，更平添凄凉。菲茨杰拉德去世时只有44岁。但是他的这句隐晦且寓意广泛的格言，如同伯林有关狐狸和刺猬的论断，已经流传不朽。面对这一事实，即便是德尔斐神谕恐怕也会不免妒忌吧。
菲茨杰拉德所说的两种相反的想法可能的含义是，从对立的方法中选取最好的，同时摒弃最坏的——这恰恰是薛西斯一世和阿尔达班在2 400年前未能达成的妥协。但是，这要如何才能做到？两个人的大脑中持有的观念可能是对立的，这很容易理解，但是对立的观念可否和平共存于一个人的大脑中？在菲茨杰拉德的大脑中，对立的观念显然无法和平共处，他的一生如托尔斯泰一样备受折磨，但其在世的时间只及后者的一半。
矛盾的是，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来自伯林。与上文中的两者相比，伯林更长寿，也更幸福，他的一生致力于协调同一大脑中存在的相互冲突的观念。他指出，普通人的一生中往往充满了“同样重要的目标……要实现其中的一些目标必然要牺牲其他的目标”。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选项（比如善与恶），而是要在同样美好的事物之间取舍，因为我们无法同时拥有它们。“一个人可以专注维持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可以致力于建立、维护或服务于一个伟大而光荣的国家，”伯林写道，“但并不总能同时达成两者。”或者，用任何一个孩子都能理解的话说：要想在万圣节时狼吞虎咽所有的糖果，还不会呕吐，这是不可能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尝试解决这些两难问题。有些问题我们试图现在解决，有些问题我们会推迟到以后解决，还有一些问题我们认为是无法解决的。我们将问题归于适当的领域，然后决定在何时解决何事。这个过程可能很困难，这正是伯林强调的“选择的必要性和痛苦”。但他补充说，如果这种选择都失去了，那么“选择的自由”以及自由本身也将消失无形。
那么，伯林为何在其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中声称“人类大体”可以划分为狐狸和刺猬两类？我们必须要像泰洛克要求他研究的那些专家一样，将自己归为其中一类吗？伯林在去世前不久承认，这是不必要的。“有些人既不是狐狸也不是刺猬，有些人则既是狐狸又是刺猬。”伯林只是在玩一个“智力游戏”，而其他人太把这个比喻当回事了。
在伯林更大的思想框架下，这个解释是说得通的。如果我们只能将自己归于其中的一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这一类别的特征，则一切都在预料之中，那我们还能有什么选择呢？如果真的如菲茨杰拉德所说，智慧需要对立的元素（或者如伯林所坚称的，自由即选择），那么就不该提前规定优先选项。我们的选择必须反映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前者我们事先可以了解，后者则是无法预测的。我们需要在自己的大脑中调和刺猬的方向感和狐狸对周围环境的敏感性，同时还要保持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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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在简·奥斯汀的小说标题中，我们还能去哪里找到这样含混不清的“理智”与“情感”？简·奥斯汀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只有通过叙述才能展现出跨越时间的困境。仅以碎片化方式将选项呈现出来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看到变化的发生过程。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只能以历史、传记、诗歌、戏剧、小说或电影的形式再现过去。其中最优秀的作品往往是既清晰又模糊的：它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精简，以澄清教育和娱乐之间的界限，而与此同时，它们又将这一界限变得模糊。简而言之，就是戏剧化。这一过程的一个根本要求是：不无聊。
斯皮尔伯格2012年执导的电影《林肯》是戏剧化的最佳例子。该电影展示了由丹尼尔·戴–刘易斯饰演的林肯总统试图兑现《独立宣言》中宣称的“人人生而平等”。对刺猬式人物来说，还有比这更值得称赞的事业吗？但是，为了废除奴隶制，林肯必须使不受控制的众议院通过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玩弄权术，一如议员们那般极具狐狸式做派。他不断诉诸交易、贿赂、奉承、施压，以及彻头彻尾的谎言，以致整部电影给人的感觉如同置身一间烟雾弥漫的房间，令人窒息，至少在视觉上是如此。
在剧中，当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汤米·李·琼斯饰）询问林肯，他是如何在如此恶劣的手段与如此崇高的目标之间进行调和时，林肯回忆起他作为一名年轻的测量师时习得的经验。
