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加剧和财政危机的加深

一　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加剧

清朝统治者假借“预备立宪”的名义，谋求中央集权，以巩固其摇摇欲坠的统治。这种反动方针不但遭到立宪派的反对，而且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

在“新政”时期势力大为膨胀的袁世凯，对立宪表现了相当积极的姿态。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即是采纳他的建议。他还为此筹集了一大笔款项，予以资助。端方等出国前，曾多次到天津与袁筹商；回国后，在向朝廷复命之前，又先与袁磋商促请朝廷宣布立宪以及筹计推动宪政有关的问题，特别是讨论了设立责任内阁的问题。从这时起，袁世凯便确定以阁揆为目标，谋夺清政府大权。袁世凯的政治野心早就引起过一些人的怀疑，还在1903年，就有人奏劾他有司马昭之心。他对立宪的格外热衷，更引起一些满族亲贵的猜忌。在官制改革的大臣会议上，他与铁良的冲突，是这种矛盾的初次爆发。

袁世凯是西太后一手提拔起来的人。他极谙官场权诈，善观风色，会博取上峰的欢心；昏庸贪鄙的军机首辅奕劻，早被他以大量金钱所买动，对他言听计从。这就使他在上面有了靠山。另一方面，在统治集团中，袁世凯确有出众的能力，无论练兵、敛财、行政、外交，都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并取得相当的成绩。这又使他在军政界博得了很大的声望，于是钻营仕途的人争相投效，官场名流也乐与交往。“预备立宪”以后，他最早在天津创办自治研究所、宪法研究所等新政机构，聚集了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在他的心目中，人不分满汉，只求其为我所用。因此有些汉族官吏对袁也深怀不满。这就使统治集团的斗争有时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1907年春夏间爆发的所谓“丁未政潮”就是一例。

这次政潮是上层统治集团的一次短兵相接的斗争。发难者是军机大臣瞿鸿禨与新任邮传部尚书岑春煊。瞿鸿禨（1846—1918）字子玖，湖南善化人。同治十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庚子事变过程中，以处理外交、起草诏旨能称西太后之意，受到拔擢，进入军机处，授第一任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1906年授协办大学士，是颇得信任的汉族大臣。他对立宪并无热情，但也不公开反对。对奕劻、袁世凯互相勾结、招权纳贿很不满。由于学问、地位和威望的关系，言官与报界对瞿氏较为礼敬；对奕、袁之流却时常加以攻击。为此，奕、袁对瞿氏已怀疑忌，而瞿氏圆滑的政治手段，更增加了奕劻、袁世凯等人的嫉视。岑春煊（1861—1933）字云阶，广西西林人，原是甘肃布政使，以庚子护驾有功，被西太后一再重用，历任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四川总督、署两广总督。在粤督任三年，以奏劾属官太多，有“官屠”之称。1906年9月调云贵总督，1907年3月又调任四川总督，均未赴任，得瞿鸿禨援引，从上海北上入京觐见，5月3日授为邮传部尚书。瞿鸿禨打算与岑春煊等联合，打击奕劻、袁世凯。先是，瞿在西太后面前表示对奕劻不满，而岑刚一上任便参劾邮传部左侍郎朱宝奎，说他“声名狼藉，操守平常”，诏准革职。朱是奕劻、袁世凯所任用的。于是斗争便从此引发。紧接着，5月7日，御史赵启霖奏劾段芝贵夤缘无耻，买天津歌妓杨翠喜献给奕劻之子载振，并曾以十万金为奕劻祝寿，因而得署黑龙江巡抚之职。事情一揭穿，舆论哗然，段芝贵、载振都感到十分狼狈。不数日，宣布撤去段的布政使衔，撤销署理黑抚的任命。载振自请辞去农工商部尚书，亦诏准。这是对奕、袁的一次严重打击，权势和声名都受到相当的损失。他们当然不会默然忍受，当即开始部署反击。他们首先借口两广不宁，建议把岑春煊外放两广总督。岑氏郁郁出京，滞留上海。而当他决定往粤赴任时，又以暗结康、梁的嫌疑将其开缺，被逐出政治舞台。岑春煊出京后，瞿鸿禨已渐孤立，奕劻奏请把与瞿有联结的林绍年罢出军机处。经瞿再三力争得以留任。接着，奕劻与袁世凯直接向瞿鸿禨开刀。他们收买瞿氏家奴，搜得瞿与某报馆的信函，然后便贿买善于摇笔弄舌的恽毓鼎，立上弹章，攻击瞿氏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怀私挟诈，请予罢斥。奕劻还密奏瞿图谋推翻戊戌成案，要求“归政”，这是最触西太后忌讳的。西太后不等彻查复勘，便于6月17日下令将瞿鸿禨开缺。这次政潮既包含了汉族官吏之间的矛盾，也表现了满、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显然满汉矛盾起着支配作用。瞿鸿禨、岑春煊两人是汉族官吏中较有能力和影响的人物，去掉他们，保住奕劻，稳定了满族权贵的统治。袁世凯因为紧紧拉住奕劻，所以不曾受到直接的打击。但政潮结束还不到两个月，清廷便把袁世凯和另一个声望素著、做了湖广总督近二十年的张之洞同时调入军机处。对于汉族官吏来说，由拥有实权的重要督臣内调中央，通常是明升暗降的办法，在庚子以后更是如此。在清末，重要的督抚，尤其是直督、江督、鄂督等，不但握有一方军、政、财权，而且办理相当一部分对外交涉，可得外人的奥援，他们对朝廷的政策拥有很大的发言权。而军机大臣的地位，基本上是承旨办事，其影响决策的力量，有时反不如有势力的督臣。

