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鲁迅先生曾指出：“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斯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1]众所周知，《文心雕龙》研究早已成为中国文学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显学。前贤今哲对《文心》的注疏校译、语义论析、考辨析疑等广博精深，成就斐然。然而《文心雕龙》研究中也还存在着许多有争论的“悬疑”“歧疑”，一些相当重要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最终解决。其中，《文心雕龙》关于先秦两汉文本、文体、审美范畴、作家等批评，就大量存在这样的问题。
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系统的文学批评专著，《文心雕龙》总计论及历代文家一百八十余人，征引作品五百余篇次。杨明照先生曾总结说：“从先秦的孔子、孟轲、荀卿，汉代的刘安、扬雄、桓谭、王充、班固、王逸到魏晋的曹丕、曹植、陆机、挚虞、李充、葛洪各家的论著，以及《周易》的《系辞》、《礼记》的《乐记》和《毛诗》的《序》，刘勰莫不‘纵意渔猎’（《事类》）。凡是认为正确的，或引申，或疏证，或作为理论依据，或借以证成己说，旁搜远绍，取精用弘，使古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又迈进了一大步。”[2]的确，《文心雕龙》大量参酌、征引和论述了先秦以来的重要作家作品，举凡经史庄骚、民谣乐府、辞赋策论等均在《文心雕龙》的学术视域之内。这些内容既是其原始表末、释名章义、选文定篇的基础依据，同时也是其敷理举统的重要参照。
《序志》篇在谈到《文心雕龙》的写作目的时，刘勰讲到：“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蜕，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可见，批评和纠正近世文坛追新逐奇的不良风气是《文心雕龙》的主要创作宗旨之所在。魏晋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文学创作数量繁盛，而且众体皆备。刘勰在举列其“浮诡”“讹滥”的同时，也对其成就和贡献予以了积极的肯定。因此，三曹文章、太康流韵、江左诗风、魏晋文论等也屡屡为《文心雕龙》所称引和论析。因此，魏晋文学同样是《文心雕龙》关注的重点，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相对于“近世”即魏晋以来的文学创作，先秦两汉的文学、文体实践是《文心雕龙》“原始以表末”更重要的依据，或者说是必然参照。加之这一时期时间跨度大，文学文化涵养深厚，经史子骚等各类创作丰富完善，《文心雕龙》对先秦两汉文学的引叙、辨析和评述数量更多，内容更丰富。据笔者的初步统计，《文心雕龙》论及的先秦两汉重要作家有一百余人次，文学作品约三百余篇次。可以讲，《文心雕龙》对先秦两汉文学的征引、考辨和论析，就是一部有关中国早期文学的最生动、最权威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因此，这部分内容理应成为《文心雕龙》研究的重点。
但《文心雕龙》并无专门篇章集中论析先秦两汉文学，其有关认识是散见于全书各篇的，随文述典，不拘一格。从内容来看，赅赡参伍，详略侧重各有不同，因此查检起来颇为不便。如，其对《诗》的引述和评判就散见于《原道》《征圣》《宗经》《辨骚》《诠赋》《明诗》《乐府》《论说》《颂赞》《诏策》《章表》《哀吊》《奏启》《书记》《情采》《章句》《丽辞》《比兴》《夸饰》《物色》《声律》《时序》《才略》《总术》等二十七篇中，占《文心雕龙》全部篇目的二分之一还强；依据论述内容的需要，《文心雕龙》对《风》《雅》《颂》的主要特点和成就做了精要的归纳和释解，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其中涉及《诗经》的具体篇目就有《七月》《时迈》《那》《崧高》《烝民》《韩奕》《江汉》《云汉》《泮水》《绵》《抑》《桑柔》《蒸民》《小弁》《出车》《大明》《棫朴》《裳裳者华》《假乐》《清庙》《