指南针……能从你所在的地方为你指出真正的北方，但对于你前行路上将要遭遇的沼泽、沙漠和峡谷，它不会给出任何建议。如果在前往目的地的过程中，你只会闷头向前冲，不顾障碍，必将陷入泥淖，一事无成……那么，即使你知道真正的北方又有什么用呢？
在看这部电影时，我有一种诡异的感觉，仿佛伯林就坐在我旁边。当上述这一幕结束时，他侧过身来自得地对我低声说道：“你看到了吧，林肯非常清楚什么时候要做刺猬（求助于指南针），什么时候要做狐狸（绕过沼泽）！”
据我所知，真正的林肯从来没有说过那些话。当然，真正的伯林也无缘观赏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但这部电影的编剧托尼·库什纳在剧本中展示了菲茨杰拉德对智慧的解读：对立思想和行动力的结合。林肯心怀远大理想，同时又能考虑到眼前所需。伯林提出的有关狐狸和刺猬的划分与他所坚持的选择的不可避免性和不可预测性在这个剧本中得到调和：在看到前任们取得的成果之前，林肯无法知道自己能达成什么样的交易。这部电影反复将大事与小事联系起来：林肯明白，众议院的投票结果以及美国奴隶制的未来，很可能取决于在某个村庄由谁担任邮政局局长一职。
因此，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林肯》展示了跨越时间的行动（伯林）、同一个大脑中对立观念的共存（菲茨杰拉德），以及宏大叙事与细节描写之间的反复切换——为什么没有提到托尔斯泰？事实上，无论是电影中的林肯还是现实中的林肯，都直觉式地掌握了托尔斯泰试图在自己的戏剧化巨著《战争与和平》中传达的思想：任何事物都与其他事物存在联系。在这位伟大的小说家看来，很少有领导者能担得起“伟大”一词，而他在悼念这位殉道的总统时使用了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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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战争与和平》中的宏大叙事与细节描写之间的视角切换，仍然让读者震撼不已。托尔斯泰将视角聚焦于参加人生第一场盛大舞会的娜塔莎，聚焦于与人决斗并且幸存的皮埃尔，聚焦于现代文学史上最难相处、最严厉的父亲保尔康斯基公爵和最宽容、最溺爱孩子的父亲罗斯托夫伯爵。接着，托尔斯泰将视角从这些儿女情长转向横扫整个欧洲的军队，然后重新聚焦于指挥军队的皇帝和军官，并进一步描绘了普通士兵的生活、行军和战斗。视角再次切换，描绘了博罗季诺战役之后硝烟弥漫的莫斯科，继而转向试图逃离战火的难民，其中包括身受重伤的安德烈，他最终在娜塔莎的怀中死去。三年前（小说中则是几百页之前），就在娜塔莎的第一场盛大舞会上，安德烈与娜塔莎坠入爱河。
无论我们是以从上到下还是以从下到上的方式接近现实，托尔斯泰似乎都在表达的是，在不确定数量的层次上同时存在着无限多种可能性。有些可能性是可预测的，大多数则不可预测，只有戏剧化（不像学者那样为理论和史料所桎梏）才能逐渐反映现实。但是，普通人在很多时候都能理解其含义。伯林试图在其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中对此做出解释。
历史，唯有历史，唯有具体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总和（芸芸众生彼此之间发生的联系，以及人类在实践中与三维的物质环境之间发生联系的实际经验之和）中包含着真理，包含着可能产生真正答案的材料。要理解这些真正的答案，无须超乎常人的资质或能力。
尽管伯林很少将简洁视为一种美德，但这段文字对他来说也已足够复杂。但我认为，伯林在这里描述的是一种对生态的敏感认知，它赋予时间、空间和规模同等的尊重。尽管阿尔达班一再努力，薛西斯一世从未拥有这种认知。如果仅限定在小说中，则托尔斯泰几乎拥有了这种认知。但不知为何，林肯（尽管他身边没有一位阿尔达班式的参谋，也没有机会阅读《战争与和平》）通过某种常识拥有了这种认知，而这种常识在伟大的领导者身上并不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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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所说的常识，是指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都能够轻松应对一些事。我们通常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会不断调整路线，以避免意外，包括他人在前行的路上为我们设置的障碍。以我自己的学生为例，他们就好像有强迫症似的，电子设备不离身，要么在看，要么在听，但他们总能巧妙地避免撞上灯柱、教授，以及其他同样走路心不在焉的同学，反而是那些教授经常被他们吓得惊慌失措。并非所有人都如此敏捷，但在我们的脑海中同时存在对周围环境的短期敏感性和长期的方向感，这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我们的生活每天都伴随着这些对立面。