袁世凯离开他经营多年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重要职位，当上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一段时间无所建树。但这个政治野心家是不肯寂寞的，他企图在外交上谋发展，借帝国主义的撑腰加强自己的地位。当时日、美两国在侵略中国的竞争中，矛盾日益尖锐。日本离中国很近，对中国威胁最大，所以不少士大夫有联美对日的想法。美国为其自己的侵略利益打算，自然很愿与中国的权势人物拉关系。袁世凯鉴于这种形势，于1908年7月，奏派他的心腹唐绍仪，以感谢退还庚子赔款专使的名义赴美商谈，企图联美抵制日本。但是，情报灵通的日本政府，在唐绍仪出发时，已经探悉袁世凯的意图。唐绍仪路经日本时，日本政府热情招待，设法款留，同时却指派其驻美大使高平与美国谈判妥协办法。等唐绍仪抵美时，日美已达成“罗托—高平协定”，双方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暂时妥协。唐绍仪真正成了“感谢专使”，此外别无所事。袁世凯的外交失败，是他政治生涯中一次不寻常的挫折。

正在这时，震动清朝整个政局的大变故发生了。1908年11月15日，掌政近五十年的西太后死了，受她压抑、禁锢的光绪帝先她一天死去。这就造成了一时无法填补的权力真空。光绪无子，入承帝位的是醇亲王载沣（1883—1952）的三岁幼子溥仪，而载沣以摄政王的身份执掌朝政。这位年仅二十五岁的亲王，既无经验，又无魄力，但头脑中却牢记一条祖训，即不能重用汉人。而且，他是光绪帝载湉的胞弟，对袁世凯久怀疑忌，一旦大权在握，再也不能容忍袁世凯盘踞要津。但究竟如何处分袁世凯，载沣等人还是颇费踌躇。按他本来的愿望，是要重惩袁世凯及其党羽的。但以袁在北洋经营有年，根株四布，背后又有外国人，处治不当在内政外交方面，都可能引起问题。后经张之洞等人婉说，载沣以大局利害攸关，不得不改为从轻发落，于1909年1月2日，以足疾为借口，令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随后，他的几个重要党羽如唐绍仪、赵秉钧、陈璧等也相继受到贬斥。

