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西安事变

第一节　西安事变的起因

一　张学良、杨虎城在“剿共”中接连失利

张学良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张学良继承父业，继续统帅奉军。同年底，他不顾日本反对和阻挠，毅然在东北实行“易帜”，将30万奉军改名为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这支实力强大的非蒋嫡系部队，在帮助蒋介石统一中国过程中功勋卓著，因此张学良受到蒋介石的器重，先后被委任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其势力范围也由东北扩展到华北。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几十万东北军几乎没放一枪一炮就撤到关内，致使东三省的大好河山陷入敌手。因失土有责，张受到国人谴责，被讥为“不抵抗将军”。1933年初，日军进犯热河，受张节制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弃城逃跑，日军不战而取承德。热河陷落，全国哗然，张学良再次成为众矢之的。3月9日他被迫辞职，前往欧洲考察。

1934年1月张学良回国时，其初衷本“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不希望参与任何内战”⁽¹⁾。但事与愿违，他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大部分从河北南调，参加对鄂豫皖地区红军的进攻。张到鄂豫皖后，亲临前线，督师作战，鼓动东北军要披甲还乡，首先应“安内，尽心竭力清除匪患”。在进犯湖北长岗岭时，被徐海东指挥的红二十五军歼灭一个团。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在西安设“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统帅陕、甘、宁、青四省军队“围剿”在西北的红军。张学良再次被蒋介石推到“剿共”第一线，担任西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代行蒋的总司令职务。到西北后，他统辖的军队除调到陕甘的近20万东北军部队外，还有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的三万人，宁夏马鸿逵部二万人，青海马步芳部约万余人。驻在甘肃的胡宗南部等中央军则受蒋直接指挥。东北军是西北“剿总”所辖部队的主力，也是张学良能够真正指挥的部队。

1935年9月，张学良部署其所辖部队分三路进攻陕北红军。东北军六十七军王以哲部为中路，由洛川一带向北进攻肤施（今属延安）；杨虎城部十七路军为右路，由韩城、澄县向北进攻；位于陇东庆阳、西峰镇一带的东北军五十七军董英斌部、新组建的骑兵军何柱国部为左路，由西向东进击。9月15日，王以哲率六十七军军部及两个师进驻肤施。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佯攻甘泉，设伏于大小劳山。王以哲见甘泉危急，忙派一一〇师南下驰援。10月1日，红二十五军在劳山伏击南下的东北军，歼灭两个团及师部，该师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范驭洲被红军击毙。王以哲在肤施闻讯，惊恐万状，急令其参谋长用飞机把自己从肤施接回洛川。

张学良率军进入潼关初期，无视红军的实力。在他看来，陕北的红军为数不过几千，又是疲惫之师，用不了多长时间即可将其剿灭干净。他认为，一一〇师在劳山遭伏击是个偶然事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10月，张学良指挥东北军会同陕、甘、宁、晋、绥等省地方军阀武装，对陕甘根据地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10月25日，东北军一〇七师在鄜县（今富县）榆林桥与红十五军团遭遇，经五小时激战，东北军死伤三百余人，被俘一千八百余人（包括团长高福源）。至此，王以哲的六十七军被红军分割在洛川、甘泉、肤施。

东北军一一〇师在劳山被歼灭没有引起张学良注意，这次一〇七师在榆林桥的惨败却使他深受震动。他后来说：“本先，一一〇师曾遭覆灭，何立中阵亡，此则一〇七师又覆灭”，这“两次惨败”，使他心中“倍增痛苦”，认识到红军的“战斗力，不为轻视”⁽²⁾。不久，张学良去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行前，他特意从西安飞到庆阳，当面叮嘱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要谨慎从事，并说因形势有变，部队何时行动，要听他的命令。西北“剿总”妄图乘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合立足未稳之机，未经请示张学良便令在陇东和陕北的东北军夹击红军。11月下旬的直罗镇战役，东北军一〇九师被全歼，师长牛元峰身亡。张学良在南京得知直罗镇战败消息极为愤慨，立即赶回西安，撤了董英斌的职，申斥西北“剿总”代参谋长谢珂。东北军到陕甘“剿共”接连失败，损兵折将的严酷事实，使张学良开始认识到陕北红军人数虽不多，但战斗力不可低估；“剿共”不是东北军的出路，要解国难、报家仇须另觅新路。张学良开始通过多种渠道寻找共产党的关系。