》《祈父》《维清》《周南》《板》《小宛》《黄鸟》《荡》《关雎》《鹊巢》《邠风》《板》《黍离》《巷伯》《硕人》《柏舟》《淇奥》《蜉蝣》《大叔于田》《河广》《桃夭》《采薇》《伯兮》《角弓》《葛覃》《草虫》《大车》《小星》《氓》等近五十篇；所讨论的问题包括了《诗》的创作及成书，《诗》的内容趋向，《诗》的情采、章句、比兴、夸饰、摹景等艺术特征，以及《诗》对后世诸文体创作的影响和意义等等，包蕴深广，旨趣丰富。要深入了解并准确把握《文心雕龙》之《诗经》批评的内容、趋向和内在精神，显而易见，最基础的工作首先应当是穷尽并细致梳理散见于全书各处的相关论述，并考究和辨析其对《诗经》文本实际的认识、评判和运用情况。《文心雕龙》对先秦两汉经、史、子及具体作家、作品、文体、审美范畴的评述多数是显性的，即直接进行总结概括和分析评判；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隐性的，即借助于典故、比附、引叙和容摄等形式予以表现，更有吸纳、借用和化用诸家义理、事典、语辞、逻辑方法和学术成就等等较为复杂的情况。如，其《正纬》《明诗》《乐府》《论说》《祝盟》《铭箴》《封禅》《奏启》《书记》《风骨》《情采》《议对》诸篇引叙和运用《史记》中的文学事典、文人事迹、语辞等就达三十处之多。与显性论述相比，这些材料固然比较零碎琐屑，但同样体现了刘勰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认识和理解，能够直观地显现刘勰的文学观念和批判原则，因此，也应当视为刘勰《史记》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文心雕龙》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述和论析并不集中，这就给查检和运用带来了不便。而要对《文心雕龙》的具体批评实践做整体关照和综合考述，梳理这些零散的批评材料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前贤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几部在学界颇负声望的《文心雕龙》注本，如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注》、刘永济先生的《文心雕龙校释》、王利器先生的《文心雕龙校正》、陆侃如和牟世金两位先生合著的《文心雕龙译注》、杨明照先生的《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周振甫先生的《文心雕龙译注》等，均以注释或说明的形式梳理和归纳了《文心雕龙》对先秦两汉文学的征引、运用或评述情况。其他一些综合性或专题性论著，也对《文心雕龙》先秦两汉文学批评的内容、方法和意义做过一定的总结和论析。其中，周振甫先生主编的《文心雕龙辞典》最值称道。该著的《作品释》《作家释》部分，以词条形式罗列了《文心雕龙》所征引、涉及的前代作家、作品，并做了精要的概括和说明。如其《作品释》部分之《五子之歌》条曰：“见《通变》《章句》。《伪古文尚书·夏书》有《五子之歌》，其序说：‘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洛，洛水；汭，河水弯曲处。歌辞中有‘峻宇雕墙’句，歌辞多为四言，故刘勰《通变》云：‘夏歌雕墙，缛于虞代。’《章句》云：‘四言广于夏年，洛汭之歌是也。’”这些工作直观地展现了《文心雕龙》文学批评的基本面貌，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免去了其翻检之劳。再如张文勋先生的《刘勰的文学史论》，该著将刘勰的“文学史论”作为一个专题进行了探讨。其中，第二章“先秦文学”、第三章“秦汉文学”共十节归纳和梳理了《文心雕龙》对“五经”、古代歌谣、《诗经》、屈原、先秦诸子、秦代文学、汉赋、汉代五言诗、两汉乐府民歌、史传文学等问题的论述。穆克宏先生在其《文心雕龙研究》下编中归纳和分析了《文心雕龙》对魏晋六朝作家的评价，此著虽基本不涉及《文心雕龙》的先秦两汉文学批判，但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颇值借鉴，因此，同样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笔者参与编著的《〈文心雕龙〉例文研究》一书，依照《文心雕龙》原篇章顺序，选录重要例文170余篇，并对所有例文都进行了注释、评论和简析。其中，也选录了不少先秦两汉的典型例文，分析总结了这些例文对《文心雕龙》所论观点的价值和意义，并据以探究了刘勰文论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和文学依据。不过，限于体例，是著未及归纳《文心雕龙》对先秦两汉各重要典籍的整体评述情况；另外，对于《文心雕龙》先秦两汉作家批评的举列和归纳也偏少。专著之外，学界尚有一些单篇论文对《文心雕龙》的先秦两汉作家作品批评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其中不乏钩深取极、超迈前代之论，此处当然难以一一举列。不过，与综合性、专门化的整理和研究相比较，这些工作难免会有零碎之嫌。随着对《文心雕龙》研究的日渐深化，更系统、更全面的疏鉴和评述工作已提到了研究日程上。