袁世凯被罢斥之后，军机处只剩下张之洞与鹿传霖两个资格较老的汉族大吏。汉族官员的势力被削弱了。鹿传霖年老志衰，无所主张。张之洞面对褊狭、忌刻的载沣等一小撮满洲贵族，也毫无办法。他在用人行政方面曾有所建议，但屡遭拒绝，以致这个对清朝“公忠体国、夙著勤劳”的忠实臣仆，也不禁感到寒心，于1909年10月以忧病死。其遗诗有“君民末世自乖离”之句，反映出清朝末年统治集团中尖锐的矛盾。张之洞死后，戴鸿慈补入军机处，但仅半年就死了。1910年8月，鹿传霖也病死。袁世凯开缺后军机处是满三汉二，鹿传霖死后变成满三汉一了。这样就更加突出了满汉矛盾在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当西太后在世时，主要靠她“驾驭群僚”的手段来保持满洲贵族的统治权，但她也还要照顾到满汉官员的一定比例。到载沣当政，他竟想用赤裸裸的皇族集权的办法，来确保满洲贵族的地位，结果只是更孤立了自己。

在排挤和斥逐汉族官吏的同时，载沣特别致力把军权集中到自己的手里。庚子事变后，他曾作为“谢罪专使”前往德国⁽⁴²⁾。德皇威廉在召见时，曾向载沣介绍德国立宪的经验。威廉特别向他强调，最重要的是皇室必须掌握军权。这一点，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一上台，立即着手训练一支由他亲自统帅的一万二千人的禁卫军。派他的弟弟载涛和皇族成员毓朗充当训练禁卫军大臣。1909年2月，又着手兴复海军，成立筹办海军事务处，完全由皇族成员主持其事。是年7月15日，特发上谕，明定皇帝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在溥仪亲政前，由摄政王代行大元帅职权。同一天，任命他的弟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决定增设军咨处（后改称军咨府）作为赞助大元帅的最高军事参谋机构，以载涛和毓朗为管理军咨处事务大臣。依据章程，该处是“赞助皇上通筹全国陆海军事宜之所，凡关涉国防用兵一切命令、计划”，均由该处“拟案奏请钦裁后，饬下陆海军部钦遵办理”⁽⁴³⁾。而且军咨处还对各镇新军的指挥、参谋、训练人员的任免拥有审定权。可见其权力还在陆军部、海军部之上。通过这一系列步骤，载沣把最高军事权力通通集中到皇室手里。但是，这只不过是在法律手续上把军权集中到皇室手里；在实际上，这个皇室一统军权的计划，遇到了地方督抚的顽强抵抗。

1910年春，军咨处通咨各省督抚，拟派参谋官到各省督理军务。督抚们明白这是谋夺他们的军权，纷纷表示反对。当时海军处也曾下令，要各兵舰未得海军处命令，不准擅离原驻地。这当然也是针对督抚而发。自甲午战败海军崩溃后，海军系统不复存在，所剩少许小型舰船多在内河，由当地督抚调度、指挥。海军处企图剥夺督抚的这项权力，不能不遇到强烈抗议。两江总督张人骏、湖广总督瑞澂致电质问海军处：督抚不能命令管下的兵舰，何以绥靖地方？当时各地民变蠭起，有名的长沙暴动、莱阳民变都发生在这一年，朝廷和督抚都有日夕不安之感。督抚以绥靖责任相要挟，载洵不敢肆行无忌。但是既然争夺军权的矛盾已经暴露，再想掩盖也掩盖不了。载沣等不会改变皇室集中军权的宗旨，各督抚也不肯放弃固有的军权。所以斗争继续发展。1910年12月，朝廷发渝将相沿已久的督抚所兼陆军部（前兵部）尚书或侍郎衔，均予撤销。1911年1月8日，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各督抚联奏，除要求维护督抚固有的用人行政等项权力外，特别提出，在各省警察完备之前，所有各省防营从缓裁撤，明确归督抚调用，以别于陆军。皇族内阁成立后，军咨府再次提出要派员到各省管理督练公所。河南巡抚宝棻致电各省督抚，提议联衔电驳。云贵总督李经羲单衔致电军咨府，声称：如果实行军咨使监视各省军务，不受督抚节制，则督抚可一律裁撤。不然，则李某先不承认，态度十分强硬。接着，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陕甘总督及山东、河南、陕西、安徽、江西、贵州等巡抚联衔电驳，使军咨府的计划又一次被挫败。载沣等人不能不顾忌到，全国人心不稳，倘各督抚对中央消极反抗，则形势必更加危险。所以他指示毓朗等要本着“内外和衷共济”的精神妥议办法，不可操切。实际上，载沣将全部军权集中于皇室的计划，并没有实现。