杨虎城出生于陕西蒲城，成年后在家乡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后所部编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于右任等在陕西组建靖国军，杨部被编为靖国军的一个支队。1926年，杨率众五千坚守西安，在粮尽弹绝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与十倍以上的北洋军阀势力苦战八个月，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广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率国民联军南下，西安之围始解。1927年2月，杨虎城被冯玉祥任命为国民联军第十路总司令。5月，杨率部东出潼关，参加北伐，6月初进至郑州、开封。后在与直鲁联军作战中伤亡惨重，遂退往皖北休整。1928年4月，杨一度离开部队，前往日本考察。此后，蒋介石、冯玉祥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杨成为蒋、冯争夺的对象。1928年11月杨归国，其部队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驻山东单县，归山东省主席孙良诚（属冯玉祥系统）指挥，杨就任二十一师师长。1929年4月，蒋、冯关系濒于破裂，冯令杨率部随孙良诚撤往河南，杨拒受冯命，公开倒向蒋介石一边。此后，杨部被蒋改编为新编第十四师，每月拨给经费约10万元。所部由胶东移驻河南，杨兼任南阳守备司令。1929年12月，唐生智联合阎锡山、冯玉祥起兵反蒋。在这场军阀混战中，杨率部进攻唐军驻地驻马店，促使唐军溃败，从而帮助蒋挽回危局。杨因此受到蒋的明令嘉奖，其十四师番号被改编为第十七师，杨升任第七军军长兼第十七师师长。后来在1930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中，杨仍站在蒋介石一边，率部攻击冯军，经豫西挺入陕西，于同年11月攻占了冯经营多年的西安。中原大战前，杨部已扩编为第十七路军，杨任总指挥。中原大战期间，经蒋批准，杨部扩充了两个师的兵力。由于杨虎城在两次新军阀混战中助蒋有功，1930年12月被南京政府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不久又被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成为西北地区地方实力派的首领。

红二十五军在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领下从鄂豫皖地区开始西征，1934年末到达陕南。1935年1月下旬，杨虎城在蒋介石命令下，指挥四个旅另一个团的兵力，对红二十五军进行第一次“围剿”。红军采用运动战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术，先在蔡玉窑、文公岭歼杨部三个营，后又在葛牌镇全歼杨部警备三旅。同年5月，杨虎城又指挥三十一个团的兵力对红二十五军发动第二次“围剿”。红军实行诱敌深入、先疲后打方针，7月2日又在袁家沟口全歼杨部警备一旅。至此，杨多年苦心经营的直属部队几乎全被歼灭，还有两个旅长被杀，一个旅长负伤。这对杨虎城是一个沉重打击。

二　中共与张学良共求联合抗日

正当张学良“剿共”接连失利，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出路、多方寻找共产党关系时，中共开始争取他联合抗日。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把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放在争取张、杨身上。瓦窑堡会议结束不久，毛泽东即致电彭德怀，请他派伍修权将瓦窑堡会议决议送给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使其了解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中共争取东北军的工作，是从争取高福源取得突破的。不久前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辽宁海城人，曾在北京汇文中学读书，1921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1923年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翌年毕业后入东北军，曾任连长、参谋、少校团附、上校团长等职，颇受王以哲赏识。他有强烈的抗日要求，深受张学良的信任。高被红军俘虏后先被扣押在瓦窑堡，后被送到前线，彭德怀和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周桓（东北人）多次找他谈话，向他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解释“八一宣言”的精神。高福源表示愿意为沟通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系，促进两军合作抗日而效力。当时红军正围攻甘泉，久攻不下。经彭德怀同意，高福源在周桓陪同下，去甘泉做东北军守军总指挥、一〇七师参谋长刘翰东的工作。高用自己在红军中的见闻向刘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共产党是爱国爱民的军队，指出东北军只有联共抗日才有出路。后来彭德怀又派周桓去进一步向刘翰东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红军与东北军一〇七师的关系前进了一步。

1936年1月，高福源向彭德怀提出，他愿回东北军去说服张学良、王以哲与红军合作抗日。他说，张学良强烈要求抗日打回老家去，只要张能够了解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能够放弃反共政策，与红军合作抗日的。彭德怀同意高的要求，第二天派骑兵护送他到东北军王以哲所部六十七军防线边，并赠路费二百元。

高福源在洛川先见到王以哲，向他介绍了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和自己在苏区的见闻。王以哲当时正奉张学良命寻找共产党的关系，急忙将此事电告在西安的张学良。张原以为高被俘后早已被杀，收到王的电报便立刻赶到洛川。高见到张学良，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把自己在红军中的感受和盘托出，希望张停止剿共，与红军联合抗日。张学良听完高的肺腑之言，即让高赶快回去，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来，以便正式商谈。

