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元大都是中国历史上继封建社会盛期的隋朝平地起家按照当时理想建造起来的都城“大兴”之后，第二个于封建社会后期的元朝平地建起的帝国都城。它是建筑史上的重要范例，是中国自原始酋邦至封建社会后期，五千年都城规划思想与建造技巧的继承与发展，为最后成果——明、清北京城，奠定了基础。元大都遵照儒家“法先王”的指导思想，以《考工记》所记载的周王都城规划为蓝本，采取近方形的平面、方格网道路和中轴对称、“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同时，根据具体情况而有所变通。对中国都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元大都，进行城市规划复原研究，不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元大都作为当今我国首都北京的前身，对其历史状况的研究，还有助于当代搞好作为文化遗产的北京古都的保护与现代化建设。

已故的清华大学建筑学系赵正之教授，终生致力于元大都研究，集累了大量文献资料卡片。但是他的研究成果除了课堂讲授之外，没有著作发表。1962年他罹患癌症，我出差回京看到他从医院寄给我的信，方知他已住院治疗。我急忙去探视时，他已失音，只能用气声说话。他告诉我徐苹芳同志来看他，说可以帮他完成元大都研究的文稿，代他发表。赵先生遂将其珍惜的一生积累的元大都文献资料卡片几匣以及研究心得笔记和文稿“托孤”给苹芳同志。

关于元大都规划的研究，历来着重文献记载的想象推测，实质性的规划考证方面，科学性或有不足，赵先生的文章也是如此。夏鼐所长鉴于元大都研究系建筑考古学问题，曾多次嘱苹芳同志与我合作开题，进行元大都研究，但是此事一再拖延而未能落实。苹芳同志曾单独率工作组，配合北京地铁施工，清理元大都后英房等几处居住遗址，因为没有建筑考古学研究课题的学术思想，始终未能针对元大都规划问题的考证进行有效的考古探查和发掘工作。只是凭现在地面街道的情况做出了一些臆测，也与史实相违背。

近年来，郭超同志对元大都规划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完成了《元大都的规划与复原》一书。此书是一本在学术上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资助。其贡献在于：打破了对专家的迷信，纠正了几乎成为定论的元大都中轴线变迁、宫城位置、三重城规划布局等一系列误解，真正做到了元大都规划复原研究。书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辨误；尺度与古都城规划研究方法；金中都城及大宁宫对元大都城规划的影响；元大都城垣的规划走向与实际走向；元大都城垣规划长度与实际修筑的长度；元大都城垣规划模数与城垣宽、高比例；元大都城垣的修筑顺序与修筑时间；对金大宁宫泛中轴线的继承与改造；元大都中轴线的空间序列；元大都水系——水利工程与给排水系统；帝京规制准“五重城”规划布局；以及元朝以后，明宫城遗存的若干元代遗构——外朝、内廷宫殿的“工”字型台基等。这就使他首次回答了元大都规划的程序和制约条件的问题：即元大都宫城是位置既定的隋临朔宫宫城——金大宁宫宫城，它的中轴线就是元大都城的中轴线；既定的宫城至南城墙的距离，是受到金中都阻隔而造成局促的情况。

郭超同志在《元大都的规划与复原》一书中，提出和论证了一系列新观点，确有超越前辈学者的独到之处。这一难得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对元大都规划复原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系统纠正了前辈学者的若干推测观点，真实再现了元大都规划的原貌，而且也是对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和北京城变迁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郭超同志在“元大都规划复原研究”这一课题中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关键在于方法论的突破。他运用“六重证据法”和以规划空间验证规划时间的“尺度法”，考证得出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这体现了科学研究不仅要做定性分析，重要的是进行定量分析。

郭超同志的《元大都的规划与复原》这一成果，体现了他踏实钻研的治学精神。在当前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下，我们要大力提倡这种踏实钻研的治学精神。我祝贺这一研究成果的问世！

杨鸿勋

癸巳季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