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元大都大城城墙的修筑

关于元大都大城城墙的修筑，学术界在相关的研究中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论证解决：第一个问题是元大都大城版筑城墙的规划尺度依据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元大都大城城墙的地下夯基（即城基）的宽度是否等同于地面城墙底部的宽度；第三个问题是元大都大城城墙底部宽度、城墙高度、城墙顶部宽度及三者的比例是多少；第四个问题是元大都大城城墙的规划与修筑是否有模数依据；第五个问题是元大都大城城墙到底修筑了多长时间。

一、元大都大城城墙“规划以度”之“度”的依据

考古人员对现今勘查发现的古代遗址空间往往用“米”作单位来描述，而古代建筑一般多以“尺”（即营造尺）为单位。所以，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建筑时需要把古代的“规划以度”的“度”弄清楚。“规划以度”，即以一定的长度单位（尺、丈、步、里等）来规划宫殿、城池、广场等空间和建筑。周礼还规定有针对不同用途的“度”，如：“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途度以轨……王宫门阿、宫隅、城隅度以雉。”（《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因此，考古勘测所得的数据“米”需要折算成“尺”等古代规划所用的“度”的名称，才能反映出古代建筑的规划以“度”和规划思想。

元大都大城城墙的规划和实际修筑是以何为度呢？是以“步”为“度”，还是以“营造尺”为“度”？抑或以其他名称为“度”？

元代实行步里法，元里制遵循古制每里为300步。故元代人在规划或描述长度和高度时，往往用多少步来表述。如：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元大都宫城“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马可波罗行纪》记载元大都大内御苑绿山“高百步”，又记载元大都大城城墙“墙根厚十步”“墙头仅厚三步”“墙高十步”，又记载元大都宫城城墙“高有十步”；萧洵《故宫遗录》记载元大都大城“国门”丽正门内规划的千步廊左右两列的总长度可700步，又记载元大都皇城正门灵星门北侧距离宫城正门崇天门南侧规划的长度“可二百步”（即灵星门北侧距周桥约20步，度桥至宫城崇天门可200步）。

笔者结合对元大都中轴线规划的研究，认为元大都大城为版筑土城墙，其长度规划可能与城楼、宫殿等建筑的规划依据有所不同，版筑土城墙的长度以“步”为“度”来规划，而城墙的宽度和高度，则可能与城楼、宫殿等砖木结构的建筑相同——以“营造尺”为“度”来规划，或以其他的“度”来规划。由元大都大城东南城角的东城墙和南城墙的地面夯基均宽约18米多，元大都北城墙西水关城墙地下夯基宽度约22.5米和地面城墙墙体底宽约18.5米，以及“在大都东城墙中段和西城墙北段的夯土墙基下，发现了两处石砌的排水涵洞，它们是在夯筑城墙之前预先构筑的。土城废弃后，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从其残存的底部尚可看出涵洞的结构情况。涵洞的底和两壁都用石板铺砌，顶部用砖起券。洞身宽2.5米，长约20米左右，石壁高1.22米”⁽²⁴⁾，可知：元大都大城版筑土城墙的底部墙体的宽度小于排水涵洞的长度，即小于20米，进而推知：元大都大城版筑土城墙的墙体的长度、宽度、高度均应为以“步”为“度”规划的结果，而墙体的宽度和高度也同为以“营造尺”为“度”规划的结果，即墙体底部宽度约12元步，恰合60元营造尺；墙体高度约9元步，恰合30元营造尺；墙体顶部宽度约3元步，恰合15元营造尺。

二、元大都大城城基宽度与城墙底部宽度的关系

《考古》1972年1期，刊载了《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一文，公布了对元大都考古勘查的部分数据，如：元大都大城城基（按：地下夯土基址）宽度约为24米，并据此推测：元大都大城城墙的底部宽度也是24米；元大都大城城墙的底部宽度与城墙高度及顶部宽度的比例为3∶2∶1，即城墙的底部宽度约为24米，城墙的高度约为16米，城墙顶部的宽度约为8米。

这一推测是否准确？是否与史实相符？

让我们先来看看城墙修筑的建筑技术规则——城墙的建筑分为城基和城墙两部分。城基，即地下夯基，其宽度须大于城墙的底部宽度，版筑土城墙墙体才能坚固。笔者在插队时做过墙基的夯筑劳动，在实践中得知：墙基宽度须大于墙体宽度，才能符合使墙体稳固的建筑技术原理。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在《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一文中记述了唐长安大明宫之版筑土城墙的“墙基宽约13.5米、深1.1米，城墙筑在城基中间，两边比城基各窄进1.5米左右，底部宽10.5米”。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勘探故宫西廊下家的建筑基址时，在城墙内侧发现了城基。

从千百年来的筑墙实践中，不难发现墙基宽度与墙体宽度的关系是：墙基宽度须大于墙体宽度；换言之：墙基宽度与墙体宽度不可等同。筑墙的建筑技术原理证明：徐苹芳先生推测的元大都城墙底部宽度等同于城基宽度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三、元大都大城城墙之底部宽度、高度、顶部宽度及三者的比例

元大都大城城墙是夯土筑成的土城墙，由中心墙体和内外两侧的护坡所组成。因护坡的角度所致，版筑土城墙的墙体底部宽度与城墙高度及城墙顶部宽度的比例多为4∶2∶1。

笔者通过对元大都大城东、西城墙与明北京内城东、西城墙之沿革，即对元明两代夯土墙体尺度的实证研究，和对元代文献记载的元大都城墙尺度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古代都城版筑土城墙尺度的研究，以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为依据，认为《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一文中推测出的元大都大城城墙的底部宽度与城墙高度及城墙顶部宽度的比例为3∶2∶1，即城墙底部宽度约24米、城墙高度约16米、城墙顶部宽度约8米的推测是没有实证依据的，是错将城基的宽度当作城墙底部的宽度所致，因此该推测的3∶2∶1的比例是不足凭信的。笔者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元大都大城城墙的底部宽度与城墙高度及城墙顶部宽度的比例为4∶2∶1，即与古制相同。

笔者的直接证据一：明北京内城的东、西城墙，乃沿用元大都大城的东、西城墙的夯土墙体包砖而成。据拆除明北京内城东、西城墙时的剖面图⁽²⁵⁾分析，明北京内城之东、西城墙是在元大都大城之东、西土城墙的元代夯土城垣顶部之上又加筑了约1米高的明代夯土墙体及三合土，又在元代夯土城垣墙体的内外两侧加筑明代夯土墙体后，再在夯土墙体内外两侧砌砖而成为砖城墙的。

据此我们得知：元大都大城之东、西土城墙的高度不是16米，而应该是9.60米（约6元步，合30元营造尺）高。理由：由于经历了百年风雨的冲刷，明北京改为砖城垣，改建后的东城墙内侧高度约10.48—10.70米、西城墙内侧高度约10.10—10.40米⁽²⁶⁾。明代按其城墙规制的高度，不得不增加新的夯土层。明北京为了防御蒙古各部的进攻，只会将城墙加高，而不会有将元大都大城东、西城墙先削低7米，然后再夯筑1米多三合土，使之增至约10米多高这样的道理的。

笔者的直接证据二：在拆除北京内城西城垣时，考古工作者“在明清城顶三合土之下，发现了元大都土城顶部中心安有排水的半圆形瓦管，顺城墙方向断断续续长达三百余米。这一发现，证明土城的防雨排水是采用管道泄水的方式，这是避免城顶雨水冲刷城壁的合理方法”⁽²⁷⁾。而覆盖在元大都大城西城墙顶部以上的明清三合土又在城墙顶部的砖面以下，故明清三合土的高度约10米。此也可以证明：

①元大都大城城墙的高度为9.6米（约6元步，合30元营造尺）高。

②与中国古代城垣的修筑原理相同，元大都大城城基的宽度大于城墙底部的宽度—城基宽约24米（合75元营造尺），城墙底部宽为19.2米（约12元步，合60元营造尺）。

③元大都大城城墙的底宽与高度及顶宽的比例为4∶2∶1［60元营造尺（12元步，约19.2米）比30元营造尺（6元步，约9.6米）比15元营造尺（3元步，约4.8米）］。（与《马可波罗行纪》记载的元大都大城城墙的尺度相吻合）。