高福源1月16日从洛川乘飞机到甘泉，再骑马到红军前方总部，向周桓报告了张学良请红军派代表前去会谈的要求。经彭德怀与中共中央电报磋商，决定派中共中央社会局长李克农去洛川与张学良、王以哲见面。李克农17日到洛川，当晚与王以哲会谈，气氛融洽，“内容不多，但意较诚”⁽³⁾。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实行的还是“抗日反蒋”方针。所以，1月20日毛泽东指示李克农在与张学良会谈时：“（甲）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乙）向彼提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是很危险的”；“（丙）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⁴⁾。

1月21日晚间，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3个小时。张透露说，国民党内同情国防政府主张的不乏其人，并表示红军如真有诚意，他愿去做于学忠、蒋介石的工作，劝蒋放弃一党专政。如有成效，两周后在延安或洛川与彭德怀见面。张还表示，由于东北军所处环境，目前只能暗中与红军联系，以原防划作疆界，并在可能范围内恢复经济通商。

1月25日，中共方面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名义发表《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东北军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是愿意打日本帝国主义的”⁽⁵⁾。针对张学良反日不反蒋的态度，书中揭露蒋介石对日不抵抗，对东北军歧视压迫，并强调指出：打红军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绝路；抗日反蒋才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

经高福源从中斡旋，张学良与李克农决定举行第二次洛川会议。2月25日，李克农在高福源陪同下到达洛川，同来的还有中华苏维埃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以及负责电台工作的戴镜元。他们受到王以哲及其参谋长赵镇藩的热情欢迎与款待。张学良因26日要去南京，电嘱王以哲与李先谈些具体问题，重要问题待他回来后再谈。从2月26日至28日，李克农与王以哲、赵镇藩磋商红军与东北军六十七军之间合作抗日问题，达成口头协定，主要内容是：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的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延安、甘泉城内六十七军人员所需粮草，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给予便利；双方给予对方采购人员以保护⁽⁶⁾。2月28日李克农将上述协定电告瓦窑堡，当晚中共中央即复电表示同意。双方商定此协定从3月5日起生效。

张学良3月3日从南京回到西安，第二天便赶到洛川，与李克农会谈。会谈内容围绕张学良提出的几个问题展开：

如何对待蒋介石。李克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和中央及军委给他的“训令”，强调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专打内战，不抗日，还残酷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东三省已拱手送给日本，华北也岌岌可危，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包括他。张学良不同意这一主张。他认为，要抗日，不争取蒋介石参加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蒋掌握着国家的政权、军权、财权，实力雄厚，而且蒋本人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只是主张先“安内”后“攘外”。对这个问题，张和李谁也没有说服谁。李向张表示，可向中共中央反映他的意见。

关于对抗日战争的看法。李说，抗日主要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也要争取国际援助；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发动全国人民一致对敌，这个力量是巨大的，是不可战胜的；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持久的，投降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中国地广人众，有利于长期抗敌，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张学良同意李克农的这些看法。

关于红军行动方向。当时红军东征，进入山西作战。张提出，红军为抗日不应走山西，而应走宁、绥。因为宁夏接近绥远前线，又靠近苏联，阻力小，进展会比较容易；如走山西，定会遇到阎锡山、蒋介石的阻遏，恐难顺利行进。李说明了出山西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政治影响大，有利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在这次会谈中，张提出请中共方面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来与他会谈，地点在肤施（延安），时间由中共方面定。张还请中共方面派一名代表常驻西安，他给以掩护。双方同意共同派代表去苏联谋求援助。

张学良从洛川回到西安，收到李杜从上海发来的电报，让他派人去上海接“要找的朋友”。原来张学良1935年11月在南京参加完国民党五全大会曾去上海，秘密会见了因“新生事件”而获罪的东北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张、杜是老朋友，“九一八”前就熟悉。这次见面，张向杜倾诉了自己因“剿共”接连失利的苦闷，杜则劝张放弃“剿共”，走西北大联合道路，即联合共产党、杨虎城和新疆的盛世才，争取苏联援助，共同抗日。张在上海还会见了原东北军将领李杜。李率义勇军在东北抗日失败后退往苏联，与共产国际发生了关系，回国后仍保持联系。张向李表示愿在西北联合红军抗日，希望李帮助他沟通与苏联和中共的关系。李接受张的委托，表示找到共产党关系后设法通知他。李杜后来找到刘鼎，便给张学良拍电报。张接到李杜来电后，派他的高级参议赵毅到上海，3月下旬把刘鼎接来西安。

