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元大都中轴线的空间序列

元大都中轴线纵贯准“五重城”，规划有三个空间区域，彰显了《周礼》营国规制和皇权礼制。南中轴线之大城区域，以国门和千步廊棋盘街的规划布局，体现出皇权礼制的尊严。大内区域的三朝五门制度和北中轴线大城区域之钟鼓楼和钟楼市的规划布局，体现出“面朝后市”的天子营国的理念。元大都中轴线南北三个区域空间的规划，充分彰显了帝京规制的空间序列。

一、元大都中轴线上的“国门”——丽正门

元大都“国门”丽正门的建筑规制和丽正门内的千步廊的长度，学术界至今尚未深入研究，只是有个别学者进行过推测。笔者在研究元大都规划时发现这些推测缺乏客观依据，值得商榷。

1．元大都大城南城墙与“国门”丽正门的空间位置

丽正门，为元大都的“国门”，建于元朝至元九年（1272年），因明朝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南拓北京大城南城墙而拆除。元大都丽正门究竟在今天北京的什么位置呢？

有学者认为：元大都丽正门在天安门以南的长安街南侧，东西长安街为元大都南城墙的顺城街，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为元大都南城墙之顺城街门。依据是《明英宗实录》关于“正统元年（1436年）六月丁酉，修阙左右门和长安左右门，以年深瓴瓦损坏故也”的记载。

也有学者认为：元大都丽正门在天安门以南的长安街中部。依据是《元一统志》《析津志》所载：“至元城京都，有司定基，（大都南城墙）正直庆寿寺海云、可庵两师塔，敕命远三十步许环而筑之。”海云、可庵双塔位于今电报大楼西南方位的长安街北侧。庆寿寺始建于金代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1954年因拓宽西长安街而拆除。

笔者认为：元大都丽正门在故宫午门以南约735.6—764.24米处，即在天安门广场北端。依据是：

（1）元代和明初史料的记载：

①《马可波罗行纪》所记载的汗八里（即大都）之大城：“先有一方墙，宽广各八哩。其外绕以深壕，各方中辟一门，往来之人由此出入。墙内四面皆有空地，广一哩，军队驻焉。空地之后，复有一方墙，宽广各六哩……此第二方墙之内，有一第三城墙，甚厚，高有十步，女墙皆白色……”又载：“宫与新城相接，在此城之南部。”详细描述了大城与宫城的空间距离。

②《南村辍耕录》云：“大内南临丽正门。”《析津志》云：“丽正门内，三街并行。中，千步廊御街；东，五云春路；西，万宝秋路。”千步廊东、西两侧街道，在北向千步廊东、西两端分别有阔约24元步（约37.74米）且与千步廊街平行的东、西街，因位于“五云坊”和“万宝坊”，故称“五云春路”“万宝秋路”。

③洪武初年萧洵《故宫遗录》记载：“丽正门内，曰千步廊，可七百步，建灵星门，门建萧墙，周回可二十里，俗呼红门阑马墙。门内二十步许有河，河上建白石桥三座，名周桥，皆琢龙风祥云，明莹如玉。桥下有四白石龙，擎戴水中，甚壮。绕桥尽高柳，郁郁万抹，远与内城西宫海子相望。度桥可二百步为崇天门，门分为五，总建阙楼其上。”

④《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元年（1436年）六月丁酉，修阙左右门和长安左右门，以年深瓴瓦损坏故也。”

而明清北京皇城之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二门东西相距约365米，约为232元步，在明正统元年（1436年）因“年深瓴瓦损坏”而修葺。参考《析津志》记载：“中书省，在大内前东，五云坊内。外仪门，近丽正门东城下，有‘都省’二字牌匾。中仪门，中通五云坊、万宝坊，东西大街，兵卫戟仗。”笔者推断：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的空间位置很可能分别是元大都南中书省之“中仪门”（东向）和某中央机构的“中仪门”（西向）。