笔者的直接证据三：1368年8月，明朝大将军徐达和常遇春率军攻克元大都，将大都更名为北平府，并在元大都大城北城墙以南约5明里的古濠以南（即安定门、德胜门东西一线）修筑北平府北城墙，以使北平府的北面有两道城墙，以便防御北元势力的反攻。北平府城除北城墙为新筑外，南、东、西三面城墙则沿用元大都之南、东、西三面城墙。我们从徐达迅速修筑的明北平府北城墙（正统元年，即1436年，又加宽、加高而成为砖城墙）内侧的高度约9.2—11米⁽²⁸⁾这一数据可知：元大都大城城墙的高度不是16米，而应该是9.6米。理由：徐达攻克元大都时，元大都大城土城墙已经过近100年的雨水的冲刷，其高度已低于9.6米，而徐达修筑的北平府北城墙因与元大都之东、西城墙相接，故其高度应该与元大都大城城墙的高度基本一致，约为9.2米⁽²⁹⁾。

笔者的间接证据一：《马可波罗行纪》第八十四章记载元大都大城城墙“墙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墙头仅厚三步，遍筑女墙，女墙色白，墙高十步”。马可波罗对元大都大城城墙的底宽和顶宽的记载基本是真实的，但马可波罗对高度的估计则显得不准确——《马可波罗行纪》第八十三章记载了元大都宫城以北的御苑：“大汗宫殿附近，北方一箭之地，城墙之中，有一丘陵，人力所筑，高百步……名曰绿山。”又说元大都宫城城墙“高有十步，白色，有女墙”。而《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一“宫阙制度”明确记载元大都宫城城墙“高三十五尺”（约11.2米）。我们知道：北京中轴线上位于皇宫以北一箭之地、且在红墙之中的正是景山，其在元代称“绿山”，在明洪武初年称“煤山”，永乐朝迁都北京后称“福山”，万历朝称“万岁山”，清朝迁都北京后称“景山”。景山的高度约47米，约合30元步，而不是“高百步”。同样，元大都大城城墙和宫城城墙的高度，也不是“高有十步”，而分别是高30元营造尺（合6步，约9.6米）和高35元营造尺（约11.2米）。

笔者的间接证据二：史料记载的中国众多古都的城墙墙体的底部宽度与城墙高度及城墙顶部宽度的比例为4∶2∶1。杨宽先生在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一书中列举的古代都城（版筑土）城墙的尺度比例的例子有：

①“郑州商城城墙断面呈梯形，平均底宽约20米，顶宽约5米，高约10米”⁽³⁰⁾。

②“辽南京城墙高三丈，（顶）宽一丈五尺”⁽³¹⁾。

③元上都外城“城墙现高约5米，下宽约10米，上宽约2米”⁽³²⁾。

④元上都宫城城墙底宽约10米，高约5米，顶宽约2.5米⁽³³⁾。

根据以上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我们得知元大都大城城墙的实际数据是：地面以下的城墙夯基宽24米（约合75元营造尺，又合151〖〗4元步），地面以上的城墙底部宽19.2米（合60元营造尺，约12元步），城墙高度9.6米（合30元营造尺，约6元步），城墙顶部宽4.8米（合15元营造尺，约3元步）。

笔者通过实证研究，论证了元大都大城城墙夯基的宽度大于城墙墙体底部的宽部，城墙墙体的底部宽度与墙体高度及墙体顶部宽度的比例是4∶2∶1，即城墙坡度依据为“勾股定理”。而不是《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推测的3∶2∶1，从而纠正了一个推测出的多年来存在于元大都研究中的关于大城城墙尺度的错误观点。

四、元大都大城城墙规划与修筑的模数

根据《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一文所公布的有关元大都大城城基的数据——城基深1.2米，城基宽24米，结合笔者实证研究所得出的元大都大城城墙的数据——底宽19.2米（合60元营造尺，约12步），高9.6米（合30元营造尺，约6步），顶宽4.8米（合15元营造尺，约3步）；坡度依据为勾股定理，即勾三、股四、弦五。笔者发现了元大都城墙修筑时所用的丈量高度和宽度的器具，不是“尺”，也不是“步”，更不是绳子，而是长度为3.75元营造尺（合1.2米），类似于丈量地亩所用的模度——“弓”一样的“模度”（建筑界又称为“模数”），我们在未能证明其名称以前，也暂以“模数”来名之。元大都大城城基深度1.2米，为1个模数，即3.75元营造尺；城基宽度24米，为20个模数，即75元营造尺；城墙底宽19.2米，为16个模数，即60元营造尺；城墙高9.6米，为8个模数，即30元营造尺；城墙顶宽4.8米，为4个模数，即15元营造尺；城基边缘与城墙底部边缘相距2.4米，为2个模数，即7.5元营造尺；城墙内外坡度的底宽——勾三长度7.2米，为6个模数，即22.5元营造尺；城墙高——股四长度9.6米，为8个模数，即30元营造尺；城墙内外的斜坡长度——弦五长度12米，为10个模数，即37.5元营造尺。

五、元大都大城城墙的修筑顺序与修筑时间

在确定了元大都大城四面城墙的空间走向和四隅的空间位置后，先在大城的坤位，即西南城角奠基，从大城的西南角起筑，即从大城西南角往北、往东起筑，从大城东北角往南、往西起筑；将筑城人员分成若干组，每组相隔距离约为1/4元里（合75元步，约118米），两组人员相向修筑，以便“合拢”连接。鲤鱼胡同南端城基恰距东南城角约75元步，可能为东南城角向西的第一个夯节点。后因避让大庆寿寺海云、可庵二师双塔而将大城南城墙中段之西端向南“俾曲”了30元步，使原规划的城方60元里195元步（合60.65元里），改为60元里240元步（合60.8元里），因大城东、西城墙已经修筑，大城的东西长度不能增加，所以只有增加大城的南北长度，而西南城角和东北城角业已筑起角楼墩台和城墙，故而将东南城角向南延伸。笔者在《关于元代里制、里长、尺长、步长的实证研究》⁽³⁴⁾一文中，从考古勘测的元大都大城东、西城垣的中线长度分别约7590米和7600米，推算出东、西城垣的外侧实际长度分别为4839元步（合16.13元里，约7609.33米）和4845元步（合16.15元里，约7618.76米）；即大城东南城角往南移了约15元步（合0.05元里，约23.59米）；大城南城墙中段西端往南“俾曲”了30元步（约47.2米）；故而使元大都大城的周长变成60元里240元步（约28682.4米）。

史料记载元大都大城城墙，是在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丁未”⁽³⁵⁾奠基，“二月己丑”⁽³⁶⁾开工修筑的，但未记载东、西、南、北四面城墙是否是同时开工修筑的。

笔者结合史料记载和对元大都大城四隅角度的研究，认为：

①元大都大城四面城墙的修筑不是同时开工的，是先从西南隅和东北隅开始修筑的，于至元四年（1267年）二月开工修筑，而北城垣西段则是在至元五年二月才开工修筑的。2002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考古发掘的元大都大城北土城西水关的北燕翅之东侧砖墩下的大青石板上镌刻有“至元五年二月石匠作头”的纪年文字，而在水关砖石基座之上才是厚度约1米多的北土城的城基夯土层⁽³⁷⁾。因此，我们得知元大都大城北城墙西段始修筑于至元五年（1268年）二月，比大城南城墙西段晚开工约1年。

②元大都大城四面城墙的修筑顺序有先后——第一步：按易经之坤位，先在大城之西南角奠基，取“至哉坤元”之义，与至元年号同。第二步：修筑海子和古濠以南的西城墙、东城墙、南城墙，即从大城之西南隅往北修筑西城墙之南段和中段、往东修筑南城墙之西段和中段。同时从大城之东北隅往南修筑东城墙、往西修筑北城墙。第三步：从西往东修筑南城墙时因避让大庆寿寺之海云、可庵二师双塔，而将南城墙之中段往南突出了30元步。第四步：修筑海子和古濠以北的西城墙墙北段、东城墙南段和南城墙东段、北城墙中段和西段。