刘鼎，原名阙尊民，四川南溪人，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留学德国期间经孙炳文、朱德介绍转为共产党员，回国后曾在上海中央军委机关工作，1933年到浙赣皖苏区工作。1935年该苏区失败，5月被俘，10月从九江俘虏营逃往上海，化名周叔，住在英籍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家中养病，寻找党组织，其间因一偶然事件，曾到宋庆龄住所躲避三天。

当宋庆龄得知张学良拟联共抗日而寻找共产党的关系时，便向刚刚从陕北归来的董健吾推荐刘鼎。经董动员，刘鼎答应去西安见张，以便借机前往陕北找中共中央。刘到西安第二天会见张学良，张向刘提出三个尖锐问题：一是他与日本有杀父之仇，抗日救亡决不后人，可是共产党为什么骂他是“不抵抗将军”？二是中东路事件，苏军把东北军打得很惨，为什么骂他勾结日本反苏反共？三是红军在陕北，为什么打东北军打得那么厉害，使东北军遭受了那么大的损失？刘鼎回答的要旨是：张作为东北军统帅，守土有责，“九一八”时执行不抵抗政策，几十万东北军退往关内，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东三省，当然要受到全国人民唾骂，共产党同全国人民一样，不能不表示态度；东北军在蒋、日唆使下，撕毁中东路共管协议，侵入苏联国土，苏联被迫还击，这是正当自卫。东北当局允许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扩张势力，对有条约的中东路管理却采取片面选择，事实上是亲日反苏，苏联对张的指责也绝非无中生有；东北军为蒋打内战，在鄂豫皖和陕北使红军受到很大损失。红军是人民支持的新式军队，战无不胜，蒋介石的百万军队对红军都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蒋驱使东北军剿共是借刀杀人计，企图借此消灭东北军。现在国难当头，打回老家去是东北父老、全国人民对张将军最大、最适合的愿望。东北军最好是联共抗日，既可摆脱蒋消灭异己的阴谋，又可洗掉“不抵抗”罪名。将来抗日胜利，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名垂史册，并占首页⁽⁷⁾。张听完刘讲话后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就是我的朋友，住在我这里，我有许多话慢慢和你说。于是，刘鼎就随张学良一起飞往洛川。

张这次去洛川，名为督师“剿共”，实际是等候与周恩来会谈。他在洛川的十来天里，天天同刘促膝交谈。张把在洛川会见李克农与邀请周恩来的事告诉了刘，并说准备同刘一起去会见周恩来。张问刘：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跋涉，为什么还有那么强的战斗力，击败了东北军？他想了解红军的制胜之道。刘鼎曾在苏区工作过，便从红军的成分，红军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官兵一致、军民团结，特别是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等方面说明红军具有战无不胜的力量。张还问刘：知识分子和工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团结革命，这容易理解，可农民有的连字都不认识，怎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矢志革命呢？刘回答说：共产党和红军以共产主义理想和当前民族民主革命相结合教育农民，这是红军有别于任何旧军队、克敌制胜的根本之道。他建议张对东北军也可以用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作为团结教育的中心。张学良、刘鼎在洛川的长谈，使张对中共有了更确切的了解，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认识，加强了他与中共合作抗日的信心和决心，这就为即将举行的肤施会谈做了重要准备。

张学良、周恩来的肤施会谈，1936年4月9日晚8时开始，翌日晨4时结束。参加这次会谈的有张学良、王以哲、刘鼎、周恩来、李克农。会议内容，据周恩来在会谈结束后4月10日、11日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和刘鼎后来的回忆，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首先表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完全同意”。对“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他认为要抗日只有此条路，他愿酝酿此事”，对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研究后愿提出意见”。他承认红军真心抗日，认为“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可是他又说：“他在未公开抗日之先（前），不能不受蒋令进驻苏区”。对中共提出的“全国主力红军集中河北”，“他完全赞同”，但认为阎锡山的防卫力量很强，红军在晋“恐难立足”。他主张红军“最好向绥远解决德王”⁽⁸⁾，再向东去察哈尔。其理由是：宁、绥人粮较多，红军解决给养方便；绥远靠近外蒙，便于接受苏联援助；红军让出陕北一些县城，他好向蒋介石交账。周恩来认真听取了张的意见，认为他讲的有道理，但表示要和毛泽东主席商量。

当时因红军东征进展顺利，周恩来对张学良说：“红军在山西站得住脚。”周进一步解释说：红军“兵出华北”，会“推动全国友军和群众”一起抗日，“华北大规模抗日战争一起，红军愿担任左路”⁽⁹⁾。张学良接着说：“如红军坚决出山西向东，我可以通知驻河北的万福麟部的四个师和红军联络。”⁽¹⁰⁾他还向周介绍了阎锡山的一些情况，答应两三星期后他去太原和阎联络。周恩来说红二、四方面军要北上抗日，张表示欢迎，并说驻陕甘的东北军可以让路，如需经过中央军的防地，他可去斡旋。