先秦是中国文化、学术及文学的源头，后世任何一种文体或文学表现手法几乎都能从中找寻出它的原始形态。在中国早期文学发展史上，两汉文学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其中，乐府、辞赋、五言诗和史传文学最为后世所称道。而萌生于经学背景下的两汉思想和学术，对后世中国文学史、文学思想史和文学批评史的影响尤为深刻。最难能可贵的是，刘勰对先秦两汉之经史庄骚、诸子百家、诗文辞赋等极为熟稔，往往能随手拈来，随文述典，纵意渔猎，而且也能精当地述其本末、判其区略。其涉略之广、论述之精，深为后人所叹服。对《文心雕龙》的断代文学批评史料进行深入的整理和研究，确乎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首先，釐定和稽考《文心雕龙》对先秦两汉作家、作品、文体及美学范畴的评介，是研究刘勰文学史观、批判史观的基础。对文学理论的研究，必须首先对这些理论赖以存在的文本、文学史实际、读者及其与世界的关系进行梳理和探究。作为“体大虑周”的文学批评专著，《文心雕龙》“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等进步文学史观的形成及其系统理论体系的构建，首先是建立在对前代及“当代”文学实践的深刻认识和细致评骘的基础上的。因此，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最基础的工作应当围绕文学性的历时演变和并时共存来进行。
其次，抽绎和分析《文心雕龙》对先秦经、史、子及具体作家、文本的批评，有助于对龙学研究中的“悬疑”“歧疑”区畛考订，辨正然否。时下的龙学研究中，对《文心雕龙》义辞、范畴、美学内涵，甚至句逗等都存在着许多不同认识。笔者以为，从文本、文学史实际出发，是剔除殽杂的有效途径。先秦经、史、子及相关作家作品，既是《文心雕龙》“原始”的最重要的依据，又是其“选文”的当然范本。刘勰“道”“雅”“正”“奇”“变”“观”“兴”“采”等一系列美学范畴的提出和确立，均是建立在对具体文本的形式、语言、修辞等的总结和分辨的基础上的。《文心雕龙》中包含有不少概念、范畴、术语和近术语，如典、靡、俗、丽、淫、奇、性、学、象、圆、隐等。对于这些美学术语，不少论者或重学理的阐发和逻辑的推衍，或重科学主义的理解，或多或少存在着与文学史实际不相符合的倾向。如何在充分尊重中国文论话语特征的基础上尽量得出合乎情理、而又尽可能接近原点的结论，是《文心雕龙》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文心雕龙》早期文学批评实际予以剖判条源，详究义理，或许有助于推阐大义，消除歧疑。
再次，可以为现时文学史、批评史研究提供更为具体的文学史料和研究参照。《文心雕龙》中的许多观点，因其经典性和准确性而为各类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所援引，成为了定论。如评《春秋》曰“简言达旨”“隐义藏用”，评楚辞曰“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评诸葛亮《出师表》为“志尽而文畅”等等。然而，《文心雕龙》对文学史、批评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远胜于此。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文心雕龙》中保存了魏晋文论的不少散佚资料，计有曹操五则、曹植三则、刘祯二则、《文赋》一则、颜延年一则等，这些珍贵的文学批评史料均不见于现存文献。细致的梳理和鉴别，有助于深入开掘《文心雕龙》的文学史、批评史价值，或可为当代的相关学术研究提供更为科学、准确的史料参照。《文心雕龙》的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对后世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操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扎实的基础工作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可信结论，也可以为当代中国文学史及批评史的理论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参照，进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汇集和爬梳散见于《文心雕龙》各篇中的零碎言论，进而分析总结刘勰对某一问题的整体认识，是总结《文心雕龙》先秦两汉文学批评的首要步骤。《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其所论先秦两汉作家、作品在那个时代或在刘勰看来，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如前所述，《文心雕龙》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介及所征引的例文并不集中，而是散见于全书各篇。由于此，穷究原始资料就显得十分困难。