（2）1960年代中期的考古勘查发现：

①元大都南城墙之东段基址，位于裱褙胡同与麻线胡同之间的明清古观象台东西一线。

②元大都大城西南角楼的基址，就在今复兴门立交桥东南角位置上，在其基址中北部东西一线的元大都南城墙之西段约在今西长安街上。

③南城墙及顺城街，在双塔寺西侧往南环曲了“三十步”，东至大城东南城角。

④丽正门基址处的南城墙，其中线距故宫午门约750米。

（3）元明两代规划尺度对史料记载的尺度数据的互证：

①第一方墙与第二方墙之间“广一哩”与“丽正门内，曰千步廊，可七百步，建灵星门”的空间距离完全吻合（下文将有详细论证，此处略）。

②“大内南临丽正门”与丽正门内至灵星门的空间距离约255元步，灵星门内至崇天门的空间距离约200元步，丽正门内至崇天门总共约468元步（约735.6米）的空间距离，与考古勘查的丽正门基址位置的南城墙中线北距故宫午门城台南侧约750米（合477元步）的空间距离相吻合。

2．元大都“国门”丽正门的建筑规制

丽正门，作为元大都的“国门”，其建筑规制是怎样的呢？从金中都“国门”丰宜门和明北京“国门”正阳门的建筑规制，可以看出元大都“国门”丽正门的建筑规制应该是承前启后。再结合考古勘查发现的丽正门的空间位置以及金口河的东西空间流向，元大都“国门”丽正门的建筑规制便清晰可见了。

（1）丽正门建筑规制

①丽正门城台

根据对元大都中轴线长度规划与空间序列的研究和考古勘查发现的丽正门基址的空间位置，结合史料的有关记载，笔者推算出：元大都“国门”丽正门城台的进深约为18.21元步，合89.5元营造尺，约28.64米；城台东西长约55元步，合269.5元营造尺，约86.24米；城台高35元营造尺，约11.2米。

②丽正门城门

丽正门城门为券式一门，与金中都丰宜门和明北京正阳门相同。

③丽正门城楼

丽正门城楼为东西七间，进深三间，通廊为九五开间；三重檐，歇山顶；灰筒瓦，绿琉璃瓦剪边。

④修建时间

元大都“国门”丽正门修建于至元八年至九年（1271—1272年）。

（2）丽正门瓮城

①丽正门瓮城形状与城墙厚度

丽正门瓮城形状：或为长圆形，类似金中都丰宜门瓮城和明北京正阳门瓮城形状；或为长方形，类似和义门瓮城和崇仁门瓮城形状。

丽正门瓮城城墙：底部厚度为60元营造尺，与大城城墙底部厚度相同。

②丽正门瓮城规划尺度与城门数量

丽正门瓮城的规划尺度推测为：东西外长约389.5元营造尺，内长约

269.5元营造尺；南北外长约389.5元营造尺，内长319.5元营造尺。

丽正门瓮城规划有三门，中门南向，东门东向，西门西向。即《析津志》所载：“出丽正门，门有三。正中惟车驾行幸郊坛则开。西一门，亦不开。止东一门，以通车马往来。”据此，我们得知：出丽正门，瓮城有三门：南门为天子祭天的礼制之门，东、西向各有一门；而不是丽正门城台有三个南向的门。

③丽正门瓮城前门箭楼

丽正门瓮城前门箭楼，大略与明北京正阳门箭楼形制相同。

④修筑时间

丽正门瓮城修筑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析津志》载：“至元十八年，奉旨挑掘城濠，添包城门一重。”

二、元大都千步廊与棋盘街之空间构图

元大都千步廊规划在皇城灵星门外、大城丽正门内，而不像金中都的千步廊规划在宫城外、皇城内的空间里。元大都千步廊最早建于元世祖至元后期，依据是《马可波罗行纪》里有对元大都大城、皇城、宫城、钟楼及钟楼市的详尽描述，然而却没有对千步廊的描述。