载沣一意孤行的皇室集权政策，不但激起了督抚的不满，加剧了满汉之间的矛盾，而且使上层满族权贵内部也发生了利害冲突。

载沣虽然既无政治思想，又无政治经验，但由于揽权心切，用人行政往往不与大臣商量，独断独行，致使奕劻颇为不满。他们两人素来关系就不和谐。奕劻秉政多年，声名狼藉，又过于依信袁世凯，西太后在世时对他已有不满。1907年让载沣进入军机处，就有牵制他的意思。西太后死后，载沣把袁世凯罢斥，等于砍掉了奕劻的臂膀。奕劻虽对载沣兄弟不满，但也无力反抗。1910年2月，御史江春霖奏劾奕劻，列举了很多劣迹，并涉及奕劻所援引的许多官吏。载沣一面以“莠言乱政”的罪名，命江春霖回原衙门行走；一面却破例将“乱政”的劾折发抄，使奕劻的劣迹公布于世。对此，奕劻忿忿不已。这样，在清朝统治的最后一段时期，由载沣一家兄弟，再加上一个毓朗，构成最高统治权力的中心，由此形成一个极端反动的所谓“少壮亲贵集团”。载沣之流的集权和独裁，激起多数督抚的反对，和大批满汉官员的不满。在革命危机愈来愈迫近的情况下，有些封疆大吏竟屡次要求辞职；许多朝廷大员也敷衍公事，不肯负责。清朝廷陷于十分孤立的地位。

二　日益加深的财政危机

政治上日益孤立的清政府，又遇到极端严重的财政困难，这就更加深了它的统治危机。

清政府陷入财政困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签订《辛丑条约》，担负巨额的赔款。另一个原因则是偿付外债。为了筹集甲午战败所承担的战争赔款和赎还辽东半岛的赎款（两项计银二亿三千万两），以及为筹集军饷和装备等，清政府曾先后向英、法、德等国借款达三亿四千万两，加上利息共六亿两，每年须清偿本息二千四百九十万两，除海关承担一部分外，其余悉数由各省分担。

除了赔款、还债以外，练兵经费也是一项巨大的财政开支。据统计，每年单是饷杂开支即达二千三百余万两。此外向外国采购军火装备及各项军需物资，又需巨额开销。据1910年海关的不完全统计，这年进口的各种军火用款即达三百三十六万两，还不包括购买军需物资在内。另外，1909年决定着手重建海军，海军部尚书载洵奏请筹集海军经费，计开办费二百八十三万五千两，常年经费一百六十八万两，共四百五十一万五千两，由度支部通咨各省分担。同年，为集中军权而增设的军咨处，也奏报需开办费六十万两，常年费一百余万两。

其他各项增加费用，不胜枚举。有人估汁，清末每年军费开支可能达到六千万两之多⁽⁴⁴⁾。

在支出繁巨，财政困窘的情况下，清朝统治者仍极奢靡挥霍。据当时报刊载录，各国皇室经费比较：欧洲各国中以英国的皇室经费最多，为一千五百余万；俄国其次，一千二百余万。但英国皇室经费仅占其总岁入的0．8％；俄国所占比重最高，也只占2．4％。可是中国的皇室经费，以光绪三十四年为例，竟达一千八百余万，约占总岁入的6．6％⁽⁴⁵⁾。

