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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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知道,起这个书名有引人侧目的风险。但是,我在耶鲁大学历史系的同事蒂莫西·斯奈德已先我一步著有《论暴政》,而更早的还有塞内加的《论生命之短暂》。不过,我最担心的是引来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崇拜者的不满,虽然我也是他的崇拜者之一。他的遗作《战争论》卡尔·冯·克劳塞维茨逝于1831年,《战争论》翌年付梓。——编者注,成为此后所有关于战争和大战略主题文字的准绳。既然已有珠玉在前,又何必再写另一本关于大战略的书?我的理由是“言简意赅”——这是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所不具备的特点。《论大战略》所涵盖的时限长于《战争论》,篇幅则不及后者一半。

本书源于对大战略问题的两段研究经历,其间相隔约25年。第一段经历是1975—1977年,我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战略与政策”研讨课程,当时的背景我将在本书第二章末尾处述及。第二段经历是从2002年至今,源于我每年与人合作教授耶鲁大学的“大战略研究”课程。这两门课程一直以来更多仰赖经典文本和历史案例研究,纯理论探讨则显不足。在纽波特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坐落于罗得岛州纽波特市。——编者注的研讨课程每期持续一个学期,主要面向正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军官。为时两个学期的耶鲁大学课程则面向本科生、研究生和职业学校的学生,此外,该课程每年都招收一名现役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中校。For Naval War College Strategy and Policy curricula, see www.usnwc.edu/Faculty-and-Departments/Academic-Departments/Strategy-and-Policy-Department. For the Yale course, www.grandstrategy.yale.edu/ background; also Linda Kulman, Teaching Common Sense: The Grand Strategy Program at Yale University (Westport, Connecticut: Prospecta Press, 2016).

这两门课程均以合作形式授课:在纽波特的每一堂研讨课,通常由一位普通教师和一名军队教员合作讲授,而在耶鲁大学的课程则有多种组合。我和同事查尔斯·希尔、保罗·肯尼迪组成三人组,从一开始就参加所有课程,我们在学生面前互相辩难,并在课后单独指导他们(但也并非始终如此)。更难得的是,我们至今仍是邻居和亲密的朋友。

2006年,“布雷迪–约翰逊大战略研究项目”启动,我们得以扩充研究人员,其中包括戴维·布鲁克斯、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约翰·内格罗蓬特、佩吉·努南、维多利亚·纽兰、保罗·索尔曼、杰克·苏利文和埃文·沃尔夫森。该课程还吸引了耶鲁大学其他院系的教师,他们是斯科特·布尔曼(社会学系)、伊丽莎白·布拉德利(原供职于公共卫生学院,2016—2017年任布雷迪–约翰逊项目主任,现任瓦萨学院校长)、贝弗利·盖奇(历史系,自2017年起任布雷迪–约翰逊项目主任)、布赖恩·加尔斯滕(政治科学与人文学系)、努诺·蒙泰罗(政治科学系)、克里斯蒂娜·塔尔伯特–斯莱格尔(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系)和亚当·图兹(原供职于历史系,现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

这些同事都对我多有教益,这也是我现在感到有义务将自己所学付诸文字的另一个原因。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并非是板板正正的论述,更多的是主观观点的描述,且完全不受束于窠臼套路:我的老师们不应为此承担责任,他们为我启蒙,我却信马由缰,逐渐脱离他们的控驭。我所探寻的模式超越了时间、空间和规模,Some readers may worry that I’ve forgotten the Cold War. Not at all — it’s just that I’ve said enough already on that subject. See, most recently, the revised edition of my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and my article on “Grand Strategies in the Cold War,” in Melvyn P.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 sity Press, 2010), vol. 2, pp. 1–21.兴之所至时,我会暂时抛弃上述因素的限制,以达到进行比较或对话的目的。例如,圣奥古斯丁和马基雅维利偶尔会互相交谈,克劳塞维茨和托尔斯泰也会彼此倾诉。我发现,他们个个都是“想象者”,大大助益了我的研究,此外还有维吉尔、莎士比亚和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最后,我常常谈及以赛亚·伯林爵士的观念。Special thanks to Anthony Kronman, the former dean of the Yale Law School,for suggesting the relevance of these to grand strategy.1992—1993年,我在牛津大学访学时与他小有交谊。但愿他乐意被看作一位大战略家。我想,这必能让他会心一笑。

动笔之初,我的经纪人安德鲁·怀利和我的编辑斯科特·莫耶斯比我自己对本书更有信心,再次与他们合作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本书的出版还得益于整个企鹅出版社团队的高效工作,在此要感谢其成员:安·葛多夫、克里斯托弗·理查兹、米娅·康斯尔、马修·博伊德、布鲁斯·吉福兹、德博拉·韦斯·热利纳,以及朱莉安娜·基扬。

我还要特别感谢2017年秋季参加我的“狐狸与刺猬”研讨课程的耶鲁大学学生,他们认真地为这本书的每一章节做了校验,他们是摩根·阿吉亚尔–卢坎德、帕特里克·宾德、罗伯特·布林克曼、亚历山德罗·布拉蒂、迭戈·费尔南德斯–帕格斯、罗伯特·亨德森、斯科特·希克斯、杰克·希尔德、亨利·伊斯曼、因迪亚·琼、德克兰·孔克尔、本·马利特、亚历山大·波得里洛、马歇尔·兰金、尼古拉斯·雷利加、格兰特·理查森、卡特·斯科特、萨拉·西摩、戴维·夏默和贾里德·史密斯。我还得到了几位才华横溢的本科生研究助理的帮助,他们是:库珀·达戈斯蒂诺、马修·劳埃德–托马斯、戴维·麦卡洛三世、坎贝尔·施内布利–斯旺森和纳撒尼尔·泽林斯基。

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和苏必德从一开始就大力支持我们的大战略教学,他们的特别助理,也是我们早期的学生之一特德·威滕斯坦同样给予了大力支持。耶鲁大学国际安全研究和布雷迪–约翰逊项目的各位副主任帮助我们顺利开展工作,他们是威尔·希契科克、特德·布罗蒙德、明良(已故)、杰弗里·曼科夫、瑞安·欧文、阿曼达·贝姆、杰里米·弗里德曼、克里斯托弗·米勒、埃文·威尔逊和伊恩·约翰逊。还要感谢在希尔豪斯大街31号为我们大家服务的员工,他们是利兹·瓦斯塔基斯、凯思琳·加洛、迈克·斯科尼克兹尼和伊戈尔·比留科夫。20年来,我的妻子托妮·多尔夫曼在各个方面都给予我支持和陪伴,她是一位老师、学者、导师、演员、剧作家、戏剧和巴洛克歌剧导演、手稿评论家和文字编辑、美食大厨、夜间治疗师和我一生的挚爱。

我将以下面的寄语致谢两位伟大的项目赞助人,以及一位睿智的协调人:他们的愿景、慷慨,以及永远管用的好建议,不仅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工具,而且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2017年秋,著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