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将这种熟练程度归因于人类潜意识里所依赖的两种思维：快思维与慢思维。快思维是直觉式的、冲动的，而且经常是情绪化的。它会在需要时促使你做出即时性动作，即你要防止陷入某种事务，或阻止它们找上门来时，所做出的动作。慢思维则是深思熟虑的、专注的，并且通常是合乎逻辑的。它根本不需要你采取行动：你通过学习探寻真理时便要依赖这种思维。泰洛克看到了人类基因中的类似特征，并用伯林的动物理论来解释它。
狐狸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生存能力更强，在这种环境中，那些及时放弃不良观点的人迅速占据优势。刺猬在静态环境中生存能力更强，在这种环境中，那些坚持采用行之有效的模式的人获得优势。我们人类所属的物种——智人，因兼具两种特质而比其他物种更具优势。
人类之所以能够存续，可能就要归功于我们能够在快思维和慢思维之间灵活地切换，即在狐狸式行为和刺猬式行为之间灵活转换。因为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只将自己局限于其中的一类，那么我们的结局就不仅仅是像林肯所说的身陷泥淖，而是会像猛犸象那样彻底灭绝。
那么，为什么那些当权者不具备这种灵活转换的能力呢？在历史的一端，为何薛西斯一世和阿尔达班看不到这种灵活转换的必要性？在历史的另一端，为何泰洛克研究的专家会如此轻易地将自己归为狐狸或刺猬，而不是两者兼而有之？如果林肯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普通人每天所做的事情，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将他视为卓越的领导者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常识就像氧气一样：越往高处走，它就变得越稀薄。在电影《蜘蛛侠》中，蜘蛛侠的叔叔曾对蜘蛛侠说过一句令人难忘的话：“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但能力越大，做错事带来的危险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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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论大战略》一书想要防范的。为了写作本书，我将“大战略”一词定义为无限远大的抱负与必然有限的能力之间的结合。如果你寻求的目标超出了你的能力，那么你迟早要调整目标以适应能力。随着能力的提升，你可能会达成更多的目标，但不可能达成所有目标，因为目标是无限的，而能力则永远存在界限。无论你在两者之间达成什么样的平衡，现实和理想之间，也就是你当前所处的位置和你的目的地之间总会存在差距。只有当你在可操作的范围内，将现实与理想之点连在一起（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差距），才能称之为战略。
那么，大战略中的“大”字何来呢？我认为，它是指涉及的损失。作为一名学生，如果你早上多睡20分钟，可能对你的生活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代价不过是吃不上一顿热乎乎的早饭，而只能在去上课的路上随便啃一个冷面包。然而，想想把这20分钟用在课堂上，你会学到什么东西，你学到的东西与你正在学习的其他课程之间有何联系，会对你的专业和学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你如何使这些知识增值，并将其发展成为一份职业，甚至在你去上课的路上有可能会遇上你的此生挚爱，考虑到这些因素，你多睡20分钟的损失就大大增加了。战略会变得愈加宏大，即使它们只是对特定的个体而言。有人说，只有国家才有大战略，普通人并不具备，这是错误的。无论在何时何地，无限的目标与有限的能力之间的组合都是必不可少的。
传统上，大战略往往与战争的规划和布局有关。这并不奇怪，因为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目标与能力的关系，正是源于军事行动的需要。“要集思广益，”荷马笔下的希腊贤者内斯特在特洛伊城久攻不下的艰难时刻如此劝告绝望的希腊人，“如果策略有用的话。” 然而，协调目标与能力的需求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时期，可能是在人类出现之前，物种首次学会使用身边可用的资源满足自身所需时。
除了已逝的生命，人们普遍的目标肯定是生存。除此之外，战略目标不断演进，从满足衣、食、住等基本的生活需要，到承担复杂重任，例如统治一个帝国。要想明确界定成功绝非易事，但好在方法是有限的。尽管从根本上而言，满意只是一种抽象的心理状态，但要想实现这种心理状态需要实际的付出。正因如此，我们始终需要协调目标和手段，也就是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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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大战略或者至少是支撑大战略的常识有可能被教授吗？论接受的正规教育，林肯比不上其他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林肯主要通过自觉地阅读和对经验的自我反思获得自己需要的知识，那么我们不能这样做吗？答案很简单：林肯是天才，而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莎士比亚在写作方面好像也没有专门的老师。那么，其他人需要老师吗？