关于元大都大城城墙修筑时间的研究，多年来学术界主要流行着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元大都大城城墙的修筑用时约10年，即至元四年（1267年）始修筑，到至元十三年（1276年）完成⁽³⁸⁾。第二种观点认为元大都大城城墙的修筑用时长达17年之久，即至元四年（1267年）始修筑，到至元二十年（1283年）⁽³⁹⁾完成。

笔者通过对元大都大城城墙尺度数据、工程量和对元代史料相关记载以及对若干中国古都城墙尺度数据的研究，提出第三种观点，认为元大都大城城墙的修筑用时近4年，即从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丁未”⁽⁴⁰⁾奠基，“二月己丑”⁽⁴¹⁾始修筑，到至元七年（1270年）年底（1271年初）前完成。笔者的依据如下：

1．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撰写的《大都城隍庙碑记》记述了元大都大城城墙建成于1270年。《大都城隍庙碑记》云：

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至元四年，岁在丁卯，以正月丁未之吉，始城大都……七年，太保臣刘秉忠、大都留守臣段贞、侍仪奉御臣和坦伊苏、礼部侍郎臣赵秉温言：大都城既成，宜有明神主之，请立城隍神庙。上然之，命择地建庙，如其言。得吉兆于城西南隅⁽⁴²⁾，建城隍之庙，设像而祠之，封曰佑圣王，以道士段志祥筑宫其旁，世守护之。自内廷至于百官庶人，水旱疾疫之祷，莫不宗礼之……⁽⁴³⁾

《大都城隍庙碑记》明确记载了元大都大城的修筑时间——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丁未始建，至元七年（1270年）“大都城既成”。“既成”，即“已经完成”之意。1270年元大都城隍庙的修建，充分证明此时元大都大城城墙业已修筑完毕。

2．《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八年正月……史天泽告老，不允。敕：‘前筑都城，徙居民三百八十二户，计其直偿之。’”⁽⁴⁴⁾史天泽乃元初重臣，“至元元年，加光禄大夫，右丞相如故。三年，皇太子燕王领中书省，兼判枢密院事，以天泽为辅国上将军、枢密副使。四年，复授光禄大夫，改中书左丞相。六年，帝以宋未附，议攻襄阳，诏天泽与驸马忽剌出往经画之……七年，以疾还燕。八年，进开府仪同三司、平章军国重事……”⁽⁴⁵⁾“前筑都城”，说明现已筑完。至元初年，朝廷财政紧张，为防止奸臣贪污，忽必烈命史天泽负责计算因筑城而搬迁的382户居民每户应补偿的资金数额。此次对因筑城而搬迁的居民进行资金补偿和下一年用国库支付所有筑城的费用（详见下文）两件事情说明：元大都大城城墙已于至元七年（1270年）筑成，因国库经费所限，不得不分两年两次进行偿付，先偿付给搬迁户，再支付其他的筑城费用。

3．到过元大都的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在他的历史著作《史集》一书中，记载元大都大城城墙建成于1271年⁽⁴⁶⁾。与虞集《大都城隍庙碑》记载的“至元七年，大都城既成”并不矛盾，即1271年初与1270年底在时间上基本吻合。在元代，元大都为东西方闻名的国际大都会，由于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往来于元大都的西亚、北非、南欧的商人，可谓络绎不绝。从拉施特《史集》关于元大都大城有十七座城楼的记载得知，拉施特为撰写《史集》或亲自到过元大都，或向到过元大都的众多商人详细询问过元大都城的具体情况。拉施特《史集》记载的元大都大城建成于至元八年（1271年）与元大都苇席蓑城的开始时间相吻合，因此，元大都大城城墙建成时间不晚于至元八年（1271年）是可信的。

4．元大都用苇席蓑城的开始时间可以证实元大都大城城墙建成于至元七年（1270年）。《元史》卷一百五十一，列传第三十八，《王善传》附《王庆端传》云：“庆端……以功佩金符，为千户。监筑大都城……大德二年，加荣禄大夫、平章政事。”

程钜夫《‘冀国王忠穆公墓碑’记》云：“（忽必烈）授（王庆端）虎符，为千夫长，督城大都。议固以甓，公请以苇，遂省不赀。”⁽⁴⁷⁾

阎复《‘故荣禄大夫平章政事王公神道碑’记》记述了王庆端向元世祖忽必烈献上以苇蓑城之策的具体时间：“至元八年，城大都，板干方新，数为霖雨所堕，或议辇石运甃为固，公（王庆端——引者）言：‘车架巡幸两都，岁以为长，且圣人有金城，奚事劳民，重兴大役。’因献苇城之策。诏用公言，所省巨万计。”⁽⁴⁸⁾

史载元世祖朝经济屡次吃紧，除任用善于理财的阿合马等人主政理财外，也不得不尽量节省不必要的经费开支。所以忽必烈采纳了负责具体督建元大都城的千户王庆端以苇蓑城的建议，可知至元八年（1271年）元大都大城城墙已经建成，与《析津志》记载的“世祖筑城已周，乃于文明门外向东五里，立苇场，收苇以蓑城。每岁收百万，以苇排编，自下砌上，恐致摧塌……”⁽⁴⁹⁾的内容，在时间上与至元八年（1271年）相一致。

5．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蒙古国改国号为“大元”，此时国都“中都”大城的城墙已修筑完工。元大都的规划师刘秉忠曾在国门丽正门外第三桥南立杆测定元大都皇宫中轴线方向。至元十一年（1274年）刘秉忠辞世，在其辞世前，元大都大城的城墙已经修筑完毕。

6．从《元史·世祖纪》“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改新都中都为大都；五月辛巳，敕修筑都城，凡费悉从官给，毋取诸民，并蠲伐木役夫赋税”这条记载推知：元大都大城的城墙在“中都”改称“大都”之前已经修筑完毕——“凡费”，即包括完工后应支付给筑城役夫的工钱在内的诸项筑城所需的费用，由皇帝下令取自国库，而不向民间征敛。

7．《元一统志》卷一“建置沿革”条记载：“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改号大都，迁居民以实之，建钟鼓楼于城中。……元初设大都巡警院及左右二院。右院领旧城之西南、西北二隅四十二坊，左院领旧城之东南、东北二隅二十坊。大都巡警院领京师坊事。建置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至二十四年（1287年）省并，止设左右二院，分领京师城市民事。领大都在城坊事。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省部照依大都总管府讲究，分定街道坊门，翰林院拟定名号。”

有学者认为，到翰林院拟定街道坊门名号前，元大都大城城墙才修筑完成。其实不然。历代修筑新城池，都是先按照规划修筑城池，然后再按照规划修建城里的主要建筑，最后才修建民居。元大都也不例外。按照规划，先修筑完成了大城城墙，再改建完成了宫城和皇城城墙及其宫殿等建筑，然后按照规划修建钟鼓楼等管理城市的职能建筑和省、部、院等诸官署建筑，最后才完成迁民以居之的民宅的修建。偌大的元大都大城，新建于各个衖通和火巷内可容纳数十万人居住的民居，须在大城、宫城、皇城建筑完工后才开始修造，至少需要十多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从至元十二年（1275年）建置的领京师坊事的大都巡警院可知，在此之前，元大都大城城墙已经修筑完毕，除元大都大城内之西南部已有原居民外⁽⁵⁰⁾，在大城内之东南部开始“迁居民以实之”了。即从至元九年（1272年）起，先迁非“南城”之人户以实元大都大城内之东南部，每户宅基面积为8亩。因迁入元大都的人户不足，故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再迁“南城”之人户以实元大都大城之中部、北部，每户宅基面积仍为8亩⁽⁵¹⁾。但达官显贵的宅基则大于8亩，比如：深受元世祖忽必烈信任的汉族大臣程钜夫，得赐宅基10亩于安贞门内乐道里。

