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安事变的爆发
一 诤谏失败
张学良和杨虎城与蒋介石在政见上的分歧日益加剧,到1936年末已形成尖锐对立:蒋介石仍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张、杨则主张立即停止“剿共”内战,一致抗日。张、杨(主要是张学良)为促使蒋介石放弃误国政策,改弦更张,一再向蒋进谏,结果却屡遭蒋的拒绝、痛斥。为做到仁至义尽,在蒋介石向张学良、杨虎城宣布如不服从其“剿共”命令就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别调到福建、安徽后,张仍于12月7日晚去临潼华清池向蒋慷慨陈词,大意是:
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由占领东北进而控制冀察,今又进窥绥远。对日本这种永无止境的侵略野心,如不加以遏制和反击,定将招致整个国土沦入敌手,到那时我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而无以自解。
共产党已一再声明愿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我们有什么理由拒不接纳?共产党不仅主张抗日,同时还拥戴你为最高领袖,你将成为全民族的伟大英雄。
我们应该认识到,内战的结果,不论谁胜谁败,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消耗,致使亲者痛仇者快,在客观上是帮助了民族的敌人。
我个人和东北军始终站在你这一边。过去,无论风风雨雨,我们都支持了你,甚至代你受过。今天,我的态度依然如故。
张学良还说,如今抗日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仅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要求抗日,黄埔系青年将领中也有主张抗日不打内战的。张学良恳请蒋介石认清形势,改变政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36)。
张学良的肺腑之言被蒋介石斥责为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欺骗和麻痹。蒋对张说,即使“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37)!
杨虎城在张学良劝说下,8日上午也去华清池向蒋进谏。杨说:“看国内形势,不抗日,国家是没有出路的,人心是趋向于抗日的。对红军的事,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对红军用兵。”蒋措词严厉地说:“我有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心用兵,红军现在已成为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蒋命令杨虎城要“放手撤换”十七路军中“不主张剿共而主张抗日的军官”(38)。杨见蒋的态度确已无法挽回,便返回西安城。
张、杨见“苦谏”已彻底失败,才商定对蒋采取“兵谏”行动。张对杨说:“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张、杨表示:“为了抗日救国,牺牲这两个团体(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值得。”(39)
西安各校学生在12月9日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请愿活动,以推动国民党当局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走上团结抗日道路。这天黎明,西师、西安高中、二中、女中、女师、东北大学工学院等校学生纷纷打着旗帜,走出校门,去南院门广场集结,准备在那里召开纪念大会。东北竞存小学的二百多名学生在校长车向忱和教师带领下,途经民立中学门前时,见警察将该校团团围住,不许学生出来,于是便高呼“欢迎警察参加抗日请愿”,“阻止爱国运动的人就是汉奸”等口号。民立中学的学生在竞存小学学生的声援下,向校门猛冲。警察竟向竞存小学队伍开枪,一名小学生身负重伤。民立中学学生不畏强暴,冲出校门,与竞存小学的队伍汇合一起,直奔南院门广场。会场上的广大学生得知警察开枪打伤竞存小学学生的消息,群情更加愤激,齐声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惩办枪杀学生的凶手!”等口号。纪念大会宣读了《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宣言》,主张“全民族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信仰、不分性别,大家手携手、心印心地立即奋起抗敌”,呼吁国民党“当局当机立断,即日动员全国兵力,收复失地。一面先遣现驻西北边疆的要打回老家去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组织援绥联军,星夜北上驰援;一面即令前方停止剿共军事,遂即商讨联合抗日大计”(40)。
