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东北大学建筑系的创建与梁思成的学术兴趣

建筑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之一，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中国的建筑文明历史悠久，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自成体系，“不论在城市规划、建筑群、园林、民居等方面，还是在建筑空间处理、建筑艺术与材料结构的和谐统一、设计方法、施工技术等方面，都有卓越的创造与贡献”。[1]但在传统的重士农轻工商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下，建筑从业者却不得不面临一个很尴尬的现实，即始终得不到主流社会和文化的认可，正如日本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所评述：“建筑之学术，中国与日本，自古皆不甚尊重。”[2]国人把建筑之术称为匠学，虽然技术日益复杂，但极少有士大夫愿意从事这一行业，“匠人每暗于文字，故赖口授实习，传其衣钵，而不重书籍”。[3]1910年代以后，随着庄俊、范文照、吕彦直、柳士英、刘敦桢、杨廷宝、梁思成等一批主修建筑学专业的留学生学成归国，中国社会真正有了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代建筑师群体和近代建筑教育，中国建筑之学术亦开始步入近代化轨道，面貌焕然一新，传统观念中的“师徒传授，不重书籍”[4]的匠学身份亦随之而消褪。

高等建筑教育机构的创立，极大地推动了近代建筑人才的培养和建筑学的发展。1923年9月，毕业于日本东京工业高等学校建筑科的柳士英创建了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开启了近代中国建筑教育的先河。1927年，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整体并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5]以此为基础，正式成立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个大学建筑系。东北大学建筑系则是紧随其后成立的第二个大学建筑系。东北大学前身是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和公立文学专门学校。张作霖执掌奉天政局之后，东北地区的民族工业和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亟需各类新式高等人才。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东北地区民族主义思潮勃发，社会各界强烈呼吁：“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大学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材。”[6]1922年春，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数月之间，规模初具。12月，筹备委员会推举奉天省长王永江为首任校长，在沈阳北陵前辟地五百余亩，依照德国柏林大学图纸建造。1923年春季，东北大学正式成立，分为文、法、理、工四科。1928年8月，少帅张学良就任该校校长。年少气盛的张少帅一心想在东北干出些名堂，任职不久，即着手大学的改革与扩充，增建校舍，广聘贤才，把原有的四个学科改为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下设19个系，原师范部改设学院，开办了教育学系和国文、英文、数理、博理等4个专修科。[7]一时间，沈阳大有成为中国高等教育重镇的架势。

在学科设置上，当时的东北大学还是很有远见的，他们看到社会发展对于新式建筑学人才的需求，1928年即设立建筑系并招收了第一届15名学生。而此时，偌大中国，仅有国立中央大学成立了建筑系，其他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均无此专业。当时的中国，真正接受过近代建筑教育的人很少，能有资格和水平创办大学建筑系的人才更是凤毛麟角。

对于新成立的建筑系主任人选，时任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的高惜冰颇感为难。他最初提出的人选是其清华校友、刚刚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的杨廷宝，但杨廷宝自1927年回国后即加盟天津基泰工程司，负责图房工作，[8]实在无法分身。面对东北大学的盛情邀请，杨廷宝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就是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学，但比自己晚毕业两年的梁思成。鉴于东北大学开学在即，未及与正在欧洲度蜜月的梁思成商量，杨廷宝便直接来到梁家，向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谈及此事。正在为儿子工作谋虑并竭力在清华为其寻求教职的梁启超闻听此事，颇感兴趣。在给梁思成的信中，梁启超告之这一重要信息，他说：“该大学有建筑专系，学生约五十人，秋后要成立本科（前是预科），曾欲聘廷宝，渠不能往（渠在基泰公司）荐汝自代。”[9]相比较清华，梁启超显然倾向于梁思成到东北大学任教，他指出：“奉天建筑事业极发达，而工程师无一人，汝在彼任教授，同时可以组织一营业公事房，立此基础前途发展不可限量。”[10]一个月后，梁启超再次致信梁思成，表示：“为你前途立身计，东北确比清华好（所差者只是参考书不如北京之多），况且东北相需甚殷，而清华实带勉强。”[11]他希望梁思成八月前赶回，以免耽误东北大学开学。