除以上几项大宗开支外，在预备立宪名义下，举办新政所需的开支，也是非常庞大的。御史赵炳麟在1909年夏所上请定行政经费的奏折中，列举了各省举办新政约需的费用：司法一项约费百万，教育一项约费百万，而巡警一项，大省需费三百万，小省需费二百万，单只这三项合计起来，各省每年即平添四五百万的开支⁽⁴⁶⁾。赵炳麟的奏折使朝廷甚为踌躇，直到次年5月才将原折发抄。不久，又有湖北布政使王乃澂上折奏请依据现有财力，变通宪政筹备的次序。载沣决定要各省督抚针对赵、王两折奏复本省情形。直隶总督陈夔龙在复奏中称，预计到宣统八年，顺直全省开设各级审判厅、检察厅，需银七百九十余万两；开办和扩充学堂又需二千二百二十五万两；继续推广巡警又需银一千二百七十余万两。如再加上筹办地方自治等费，平均每年新政经费约需六百万两。陈夔龙哀叹“民生雕敝，深恐难支”⁽⁴⁷⁾。其他各省督抚的复奏，无不叫苦连天。

载沣等要各省督抚复奏，本意是要他们针对赵、王两折提出的问题妥拟筹款和节省政费的办法，而结果是一片叫苦声。梁启超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节省政费问题》。其中揭露虚糜政费的情形，他写道：“国家设官之原则，以人奉职，而今也则以职豢人。故国家本可以不办此事，因有人欲办以自豢，斯办之矣。办此事本有一机关而已足，因欲豢之人太多，则分之为数机关矣。一机关本以若干员当之而已足，而待豢之人不能遍，则多为其员额矣。犹不能遍，则别立名目以位置之矣。”所以“凡今日财政所支出者，其什之八九则有劳费而无效果者也。所余一二亦以最大之劳费得最小之效果者也”⁽⁴⁸⁾。梁的揭露是符合事实的。由于机构臃肿，冗员太多，毫无行政效率，造成极大的财政上的浪费。度支部在《试办宣统三年预算并沥陈财政危迫情形折》中也承认“冗事冗费，触处皆是”。它的亏空达七千八百万两的预算案，就是在这种财政困窘而又制度窳败的情形下编制出来的。

财政危机加剧了清朝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之间的矛盾。既然载沣等人要集权于中央和皇室，如果不把财权集中到手，那么行政、军事等方面的集权就没有物质的保障。所以载沣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由中央控制全部财政大权。

清朝的户部（后改度支部）按规定有“制天下经费”的权力，是统一全国财政的管理机构。在各省的布政使司或称藩司，代表朝廷管理地方民政和财政事务，与各省督抚虽是隶属关系，却有职权的分工。但自经历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各省督抚的权力扩大了，原来为应付战争饷需而临时征收的厘金，成了地方经常性的重要财政收入，地方上的财权逐渐集中到督抚个人手中。户部原有的通过各省藩司监督地方财政的职能，已越来越小。到了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战争以后，由于赔款、外债、军饷、新政等各项开支急剧增加，户部既不掌握各省财政收支情况，也没有可筹集大宗款项的财源，只能悉数摊派到地方，由各省筹集。于是各省任意增加捐税、滥铸铜元、发行钱票、截留解款，各行其是。后来各省向度支部报销的制度也逐渐变成虚应故事。除传统的收支项目，如地丁、常关税、盐课（以上为收入）及俸禄、驿站、廪膳、赏恤、采办、织造、修缮、杂支（以上为支出）等项一般尚能详确报解外，其他如厘金、劝捐、铸钱等项收入，以及善后、筹防、新政、军械、偿债、各关局等开支，往往有冒混隐漏等情弊。这些财务项目，一般都归各省督抚一手包办，由专设的局、所和另派委员经办，中央无法一一督察。举江苏为例，除藩库外，另有粮道库、苏州牙厘总局、淞沪厘捐总局、金陵厘捐总局、善后局、沙洲公所、膏捐局、房捐局、宝苏铜元局、商务局等，这些都是经管银钱的地方。而这些局、所的收入和支出，只凭督抚直接向皇帝奏请的一纸公文，就算报销凭据，各省藩司无法干预，度支部也只能从咨文或皇帝的朱批中知道个大概。