值得我们铭记的是，无论是林肯还是莎士比亚，都用了一生的时间达到他们的成就。今天的年轻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如今的社会将人的一生明确地分割成不同的阶段：接受通识教育，接受专业培训，进入一个组织并逐渐升迁，对组织承担责任，直至退休。亨利·基辛格在很久以前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在顶端的领导者所能利用的仅仅是其在到达顶端之前积累的智力资本。当前社会的状况使基辛格发现的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与林肯相比，这个时代的人们学习任何新事物的时间都变得很少。
因此，塑造思想的重任只能放在学生时期由所在的大学完成。但学术思想本身就是分化的，在历史研究和理论建构之间已然存在鸿沟。而如果要将目标与手段协调一致，这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历史学家深知自己所在的领域更看重具体化研究，往往避免进行归纳总结，而归纳总结是理论建构的基础。他们只看到了世界的复杂特征而忽视了其中的简单规律，而正是这些简单规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那些复杂特征。渴望被视为社会“科学家”的理论家，总是设法寻求结果的再现性和未来的可预测性，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往往更关注那些简单规律而忽视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这两类群体都忽略了一般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即普适性知识与针对性知识之间的关系，而正是这种关系培育了战略性思维。而且，仿佛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这一缺陷，在以书面语言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时，这两类群体都行文欠佳。
然而，有一种较古老的方式，能够使历史和理论携手并进。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的献词中暗示了这一点。在他看来，他最有价值和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我对伟大人物的事迹的认知，这是我通过对现代事件的长期考察和对古代事件的持续钻研而习得的”。他将这些内容提炼成“薄薄一卷”，是为了使“你（马基雅维利的赞助人洛伦佐·美第奇）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理解我（马基雅维利）多年来花费大量心血，克服艰难险阻所获得的所有知识”。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他不朽但未完成的经典著作《战争论》中，更充分地发展了马基雅维利的方法。克劳塞维茨认为，历史本身只不过是一连串的故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无用的，因为从这些故事中萃取的理论，使你不必再从头听取这些故事。当你即将进入战斗或面临任何其他令人忧虑的境况时，也抽不出时间这样做。但是，你也不能像托尔斯泰笔下的皮埃尔那样游荡在博罗季诺。这种情况下，训练的意义得以展现。
训练有素的士兵肯定比没有任何准备的士兵表现得要好，但根据克劳塞维茨的理解，什么是“训练”？训练是指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总结出准则，对于哪些准则已通过实践检验，哪些准则尚未通过检验了然于心。然后将这些准则应用于当下的局势：这时便要发挥规模的作用。以上行动的结果是形成一个“计划”，基于对过去的认知，结合现实的状况，以实现某种未来的目标。
但是，在与敌方交战之际，并非所有方面都能如计划般进展。交战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对方采取的行动，即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已知的未知因素”，还受制于“未知的未知因素”，即在与敌方交战之前就会遇到的各种问题或障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克劳塞维茨所谓的“阻力”，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冲突。