（2）抗日救国的道路。张学良认为国民党已完了，目下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共产党的道路，另一条是法西斯的道路。张1933年游历意大利时，对那里兴起的法西斯主义颇感兴趣，认为它可以救中国。后来经杜重远、杨虎城、李克农、刘鼎等人分析说明后，他有所动摇，但未彻底抛弃法西斯主义。周恩来解答说：“法西斯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把资产阶级的一点形式上的民主都抛弃了。抗日要取得胜利，必须要依靠广大群众。要发动群众必须实行民主，中国的法西斯道路只能是投降日本，处理中国问题理应抗日联共。”⁽¹¹⁾

（3）联蒋抗日。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果不包括蒋，蒋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不好办。他还说，在国民党要人中，他只佩服蒋介石，蒋有民族情绪，在国民党中领导力最强，据他回国后两年来的接触与观察，蒋可能抗日。他也承认，蒋之左右有不少亲日派，因之蒋下不了抗日决心。他向周介绍了南京各派对抗日的态度。他认为“蒋部下确有变化，蒋现在歧路上”，错在“攘外必先安内”，把这个错误扭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说，共产党从外面逼，他从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把蒋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张学良还表示：蒋如确降日，他决离开蒋，他现在反蒋做不到⁽¹²⁾。

周恩来解释说，中共主张反蒋抗日，是因为蒋是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头子，视人民为仇敌，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镇压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对张学良的意见，周恩来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待认真考虑后再作答复。

（4）联合苏联。张学良希望在抗日战争中能得到苏联援助。他问周恩来：“苏联是否真心援助中国？”周恩来回答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中国是真心诚意。它这么做，既利己又利中国。”⁽¹³⁾双方商定，共同派代表去莫斯科谋求援助，办法是由张派人从欧洲前去，中共派人经新疆前往，并由张先与新疆盛世才联系。

（5）停战、通商。张学良表示“不愿打红军”，但蒋介石来电斥责他，说他对红军东征是“隔岸观火”，命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途北进。张学良、周恩来商定：“红军在关中积极活动，在韩城、澄县牵制杨部”⁽¹⁴⁾；派红军陈先瑞部去陕南，向蓝田、鄠县活动，威胁西安，使东北军有借口不北进。

关于通商问题，商定红军可在东北军防地内设店购买普通货物；红军所需无线电通讯器材和医疗器械、药品，由东北军代购；东北军向红军赠送一些弹药；双方派得力人员保障交通畅通。

张学良还要求红军派“有政治头脑及色彩不浓的人”⁽¹⁵⁾作为代表常驻西安，以便联络。

会谈结束时，张学良向周恩来赠送一本中国大地图，说“共同保卫中国”，并赠私款二万银元，后又赠法币20万元，作为红军的抗日经费。双方对会谈结果都表示满意。张说他这次结交了最好的朋友，周先生说话有情有理。他认为国内今后将走向太平，一切可向抗日迈进了。周后来说张学良是一位爽朗、有决心、有勇气的人，真出乎预料。周恩来4月12日回到瓦窑堡，第二天即向中共中央报告延安之行，中共中央对会谈结果也很满意，决定派刘鼎作为中共代表常驻西安，继续与张学良联系。

三　中共争取杨虎城联合抗日

杨虎城很早就与共产党发生了关系。1922年他驻军陕北榆林时，通过杜斌丞介绍，结识了陕西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魏野畴。魏从思想上对杨帮助很大，以后他们长期保持联系，魏曾长期在杨的部队中任职。后来共产党人南汉宸也来到杨的部队。1927年“四一二”后，杨虎城部队中的共产党员曾达二百余人。以这些党员为基础，组建了隶属于中共河南省委的中共皖北特委（当时杨的部队驻安徽太和），负责人是魏野畴、南汉宸、蒋听松。在中原大战中，杨奉蒋介石命率部返回陕西，被南京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杨则委任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代其主持省政府的各项工作。1933年，蒋介石对杨多方施加压力，要求撤换南汉宸，南才离开杨的部队。此前，杨部第三十八军驻防陕南时，曾与在川北的红四方面军秘密签订了互不侵犯协议。

