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的规划与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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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元大都研究介绍

中国古都规划凝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但几千年来随着战争和人为的破坏,以及城市改造,古都规划几乎已经无法结合实地进行研究了,而只能借助史料文献的相关记载和考古发现去研究。多年来,随着对若干古都城池的考古发掘,对古都规划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也出现了一些亟待引起学术界深思的现象——个别考古人员对其所发现的古代建筑遗址,任意猜测,甚至不顾史料的明确记载,推测出一些经不起学术质疑和历史检验的观点。这一现象在元大都规划的研究中尤为突出,实在令人遗憾!

为了弄清北京城变迁的历史,笔者对元大都规划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以前的一些观点和成说,并不是真正依据考古勘查得出的,实乃对考古资料的曲解。因为作出这些推测观点时,并没有对考古勘查得到的数据进行全方位的实证研究,只是局部的推测而已。虽然这些观点在学术界已为成说,但因与史料文献记载、元代规划尺度、历史建筑相对空间等诸多客观因素不能吻合,故值得进行探讨、商榷、质疑和重新认识。在此,笔者愿意将自己多年来关于元大都规划的思考和实证研究以及对成说的质疑奉上,以期方家批评指正。

元大都城的平面规划布局,是元代初年刘秉忠、赵秉温等人,遵循《周礼·冬官考工记》关于“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的帝京规制的规划思想,于元世祖至元年间规划完成的。但元大都城的平面规划布局,又不同于隋唐两京(即长安、洛阳)、宋汴京、金中都的平面规划布局:

1.隋唐两京、宋汴京、金中都的平面规划为准“四重城”,而元大都的平面空间规划为准“五重城”。

2.隋唐两京的宫城和皇城,规划在大城中轴线的北端;宋汴京和金中都的宫城和皇城,基本规划在大城中轴线的中部;而元大都的宫城和皇城,则规划在大城中轴线的近南端。

3.隋唐两京大城的中轴线规划在宫城以南,宋汴京、金中都大城的中轴线规划贯穿全城南北,而元大都大城的中轴线则规划于大城中部以南。

4.隋唐两京、宋汴京、金中都的“左祖右社”规划在宫城以南之皇城中轴线的东西两侧,而元大都的“左祖右社”则规划在皇城以外、地近大城之东、西城垣中南段的区域空间里。

总之,元大都的规划既遵循《周礼》,又不同于隋唐以降的各代都城,独具其规划特点,颇值得引起元大都研究学者的高度重视。

一、元大都研究史料

元代记载大都规划的主要史料现存的有: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元氏掖庭记》,熊梦祥的《析津志》,欧阳玄、虞集、赵孟等中央官员的文集,苏天爵的《国朝文类》,柯九思等人的元宫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纪》,意大利传教士鄂多立克的《鄂多立克东游录》,波斯史学家拉施特的《史集》等。

明代记载元大都规划的主要史料现存的有:宋濂主纂的《元史》,《洪武北平图经志书》,萧洵的《故宫遗录》,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明初北平官员的诗词等。

清代记载元大都规划的主要史料有:《日下旧闻考》等。

二、元大都考古勘查资料

关于元大都的考古勘查主要有五次:

1.1964—196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工作处联合组织了元大都遗址考古队,对元大都大城城垣、中轴线和主要街道进行了探查,获得了一些具体数据。

(1)对元大都城垣的勘查。包括对城垣长度的测量、城垣基址的探查和东北角楼基址的发掘。得到的有关数据为:

①大城城垣周长约为28600米,其中:东城垣长度约7590米,西城垣长度约7600米,南城垣长度约6680米,北城垣长度约6730米;②大城城垣基址宽度约24米、深度约1.2米;③大城东北角楼基址东西长度约48米、南北长度约46米,深度约1.5米。

(2)对元大都中轴线道路的探查。在景山以北、地安门以南,探得道路路基宽度数据约28米。在景山西门以西未探出南北向道路路基,证明元大都中轴线不在旧鼓楼大街南北一线,而在地安门内外大街南北一线,后为明北京中轴线所沿用。

(3)对元大都文明门大街北段——北新桥北小街(雍和宫西侧)以北、地坛以南的地段进行勘探,探得路基宽度约38米(1),验证了元代史料记载的元大都大街阔24步的街制。

2.拆除北京西城墙所得数据。

(1)在拆除北京西城墙时,发现在明代夯土墙体内包有元代夯筑的城墙,并在明清三合土下的元代土城墙顶部中央,发现有长达300多米的排水瓦管。

(2)1969年因修建地铁环线而拆除西直门瓮城箭楼城台时,在明代箭楼城台台基中发现元大都和义门瓮城门之城台、券门遗址及箭楼残迹。当时测量的数据是: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城门门洞的长度与城墙的厚度为9.92米,门洞的宽度为4.62米,门洞内、外券高度分别为6.68米和4.56米,残存的“地堡式”城楼残墙高约12米。

3.勘查元大都民居所得数据。

1970年,为配合环线(即二环)地铁北段工程施工,对明北京北城墙一线元代民居遗址进行勘查、发掘。发现有不同面积和规格的民居宅院基址,大者宽近70米,中者宽约34.6米,小者宽约17米多。

