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随想（代前言）
时空，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和永恒的载体。时空，长有百亿年，短则一瞬间，无所不载。时空，大至宇宙，小到纤毫，无所不包。
研究人类文明史，就是对相对时空的研究。研究时空的最简便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以尺来丈量空间，通过空间的规划尺度来求出空间的规划时间，进而展现人类社会的生活史。
人类文明史，是伴随着人类的生活，即衣、食、住、行而进行的思维和劳动所产生和发展的。衣、食、住、行，不仅是人类的一种时空行为，而且还是衡量人类的生活水平或人类文明的一把标尺！
衣，原始人用野草、树皮为衣；文明人用兽皮、纺织物为衣。纺织物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人类文明产生和发展的物证。但纺织物是流动的、易腐坏的，是受空间与流通的制约的。
食，原始人以获取天然食物为生；文明人以获取和生产食物为生。从某种意义上说，食物只能是满足人类延续生命的物质能量，也只能反映人类的生活水平而已。
住，原始人居洞穴、巢树冠；文明人垒居室、树干栏，进而筑城垣、造宫殿。垒居室、树干栏，是人类生产、生活中的第一项具有文明里程碑意义的思维劳动产品——利用大自然却又不完全依赖于大自然而生息的创造与发明。筑城垣、造宫殿，是人类生产、生活中的第二项具有文明里程碑意义的思维劳动产品——它标志着人类由生存向生活的过渡，由家庭或氏族向酋邦社会或国家政权的飞跃。
行，原始人的交通，依靠双脚；文明人的交通，除双脚外，还依靠牲畜和车辆。牲畜和车辆，是可移动的财富。牲畜是动物，而车辆是人类思维劳动的产品，是人类文明产生以后才出现的交通工具。
衣、食、住、行，虽然都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必需品，但只有“住”，才能最确切、最真实地反映出人类社会生活的文明程度。因此，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的历史，应该以古代城垣与建筑为切入点；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也不例外。
“古城证史”，是我十多年前提出的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和文明史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因为它远比“文字证史”来得可靠！换言之，只有“古城证史”，才能证明中华文明已有六千至七千年的文明史；而“文字证史”却只能证明商代的文明史。怎能让世人相信中国已有五千多年甚至更久远的文明史呢？只有“古城证史”是目前最为有效的、可以印证中国文明起源的科学研究方法。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主要载体，同时也是时空的一个特定标志。只有通过对这个特定标志的规划和主要建筑进行研究，才能真正研究城市及其历史，进而研究文明的起源。古城的出现，是文明产生后的极其重要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精神的和物质的产物。古城的规划变迁和营造技术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史发展的直接物证。从6500—4000年前的城头山古城，到5300—4800年前的郑州西山古城，到5300—4300年前的良渚古城，到4800—4300年前的陶寺古城，到4500—4300年前的宝墩古城，到4300—3800年前的石峁古城，到3900—3600多年前夏商之际的二里头古城，再到1400前的隋大兴（唐长安）古城和洛阳古城，直到740多年前的元大都城和600—400多年前的明北京城，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特定的时空标志——古城规划的变迁和营造技术的发展，来清晰地勾勒出中国文明史的发展脉络。
北京，在中国文明史上，曾经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早在五帝时期，北京被称为“幽州”“幽都”“幽陵”；夏商周三代称作“蓟”。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于涿鹿大战胜利后，被诸侯尊为天子，“邑于涿鹿之阿”，即在涿鹿山下的平原修筑城邑。这个平原应该就是永定河出山后冲积而成的北京小平原；这座城邑，应该就是原始“蓟城”，后为“蓟国”。《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蓟”为黄帝之后和帝尧之后的邦国，又为华夏九州之北部的幽州；又记载：帝颛顼“北至于幽陵”；又记载：帝尧“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又记载：帝舜向帝尧建议“流共工于幽陵”。而《史记·正义》注：《尚书》、《大戴礼》皆作“幽州”。
《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灭商后，“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褒封，不等于初封。褒封，意在周武王灭商之前，这些受封者就是该国之诸侯，并且被前朝册封过。《礼记·乐记》记载：“武王克殷返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可知直至商末周初，城邦国家依然林立，虽不及黄帝至帝尧时期的“万国和”“合和万国”（《史记·五帝本纪》），但也有上千个邦国存在——武王伐纣，“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史记·周本纪》）。
蓟城，不是因“蓟丘”而得名，而是因地处于“蓟”而得名。“蓟丘”，不是天然的土丘，而是古人为修筑蓟城而堆筑的“社”。作为“幽州”的蓟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知名度，要远远大于燕国国都燕城。所以，燕国国君在山戎灭掉蓟国后，利用齐国的援助，灭掉山戎，迁都蓟城并扩建蓟城。直至金代，蓟城多次成为国都。
13世纪，元大都城的修筑，使蓟城这座千年都城，第一次成为全中国的首都，它是北京城变迁史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古都成为世界大都会的一个里程碑。元大都的城市规划，不仅其肌理基本为明北京所继承，而且还对21世纪的新北京的城市规划产生着影响。