中共“八一宣言”发表后，白区党组织开始派人做杨虎城的工作，争取他与刚刚结束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联合抗日。1935年11月初，申伯纯受中共北方局南汉宸的委托前往南京，会见在那里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的杨虎城，向他传达“八一宣言”的内容，并且说：“汉宸因为十分关心你和十七路军目前的困难处境，所以托我来向你说明中共和红军的主张，他并且愿意沟通红军和十七路军的关系。如果你愿意的话，将来双方可以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我这次来看你，主要是为了这件事。”⁽¹⁶⁾当时的杨虎城，既因自己不久前在陕南“剿共”失利、损兵折将而苦闷，更因在南京期间耳闻目睹蒋介石统治集团不顾民族安危而争权夺利从而对国民党失掉信心。他听申伯纯转达南汉宸的话后，认为南谈的问题很好，他也正想找中共的关系。杨告诉申伯纯，江西的红军经过长征已到达陕北，今后西北的形势将是严重的，必须有一个彻底的办法。可是他又认为，南汉宸讲的是一些原则，具体办法没有讲。杨嘱申赶快回天津找南汉宸，问清具体办法后再到西安找他面谈。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毛泽东就派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去西安直接做杨虎城的工作，争取十七路军与红军联合抗日。1935年11月的一天，毛泽东找汪锋详细了解杨虎城的情况后，要他作为红军代表去西安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并叮嘱他与杨谈判一定不要破裂，要谈和；对杨要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要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不愉快的事情。

汪锋到西安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杨虎城在新城秘密会见他，向他提出三个问题：一、十七路军中许多人认为红军不讲信用，孙蔚如部驻汉中时与红四方面军订有协议，红四方面军无故攻击汉中地区；二、十七路军警备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但红二十五军在陕南柞水九间房设伏袭击，并把张汉民杀害了；三、主力红军北上抗日，提出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好，但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此，汪锋作了详细回答。

关于第一个问题，汪锋说：孙部驻汉中两年，没有发生大的摩擦，孙部兵员有了很大发展，这说明红四方面军是信守了协议的。后来，在天水地区的中央军胡宗南部极力向南伸张势力，一度到达川西嘉陵江西岸一带，阻挠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为胜利完成与中央红军会师任务，不得不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即明攻汉中，威胁天水。红军向汉中进攻时，胡部以为我攻天水，撤回了驻川西的部队，使红四方面军得以安全渡过嘉陵江，与中央红军会师。汪还解释说，汉中是个盆地，红四方面军如决心消灭孙部，可依靠川北苏区从东、南、西三路出击，合围南郑，使汉中腹背受敌，不是更易得手吗？何必单从西路进攻呢。这也说明红军攻击汉中，是调动胡部的手段，不是以歼灭孙部为目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汪锋说：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长征到达陕南，本想休整，可是十七路军柳彦旅天天尾追，逼得红军被迫还击，刚在山阳击败柳旅，警备旅张汉民部又接踵而至，尾随红军比柳旅还近。红军误认该部寻机攻击，遂在九间房接火战斗，将张俘获。由于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突围后与上级失掉联系，不了解张汉民的共产党员身份，因此误杀了他。这首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损失。现在中共中央已确认张汉民为革命烈士。

关于第三个问题，汪锋回答说：我党在“八一宣言”中有明确说明，毛泽东主席给杨先生写了信，想必杨先生是清楚的。我们认为西北军和东北军都是要求抗日的，我们的态度是帮助其发展壮大，防止损失，因为这是抗日力量的发展，反动卖国势力的削弱。

此时的杨虎城正急欲寻找共产党的关系，由于他是初次见到汪锋，未敢贸然与他商谈这类重大而机密的问题。就在汪锋滞留西安期间，杨派人去天津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中共北方局派曾在十七路军工作过的王世英前往西安与杨商谈联合抗日问题。王到西安主要是希望杨“与红军秘密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保存自己实力，加紧充实自己，训练自己”；“与红军保持友谊关系，与其他反蒋派联络，发动抗日反蒋战争”。杨虎城向王世英讲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并谈了他对国内各方面的态度：“联络东北军中上层将领要求南京抗日，先由合法运动，再变成不合法运动”；对中共和红军“维持原防互不侵犯”，“交通运输上在可能范围内可以帮忙”；他要求中共“不哗变他的部队”，并希望红军与陕北的井岳秀部保持“与他同样关系”⁽¹⁷⁾。

王世英同意杨的意见，表示即去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经杨虎城安排，王世英与汪锋一同去苏区，到瓦窑堡后，王又应召去晋西石楼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报告几年来白区的工作和开辟十七路军统战工作的情况。关于与十七路军联合抗日问题，中央同意王世英与杨虎城初步商定的四项原则：

（1）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2）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

（3）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

（4）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由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¹⁸⁾。

王世英离开陕北后，于4月底到达西安，杨虎城此时驻节韩城。王又专程去韩城见杨，向他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杨完全同意，并很快建立起三个交通站。

