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蔡邦华（1902—1983），我国著名昆虫学家和教育家。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鹿儿岛国立高等农林学校动植物科。1924年回国，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为当时该校最年轻的教授。1927年再度赴日，在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研究蝗虫分类。1928年回国，任浙江省昆虫局高级技师，不久转入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1930年被选派到德国进修，在柏林德意志昆虫研究所和柏林动物博物馆研究昆虫学，并在国立农林生物科学研究院学习昆虫生态学，随后在慕尼黑大学应用昆虫研究所开展实验生态学研究，于1932年底回国，继续在浙江大学任教。次年，转入南京中央农业试验所，从事螟虫生态与防治研究。1937年任浙江省昆虫局局长。1938年，重回浙江大学任教，从1939年起担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直到1952年。1945年被派往中国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并任国立台湾大学农学院首任院长。新中国成立前夕被推任为浙江大学临时校务委员会主任；应邀出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委会，并被推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科学界代表，参加了开国大典。1952年院系调整后，调往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任研究员，兼任副所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1962年动物所与昆虫所合并，蔡邦华任研究员、副所长。

蔡邦华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杭州市人民政府委员，第一、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家科委林业组成员，国务院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农业组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植保农药药械组成员，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昆虫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植保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蔡邦华先生将其毕生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他热爱的昆虫学科教事业，近60年的教学科研生涯中，他在昆虫分类学、昆虫生态学、经济昆虫学等领域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不仅为我国昆虫分类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而且也为我国的昆虫学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蔡邦华先生是我国最早从事昆虫分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把分类学的研究与经济昆虫学的研究紧密结合，研究面广，涉及直翅目、等翅目、半翅目、鞘翅目和鳞翅目等类群，为我国昆虫分类增添了新属、新亚属、新种团、新种和新亚种共达150余个。

蔡邦华先生是我国昆虫生态学奠基人之一，他根据20世纪40年代前后我国最重要的农业害虫是“南螟北蝗”的情况，对螟虫与蝗虫开展了实验和田间生态学研究，深入研究了这些害虫的发生、防治与气候的关系，为创建害虫预测预报和改善防治提供了依据。他发表的《螟虫研究与防治之现状》被教育部指定为农学院参考教本；他发表的《竹蝗与螶螽之猖獗由于不同气候所影响之例证》等多篇论文，被国外蝗虫专家多次引用。

蔡邦华先生也是我国森林昆虫学的开拓者，20世纪50年代初调到中国科学院昆虫所后，他即组建了森林昆虫学研究团队，开创了我国森林昆虫学事业。随着松毛虫的暴发成灾，蔡邦华先生对松毛虫发生规律进行深入研究，于1960年正式提出松毛虫“发生基地”的新概念，并阐明了“生物潜能”的新理念，为松毛虫的综合治理提出了新途径。他主持出版的《中国森林害虫图志》是我国第一本识别森林害虫的图志，为森林保护工作者提供了一本精确的鉴定手册。

蔡邦华先生为我们提供了科学工作者如何不断主动用自己的知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典范。在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内迁贵州湄潭时期，他就地对蚜虫类中倍蚜进行了深入研究，为人工培养五倍子探索了一条途径；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预感到美国白蛾可能入侵我国有关地区，即向农林部门呼吁，应加强对外检疫工作，并提出紧急警示和具体措施；60年代，他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谈谈农林害虫防治途径问题》的提案，呼吁政府有关部门要严格控制使用化学农药，制止环境污染，促进生态平衡。

蔡邦华先生在学术上，坚持发扬民主真理、虚心接受正确意见；在教学上，坚持教书育人，强调学以致用，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有林郁、蒋书楠、杨平澜、萧刚柔、唐觉、吴维均、管致和，还有陈宁生、蔡晓明、黄复生等以及在台湾和海外的汪仲毅、王宗溥和徐道觉、曹景熹等。

蔡邦华先生一生始终遵循强烈爱国心和事业心相结合的奉献精神、求是精神及创新精神相结合的科学态度以及正直为人和真诚待人相结合的为人准则。他的一生体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对伟大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对科技创新和探索及人生事业的执著追求，也应是我们科学研究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蔡邦华先生著作《昆虫分类学》第一版出版时曾引起了业界极大反响，今得以修订再版实属业内幸事，本人能为修订版作序实不敢当，提笔回顾先生生平，以表敬意。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