为什么元代将千步廊规划在皇城灵星门外，而不像宋汴京、金中都那样，将千步廊规划在皇城内呢？这个问题一直没被人关注！

笔者认为，刘秉忠、赵秉温在规划元大都中轴线准“五重城”时，沿用了金大宁宫三重垣的规划，并在宫城以南做了新的规划——将大城南城墙规划在宫城崇天门以南约471—483元步东西一线上；将皇城南垣规划在宫城崇天门以南约213元步（注：今北京故宫午门以南约335米）东西一线上，又北距皇城北垣约1500元步；将皇城灵星门规划在宫城崇天门（即明宫城午门）以南约200—213元步（约314.5—335米）的空间位置上；又在皇城灵星门内前代开挖的金水河上架周桥；在宫城崇天门与皇城灵星门之间约200元步的南北空间里，由于有崇天门左、右阙台南伸，又有金水河“横亘”，因此，不仅无法规划修建千步廊和“左祖右社”，而且连端门都不宜规划修建。所以，刘秉忠、赵秉温只能“因地制宜”，将千步廊规划设计在皇城灵星门外和大城丽正门内南北长度约255元步（约401米）的空间里。刘秉忠、赵秉温这一不得已的“因地制宜”的千步廊空间规划布局，后为明三都（明中都、明南京和明北京）中轴线规划千步廊时所沿用。

1．元大都千步廊之“曲尺”长度

萧洵《故宫遗录》记载：“丽正门内，曰千步廊，可七百步，建灵星门，门建萧墙，周回可二十里，俗呼红门阑马墙。”对此记载，有学者误解为元大都千步廊南北长度为七百步（合1085米），认为从丽正门至灵星门之间有一条宽阔、深长、威严的大道。这显然是理解错误。如果按此理解，元大都皇城南垣就在今故宫太和殿丹陛东西一线，元大都宫城南垣就在今故宫乾清宫东西一线，元宫城北垣就在今地安门南大街南口东西一线。如按此理解，元大都的一切规划都无法解释通！

这一误解，实乃对千步廊规划和规制的认知错误所致：丽正门至灵星门的空间距离，好像是从丽正门城墙北侧至灵星门萧墙由南北七百步的千步廊来连接的。实际不是这样的。元大都千步廊的规划是有历史依据的。史载宋汴京、金中都、元大都、明三都（明中都、明南京、明北京）皆规划有千步廊。笔者认为：金中都千步廊的规划与规制，就是元大都千步廊规划的直接依据。金中都千步廊规划在宫城应天门外、皇城宣阳门内的中轴线御道东、西两侧，由左、右两列廊房所组成。左列廊房规划有西向廊坊和北向廊房，右列廊房规划有东向廊坊和北向廊房，左、右两列廊房构成两个并列的直角规制，在宫城应天门外形成一个“T”型天街广场。明北京千步廊的规划与规制，完全与金中都千步廊相同，可知它的直接依据是元大都千步廊。因此，通过金中都千步廊和明北京千步廊的空间规划，我们得知：元大都千步廊也应该与金中都千步廊“走向”的空间规划一样，后又为明北京千步廊“走向”的空间规划所复制，即千步廊在中轴线御道东、西两侧，呈东向、西向排列，北端分别九十度转为北向并向东、向西延伸。

笔者依据四条线索找到了元大都千步廊的长度计算依据：

首先，宋汴京、金中都、元大都、明南京和北京的千步廊，均为“T”形结构布局，即东、西向的千步廊北端又折而北向，故千步廊的长度不应只计算东、西向千步廊的南北长度，而应计算总长度。