在王世英再次到达西安前后，王炳南也衔命从国外归来，做杨虎城的工作。王炳南的父亲王宝珊曾任十七路军高级参议，是杨虎城的挚友。1929年杨资助王炳南出国留学，先在日本，后转至德国。王1925年加入青年团，不久转为共产党员。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36年4月派王炳南回国，争取说服杨虎城同意与红军联合抗日，双方签订互不侵犯协定。王炳南到西安后，向杨坦率地讲明自己回国的使命，并分析了欧洲和整个国际的形势。当时杨虎城和张学良都有意与国际建立关系，取得国际的援助。杨向王表示他愿同红军联合抗日，事实上他已同陕北红军打通了关系，有了来往。王炳南就把争取杨虎城的情况用暗号致电巴黎《救国时报》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随后到上海会见杜重远，杜又介绍他回西安与张学良会面，王炳南与张学良也谈得很投契。杨虎城邀请王炳南帮助他做十七路军官兵的抗日教育工作，但王突然患病，直至西安事变爆发后才正式参加工作。

1936年8月，中共中央任命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前往西安，专门做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工作。张文彬8月26日到达西安后，先与杨的机要秘书王菊人以及崔孟博会晤，9月6日晚又与杨虎城密谈，双方达成了取消敌对行动、杨约束民团、取消经济封锁、设立交通站和电台等协议。会谈后，张文彬即常驻西安，与杨虎城继续保持联系。

四　蒋介石逼迫张、杨继续“剿共”

张学良、杨虎城的联共抗日活动，蒋介石早就得到国民党特务的密报。对张、杨违抗“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的行为，蒋是根本不能容许的；可是由于两广地方实力派发动“六一”事变，出兵湘南，与南京形成武装对峙局面，1936年夏秋季节，蒋不得不集中力量对付两广，一时无暇顾及西北。当蒋解决了两广事变，消除了后顾之忧后，立即把目光转向西北。

广西问题刚刚解决，蒋介石就于10月22日来到西安。尽管当时华北的局势岌岌可危，日军已大量增兵华北，并正在唆使和支持蒙伪军进犯绥远，蒋介石仍逼迫张、杨继续进行“剿共”内战。他在下榻的临潼华清池分别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宣布继续“剿共”的计划。张学良性格豪爽，明确表示反对继续“剿共”，向蒋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并说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东北军全军的主张。杨虎城性格深沉，只是委婉地说他个人服从命令没问题，但下面官兵的“剿共”士气低落，抗日热情高涨。蒋向张、杨表示他的“剿共”计划不变。

10月27日，蒋介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对五六百名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军官们说，我们革命军人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是不革命”。国家对这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¹⁹⁾。

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岁生日。10月29日，蒋由西安前往洛阳，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名为“避寿”，实则调兵遣将，部署新的“剿共”内战。几个月前被调到两湖地区对付两广事变的那些蒋的嫡系部队，如今又奉令北返，三十来个师集结在平汉铁路的汉口至郑州段和陇海铁路的郑州至灵宝段，随时可开往陕甘；而万耀煌所部第十三师则将开往陕西咸阳。蒋还决定，如张、杨不服从他的“剿共”命令，就把东北军、十七路军调离陕甘，让他的嫡系部队前来担任“剿共”任务，由原福建绥靖主任蒋鼎文任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朱绍良、陈继承也被任命为一个方面的总指挥。

蒋在洛阳期间，张学良曾两次前往诤谏。第一次是与阎锡山结伴同去，二人向蒋祝寿后，劝蒋停止内战，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遭到蒋的严词拒绝和斥责痛骂。蒋在洛阳阅兵后在礼堂训话，张学良在台下听讲，蒋除大骂共产党是大汉奸外，还痛斥“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张“聆听之下，如凉水浇头”，“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²⁰⁾。

绥远抗战爆发后，张学良于11月27日给蒋写了一份“请缨抗敌书”，要求率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开赴绥远抗击日本侵略，又遭到蒋介石拒绝。

为部署新的“剿共”内战，蒋介石于12月4日从洛阳再次来到西安。此时，蒋的高级军事将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朱绍良等也陆续来到西安。蒋到西安后，开始实施他的“剿共”计划。由于张、杨向蒋反映广大官兵积极要求抗日，“剿共”士气低落，他这次来西安后便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师旅长以上军官一个一个地召到他的住地华清池训话，要求这些军官带领部队积极参加“剿共”。他还对东北军军官们许诺，他一定带领大家抵御外侮，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但首先必须服从他的“剿共”命令。他向张、杨提出两个办法供他们选择。第一个办法，服从“剿共”命令，把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往陕甘前线，进剿红军；第二个办法，张、杨如不愿剿共，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把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剿共。显然，这两种办法，张、杨都不能接受。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深得人心，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局面已经形成的条件下，蒋介石逼迫张、杨继续“剿共”，这成了引发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诚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²¹⁾