急图集权的载沣上台后，立即着手改变这种状况。首先由度支部尚书载泽上一道奏折，奏请清理各省财政。1909年1月11日，诏准公布《清理财政章程》。该章程规定，清理的目的是“截清旧案，编订新章，调查出入确数，为全国预算、决算之预备。”⁽⁴⁹⁾度支部设清理财政处，各省设清理财政局，另由部派专任财政监理官到各省督同清理。依清理章程的要求，从宣统元年起，各省财政清理局，必须按季详报本省财政收支确数。这样便把各省财政完全置于中央的监督之下，排除了督抚不经部准自行安排收支或隐匿收支项目的机会。显然，这是对督抚权益的极大侵犯，不能不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于是纷纷上书，婉言抵制。当时报纸曾发表一条消息说：“度支部现在清理财政，各省督抚大员多怀疑惧，而泽贝子（指载泽——引者）百折不回，务期得收成效。昨闻各督抚及司道之条陈财政者已多至百余起，惟其中各怀私见，恐难实行。”⁽⁵⁰⁾当度支部请旨任命的各省财政监理官赴任后，更是屡起纷争：地方官控告监理官如何骄横；监理官控告地方官如何阻挠。度支部频频接到这种互相攻讦的文电。它只好发电给各省财政监理官称：“外间虽纷纷诋毁，各该员有则速改，无则专心办公，务须以清理财政为要。”⁽⁵¹⁾1909年9月，湖南财政正监理官陈惟彦，以牵涉命案被御史严参，旨准“交部议处”。但为了推动清理财政，朝廷又于12月将阻挠清理的甘肃布政使毛庆藩革职。这两起处分事件充分表现了中央与地方矛盾冲突的尖锐性。是年底，朝廷为直接控制大宗税款，又决定设立督办盐政处，派度支部尚书载泽兼任督办大臣，并颁发盐政新章，将原来有盐务各省督抚的权力，大部分收归督办大臣独揽。这引起了有关督抚的严重抗议。盐政一向为官吏敛财的主要门径，一旦全归中央，地方大吏财源被夺，岂肯甘心？所以当时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致长电给盐政处，力争用人、用款及奏事等权力。电中且谓“督抚之权皆系中央之权，未有可专制自为者也。若至督抚无权，恐中央亦将无所措手。时方多故，独奈何去其手足而自危头目乎？”⁽⁵²⁾督抚对财政集权如此怨愤，使朝廷的各种如意算盘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此外，度支部还迭次通咨各省，禁止自铸铜元和印行钱票，以统一币制的名义控制全国金融。为实行统一币制，1911年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国家商订币制借款。但直到清政府垮台，始终未能实行统一币制。

载沣、载泽等向督抚开刀，自然无助于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最后还是不得不与各督抚一起设法向人民群众搜刮，从而使封建统治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腐败的清政府还企图靠“厚集洋债”的办法来摆脱危机，可是这实际是饮鸩止渴的办法。前已指出，清政府每年赔款还债的负担已经相当沉重。如果再举新债，势必更加重偿付负担。而且清政府所借外债都是担保借款，即每借一笔外债，都要以一定的税赋或其他东西作担保，这就会给清政府的财政造成新的问题，更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财政权的控制。据不很精确的统计，从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到武昌起义前夕，清政府历年向英、日、法、德、美等国借款共达二亿四千六百余万（库平两）⁽⁵³⁾，一般最低年息是5％（极个别的为4％），而最高竟达12％。这些借款多半是以修铁路和赎回铁路权的名义借的，都附有许多特权，所以不但不足以缓解财政危机，而且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间为侵略中国而展开的角逐。其结果只能是中国的利权遭到进一步的侵夺。比如1909年10月，美国在与中国谈判签订了锦瑷铁路借款草合同之后，紧接着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又提出所谓“满洲铁路中立化”的计划。其内容是：东北各条铁路由美、英、日、俄等国共同承购股票，共同参加管理，并同享雇员、购料等项利益；再由各国借款给中国以赎回这些铁路的路权。这实质是在“铁路中立化”的名义下逐步使东三省国际化。美国提出这一计划，自然是实行它的所谓“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以与在攫取东北利权方面抢先一步的日、俄帝国主义展开争夺。但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日、俄帝国主义，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美国的计划，并分别根据自己的侵略需要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使这一计划无法实现。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了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互相角逐的过程中，都是拿中国的利益作为交易的筹码的。清政府“厚集洋债”的政策，不仅没有能使财政危机得到缓和，而且进一步加深了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