其次，《明史·地理志》中记载的北京千步廊为“东西千步廊各千步”。考察实地空间，乃为东、西向和北向千步廊及其延长的墙垣共一千步，而不是东、西向千步廊南北的长度。

第三，史料文献记载和考查实地空间，均证明元大都皇城灵星门至大城丽正门内侧的南北实地空间距离不是700元步（约1100米），而是255元步（约401米）。

第四，“可七百步”的“可”字，有“总共”的意思，即元大都千步廊左、右两列的东、西向与北向之和总共长700元步。

通过分析宋、金、元、明史料对金、元、明三代千步廊的记载，并对实地空间进行踏查，笔者论证了元大都千步廊的确切数据——中轴线御道两侧的东向、西向千步廊各长225元步，各规划有90间廊房（每间2.5步宽）；东向、西向千步廊的北端分别九十度折向东、西，向东、西各延伸125元步，各规划有北向廊坊50间。

由此，笔者推知元大都千步廊的确切数据——“可七百步”，即左、右两列千步廊的东、西向廊房与北向廊房的长度之和为700元步（约1100米）。换言之，左、右两列千步廊各长350元步（约550米），以象征“河洛”的“三五之数”；左、右两列千步廊各有廊房140间，共有280间，以象征天宫的28星宿；左、右两列千步廊各含东、西向千步廊90间和北向千步廊50间，以象征“九五之尊”。

元大都千步廊，与金中都千步廊和明北京千步廊的空间规划格局完全相同，即东、西向千步廊之间为中轴线御道，北向千步廊北侧为“天街”，整体规划格局为一“T”型广场。灵星门和元皇城南垣与北向千步廊之间为30元步（约47米）阔的“天街”；东、西向千步廊之间为30元步阔的千步廊街。从皇城灵星门外侧至大城丽正门内侧的南北空间长度规划为255元步（约401米）。

元大都千步廊之北向廊房，位于今端门城台南部东西一线上；东、西向千步廊的南端约在今长安街南侧；大城丽正门内侧北距宫城崇天门（今故宫午门）外侧约468元步（约736米）。笔者论证的元大都千步廊的空间走向与长度计算，与丽正门遗址至端门的空间长度完全吻合，又对萧洵《故宫遗录》中记载的“丽正门内，曰千步廊，可七百步”进行了科学的诠释。

2．元大都千步廊街与东、西街的空间关系

千步廊街，在国门丽正门与皇城灵星门之间的中轴线御道上，又称千步廊御街。在千步廊御街的东、西两侧，即北向千步廊东、西两端南北一线上，各有一条阔约24元步（约37.74米）的大街，称千步廊东、西街。千步廊之东、西街，北直崇天门东、西两侧的星拱门和云从门，再往北约与大内御苑东、西垣约在同一条南北经线上，使得大内御苑到丽正门内东、西街与大内形成一个“中”字形结构布局，可谓独具匠心！

千步廊御街及其东、西街，是一个规划的整体，即礼制的需要。千步廊街，为皇帝通行之御街；千步廊之东、西街，为臣民日常通行之街道。

3．元大都千步廊“横街”与中仪门的空间位置

《析津志》记载：“中书省，在大内前东，五云坊内。外仪门，近丽正门东城下，有‘都省’二字牌匾。中仪门，中通五云坊、万宝坊，东西大街，兵卫戟仗。”《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元年（1436年）六月丁酉，修阙左右门和长安左右门，因年深瓴瓦损坏故也。”明清北京皇城之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二门东西相距约365米（约合232元步），其空间位置很可能就是元大都南中书省之“中仪门”（东向）和某中央机构的“中仪门”（西向），即元千步廊横街（东西向）东西两端之门。明北京长安街，即元大都千步廊之“横街”。

4．元大都棋盘街的规划格局

《析津志》记载元大都有“棋盘街”。笔者研究元大都的街道规划后发现：元大都的“棋盘街”规划在大城“国门”丽正门与皇城正门灵星门之间，由三经三纬组成一个棋盘状的“田”字形。三经：即千步廊御街、千步廊东街、千步廊西街。三纬：即由北往南有千步廊以北的长安街、千步廊横街、千步廊以南的丽正门顺城街。明北京的棋盘街，亦规划在大城“国门”正阳门与皇城正门大明门之间，乃仿效元大都之帝京规制所为。