五　营救“七君子”

国民党非法逮捕救国领袖，摧残救国运动的行径，引起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的极大不满，强烈要求无条件释放沈钧儒等人，从而加速了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进程。

张学良同情和支持上海救国运动。这一运动也给予了他以新的鼓舞力量，加强了他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决心。1935年10月末到12月中旬，张学良到南京先后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随后他到上海漕河泾监狱去探视他素所尊重的老友杜重远，表示亲切的慰问。张学良和杜重远在谈话期间，杜向他介绍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人从事抗日救国运动的情况，并劝告张一定要看清民族危亡的严重局势，一举改变过去执行蒋介石的“剿共”内战政策的错误做法；认为日寇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气节，但是只要万众一心，中国还是有前途的。张学良在谈话中十分欣赏杜重远的看法，精神很振奋，并表示他目前正在研究时局和抗日问题，不会辜负老友的期望⁽²²⁾。1936年春，杜重远因病转到上海虹桥疗养院，2月间张学良到南京开会，随后又去上海虹桥疗养院探视杜重远，并继续密谈抗日救国问题⁽²³⁾。

1936年7月，张学良去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住在首都饭店。其时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代表救国会到南京向二中全会请愿，借机前往饭店会晤了张学良，“畅谈当时各地救国运动风起云涌的一派大好形势”；并商讨“组织联合战线，抗日救国诸问题”。张同他们进行亲切的谈话，并答应给予救国会以经济上的援助⁽²⁴⁾。

张学良后来自己回忆说：“在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1）友朋之讽劝，如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²⁵⁾“沈钧儒、王造时等则云：良同蒋公密切之关系，以及今日之地位与过去之历史，应破釜沉舟，向蒋公谏陈，当无不听纳之理，他人不敢言者，以良当言之。”⁽²⁶⁾

1936年，杨虎城去上海医治牙病并检查心脏，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与杜重远经常见面，“商讨抗日救国大策”⁽²⁷⁾，并通过杜的介绍，和沈钧儒等人多次见面，了解情况。杨虎城和杜重远的这一段相处，在沟通张学良、杨虎城关系与促进进一步合作方面起了不少作用⁽²⁸⁾。

沈钧儒等七人被捕事件，给张学良以极大的刺激，决心为营救他们出狱而不惜一切努力。11月底，张学良派其亲信秘书应德田去上海公安局慰问“七君子”。应带了两箱桔子，化名“乔所钦”，见到沈钧儒等时转告说：“张学良反对内战，联共抗日的决心已定”⁽²⁹⁾，希望他们不要灰心丧气。与此同时，杨虎城的秘书，新从德国回国的救国会成员、共产党员王炳南也去看望沈钧儒等人，并对他们说：“不要紧，过不了多久，就有新的大事情发生。”⁽³⁰⁾暗示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

12月3日，张学良只身自驾军用飞机飞往洛阳面见正在那里部署“剿共”内战的蒋介石，央请他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释放沈钧儒等爱国领袖。稍后他在一次大会上说：“上海各救国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沈钧儒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著名教授，他所犯的罪，只好说像他自己所说的‘爱国未遂罪’！”⁽³¹⁾“他（指蒋介石）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没有带，乘军用机飞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大熟。而我所以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介石拒不接受张学良的请求。张学良见蒋介石如此固执不听劝谏，忍无可忍，便说：“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却回答：“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³²⁾张学良几次面诤“苦谏”无效，感到十分沮丧愤懑，加上12月9日西安学生万余人冒着凛冽刺骨的寒风游行请愿，要求抗日，情绪异常热烈，给张以很大的触动，迫使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心实行兵谏。事后张学良陈诉说：“我曾将我们的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告过委员长。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人，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之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³³⁾援救沈钧儒等爱国领袖，保护救国运动，实为引发西安事变的原因之一。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十周年和二十周年纪念会上都说：“经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全国救亡运动，七君子之狱，尤其是中国人民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转向东渡黄河抗日，全国抗日高潮，必然要走向抗战，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已无可阻止。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³⁴⁾“东北、西北军受广大人民和共产党的影响要求抗日，西安学生请愿、七君子事起，最后逼出西安事。”⁽³⁵⁾事变爆发后，张、杨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其中之一，即为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之爱国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