学生游行队伍先到西北“剿总”请愿,张学良派参谋长答话,群众满意。学生到陕西省政府和绥靖公署请愿时,都没得到满意答复。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在被迫接见学生代表时说学生应该专心读书,不应干预国事,也不应谈救国之事。愤怒的学生决定去华清池直接向蒋介石请愿,要求他停止内战,共同战日。邵力子急令杨虎城关闭城门,阻止学生出城。由于杨虎城派去守门的士兵同情学生的爱国行动,没加阻拦,学生便自己打开城门冲出城外,冲破国民党宪兵的堵截,直奔火车站,想乘火车前往临潼。由于站长、司机早已跑光,学生只好徒步进发。
蒋介石得知学生请愿队伍前来临潼的消息,他一面遣人前去劝阻,并派宪兵到灞桥以武力堵截;同时急令张学良派兵制止,甚至说如果学生不听,可采取武力行动。张学良深知学生如去临潼定会发生更大的流血事件,便急忙乘车前往劝阻。在十里铺,他追上了学生队伍。他说:现在天色已晚,路程尚远,临潼又无餐宿之地,大家太辛苦了。你们不如把请愿书交给我,我替你们代交蒋委员长。学生说蒋是全国党政军的最高主宰,一定得让他亲口答应我们的要求才成。张又说:你们的爱国志愿,我不阻拦,可是你们此去必定触怒最高当局。我为爱护你们起见,不忍见你们去流血牺牲。学生们则同声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愿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学生们满腔的爱国激情深深触动了张学良,他激动地对学生说:“我同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还急迫。你们现在回去吧!你们的要求,在一星期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的!”(41)张学良的肺腑之言使学生们动容落泪,张学良本人也掩面而泣。时已黄昏,学生们才返回西安。
当晚,张学良去华清池向蒋介石转达学生的请愿要求,再次遭到蒋的拒绝和斥责。蒋质问张说:“你到底是代表学生,还是代表我呢!”(42)
这个事件对张学良刺激很大,成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导火线。事变后第二天,张学良在向其部属解释发动事变的原因时,讲到西安学生的“一二九”事件,他说:“对学生运动,我实在是尽力排解,假如不是蒋委员长饬令警察开枪,武力弹压,使群情愤激,我想学生决不至于坚持到临潼去。学生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竟公开说明是他叫警察开枪,假如学生再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了。”(43)于是他们断然决定对蒋实行“兵谏”,用武力迫使蒋改弦更张。
二 临潼兵谏
张学良、杨虎城12月9日确定采取“兵谏”行动后,谨慎行事,只向他们最信赖的极个别高级将领透露,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做了一些准备。他们做了分工:东北军负责在临潼扣押蒋介石;十七路军负责解除西安城内蒋系军警的武装和扣押住在城内西京招待所的南京军政要员。
华清池位于临潼县城南,骊山北麓,距西安城25公里。华清池分内外两院,外边的第一道门由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把守;第二道门由蒋的卫队把守。蒋介石住在内院的五间厅,与他一起住在内院的有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组长蒋孝先及十多名秘书、参谋人员。在华清池外禹王庙里驻有中央宪兵一个排,附近的临潼火车站也驻有一排蒋系武装。
临潼一带的驻军是东北军第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东北军卫队一营除负责把守华清池第一道门外,还担任华清池至灞桥间的警卫巡逻任务。