三、元大都中轴线上的宫门与宫殿

1．元大都中轴线上的宫门

（1）皇城正门灵星门

（2）宫城正门崇天门

（3）宫城外朝正门大明门

（4）宫城内廷正门延春门

（5）宫城内廷北门

（6）宫城北萧墙门

（7）宫城北门厚载门

（8）宫城卫城（宫城夹垣）北门北上门

（9）大内御苑南门山前门

（10）大内御苑南内门山前里门

（11）大内御苑北门山后门

（12）大内夹垣北门北中门

（13）皇城北门厚载红门

2．元大都中轴线上的宫殿

（1）宫城外朝正门大明门殿

（2）宫城外朝前殿大明殿

（3）宫城外朝中殿大明寝殿

（4）宫城外朝后殿宝云殿

（5）宫城内廷前殿延春宫

（6）宫城内廷中殿延春寝殿

（7）宫城内廷后殿清宁殿

（8）大内御苑山前殿

（9）大内御苑山后殿（大室）

四、元大都中轴线上的中心台、中心阁、钟楼、鼓楼

1．中心台的位置

元大都大城中心台的空间位置在哪里？

有学者认为元大都中心台在鼓楼处，也有学者认为元大都中心台在鼓楼西侧不远处。《析津志》记载：“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其台方幅一亩，以墙缭绕。正南有石碑，刻曰‘中心之台’，实都中东、南、西、北四方之中也。”笔者认为元大都中心台，乃沿用的隋临朔宫中轴线北端的中心台，位于中轴线与鼓楼北围墙交汇处，考古发现有建筑基址。

有学者猜测元大都中心台是刘秉忠规划的。笔者认为元大都中心台是隋代规划的，所以《析津志》将中心台列入“古迹”条记述和介绍。

元大都的规划，是刘秉忠以“古迹”中心台为依据，规划元大都大城南、北、东、西城墙的，使中心台成了元大都大城准几何中心的标志。

根据元大都大城城方60元里的规划，刘秉忠以隋代临朔宫北中轴线上的中心台为坐标点，规划元大都大城东、西、南、北四面城墙的定基线，即在中心台之南、北分别约8元里（合2400元步，约3774米）确定大城之南、北城墙的定基线，南、北城墙在中轴线上相距约16元里（合4800元步，约7548米）；在中心台之东、西分别约6.865元里（合2059.5元步，约3239米）和7.285元里（合2185.5元步，约3437米）确定大城之东、西城墙中门的定基线，东、西城墙在中纬线上相距约14.15元里（合4245元步，约6675米）。

但在筑城时，南城墙之中段因正直庆寿寺双塔而南移了“三十步许”，故使南、北城墙在中轴线上相距约为16.093元里（合4828元步，约7592米，即向南移动了28元步），东、西城墙的长度分别为16.13元里（合4839元步，约7609米）和16.15元里（合4845元步，约7619米）。修改元大都大城城墙长度，是元大都大城在修筑当中，根据实地情况，对原规划大城周长60元里195元步（合18195元步，约28612米）所做出的一次“修订”，“修订”后的大城周长为60元里240元步（合18240元步，约28682米）。

实际上，元大都中心台距大城南、北、东、西城墙的直线距离都不相等，距北、南城墙分别为8元里（合2400元步，约3774米）和8.093元里（合2428元步，约3818米），距东、西城墙分别为6.865元里（合2059.5元步，约3239米）和7.285元里（合2185.5元步，约3437米）。

根据中轴线规划和“中心台”位置，元大都新城一改燕京旧城东西向空间略长、南北向空间略短的规划布局为南北向空间略长（约为16.14元里）、东西向空间略短（约为14.26元里）的规划布局，即大城南北城墙的长度之和为32.28元里、大城东西城墙的长度之和为28.52元里，使得元大都大城城墙外侧周长为60.8元里（约合18240元步，约28682.4米），也就是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引《南村辍耕录》所明确记载的元大都“城方六十里二百四十步”，与《马可波罗行纪》记述的元大都“呈方形，每边长度约为十五里”基本一致。