此前，1924年6月，毕业于清华学校的梁思成和女友林徽因一同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经过康奈尔大学暑期班短暂的学习后，梁思成顺利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建筑系，林徽因则因为建筑系不招女生而改入同一学院的美术系。1927年2月，梁思成获得建筑系学士学位，6月获得建筑系硕士学位，7月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城市设计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在准备博士论文《中国宫室史》过程中，梁思成发现美国大学所收藏的中国古建筑资料甚少，不足以满足博士论文之需要，于是与导师兰登·华尔纳（L.Warner）商定回国作实地调查，搜集资料，两年后提交博士论文。[12]

选择大学教书这一具有浓厚知识分子倾向的举动，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了梁思成的学术兴趣和父亲梁启超的教育子女理念。

就梁启超而言，虽然梁思成“学了工程回来当教书匠是一件极不经济的事”，但东北大学发展空间大，且可磨砺意志，“将来或可辟一新路”。[13]对于之前一直在努力争取的到清华任教，梁启超将其和东北大学作了比较之后，亦明确表示“清华园是‘温柔乡’，我颇不愿汝消磨于彼中”。[14]

梁思成的专业兴趣和理想，以及求学期间表现出的古建筑研究能力，则是促使他选择到东北大学执教的最根本的原因。留学期间，梁思成对建筑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他在艺术领域的天分又使得这一兴趣充分展现出来。其同窗好友陈植曾回忆说：“除建筑设计外，思成兄对建筑史及古典装饰饶有兴趣，课余常在图书馆翻资料、作笔记、临插图，在掩卷之余，发思古之情。……考古已开始从喜爱逐渐成为他致志的方向。”[15]在宾大就读的最后一年，梁思成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从比较草图、正面图及其他建筑特色入手，梳理、分析这一时期建筑风格的演变过程。虽然建筑学理论来自欧美国家，其本人亦深受西方历史文化和审美观念的熏染，但梁思成始终没有全盘照搬西方的建筑学，而是尝试将中西建筑文化熔为一炉。留美期间，梁思成逐渐认识到中国建筑历史研究的浅薄与匮乏，欧洲各国普遍重视本国建筑历史的研究，成果丰硕，日本建筑学界亦涌现出一批建筑史学者，他们在本国古建筑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并将研究领域延伸至中国建筑，而中国学者却很少关注中国建筑史研究，更未形成有分量的成果。对此，梁思成深感忧虑，他表示：“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末早晚这块领地会被日本学术界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16]最终梁思成下定决心研究中国建筑史，并终生矢志不渝，则源自对于《营造法式》一书的浓厚兴趣。晚年梁思成曾回忆说：“1925年父亲寄给我一部重新出版的古籍，‘陶本’《营造法式》，我从书的序及目录上，知道这是一本北宋官订的建筑设计与施工的专书，是我国古籍中少有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但是在一阵惊喜之后，又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原来这部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般，无法看懂。我想既然在北宋（公元960—1127年）就有这样系统完整的建筑技术方面的巨著，可见我国建筑发展到宋代已经很成熟了，因此也就更加强了研究中国建筑史、研究这本巨著的决心。”[17]

正是出于对古建筑研究的浓厚兴趣，在选择就业方向时，梁思成更倾向于选择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在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比较自由，少去不少的应酬，可以集中时间和精力研究古建筑和《营造法式》，继而梳理清楚整个古代中国的建筑发展脉络。此外，学成归来的他意气风发，踌躇满志，非常渴望能有一片独立的天地一展身手，而筹建中的东北大学建筑系恰恰是一块待开发的处女地，那里除了十几位对近代建筑学一无所知的青年学生外，一无所有，一切都要等待他去开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