8．负责督建大都大城和宫城的官员的职务的变化，也能证明元大都大城建成的时间不晚于1271年。

至元三年（1266年）十二月丁亥，“诏安肃公张柔、行工部尚书段天祐等同行工部事，修筑宫城”⁽⁵²⁾。同时加封张柔为“荣禄大夫，判行工部事，城大都”⁽⁵³⁾。又诏令张柔之子张弘略“佐其父为筑宫城总管”⁽⁵⁴⁾。张柔于“至元四年，进封蔡国公，五年六月卒”⁽⁵⁵⁾。张柔死后，行工部尚书段天祐（段贞）继为筑大城总管。至元七年（1270年），元大都大城建成后，段贞的职务改为大都留守，继续负责督建皇城以及众多的衙署和民宅。张弘略因总管宫城的督建，于至元八年（1271年）“授朝列大夫、同行工部事，兼领宿卫亲军、仪鸾等局。十三年，城成，赐内帑金扣、玳瑁卮，授中奉大夫、淮东道宣慰使”⁽⁵⁶⁾。作为宫城总管的张弘略，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宫城修建完成后，即被授予中奉大夫，改任淮东道宣慰使。可知张弘略只是修筑元大都宫城的总管而与修筑元大都大城无关。张弘略传中记载的“十三年，城成”，是指张弘略负责督建的宫城之“城成”，而非指大城之“城成”。

《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一《宫阙制度》记载：元大都宫城之“砖甃”于“至元八年（1271年）八月十七日申时动土，明年（1272年）三月十五日即工”。《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九年五月，宫城初建东西华、左右掖门……至元十年十月，初建宫城外朝正殿大明殿及寝殿、香阁、周庑两翼室成……至元十一年十一月，起阁南直大殿及东、西殿。”至元十三年（1276年），宫城内廷延春阁成，至此宫城成；负责督建宫城的张弘略调往外地任职，改任淮东道宣慰使。

附元代史料有关元大都宫城修筑的记载如下——

（1）“至元三年（1266年）十二月丁亥，诏安肃公张柔、行工部尚书段天祐等同行工部事，修筑宫城”；

（2）至元三年（1266年）十二月，诏令张柔之子张弘略“佐其父为筑宫城总管”；

（3）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戊午，立提点宫城所”⁽⁵⁷⁾；“四月甲子，新筑宫城”⁽⁵⁸⁾；

（4）“至元五年（1268年）十月戊戌，宫城成；十一月，免南京、河南两路来岁修筑都城役夫”⁽⁵⁹⁾；

（5）“至元七年（1270年）二月丁丑，以岁饥罢修筑宫城役夫”⁽⁶⁰⁾；

（6）“至元八年（1271年）二月，发中都、真定、顺天、河间、平滦民二万八千余人筑宫城”⁽⁶¹⁾；

（7）元大都宫城之“砖甃”于“至元八年（1271年）八月十七日申时动土，明年（1272年）三月十五日即工”⁽⁶²⁾；

（8）“至元九年（1272年）五月，宫城初建东西华、左右掖门”⁽⁶³⁾；

（9）“至元十年（1273年）十月，初建宫城外朝正殿大明殿及寝殿、香阁、周庑两翼室成”⁽⁶⁴⁾；

（10）“至元十一年（1274年）十一月，起阁南直大殿及东、西殿”⁽⁶⁵⁾；

（11）至元十三年（1276年），宫城内廷延春阁成，至此宫城成；负责督建宫城的张弘略调往外地任职，改任淮东道宣慰使。

9．一座新都城的修筑和完全投入使用不是一回事。修筑完新都城的城墙，只是迈出了都城使用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完成新都城的宫城与皇城的规划建筑，即营建宫城与皇城内的宫殿等帝京规制的宫苑建筑群；第三步是在新都城大城内建造众多的中央官署和职能建筑；第四步是在新都城内规划建造民宅，待民宅建成、入住居民后，新都城才算完全投入使用。所以元大都的完全投入使用，不等于元大都大城城墙的修筑完成时间。

10．从至元九年（1272年）以后，元大都城内陆续修建的官署［如中书省官署初建于至元九年（1272）二月、会同馆初立于至元九年十月、太史院官署初建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职能建筑（如钟楼、鼓楼初建于至元九年）、道观［如崇真宫初建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汉祖天师正一祠初建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寺庙［如圣寿万安寺初建于至元九年至十六年（1272—1279年）］、皇家祭祀建筑［如大都太庙初建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礼制建筑［如国门丽正门瓮城初建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等得知，这些建筑均是在完成元大都大城的修筑后才得以初建的。

11．益都千户王著刺杀权臣阿合马事件，可谓是元世祖至元朝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元史》记载这一事件发生在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马可波罗行纪》第八十四重章，记述了千户陈著和万户王著相约利用元世祖忽必烈率皇太子驻跸上都之时，假冒皇太子回京，杀掉留守都城的权臣阿合马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因阿合马居住在“旧城”（即金中都）中，在得知皇太子回京召见后，即入“新城”（即元大都大城），当时元大都新城有十一门，每门有守军1000人。《马可波罗行纪》记述此事如下：

迨至约定之日，王著、陈著夜入皇宫，王著据帝座，燃不少灯火于前。遣其党一人赴旧城，矫传令旨，伪称皇太子已归，召阿合马立入宫。阿合马闻之大异，然畏皇太子甚，仓促遽行，入城门，鞑靼统将统一万二千人守备大都名火果台者，询之曰：“夜深何往？”答曰：“成吉思已至，将往谒之。”火果台曰：“皇太子秘入都城，缘何我毫无所闻？”遂与偕行……

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元大都大城每个城门设有军队守卫的记载可知：元大都大城城墙在此前已修筑完毕。

12．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失败于元世祖至元十五年闰十一月（1278年12月或1279年1月），被押解至元大都囚禁，到至元十九年十二月（1283年1月），元世祖在元廷多次对文天祥的劝降失败后，亲自出面劝降，并许以丞相高位，文天祥则报以必死的决心。文天祥成为深受元朝民族压迫国策统治下的汉族民众的一面旗帜，当时大都有匿名信，扬言要烧蓑城苇草，解救文天祥出狱。可知当时元大都大城城墙已经建成。

13．元代初年正值中国气象史上中世纪暖期（1200—1300年）后期的多雨期⁽⁶⁶⁾，修筑城墙和修筑河道堤坝一样，须抢修抢筑。从元世祖忽必烈在元大都文明门外东南5里开辟苇场以种植芦苇用于“蓑城”，即用芦苇保护城垣护坡，以及从元代几度修护大都大城城墙的史实分析，推知：元大都大城城墙为传统的夯土版筑法，两侧筑有护坡，但护坡的夯筑质量低于城墙主体的夯筑质量，故护坡须用芦苇罩盖以防雨水的冲刷，故不经数年就需要“修城”。由元大都大城城墙护坡的修筑质量可知：元大都大城城墙的修筑时间不会太长，确与4年的修筑时间相符。如果修筑时间达20年之久，想必城墙的夯筑层面会相当坚固。

14．笔者认为元大都大城城墙的修筑完成时间在1270年底或1271年初极有可能，因为元大都大城城墙的修筑时间是由版筑土城墙之城基和城墙这两部分工程量决定的。

考古勘查元大都大城版筑土城墙之城基宽度约24米⁽⁶⁷⁾、深度约1.2米、夯土每层厚度约0.05米至约0.2米⁽⁶⁸⁾，角楼基础宽度约46米至约50米、深度约1.2米至2.5米、夯土每层厚度约0.12米⁽⁶⁹⁾。根据以上数据推算元大都大城城基的夯土工程量约为：城墙基础工程量+四隅角楼基础工程量。

城墙基础工程量=城基宽度约24米×城基深度约1.2米×城基总长度约31428米［主体城基长度约28548米（约28682.4米－16.8米×8）+“马面”⁽⁷⁰⁾之基础进深长度约2880米（约10米×288）］≈90.513万立方米。

四隅角楼基础工程量=东北、西北、西南三角楼之基础宽度46米×长度48米×深度1.2米×3＋东南角楼之基础宽度46米×长度60米×深度2.5米⁽⁷¹⁾≈7949立方米＋6900立方米≈1.4849万立方米。

城墙（含“马面”）基础和四隅角楼基础的总工程量≈754.272万立方米＋11.224万立方米≈765.496万立方米。

城基夯层厚度约0.12米，除东南角楼的基础约为20层夯土外，其他三个角楼的基础和四面城垣的城基均约为10层夯土。每层夯土总面积约为：城垣长度约31428米×城基宽度约24米＋（角楼面积46米×48米×3＋48米×60米）=754272平方米＋9504平方米=76.3776万平方米。如果按每天约有1万人同时夯筑，则每人每天约夯筑5平方米/层，1万人就能夯筑约5万平方米/层。城基每层夯筑面积约需16天，十层夯筑总面积约需160天就能完成。