《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城市》引《图经志书》载：“中心台敌楼一十二座，窝铺二百四十三座。”《图经》，是由地图与说明文字组成的方志类典籍，盛行于隋唐、北宋时期。结合积水潭东北岸地处南来北往、东去西行的交通枢纽位置，其实地空间，以及其东部、东南部、西南部和北部有众多的粮仓、草场、物资库等历史遗迹可知：中心台处确实应规划修建“楼”式建筑，以利于管理“人”和“物”——300多万集结在涿郡的远征高丽的军队和民夫，以及众多粮草、军械、装备等军需物资。而在中心台之南2隋里多的永定河故道东岸（即今故宫和景山的南北空间地带），就是远征高丽的大本营——隋炀帝在涿郡的离宫“临朔宫”。中心台位于临朔宫泛中轴线的北端区域。

古人管理城市、集市、军队，都依靠钟、鼓来进行管理。在城市中央区域和集市区域，几乎都设有钟楼和鼓楼。

2．中心阁的位置

元大都中心阁的空间位置到底在哪里？

学术界亦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元大都中心阁位于中轴线与中纬线的交汇处，即明鼓楼的位置。另一种观点认为元大都中心阁位于中轴线以东、中纬线（鼓楼东大街）以北的大天寿万宁寺的西南隅。

关于中心阁和大天寿万宁寺的空间位置，《元史》《析津志》《日下旧闻考》等史料均有记载。

《元史·成宗纪》云：“大德九年（1305年）二月，建大天寿万宁寺。”《元史·泰定帝纪》云：“泰定四年（1327年）五月，作成宗神御殿于天寿万宁寺。”

《析津志》记载：“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换言之，中心阁在中心台东十五步。

《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城市》引《析津日志》载：“天寿万宁寺在鼓楼东偏，元以奉安成宗御像者……”又引《明一统志》载：“中心阁在府西，元建，以其适都城中，故名。阁西十余步有台，缭以垣，台上有碑刻中心台三字。”又引《图经志书》载：“中心台敌楼一十二座，窝铺二百四十三座……钟楼在金台坊东，即万宁寺之中心阁。”

笔者认为：①《图经志书》所载的拥有敌楼和窝铺的中心台，不是元大都的中心台，而是隋代的中心台，虽空间没有变化，但时间已相差了约660年矣！元代人之口传的“中心阁即钟楼也”，亦非指元大都之钟楼，实乃隋中心台东侧的钟楼，元代在此基址上改建中心阁。②《日下旧闻考》所引的《图经志书》，可能是《洪武北平图经志书》，也可能是更早的《图经志书》。结合作为地理类的《图经志书》盛行于唐宋时期，以及《日下旧闻考》引《图经志书》所载的中心台有敌楼和窝铺的情况与元大都中心台的情况相悖。故以为《日下旧闻考》所引的《图经志书》非《洪武北平图经志书》，中心台亦非元大都之中心台，而应为记载隋临朔宫中轴线北端规划建有12座敌楼和243座窝铺，用以管理漕运、仓储等远征高丽的粮草和物资的中心台。为了管理漕运、仓储远征高丽的粮草和物资，在中心台的东、西两侧分别规划修建了钟楼和鼓楼，后为元代沿用为中心阁和鼓楼。

据此，元大都中心阁的确切空间位置，应该在鼓楼的东北侧，即位于中轴线与中纬线相交汇的十字路口之东北角。鉴于鼓楼、钟楼、中心台、中心阁都有墙垣缭绕，所以中心台之东缭垣应与中心阁之西缭垣相距约“十五元步”，约合23.59米，即10隋丈。进而推知：中心台之中心线东距中心阁之中心线应约为106米，约合0.25隋里。