早在许多世纪以前，在赫勒斯滂海峡旁，阿尔达班试图警告薛西斯一世的正是这一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随机应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你有可能会坚持既定的计划，也有可能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做出调整，甚至有可能完全抛弃最初的计划。但是，就像林肯所说，无论在你前往目的地的途中存在哪些未知因素，你始终清楚自己前进的方向。你会像马基雅维利那样，从前人身上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在脑海中想到一系列应对未知因素的方法。剩下的一切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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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穿越赫勒斯滂海峡的船只仍然连接两个战场，正如当年薛西斯一世的桥梁所发挥的作用。一端是位于海峡亚洲一侧南部的特洛伊，另一端则是紧靠海峡欧洲一侧的加利波利。只不过，现在这些船只都是渡船，所运输的都是游客。特洛伊战争与加利波利战役相差了30个世纪，而两地之间的距离仅为30英里。在一天之内，游客不仅可以游遍两地，甚至还有时间前往恰纳卡莱一览特洛伊木马——当然不是真正的特洛伊木马，而是2004年拍摄由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那部电影《特洛伊》时留下的道具。
如今，这个场景远不如公元前480年登上海岬的薛西斯一世所看到的那般宏伟，但它证明了很重要的一点：如今这里的战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罕见。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也许是担心世界大战可能会导致大规模人口灭亡，也许是涉及人数较少的小规模战争取代了世界性战争，也许只是运气），今天出现在这些战场上的，很少是作战的士兵，取而代之的是观光客。
然而，克劳塞维茨提出的训练的概念依然具有价值。战略越宏大，就越不够明智。无论是在和平年代还是在战争期间，这个问题都很普遍，而要避免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训练。将制订计划和随机应变这对明显的矛盾结合起来的唯一方法就是：教授人们一种常识，从而使人们知道何时应该成为刺猬，何时应该成为狐狸。但是，今天的年轻人如果不是在军队，而只是在学校里，或是在工作岗位上，学习着有限的知识，如何能接受到这样的教育呢？
“英国人是在伊顿板球场上赢得滑铁卢战役的。”这句话并非威灵顿公爵所说，尽管在维多利亚时代，许多睿智的话语都出自他的口中，而他也是最有理由说出这句话的人。除了战争和备战，竞技运动最直接地体现了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借鉴历史，计划当下以面对充满未知的未来。与威灵顿公爵所处的时代相比，运动健身如今更受大众欢迎，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积极地参与竞技运动。但它能给你带来什么呢？它与大战略有什么关系？
刚开始从事一项运动时，你需要一个教练，这个教练就是训练你的人，他的职责如同强制服兵役时代的军训教官：传授基本技能、锻炼耐力、强化纪律、鼓励合作，他还会告诉你何种情况会导致失败，以及如何从失败中恢复。但是，一旦比赛开始，你的教练就只能站在场边，或大喊大叫，或一声不吭。你和你的队友只能靠自己。但不可否认的是，接受训练会使你取得更好的成绩：在美国某些大学里，教练的薪水甚至超过了那些招募他们的校长，这些钱可不是白花的。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在比赛场上的你要么是刺猬，要么是狐狸？你可能认为这个问题很愚蠢，毕竟你已经身兼两者：像刺猬一样制订计划，再像狐狸一样对计划做出必要的调整，你赢或输取决于这个计划是否有效。回想这一过程，你会发现很难将自己归于其中一类。相反，当你做这些事情时，在脑海中同时存在对立的观念。
在生活中，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如此，我们总是依据本能做出此类选择。然而，随着权威日益增强，自我意识也随之增强。当关注你的人越来越多时，练习成为一种表演。声誉变得越来越重要，灵活从事的空间越来越小。那些身居高位的领导者，例如薛西斯一世或泰洛克研究的那些专家，可能会为他们自己的优势所困：他们深陷自己的角色无法自拔。
那么，本书讲述的正是思想层面的赫勒斯滂海峡，它将这种领导力与常识截然分作两端。我们应当于这两端之间进行自由且频繁的过渡，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大战略（即手段与目标的协调一致）才能成为可能。但是，水流湍急，风向多变，桥梁也不够坚固。现在的我们已没有必要以薛西斯一世的方式试图驯服水流。但是，通过分析薛西斯一世之后的人们如何管理逻辑思维和领导力之间的对立，我们或许可以训练自己，为终将到来的过渡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