考古勘查元大都版筑土城墙之城基底宽约24米⁽⁷²⁾，故按《营造法式》推测城墙底部宽度24米、高度16米、顶部宽度8米，三者的比例为3∶2∶1⁽⁷³⁾。然而，此推测，既与中国古代城墙工程是由城基工程和城墙墙体工程两部分组成的，而城基的宽度一定要大于城墙墙体的底部宽度，城垣才能坚固的城墙修筑技术相悖，也与史料记载的元大都城墙尺度和元大都城墙夯筑墙体的实际尺度不能吻合。通过考查中国古都城墙得知：城基的宽度实际大于城墙底部的宽度。换言之，城墙底部的宽度实际小于城基的宽度。从建筑技术讲，只有城基的宽度大于城墙墙体底部的宽度，才能使城墙坚固。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在《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一文中记述了唐长安大明宫之版筑土城墙的“墙基宽约13.5米、深1.1米，城墙筑在城基中间，两边比城基各窄进1.5米左右，底部宽10.5米”。元大都大城城墙底部的宽度实际也小于城基的宽度，即小于24米宽。

元代史料《马可波罗行纪》第八十四章《大汗太子之宫》记载的元大都城墙的相关尺度为“墙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墙头（即城墙顶部）仅厚3步（约4.8米），遍筑女墙，女墙色白，墙高十步”。结合实际情况，笔者认为马可波罗对平面长度的描述基本准确，而对于高度的描述则不太准确。如《马可波罗行纪》第八十三章《大汗之宫廷》记载的宫城“周围有一大方墙，宽广各有一里。质言之，周围共有四里。此墙广大，高有十步，周围白色，有女墙。此墙四角各有大宫一所，甚富丽……”然而《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一《宫阙制度》记载元大都宫城城墙“高三十五尺”（按：约11.2米，约合7步，而不是《马可波罗行纪》所描述的“高有十步”）。第八十三章还描述了元大都大内御苑绿山的位置与高度“北方距皇宫一箭之地有一山丘，人力所筑，高百步，周围约一哩……”我们知道今景山恰位于皇宫北方一箭之地，其空间位置、山上满植树木等与马可波罗描述的绿山相同，但高度只有47米，合30步，而非“高百步”。

元大都大城城墙的底部宽度、高度、顶部宽度是《马可波罗行纪》记载的准确，还是考古人员推测的准确？二者谁更符合实际？幸亏在拆除北京内城东、西城墙时，在明清两代夯土墙体下面发现了元代夯土墙体，即元大都大城东、西城墙夯土墙体，其底部宽度约19.2米（合60尺，约合12步；如观象台以北的元大都南城墙东端墙体底部和北土城西水关上的城墙底部，约合12步），高度约9.6米（合30尺，约6步），顶部宽度约4.8米（合15尺，约3步），与《马可波罗行纪》记载的元大都城墙“墙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墙头仅厚3步”的尺度相吻合。而不是根据城基宽度为24米推测出的城墙底部宽度亦为24米、城墙高度16米、顶部宽度8米。元大都大城城墙的城基尺度与墙体底部尺度，与其他中国古都城墙的修筑基本相同，即城基的宽度大于城墙底部的宽度。换言之，城墙底部的宽度小于城基的宽度。

参考文献记载和郑州商城、辽南京、元上都等古都的版筑土城墙的高度与宽度的比例，依据对元大都大城北城墙西水关和位于观象台位置的元大都大城之东南城角城墙的考古发掘，以及在拆除明清北京内城东、西城墙时发现并获知的元代版筑夯土墙体的底部宽度、高度和坡度的比例为4∶2∶1，即城墙底部宽度约为12步（约19.2米，合60元营造尺），与蒋忠义《北京观象台的考察》（载《考古》1983年6期）论述的考古勘查发现的元大都大城东南城角城墙和北土城西段城墙的底宽约18.5米相当；高度约为6步（约9.6米，合30元营造尺），与拆除明北京内城东、西城墙时发现的元代夯土层的高度相吻合（参见张先得编著《明清北京城垣和城门》第28、29页）；顶部宽度约为3步（约4.8米，合15元营造尺），与法国人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八十四章《大汗太子之宫》关于元大都城墙“墙根厚十步，然逾高逾削，墙头仅厚三步，遍筑女墙，女墙色白，墙高十步”的记载基本相一致。

结合中国古代城墙建筑技术、史料记载和元大都东、西城墙夯土墙体的实际尺度，我们得知：元大都大城城墙的底部宽度、高度、顶部宽度三者的实际比例，应为中国传统版筑土城墙的4∶2∶1的比例，即城墙的坡度依据为“勾股定理”，而不是考古人员依据《营造法式》推测的3∶2∶1的比例。再者，考古勘查发现的元上都遗址之外城城墙现高约5米，下宽约10米，上宽约2米，元上都宫城城墙底宽约10米，高约5米，顶宽约2.5米；可知元上都外城与宫城之城墙的底部宽度与高度和顶部宽度的比例亦为4∶2∶1。

徐苹芳先生推测的元大都大城城墙底宽等同于城基的宽度约24米、高约16米、顶宽约8米⁽⁷⁴⁾，既与史料记载的元大都大城城墙的相关数据不能吻合，又与拆除明清北京内城东、西城墙时获知的元大都大城东、西城墙夯土的实际宽度和实际高度不能吻合。即使按这个推测的数据，元大都大城城墙的夯土工程量约为城墙实际长度约28606.4米×城墙中间厚度16米×城墙夯层（16米÷0.08米⁽⁷⁵⁾）≈9154万立方米。如果按每天约有1万人同时夯筑，则每人每天约夯筑6平方米/层，1万人就能夯筑约6万平方米/层。根据元大都大城城墙的实际长度约28606.4米，每层应夯筑约45.77万平方米，如1万人同时夯筑，每层夯土约需7.63天就能完成。如果按200层夯土⁽⁷⁶⁾计算，1万人同时夯筑，约需要1526天，即4年又2个月的时间就能完成元大都大城城墙的修筑。加上城基工程量116天，总工程量约为1642天，约合4年7个月的工程量。从元史有关修护因雨水冲毁的城墙尚需用人2万至3万，而新筑大城城墙所需的夯筑劳工的人员数量一定要多于修护城墙的人员数量，所以元大都大城城墙的修筑完成时间只会少于5年，即在至元八年（1271年）以前完成。

如果按照元大都大城城墙实际的底部宽度、高度和顶部宽度为4∶2∶1的比例计算，元大都大城城墙的夯土总工程量，是由城基和城墙墙体两部分组成的。

1．城墙城基的夯土工程量为：城基实际长度约31946.4米（含“马面”城基长度约2880米+角楼墩台城基长度约384米）×城基宽度24米×城基夯层数约10层（城基深度1.2米÷0.12米/层）≈766.7136万平方米。如果按每天约有1万人同时夯筑，则每人每天夯筑约4平方米/层，1万人就能夯筑约4万平方米/层。每层夯筑面积约为76.6714万平方米，需要夯筑约19.5天；10层需要夯筑约195天，即6.5个月。

2．城墙墙体的夯土工程量为：城墙实际长度约31188米（城墙长度28682.4米+“马面”与角楼墩台长度2505.6）×城墙中间宽度约12米［（底宽60尺，约12步，合19.2米+顶宽15尺，约3步，约4.8米）÷2］×城墙高度约9.6米的城墙夯土层（9.6米÷约0.08米≈120层）≈4491.072万平方米。如果按每天约有1万人同时夯筑，则每人每天约夯筑4平方米/层，1万人就能夯筑约4万平方米/层。每层夯土面积约为37.4256万平方米，需要夯筑约9.36天；120层需要夯筑约1125天，即3年另1.5个月。

元大都大城城墙夯土工程所需时间为：城基约需195天+城墙约需1125天≈1320天，合3年另8个月。即从至元四年正月丁未（1267年2月）奠基、二月己丑（1267年3月）动工，到至元七年十月（1270年11—12月）完工。