3．钟楼的位置

元大都钟楼的空间位置究竟在哪里？是在某些学者认定的位置——“旧鼓楼大街”的北端与明北京北护城河（古濠）南岸的东西道路的“交汇点”的空间位置上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该处空间位置既与史料记载的元大都钟楼的空间方位不符，又不能被考古勘探所证实——在“旧鼓楼大街”南北，考古勘探均未发现有任何建筑遗址和遗迹。

尽管现在通行的元大都城图中，将鼓楼和钟楼标注在旧鼓楼大街的南北端，但鼓楼和钟楼不在此空间的史实，证明该图所标示的元大都钟楼、鼓楼的位置是错误的。笔者认为：任何学者研究历史地理和古都规划，都必须依据客观史实，其观点必须经得起史料记载、考古勘探、营国规制、实地空间的检验；应该有“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学术精神。我们必须看到：前辈学者为研究北京古都规划做了许多工作，为后人继续开展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依据。但前辈学者的研究往往囿于时代、方法、技术等主、客观因素，其推测、推论的观点往往不能尽善尽美，需要后人的修正才行。前辈学者对元大都规划的研究正是如此。

为什么说“学术权威”认定的元大都钟楼的空间位置不能成立呢？原因有四：

一是与史料记载的钟楼的空间位置不能吻合。

二是与元大都规划的“街制”不能吻合。

三是与刘秉忠依据《周礼》营国规制规划的中轴线“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而形成的“钟楼市”的空间不能吻合。

四是与考古勘探的结果不能吻合。

钟楼，是元代统治者管理元大都的报时工具，也是封建皇权的统治手段之一。为了便于管理城市，刘秉中将钟楼这一著名建筑规划在元大都大城中心区域，而不是位于元大都中部偏北的区域。《马可波罗行纪》记载的钟楼：“在大城之中央，有一高大宫殿，上置一口大钟……”《析津志》记载，钟楼位于“京师北省东，鼓楼北。至元中建，阁四阿，檐三重，悬钟于上，声远愈闻之。钟楼之制，雄敞高明，与鼓楼相望。本朝富庶殷实莫盛于此。楼有八隅四井之号”。可知当时的钟楼为八面形的双层阁楼式建筑，远比明清钟楼（即今钟楼）宏大、壮丽。

《析津志》记载的“北省”，即北“中书省”，为至元四年（1267年）修建元大都时规划在元大都中央区域的空间——“始于新都凤池坊北，立中书省，其地高爽，古木层荫，与公府相为樾荫，规模宏敞壮丽。奠安以新都之位，置居都堂于紫微垣”。又载“齐政楼……西，斜街过凤池坊”。说明凤池坊的空间在海子以北、钟楼和鼓楼以西，即钟楼市所在的金台坊以西，旧鼓楼大街是金台坊与凤池坊的分界线。刘秉忠将统治机构中书省和统治工具钟楼、鼓楼规划在元大都大城中央区域，使中轴线规划形成“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的格局，可谓是最佳规划了。

《析津志》明确记载了元大都的街制：“大街阔二十四步，小街阔十二步。”又记载“钟楼前有十字街，南北、东西街道最为宽广”。而某“学术权威”的观点是：钟楼位于“旧鼓楼大街”的北端与明北京北护城河（古濠）南岸的东西道路的“交汇点”的空间位置上。按该观点试想：位于该“交汇点”上的钟楼，怎么能“前有十字街”呢？其空间道路为小街规制，怎么可能是“南北、东西街道最为宽广”呢？而只有元钟楼位于今钟楼的空间位置，才能出现“前有十字街”和“南北、东西街道最为宽广”的规划格局。

史料记载“钟楼市”位于钟楼前街、后街、西巷和鼓楼南转角街。如果按某学术权威认定的钟楼的空间位置，“钟楼市”就一定在古濠南北的空间里，转角街在哪里呢？刘秉忠根据《周礼》营国规制规划的中轴线“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又怎么解释呢？

针对该权威观点，考古工作者在旧鼓楼大街南北进行了考古勘探，结果未发现有任何建筑的基址和遗迹。这也可以从实证方面证明：元大都钟楼从未规划修建在旧鼓楼大街上！然而，北京历史地图集中的元大都地图却还是这样标注着钟楼的空间位置！