即使周振甫先生的《文心雕龙辞典》，也往往不能穷尽所有相关资料，如评《诗经》，《辞典》就没有提到《征圣》《颂赞》和《情采》三篇中的有关论述；再如评“三礼”，《辞典》分“礼记”“周礼”两目举列了《宗经》《祝盟》《诏策》《章表》《书记》《练字》《指瑕》七篇中的有关论述，实际上，除上述周振甫先生所列篇目外，《文心雕龙》对“三礼”有价值的评介和论述尚见于《征圣》《铭箴》《碑诔》《谐隐》《史传》《诸子》《论说》《奏启》《序志》等篇中，总计有十六篇之多，几及《文心雕龙》全部篇目的三分之一。爬疏和抽绎这些材料，尽管比较琐屑，但却是必不可少的。有必要对《文心雕龙》的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料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考量，包括《文心雕龙》先秦两汉作家批判的具体面貌、文体批评的范围及基本观点、例文的征引情况、范畴批评及其批评史意义等。
抽绎和总结《文心雕龙》对先秦两汉文学的基本态度和具体认识，是推原和甄别《文心雕龙》思想脉络和理论实质的基础。《文心雕龙》重要理论观点的提出乃至基本文学批评观念的形成和确立，都大量借鉴了先秦两汉的言说方式、义理范畴和思想精华。如，吸纳《尚书》“辞尚体要”的思想以确立自己的文学创作原则；据《易》之“大衍之数”以构设《文心》之体例；采录老庄义理以阐释养气的意义、原则、方法等等。同时，《文心雕龙》对文学现象的揭示和对文学精神的阐解，又是建立在对彼时文学实践深刻剖析和精细辨析的基础上的。如，在谈到“五经”的文体学意义时，刘勰或从语源角度加以考察，或从名称上予以追溯，或从文体源流、手法技巧、内在精神的关联等方面进行考辨，并据以提出了各种文体的具体写作规范。应当说，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从文学角度（而不是史学或经学角度）对“五经”的特质进行细致精当的总结和分析者，当首推《文心雕龙》。因此，必须从语源、文源、事典、文体、文学实践和理论依据等方面对其观念和认识做追根溯源式的探究和考辨。这样做，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轻率的学理阐发和逻辑推衍，也不至于落入盲目臆测或科学主义推断的窠臼。在这一点上，本研究与时下龙学界的一些学者的做法有所不同。当然，对刘勰相关论述的釐定和分析，应当以史为纲，以论为目，史、论结合，立足于文本释读，并且对照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实际来进行。只有深刻探究其文本依据和文学渊源，才能进一步明晰《文心雕龙》的思想特点、理论内涵及美学思想，也才有可能对《文心雕龙》的作家论、文体论及批评论做出科学合理的辨析和判断。
自《文心雕龙》诞生以来，人们对这部书的关注、重视和研究就从未停息过。毋庸置疑，20世纪以来，学界在《文心雕龙》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前所未有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文心雕龙》研究已臻于完美和完善。《文心雕龙》包举洪纤，证据今古，巨细咸蓄，渔猎甚广，可供深入研究的空间还很大。本书以《文心雕龙》对先秦两汉作家、作品、文体、审美范畴等所作的批评作为研究对象，尝试对《文心雕龙》批评论的文本、文学依据及基本观点进行爬梳和推原，并对《文心雕龙》的相关阐述作文学史和批评史意义上的求证和考辨，以进一步明晰《文心雕龙》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参照经、史、子、集的传统四部分类法，本书分“‘性灵镕匠，文章奥府’：《文心雕龙》的儒家经典批评”；“‘腾褒裁贬，万古魂动’：《文心雕龙》的史志及史传文学批评”；“‘英才特达，炳曜垂文’：《文心雕龙》的先秦诸子批评”；“‘一朝综文，千年凝锦’：《文心雕龙》的先秦两汉典型作家及典范作品批评”四编共二十六个专题对所涉猎的问题予以陈述。重点梳理和辨析了《文心雕龙》对《诗》等十部儒家典籍、《史记》等三部史传文学作品、《孟子》等六部子书、屈原等十三家先秦文学两汉代表性文人文集的征引、评介和运用情况，汇集《文心雕龙》有关论述300余则，援引例文150篇（段）次，基本上可以见出《文心雕龙》先秦两汉文学批评的全貌。本研究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对于一些学界尚未深入研究的问题，如“三礼”批评的意义旨归、武帝的文学成就和贡献等，进行了粗浅的涉猎；对于一些在学术界有争论的“悬疑”“歧疑”等，也按照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作出了判断，在充分尊重中国文论话语特征的基础上尽量得出合乎情理、而又尽可能接近原点的结论。一己之见，或许亦能为《文心雕龙》研究的深入添砖加瓦。期望本书能为学界的《文心雕龙》研究提供更为细致和准确的史料参照和文献借鉴，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文心雕龙》基础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