通过对元大都大城城墙夯土工程量所需时间进行分析，结合《元史·世祖纪》所载，世祖年间因雨修护大都城墙一次就有二万人之多，而新筑城墙则应比修护城墙的人还要多！除去因雨而中断工程的时间，大约不足4年时间就能完成元大都城墙的修筑。与虞集《大都城隍庙碑记》所述“至元七年……大都城既成”和拉施特《史集》所载“大都大城建成于1271年”相吻合。可知《大都城隍庙碑记》和《史集》所记载的元大都大城城墙修筑完成的时间是真实可信的。笔者认为，待新都城墙完全建成（即修建城楼）后，元世祖采纳刘秉忠等臣僚的建议，于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将新筑的都城“中都”改称“大都”。

15．参考金中都大城城墙的修筑时间约2年多（1151年始修筑，1153年迁都），元大都大城城墙的周长约为金中都大城城墙周长的1.5倍，且城墙厚度相当，考虑到筑城人员数量，元大都大城城墙的修筑时间应该在4年以内较为接近史实。

16．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大将军徐达率军攻取了元大都，为防止蒙元势力的反扑，当月即在元大都北城墙以南约5明里的古濠南岸东西一线，即位于今北京北二环路南侧之安定门、德胜门东西一线，修筑了一道“南北取径直”，东西长约“一千八百九十丈”的北平府北城墙，与元大都之东、西城墙的北段中部相连接。这道明北平府的北城墙其厚度厚于元大都的北城墙，其高度应等高或略高于元大都的东、西城墙。然而，其修筑仅用时几个月！这可从侧面间接证明元大都大城四面城墙的修筑用时大约为4年，即始于至元四年（1267年）完成于至元七年（1270年）。

17．结合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大古都（如汉魏洛阳、隋唐长安、隋唐洛阳、明中都、明南京等大古都的大城之城墙均长于元大都大城之城墙）之大城城墙的修筑时间，大多不到5年，故元大都大城城墙的修筑时间也应该在4年以内才符合史实。

18．虽然元代初年正值中国气象史上第四个温暖期之后期的多雨期，但因新筑的元大都大城城墙较为坚实，加之用芦苇编排保护⁽⁷⁷⁾，故在1271年至1282年这12年间，元大都的大城城墙基本未被雨水冲坏。但从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至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这短短的14年期间，《元史·世祖纪》和《成宗纪》中，竟有8年10次修护因雨水冲坏的元大都大城城墙的记载。此相关记载也可说明元大都大城城墙非修筑完成于1283年。

六、元大都大城城墙的夯土质量与城墙修护

根据拆除明清北京内城东、西城墙时对城墙夯土的分析得知：元大都大城城墙为黄土夯筑，采用传统的夯土筑城法，即先在地平面上沿城墙走向，开挖基槽，基槽的深度约1.2米，与生土层相接，夯土层采用梅花桩夯法，夯窝整齐，夯窝间距2—3厘米，夯土层每层厚约6—11厘米。然后在城基上内收夯筑（版筑法）城墙墙体，墙体底部内、外均约在城基宽度的基础上各内收约7.5尺（约2.4米，合2个模度）起筑，故城墙墙体的底部宽度约60营造尺（约合12步）。城墙墙体“夯土中使用了永定柱（竖柱）和紝木（横木）”⁽⁷⁸⁾，“西垣北段（今黄亭子附近）马面上的夯窝排列呈梅花状，夯窝直径约10厘米，深约5厘米。夯土为黑色土，在夯窝底部的黑土上撒有一层黄色粒土，这大概是所谓的黑色黄壤……马面设置的距离和数目与明代东西垣上的墩台完全相同”⁽⁷⁹⁾。

元大都大城城墙在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筑成后，因处于多雨期，城墙仅仅完好了12年。从至元二十年（1283年）到至正十年（1350年）的68年里，先后经过16次修护。《元史》关于修筑、修护元大都大城城墙均有明确的记载：

1．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丁未”⁽⁸⁰⁾，元大都大城筑城工程奠基；“二月己丑”⁽⁸¹⁾元大都大城城墙开始修筑。

2．“至元五年（1268年）十一月，免南京、河南两路来岁修筑都城役夫。”⁽⁸²⁾

3．“至元七年（1270年）大都城既成。”⁽⁸³⁾

4．“至元八年（1271年）大都大城城垣建成。”⁽⁸⁴⁾

5．“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改新都中都为大都；五月辛巳，敕修筑都城，凡费悉从官给，毋取诸民，并蠲伐木役夫赋税。”⁽⁸⁵⁾

6．“至元十八年（1281年），奉旨挑掘城濠，包城门一重。”⁽⁸⁶⁾

7．“至元二十年（1283年）六月丙申，发军修完大都城。”⁽⁸⁷⁾

8．“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闰五月丙午，以侍卫亲军万人修大都城；七月，命枢密院差军修大都城。”⁽⁸⁸⁾

9．“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七月，雨坏都城，发兵、民各万人完之。”⁽⁸⁹⁾

10．“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六月，雨坏都城，发侍卫兵万人完都城。”⁽⁹⁰⁾

11．“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七月，雨坏都城，发兵二万人筑之。”⁽⁹¹⁾

12．“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七月，完大都城。”⁽⁹²⁾

13．“至元三十年（1293年）三月，雨坏都城，诏发侍卫军三万人完之。”⁽⁹³⁾

14．“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十月甲辰，修大都城；十一月，以洪泽、芍陂屯田军万人修大都城。”⁽⁹⁴⁾

15．“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八月壬寅朔，修都城。”⁽⁹⁵⁾

16．“至治二年（1322年）三月，罢京师诸营缮役卒四万余人；戊寅，修都城。”⁽⁹⁶⁾

17．“泰定帝致和元年、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正月，发卒修京城。”⁽⁹⁷⁾

18．“天历二年（1329年）七月辛巳，发诸卫军六千完京城。”⁽⁹⁸⁾

19．“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五月，命枢密院调军士修京城。”⁽⁹⁹⁾

20．“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七月戊辰，修大都城。”⁽¹⁰⁰⁾

21．“至正八年（1348年）五月丁酉朔，大都大霖雨，京城崩。”⁽¹⁰¹⁾

22．“至正十年（1350年）十二月壬午朔，修大都城。”⁽¹⁰²⁾

23．至正十八年（1358年），修筑大都和义门瓮城⁽¹⁰³⁾。

24．“至正十九年（1359年）十月庚申朔，诏京师十一门皆筑瓮城，造吊桥。”⁽¹⁰⁴⁾

在《元史》的上述记载中，应分清“筑城”与“修城”的区别。“筑城”，即在平地夯筑土城。“修城”，即对雨水淋坏的城墙进行修护、修补、补筑、完善。

为了防止新修筑的元大都大城土城墙被雨水冲坏，有朝臣建议包裹砖城，但费用太大，朝廷暂时无力承担，时督修大城土城墙的千户王庆端建议“以苇蓑城”。此建议可为朝廷节省巨资，“乃于文明门外向东五里，立苇场，收苇以蓑城”⁽¹⁰⁵⁾。至元末海运万户朱清、张瑄⁽¹⁰⁶⁾向忽必烈进言：愿“自备己资，以砖石包裹内外城墙”⁽¹⁰⁷⁾。忽必烈初采纳之，故先从西城角包砖，但因宰相建言，此做法有损朝廷而罢之。所以“至今西城角上亦略用砖而已”⁽¹⁰⁸⁾。

七、元大都大城城墙的“马面”

元大都大城四面城墙都筑有“马面”。明清北京内城之东、西城墙的前身系元大都大城之东、西城墙，明清北京内城之东、西城墙的大、小“马面”各有46个⁽¹⁰⁹⁾。由此推知：元大都大城城墙的“马面”，也应该是大、小相间的规划分布。2002年，北京文物研究所通过对元大都北土城花园路段城墙及水关的考古勘探，在“西距水关30米，城墙墙体北界发现有土台，凸出城墙北界，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9米（底部约12步，合59.5元营造尺），南北宽7.5米（底部约4.75步，合23.5元营造尺）。经研究确定为城墙的马面部分”⁽¹¹⁰⁾。