张学良对临潼兵谏做了周密部署。12月9日,张指定刘多荃担任扣蒋战斗的总指挥,确定第一〇五师第一旅的一、三团负责外线包围华清池,以防止蒋介石逃跑。具体分工是:驻临潼的第三团负责包围华清池的南面和东南,驻在西安城南的第一团负责包围华清池的西面和北面,外线部队共有五千多人。第一旅旅长高福源因外出执行任务,张临时抽调六十七军的周福成(一二九师师长)前来担任外线指挥官。张学良指派的内线部队是:孙铭九率领的卫队二营,令他们前往临潼捉蒋,同时命王玉瓒率领在华清池执勤的卫队一营协同卫队二营执行兵谏任务。张学良考虑到孙铭九缺乏实战经验,特选派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五指挥攻打华清池。内线作战指挥官是一〇五师二旅旅长唐君尧,内线部队共有四百余人。
12月9日张、杨决定兵谏后,对外不露一点声色,一切如常。当晚,张、杨在城内易俗社戏院招待南京军政大员欣赏地方戏秦腔。12月11日,他们最后确定翌日(12日)晨6时发动兵谏,当天张仍到华清池与蒋周旋,并在当晚由张、杨出面在新城大楼设宴款待南京军政要员。这天蒋介石要最后确定“剿共”军事计划,留张学良、陈诚、卫立煌、陈继承等在华清池吃晚饭。饭毕,时间已晚,张又陪这几名大员赶到新城大楼去开怀畅饮,直到晚10时招待宴会才宣告结束。宴会后,张、杨分别向他们的高级将领和幕僚宣布了兵谏计划并作了动员。午夜过后,张学良率其重要将领和幕僚来到新城大楼,他和杨虎城将在这里指挥兵谏。
12日凌晨2时许,头一天被张学良召至城内接受协同捉蒋的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乘摩托车驶离西安,途经十里铺和灞桥镇时,令其所属部队迅速赶赴华清池参加捉蒋战斗。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事先接受了张学良授予他的捉蒋命令,张再三叮嘱他不准伤害蒋,令其要绝对保证蒋的安全。12日凌晨2时,他同白凤翔、刘桂五一同乘车离开西安,车到灞桥,他们向事前安置在此地的卫队二营官兵作了动员,之后一起乘车直奔华清池。3时前,参加外线作战的部队陆续到达预定位置,将华清池团团围住。
12日凌晨四五点钟孙铭九率卫队二营到达华清池外,与驻在此地的卫队一营会合后,捉蒋战斗开始。驻在禹王庙内的一排中央宪兵还在睡梦中,卫队一营轻易地将他们缴了械,两个卫队营开始进攻华清池。他们到达华清池第二道门时,遭到蒋的守卫岗哨的武力阻拦,东北军开枪还击,顿时华清池内外枪声大作,双方展开激战。东北军将蒋的门卫解决后,孙铭九、王玉瓒各自率队冲入华清池内院,直奔小桥,想从那儿过去进入蒋住的五间厅。由于斜对面房中蒋的卫士的密集枪弹封堵了道路,他们不得不改换方向,沿着假山小道匍匐前进。他们冲入五间厅后,发现蒋介石已不在了。用手摸床上蒋的被褥还是热的,桌上杯子里还放着蒋的假牙,这表明蒋跑走的时间不长。在院内各处搜寻,未见到蒋的踪影。讯问在搜查中被捉到的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侍从秘书汪日章,也不知蒋的去向。白凤翔用电话将上述情况报告张学良,张、杨十分着急,张从外线部队报告中得知确无人逃出包围圈,断定蒋没走远。张、杨一面命令外线作战部队加强警戒,严防蒋介石逃跑;同时命令内线作战部队抓紧搜山。
根据白凤翔命令,孙铭九、王玉瓒分别率部搜山。在半山腰,孙部截获了蒋的贴身侍卫蒋孝镇,孙问他:“蒋委员长在哪里?”他吞吞吐吐地说不知道。孙端起枪威胁说:“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枪毙了你!”他朝山上看了一眼。孙朝他目指的方向,指挥队伍往山上搜查。原来蒋介石被枪声惊醒后,立即下床,在侍卫搀扶下向后墙奔跑。此时枪声越来越紧,还夹杂着机枪声。蒋踏着侍卫的肩膀爬上围墙,纵身下跳,跌进墙外沟里,腰部受了伤。他忍痛向后面的骊山逃跑,趁天未亮摸索前进,此时又被山上哨兵的枪声所阻。他身边仅剩一名侍卫,左臂还受了伤。两人爬到山坡上,躲藏进一个洼坑里。天色渐明,地形地物已隐约可见,搜山的东北军卫队一营士兵发现半山腰一块大石头旁像有人走动,一会又不见了。他们走到大石头旁,发现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洞里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蒋介石就从洞里走了出来。孙铭九、王玉瓒先后赶到这里,见蒋介石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穿一条白色睡裤,赤着双脚,脸色苍白,冻得全身发抖。孙走到蒋面前还未来得及说话,蒋就连声说:“你打死我吧!……”孙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44)并劝蒋赶快下山进城,说张副司令在城里等着他呢。蒋执意不动。后来,孙示意士兵把蒋架下山去,由唐君尧、谭海等陪蒋乘汽车进城,直奔新城大楼,把蒋暂时扣押在那里。东北军在捉蒋的同时,还截获了刚由西安返回的蒋孝先(原中央宪兵三团团长、时为侍从室组长),当即将其枪决。
三 解除蒋系武装