笔者通过对元代史料、营国规制、元里制、元大都中轴线和现存钟楼实地空间的研究，得出元大都钟楼规划在都城的中央位置，即中轴线的北端，与明清北京钟楼的位置完全相同，即明北京钟楼是在元大都钟楼的“旧基”上重建的结论。与王灿炽先生通过史料和考古资料论证的元大都和明北京钟楼位置同一的结论，可谓是“不谋而合”。

4．鼓楼的位置

元大都鼓楼的空间位置在哪里？一说在旧鼓楼大街南，一说在中心台西，一说在中轴线与中纬线交汇处，即明清北京鼓楼的空间位置上。鼓楼，又称“齐政楼”，即齐日、月、土、木、火、金、水七政之意。鼓楼，是元朝统治者管理元大都的报时工具，也是封建皇权的统治手段之一。笔者认为，要确认元大都鼓楼的空间位置，必须要弄清楚元大都鼓楼的规划变迁才行。根据史料记载得知：元大都鼓楼曾经先后在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和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两次规划和修建在两个空间位置上——

第一次是至元九年（1272年）在原隋中心台以西、中纬线以北的隋鼓楼基址规划修建了元大都鼓楼。依据是：①《析津志》记载的“齐政楼在中心台西十五步，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②元代张宪《登齐政楼》诗曰：“层楼拱立夹通衢，鼓奏钟鸣壮帝畿。”形象地描绘出：钟楼位于中轴线上，居于北；鼓楼不在中轴线上，而在中心台西十五步，居于南；钟、鼓二楼呈“拱形”分布，南北、东西夹于通衢，即位于中轴线、中纬路（今鼓楼西大街）和旧鼓楼大街之间。后因遭雷击被毁。

第二次是大德元年（1297年）改建在中轴线与中纬线交汇处，即明清北京鼓楼处。依据是：

①《析津志》记载：“齐政楼，都城之丽谯也。东，中心阁。大街东去，即督府治所。南，海子桥、澄清闸。西，斜街过凤池坊。北，钟楼。此楼正居都城之中。楼下三门。楼之东南转角街市，俱是针铺。西斜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有望湖亭，昔日皆贵官游赏之地。楼之左右，俱有果木、饼面、柴炭、器用之属。”又载：“……则崇仁倒钞库。西，中心阁。阁之西，齐政楼也。更鼓谯楼。楼之正北，乃钟楼也。”

②对有人认为元大都鼓楼建在旧鼓楼大街上的观点，考古工作者曾在旧鼓楼大街南北一线进行过勘探，没有发现任何建筑基址。

③旧鼓楼大街之名，始于清代，明代张爵所著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里称“药王庙街”。对此街的沿革情况，北京史地专家王灿炽先生有过考证。

从元末《析津志》的记载看，重建的“齐政楼”则位于中心台稍南的空间位置上，即位于中轴线与中纬线相交汇处，即已位于中心阁之西和钟楼正南了，而不再有中心台的记载。由此推知：元大都鼓楼在至元末年遭雷击焚毁后，可能改建在中心台稍南的中轴线与中纬线相交汇处，其基址后为明北京鼓楼所沿用。参考明中都、明南京的钟、鼓二楼的规划均不在中轴线上，而明北京的钟、鼓二楼则均规划在中轴线上，分明是对元大都钟、鼓楼空间规划的继承，就如同明北京对元大都阙左门、阙右门以北的宫城、御苑及中轴线的规划完整继承一样，基本未作空间规划的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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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析津志辑佚》“岁纪”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13页。

(2) 《元史》卷十七，本纪第十七，世祖十四记载：“至元三十一年，四月壬寅，始为坛于都城南七里。”

(3) 《金史》卷二十八，志第九，礼一记载：“朝日坛曰大明，在施仁门外之东南，当阙之卯地，门之制皆同方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