笔者通过多次徒步考察遗存至今的元大都西土城和北土城城墙及“马面”遗址发现：

1．突出土城墙外侧的“马面”与“马面”之间的距离约为50步，“马面”与“马面”之中心位置相距约为62步。

2．“马面”底部宽度约为12步（约19米，约合59.5元营造尺），“马面”底部突出城垣底部外侧约7.5米。

3．“马面”坡度与城墙坡度基本相同。

4．“马面”顶部宽度约为3元步（约合4.8米，约合15元营造尺），“马面”顶部向城墙顶部外侧突出约为4.75元步（约合7.5米，约合23.5元营造尺）。

根据元大都大城周长为60里240步推算，四面土城墙约有“马面”约288座。其中，东、西城墙各有“马面”约76座，南、北城墙各有“马面”约68座。后因修筑瓮城，东、西城墙各三座城门瓮城各利用“马面”6座，各余“马面”70座；北城墙二座城门瓮城利用“马面”4座，余“马面”64座；南城墙三座城门瓮城利用“马面”6座，余“马面”62座。四面城墙11座城门瓮城利用“马面”22座，11座城门瓮城修筑后，四面城墙共有“马面”266座。

八、遗存至今的元大都大城城墙遗址

元大都大城城墙遗址，1957年10月28日被列入第一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3月1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建立“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2006年5月25日，元大都大城城墙遗址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58年5月，北京市文化局在健德门东侧土城城墙遗址南坡立有“土城文物保护单位”碑，今存。内容如下：

元代大都北城遗址，元至元四年（公元一二六七年）创建，是北京发展史的重要资料。现存三面：东自内城东北角至土角楼；北自土角楼至老爷庙豁子；西自老爷庙豁子至内城西北角。共约长一二八一〇公尺。在重点保留的范围内，不要擅自动土。

1988年3月1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建立“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时，元大都城墙遗址的长度约为9000米。西土城遗址仅存肃清门瓮城南半部分至西北角楼墩台长约2000米，而1958年尚存的肃清门瓮城至内城西北角的西土城南段遗址已不存在。北土城遗址自西北角楼墩台至东北角楼基址西侧长约6740米⁽¹¹¹⁾，1964年考古所对元大都东北角楼夯土基础进行了考古发掘，东北角楼基础东西长48米、南北宽46米。1958年尚存的东土城遗址已不复存在。笔者采访了居住在东土城附近的一些老居民，据他们说：东土城于20世纪70—80年代因建筑楼房而拆除（待查市政规划）。

“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由海淀区段和朝阳区段组成⁽¹¹²⁾，全长约9000米，局部地段的土城遗址高约1—2米，大部分地段的土城遗址高约3—6米⁽¹¹³⁾，公园绿化宽约100至160米，为北京市四环路以内最大的带状公园，是集历史遗址保护、生态环境改善、游览休闲于一体的“以人为本、以绿为体、以水为线、以史为魂、平灾结合”的古代城墙遗址公园。元大都城墙遗址公园海淀区段长约4200米，建有“城垣怀古”“蓟门烟树”“蓟草芬菲”“紫薇入画”“银波得月”“大都建典”“水关新意”“鞍缰盛世”“燕云牧歌”9处景区；朝阳区段长约4800米，建有“双都巡幸”“四海宾朋”“元城新象”“海棠花溪”“安定生辉”“大都鼎盛”“水街华灯”“龙泽鱼跃”“角楼古韵”9处景区。元大都城墙遗址公园内的18处景区，以碑刻、雕塑为主。

遗存至今的元大都城墙遗址，除土城墙体外，还有三处均为元大都城墙仅存的建筑遗址——肃清门瓮城遗址、西北角楼墩台遗址、北土城西水关遗址。这三处遗址的存在，使元大都城墙遗址具备了“完整性”。

————————————————————

(1) 《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城市》引虞集《大都城隍庙碑记》。

(2) 《析津志辑佚》“朝堂公宇”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3) 元大都大城东南角楼基础为两次夯筑，南北长度共60米，北部50米为先筑，南部10米为后筑。参见蒋忠义：《北京观象台的考察》（《考古》1983年6期）图示。

(4) ［法］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八十四章《大汗太子之宫》，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34页。

(5) 《元一统志》卷一，赵理辑，中华书局1966年版。

(6) 笔者于2008年5月27日采访徐苹芳先生时，特意请教：“元大都南城墙东段是位于裱褙胡同以南东西一线，还是位于裱褙胡同以北东西一线？”徐先生明确答复：“位于裱褙胡同与麻线胡同之间，不在裱褙胡同以北。”

(7) 笔者于2012年10月23日采访元大都考古队成员蒋忠义先生时得知：20世纪60年代中期，考古勘查发现元大都大城南城墙西段城基的夯土层为沿用前代（即金中都北郭）民居房屋的夯基而成。

(8) 《元一统志》卷一记载：“至元四年（1267年）新作大都，二师之塔适当城基，势必迁徙，以遂其直。有旨勿迁，俾曲其城以避之。”

(9) 参见乾隆《京城全图》。

(10) 《元史》卷七，本纪第七，世祖纪四。

(11) 考古勘查发现元大都大城之东南城角位于古观象台稍北位置。参见蒋忠义《北京观象台的考察》之图三：观象台与元、明城墙平面关系示意图。

(12) 笔者曾分别向元大都考古队徐苹芳先生和蒋忠义先生请教元大都大城四隅角度形状，徐先生说：“西南城角是直角，东北城角是钝角，东南城角和西北城角是锐角。”蒋忠义先生说：“东北城角是直角，西南城角是钝角，东南城角和西北城角是锐角。”针对元大都考古队成员的不同答复，笔者实地勘查了元大都北土城东段东端遗址，发现在樱花街处土城走向有明显的差异：以西，明显呈一东南～西北走向；以东，呈一东西平行走向，但因东土城已被拆除，无法进行实证判断，但从谷歌卫星地图上看，元大都土城东北城角明显呈一钝角。笔者分析了西南城角的重要性：1）位于元大都城之坤位；2）位于金中都崇智门北郭；3）为修城墙进行了拆迁；4）为元大都大城的奠基处；5）为元大都大城城墙与角楼唯一包砖处；6）应为元大都大城城墙奠基和最先开工修筑的部分；7）在往东修筑时，因避让大庆寿寺双塔而向南“俾曲”了“三十步”。综上客观原因，笔者认为：元大都大城之西南城角应该是直角，如果是一钝角的话，就不会正直大庆寿寺海云、可庵二师双塔了。

(13) 参考《北京观象台的考察》一文图三、图四获知：元大都大城东南角楼墩台约在明北京古观象台以东，即观象台东墙刚好压在元大都大城之东南角楼夯土墩台顶部的西沿约2米南北一线。

(14) 笔者根据《北京观象台的考察》一文中给出的明代观星台之台基底部的东西长度17.6米，推算出：门洞西侧之台基底部的东西长度为11.3米，门洞东侧之台基底部的东西长度为2.9米。

(15) 蒋忠义：《北京观象台的考察》，《考古》1983年6期。

(16) 蒋忠义：《北京观象台的考察》，《考古》1983年6期。

(17) 蒋忠义：《北京观象台的考察》，《考古》1983年6期。

(18) 《北京京城区街道图》，北京市测绘处编绘印刷，北京旅游出版社1982年版。

(19) ［法］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描述大都城墙顶宽约3步，结合考古勘查的元上都大城和宫城之城墙的底宽与高和顶宽的比例均为4∶2∶1，再结合中国古代若干国都之土城墙的底宽、高、顶宽的比例均为4∶2∶1，又根据拆除明北京内城之东、西城墙时，发现元代的城墙夯土约为9米多高，所以笔者坚信：元大都大城城墙之底宽、高、顶宽的比例亦为4∶2∶1，而不是考古人员推测的3∶2∶1。

(20) 张先得编著：《明清北京城垣和城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21) 张先得编著：《明清北京城垣和城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29页。

(22) 《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3) 《析津志辑佚》“古迹”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页。

(24) 《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载《考古》1972年1期。

(25) 参见图10、图11。

(26) 张先得编著：《明清北京城垣和城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29页。

(27) 《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载《考古》1972年1期。

(28) 本文所引用的明北京大城城墙的高度数据，均出自张先得编著的《明清北京城垣和城门》一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9) 张先得编著：《明清北京城垣和城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30)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31)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6页。