元大都，是中国文明史的一个独特时空——疆域广大的元朝的首都、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目的地、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心、世人向往的国际大都会。然而历经了700多年风雨的元大都，至今为世人所知的只是一座整体已经消失的神秘的古都城。
元大都的时空，虽然只有100年的历史，但是却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对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大都的文学艺术，代表了元代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是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一个里程碑——元曲，是继唐诗、宋词之后的又一个文学高峰；元杂剧，是中国戏剧艺术史的珠穆朗玛峰；元代书法，在理论和实践上，真正回归和复兴了晋代王羲之的书法神韵，成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继晋代之后的又一个真正的高峰；元代绘画，依据时代的需要，开磅礴大气之先河，使中国古代绘画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元代青花瓷器，成为700多年来，一直被世人所推崇的瓷器艺术之至宝；元代建筑，可谓集中国传统建筑、印度佛教建筑、西亚伊斯兰教建筑、欧洲基督教建筑等世界多种建筑艺术于一城，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独特景观；元代雕塑，展示在元大都的，几乎都是鬼斧神工的杰作，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几近空前绝后的程度；元大都的石雕和微刻艺术，融会东西方文化艺术之长，其神韵和技艺，远非明清两代所能企及。
元大都的时空，虽然只有不到200平方公里的面积，但是它对当时世界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元大都是当时东西方交通的中枢和文化交流中心——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目的地，元大都张开了陆路和海路两个臂膀，去拥抱亚非欧三大洲——丝绸、瓷器源源不断地进入三大洲多个国家；无数追求财富的三大洲商旅，竟不顾生命危险，或川流不息地日夜跋涉在陆路丝绸之路上，或颠簸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元大都成为享誉世界的多国商旅云集的商业贸易中心。它还是大运河的北方终点，大运河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大运河漕运，基本满足了元大都百万人口对粮食等生活物资的需求。陆路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加上大运河漕运，使元大都创造了人类古代交通史上的奇迹——元大都的商业贸易，极大地丰富了亚非欧三大洲多个国家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世界上多种宗教的传教、弘法、讲经活动和场所，同时出现在元大都，并得到元朝皇帝的重视，这在中国宗教史上也是仅见的。
我以为，元大都的时空，对人类文明史作出的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它的城市规划，一个是它的文化艺术。然而，经历了六七百年的沧桑，元大都，作为一座古城已经不复存在了！如何拂去历史的尘埃，让这座世界城市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如何让这座令世人向往的神秘古都再一次“回到”今人生活的时空？如何让众多的建筑艺术和人文成果供今人鉴赏？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深入、系统、科学地对元大都规划进行复原研究，采用信息技术，让元大都帝京规制的原貌重现，让世人得以重睹元大都的“芳华”，这样才能真正地保护好遗存至今的元代规划与建筑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我以为，学术研究的目的，不应该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兴趣或主观需要，去解决一个或几个相对孤立的问题；而应该是为了实现文化的承传与传播这一客观需求！从文化传播的意义上说，元大都规划复原研究，不仅只是一个科研课题，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它可以导出一个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品牌”来。
作为一名北京市民，是最容易接近元大都和研究元大都的。每当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和胡同里，看着元大都的规划遗存，脑海里经常出现元大都的幻景；特别是春夏秋冬四季，我漫步在元大都土城上，感受到历经700多年沧桑的元代建筑遗址那震撼人心的魅力。30多年来的这一切，促使我走进了元大都的时空，为复原这座伟大的古都规划去踏查、去研究，为保护元大都的规划与建筑遗存而呼吁，也因此而结交了数十位名家、学者。
我愿意做一名中国文化的传播者，自觉地把我走进元大都时空后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奉献给世人，继《元大都的规划与复原》之后，还将推出《元大都代表性建筑复原研究》以及一系列关于元大都的舞台作品、影视作品、地图、建筑模型、智能玩具等享有知识产权的文化创意产品，以让世人借此能够穿越时空，直观地感受13至14世纪的世界城市元大都那城市规划的宏伟与建筑艺术的辉煌，以及元大都对北京、对中国乃至对世界文明史所作出的贡献。
我相信，拙作《元大都的规划与复原》和《元大都代表性建筑复原研究》的出版以及若干关于元大都的文化创意产品的推出，将揭开世界城市元大都建城750周年纪念活动的帷幕。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和中西文化新的融合的时代大潮的到来，会有更多的国际商旅，来到北京追寻700多年前的马可波罗的足迹和探寻元大都的史迹；也会有更多的国人，特别是北京人，因为700多年前有过元大都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