张、杨确定兵谏计划后,杨虎城也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他令孔从洲详细了解南京军、警、宪、特机关在西安城内和郊区的分布情况,以及西安市区的交通要道和所需的警戒兵力。杨还令孔从洲在夜间进行了一次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当时西安城内的武装力量情况是这样:蒋系武装力量共有七千余人,其中主要的是杨镇亚的中央宪兵二团千余人,市公安局长马志超指挥的公安总队二千余人,省保安处长张坤生领导的保安部队约千余人,公秉藩率领的交警总队约千余人。十七路军在西安城内的兵力,主要是孔从洲(时任陕西警备二旅旅长、西安城防司令)指挥的三个团,此外还有十七路军炮兵团、特务营和教导营,共约八千人。十七路军部队分驻在西安的南、西、北城和西关;东城由东北军驻防。
12日晨,十七路军在西安城内的行动按事前的分工进行。宋文梅率其特务营负责扣押住在西京招待所内的南京军政大员。他接受张、杨命令后,便和特务营的李锦峰连长和王子中排长率部奔向西京招待所并将其包围。宋命令李锦峰在外面严密监视,不准任何人出入招待所;他带领经过挑选的几十名士兵冲入招待所内,迅速解除了那些国民党军政大员的武装,并让他们到大餐厅集合。经过清点,发现缺少陈诚、万耀煌和邵元冲。宋文梅命令士兵在招待所内严密搜索,在大餐厅后面烧火室一个大木箱里找到陈诚,在万耀煌妻子所住房间的衣柜里找到了万耀煌。住在招待所楼下南排房的邵元冲,听到枪声,不明真相,越墙逃跑,跑到招待所西面公园东侧围墙时,被流弹击倒。宋文梅闻讯赶到,邵已不省人事,送入医院抢救,不久死亡。
陕西警备二旅五团团长郑培元,奉命解除城内和西郊机场蒋系军警的武装。12日拂晓,他抽调部分兵力警戒南、西、北城,令第一营解除北大街警察局、派出所及火车站护路队的武装;令第二营解除警察分局、派出所、宪兵二营营部及钟楼附近警察第三大队的武装;令第三营解除西大街公安分局、派出所和宪兵第五连武装。十七路军行动时天刚拂晓,蒋系军警一般还在酣睡中,十七路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冲入对方营房,第五团大约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完成了缴械任务;只有第一营在解除西安火车站护路队,第二营在解除宪兵第五连和警察第三大队武装时,发生了较为激烈的战斗,双方互有一些伤亡。到黎明时,十七路军在城内已控制了火车站、邮电局等要害部门;接管了西郊飞机场,扣留了所有飞行人员和飞机;查封了国民党各大银行在西安的支行;还扣押了邵力子、晏道刚、曾扩情,枪毙了中央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亚。
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同时,张学良还发动了兰州事变。当时的甘肃省会兰州,主要是由东北军方面控制。以于学忠为军长的东北军五十一军驻在这里,于当时还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同时兰州也驻有中央军胡宗南部,任甘肃绥靖公署主任的也是蒋的嫡系将领朱绍良。西安事变爆发前,朱绍良、于学忠及其五十一军的三个师长均奉命去西安参加军事会议,事变爆发时他们都不在兰州。12日晨,张、杨在西安指挥扣蒋战斗的同时,张学良密电在兰州的解方(五十一军中校参谋、抗日同志会成员),令其响应西安的行动,在兰州发动事变,电文大意是:军事会议破裂,我与杨主任合作,已将蒋介石及中央军的诸将领扣押,发表了八项救国主张;要求解方转达五十一军:立即在兰州响应西安的行动,发表声明拥护八项救国主张,并立即切断朱绍良的绥靖公署和南京政府的联系,把中央嫡系在兰州的军队、党部、公安部队一律缴械,将其主要人员看管起来,等等(45)。同一天,在西安的于学忠也给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忠幹发了内容相同的电报。于是,解方通过刘忠幹发动五十一军在兰州采取行动。12日晚7时,五十一军的三个师分头开始行动,将胡宗南在兰州的两个团缴了械,查抄了绥靖公署、省党部、公安局在兰州的特务机关,并把他们的头目集中看管,控制了飞机场,同时发表声明,拥护张、杨在西安的行动和八项救国主张。因主持这次行动的是军、师两级参谋人员,有人把兰州事变称之为“参谋造反”。
四 摧毁蒋介石在陕甘的统治
张学良、杨虎城捉住蒋介石后,为贯彻落实其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兵谏宗旨,在军事、政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张、杨通电全国,阐明扣蒋的原委,提出八项救国主张,以期获得国人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是:(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46)。这八项主张的核心和要旨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47)。八项主张的内容,有的是必须消除的抗日道路上的障碍,有的是为实现全民抗日必须采取的措施。张、杨反复在文电和讲演中申明他们扣蒋的动机是纯洁的,绝不是为了私人目的,更不是为了金钱和地盘,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抗日救国。为达此目的,事变后他们在军事、政治、组织等方面采取了如下一些实际步骤:
撤销指挥“剿共”内战的机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领导抗日救国的机关“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张学良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董英斌为参谋长。
组建参谋团,以何柱国为召集人,其成员有鲍文樾、马占山、孙蔚如、王以哲、董英斌、李兴中。这个机构由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领导,秉承张、杨旨意研究讨论军事问题。
事变当天成立了设计委员会。先后参加这个机构的有高崇民、刘澜波、申伯纯、杜斌丞、黎天才、王炳南、洪钫、王菊人、应德田、卢广绩以及南汉宸、苗剑秋等人,高崇民为召集人。设计委员会对张、杨负责,承办张、杨交办的事项,也可向张、杨提出建议。
组建抗日援绥军团。12月17日,张、杨发表通电,宣布已在西安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任副军团长;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希鹏为第一军团骑兵指挥官,何宏远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张、杨在通电中表示:“克日誓师北上,剪灭仇雠,光复失土。”(48)
改组陕西省政府。原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民政厅厅长彭昭贤被免职,任命王一山代理陕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原财政厅厅长朱镜宙被免职,由续式甫接任;原警察局局长马志超被免职,任命赵寿山为局长;原教育厅厅长周学昌被免职,由李寿亭接任;原省政府秘书长耿寿白被免职,由杜斌丞接任。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以王炳南为主任委员的陕西省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
释放政治犯。事变后第二天,张、杨下令全部释放西安各监狱中关押的三百多名政治犯,其中多数是红军被俘人员。接管国民党的《西京日报》,改出《解放日报》,丛德滋、张兆麟先后担任总编辑。将国民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在西安储备的一千五百余万元银圆封存,暂不准挪用。
张、杨在事变后采取的最大行动是重新部署军队,准备迎击南京讨伐派的军事进攻。事变前,张、杨的军队大都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剿共”前线,矛头指向红军。西安事变的爆发,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来说,立刻改变了敌我关系:昔日的对手红军成了共同抗日的友军;而蒋介石的军队则成为他们的最大威胁。经参谋团认真研究,决定占领渭南以东20里的赤水西岸高坎线、孝义镇、羌白镇、龙阳镇之线,并连接蒲城、白水地区,形成一条阻击线,重点在陇海铁路和渭河以北地区,以阻击南京讨伐军的进攻。12日夜间,张、杨下达“火速向西安集中”的万急电令,有关部队立即掉转枪口,有的将原有防务交给红军接替,以急行军向阻击线的指定地点开拔。驻西安、临潼、三原各地的东北军一〇五师各旅,作为中央兵团于12月13日、14日进驻赤水西岸高坎南北之线,构筑工事,防止敌军袭击;原驻庆阳、合水、张村驿一带的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等部,驻西峰镇一带的骑兵军,接到命令后将防务交给红军接替,以急行军向东开进,作为左翼部队分别开往渭河以北的孝义镇、羌白镇、龙阳镇之线和蒲城、白水等地;第十七路军各警备旅作为右翼兵团,奉命开往陕南,占领崇宁镇、厚子镇、蓝田一带以东之线,阻击敌之西犯,重点配置于蓝田至商县道路方向上(49)。
上述军政措施采取和落实的结果,把蒋介石在陕甘的统治摧毁,以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抗日力量暂时掌握了陕甘的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