(32)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2页。

(33) 陈高华、史卫民：《元代大都上都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0年版，第202页。

(34) 拙著《北京中轴线变迁研究》，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101页。

(35) 《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城市》引虞集《大都城隍庙碑记》。

(36) 参见《析津志辑佚》“朝堂公宇”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37) 参见：1．《元大都北土城花园路段城墙勘探及水关遗址清理简报》，刊《北京考古》第一辑；2．《北京元大都水关遗址重现于世》，刊《中国文物报》2002年10月18日。

(38) 陈高华、史卫民：《元代大都上都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33页。

(39) 于德源：《北京历代城坊·宫殿·苑囿》之七《元大都城》，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0) 《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城市》引虞集《大都城隍庙碑记》。

(41) 《析津志辑佚》之“朝堂公宇”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42) 大都城隍庙择址于大城之西南隅，即大城之坤位，亦有“至哉坤元”之义，以合世祖至元年号。

(43) 《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城市》引虞集《大都城隍庙碑记》。

(44) 《元史》卷七，本纪第七，世祖纪四。

(45) 《元史》卷一百五十五，列传第四十二，《史天泽传》。

(46) 拉施特：《史集》，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二卷第322页。

(47) 《雪楼集》卷十七。转引自王灿炽《谈元大都的城墙和城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4期。

(48) 《常山贞石志》卷十七。转引自王灿炽《谈元大都的城墙和城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4期。

(49) 《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八《京城总纪》引《析津志》。参见《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50) 根据元大都大城和义门（今西直门）内大街以南、大城南城墙以北、顺承门内大街（今西单北大街、西四北大街）以西、大城西城墙以东的若干胡同的间距和平则门（今阜成门）内大街以南、顺承门内大街（今西单北大街）以西的金城坊、砖塔胡同、万松老人塔等金代已有的建筑区域得知：元大都大城内之西南部的若干胡同和民宅，非为元代始规划。故此区域之胡同的间距与元代规划的大都大城内之东南部、中部、北部的胡同间距不一样，即不合50元步的规划模数；此区域的民宅也非8元亩之宅。

(51) 《元史》卷十三，本纪第十三，世祖纪十：“（至元二十二年二月）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

(52) 《元史》卷六，本纪第六，世祖纪三。

(53) 《元史》卷一百四十七，列传第三十四，《张柔传》。

(54) 《元史》卷一百四十七，列传第三十四，《张柔传》附《张弘略传》。

(55) 《元史》卷一百四十七，列传第三十四，《张柔传》。

(56) 《元史》卷一百四十七，列传第三十四，《张柔传》附《张弘略传》。

(57) 《元史》卷六，本纪第六，世祖纪三。

(58) 《元史》卷六，本纪第六，世祖纪三。

(59) 《元史》卷六，本纪第六，世祖纪三。

(60) 《元史》卷七，本纪第七，世祖纪四。

(61) 《元史》卷七，本纪第七，世祖纪四。

(62) 《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一《宫阙制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0页。

(63) 《元史》卷七，本纪第七，世祖纪四。

(64) 《元史》卷八，本纪第八，世祖纪五。

(65) 《元史》卷八，本纪第八，世祖纪五。

(66) 参见葛全胜等《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5—458页。

(67) 北京文物研究所对元大都大城北城墙水关遗址的考古发掘所得水关遗址上的土城墙基厚度23.5米，约合15元步。

(68) 《元大都北土城花园路段城墙勘探及水关遗址清理简报》，收入《北京考古》（第一辑），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

(69) 蒋忠义：《北京观象台的考察》，《考古》1983年6期。

(70) 笔者参考考古发掘的元大都北土城的“马面”尺度数据并实地勘查元大都北土城和西土城遗址，发现“马面”的宽度与城墙的宽度相同。

(71) 蒋忠义《北京观象台的考察》有关内容：“元代东南角楼比东北角楼基础深，面积也稍大，这是因为元大都城的东南角处在低洼地带，筑城时必须把洼坑中的淤泥挖出，挖到原生土面后，再夯筑基础。东南角楼基础一般深2.5米，南北长约60米。”从该文所附图三得知：元大都大城之东南角楼的东西宽度46米。

(72) 《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年1期。

(73) 《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年1期。

(74) 元大都大城城墙高约9.6米，其东、西城墙后为明北京所沿用，沿用时还不到9.6高，故明代又在元代夯土层上加筑夯土层至约10米多高。《马可波罗行纪》记载元大都大城城墙顶部约3步，约合4.8米，即元大都大城城墙的底宽与高和顶宽的比例，应为中国传统版筑土城的4∶2∶1的比例，即底宽不是城基的宽度约24米，高不到10米，顶宽不到5米。而个别考古人员推测的3∶2∶1的比例，即底宽24米、高16米、顶宽8米的推测与元大都大城的实际情况和史料记载的情况均不吻合，因此该推测不能成立。

(75) 拆除北京内城东、西城墙时发现了元大都东、西城墙的夯土层，夯土层的厚度约为6至11厘米不等。

(76) 如果是16米高的城墙，则应该含有约200层夯土，平均每层夯土的厚度约为0.08米。

(77) 元代史料《析津志》记载：“世祖筑城已周，乃于文明门外向东五里，立苇场，收苇以蓑城。每岁收百万，以苇排编，自下砌上，恐致摧毁，累朝因之。”参见《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78) 《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年1期。

(79) 赵正之：《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研究》，《科技史文集》第2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17页。

(80) 《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城市》引虞集《大都城隍庙碑记》。

(81) 《析津志辑佚》“朝堂公宇”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82) 《元史》卷六，本纪第六，世祖纪三。

(83) 《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城市》引虞集《大都城隍庙碑记》。

(84) 拉施特：《史集》，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二卷第322页。

(85) 《元史》卷七，本纪第七，世祖纪四。

(86) 《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八《京城总记》引《析津志》。

(87) 《元史》卷十二，本纪第十二，世祖纪九。

(88) 《元史》卷十三，本纪第十三，世祖纪十。

(89) 《元史》卷十五，本纪第十五，世祖纪十二。

(90) 《元史》卷十六，本纪第十六，世祖纪十三。

(91) 《元史》卷十六，本纪第十六，世祖纪十三。

(92) 《元史》卷十七，本纪第十七，世祖纪十四。

(93) 《元史》卷十七，本纪第十七，世祖纪十四。

(94) 《元史》卷十九，本纪第十九，成宗纪二。

(95) 《元史》卷二十七，本纪第二十七，英宗纪一。

(96) 《元史》卷二十八，本纪第二十八，英宗纪二。

(97) 《元史》卷三十，本纪第三十，泰定帝纪二。

(98) 《元史》卷三十三，本纪第三十三，文宗纪二。

(99) 《元史》卷三十五，本纪第三十五，文宗纪四。

(100) 《元史》卷四十一，本纪第四十一，顺帝纪四。

(101) 《元史》卷四十一，本纪第四十一，顺帝纪四。

(102) 《元史》卷四十二，本纪第四十二，顺帝纪五。

(103) 1969年在拆除北京西直门瓮城时，在瓮城箭楼城台中发现包有元大都和义门瓮城门，其门洞墙壁上题有“至正十八年”的字样。

(104) 《元史》卷四十五，本纪第四十五，顺帝纪八。

(105) 《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106) 朱清、张瑄年轻时为宋朝海盗，后被蒙元招降，封为海运千户，后又加封为海运万户。朱清、张瑄均为当时的巨富。

(107) 《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108) 《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八《京城总纪》引《析津志》。

(109) 张先得编著：《明清北京城垣和城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0页。从乾隆《京城全图》获知：明清北京内城东城垣有马面46个，其中南段的6个马面为明代所修筑；西城垣有马面44个，其中南段的8个马面为明代所修筑。

(110) 李华：《元大都北土城花园路段城墙勘探及水关遗址清理简报》，《北京考古》（第一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页。

(111) 东北角楼基址东西长约48米，今已失存。

(112) 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海淀区段，由西土城北段和北土城西段所组成；朝阳区段，即北土城中、东段。

(113) 笔者曾于1983至2013年，每年都多次行走于元大都土城遗址，对现存土城城垣遗址的高度进行考察，发现土城城垣遗址现存最高处约6米，位于西北角楼与花园路西侧城垣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