4.探查元大都大城东南城角所得数据。

1965年对元大都大城东南城角城墙基址的探查,探得城基宽度约24米。1979年,在抢修因暴雨冲塌的古观象台东墙时,发现元代夯土城墙和城基的数据。证明元大都大城东南角楼就在古观象台东侧。

5.探查元大都北土城西水关所得数据。

2002年北京文物研究所对元大都北土城西水关进行了勘查发掘,得到若干数据(参见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节)。

三、元大都研究情况

关于元大都研究,几十年来,学术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已有不少具有代表性的著作问世。

首推陈高华先生的《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出版)。此书通过精心梳理史料文献和以诗证史,全面论述了元大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市民生活,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一幅元大都社会生活画卷,是目前学术界唯一一部全面研究元大都的学术著作,也是元大都研究学者必读书目之一。

朱启钤、阚铎先生的《元大都宫苑图考》(发表于1930年12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二期),以建筑学的眼光,通过《元京城图》《元大内图》《元万寿山图》《元兴圣宫图》《元隆福宫及西御苑图》《元太庙图》《元社稷坛图》等七幅图例,说明元大都城和宫苑的规划,成为研究元大都规划的开山之作,也是迄今为止,研究元大都宫苑规划最为接近历史的一部著作。

王璧文先生的《元大都城坊考》(发表于1936年9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三期),通过解读部分文献,并结合实地踏察,对元大都大城、宫城的位置,做了初步“考证”,提出元大都中轴线位于今北京城旧鼓楼大街与故宫武英殿一线和明北京中轴线东移的推测观点。这一论断与实际情况相悖,已为考古勘探结果和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所否定。

朱偰先生的《元大都宫殿图考》作于1936年,全书分六章,对元大都大城、宫城、宫殿坛庙等规划进行了论述,是学术界较早绘制元大都规划图的著作,但提出元大都中轴线在明清北京中轴线之西的观点,已为考古勘查和研究元大都的学者所否定。虽然此书的一些观点难于成立,但所绘制的宫苑规划图,可供元大都规划研究者参考。

赵正之先生的《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2)(收入《科技史文集》第二辑,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年出版)和《元大都城图》(3),是继朱启钤、阚铎、王璧文、朱偰之后,又一探讨、研究元大都规划的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赵正之先生提出元大都中轴线与明清北京中轴线为同一条中轴线,元大都街道、胡同规划为明清北京所继承的观点,已为考古勘查所证实。但其关于:①元大都鼓楼、钟楼和钟楼市位于旧鼓楼大街南、北两端;②中心阁位于明清北京钟楼的位置上;③皇城规划以太液池为中心,形成宫城、隆福宫、兴圣宫“三宫鼎立”的格局的推测观点,则不能被史料记载和考古勘查所证实。赵正之先生的研究成果,虽有时代局限,但无疑可作为研究元大都规划的宝贵借鉴。

徐苹芳先生主持撰写的《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刊于《考古》1972年1期),是元大都考古队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对元大都城垣和中轴线以及和义门瓮城门等进行的考古勘查后,又于70年代初期为配合北二环2号地铁沿线施工而进行抢救性的发掘后而发表的考古简明报告。这份简明报告发现多处元代建筑遗址,为学术界研究元大都规划提供了原始资料。但美中不足的是,考古勘查与学术研究未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撰写的考古勘查简明报告《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中,有些观点的依据不足,与史料有关记载不能相符,先后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笔者将在下文予以详细剖析。

杨宽先生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是杨宽先生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成果。杨宽先生是研究中国上古史和古代都城制度史的著名学者,其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一书中,依据赵正之先生的《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和《元大都城图》,以及徐苹芳先生的《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中的若干观点,并结合史料,对元大都规划进行了论述,提出元大都规划是宫城“坐南朝北”的布局和“三套方城”结构等观点。

笔者在深入研究元大都规划后,认为杨宽先生关于元大都规划为宫城“坐南朝北”的布局和“三套方城”结构的观点,与史料记载以及北京中轴线宫苑规划变迁不能吻合。不能因为元大都城内的海子和钟楼市的繁荣,以及皇帝每年巡幸上都出入皇城北门厚载红门和大城北垣西门健德门,就认为元大都宫城是“坐南朝北”的布局。中国古都“面朝后市”的规划原则,并不意味着宫城是“坐南朝北”的布局。辽南京规划也是“面朝后市”的布局,辽帝出入辽南京也多走中轴线北门拱辰门,但辽南京宫城的规划也不是“坐南朝北”的布局。元大都宫城和皇城因沿用了金大宁宫的空间之故,所以位于大城和中轴线的南部,而刘秉忠又能够因地制宜地将钟楼市规划在中轴线北端的大城之中央位置,以体现周礼“面朝后市”的规划原则。在宫城以南,规划了皇城正门灵星门和国门丽正门,并在丽正门外7里的中轴御道的东侧规划了皇帝祭天的郊坛。充分证明元大都宫城的规划不是“坐南朝北”的布局。“三套方城”结构的观点,可能依据的是《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中的一些推测观点。所以,研究元大都规划有几重城,不仅要研究史料,还要充分参考和捋顺若干考古勘查数据,还应该对“帝京规制”、对元大都宫城与皇城空间进行深入研究。笔者将在本书的总论中详述元大都的准“五重城”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