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尺度法：古都规划研究方法之探讨
笔者在对北京古都城池变迁的实证研究中，运用了“六重证据法”，论证了前辈学者不曾论证的问题，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而在元大都规划复原研究中，效果最为显著的就是“尺度法”的运用。笔者认为：研究哪朝哪代哪座古都的规划，或复原哪朝哪代哪座古都的规划，必须运用当时的规划尺度去研究，而不能用今天的尺度和长度单位去研究。比如：要弄清楚元大都大城四面城墙的规划长度依据，就必须把实地勘查到的数据折算为元代的尺度数据才行，而不能以今天的长度单位米来说明当时的规划，因为当时没有今天的长度单位米。再比如：复原古代建筑只用今天的长度单位米来标注，而当时的规划单位——“度”不是今天的长度单位“米”。应该用当时的规划单位——“度”（丈、尺、寸）来标注，同时可标注今天的长度单位“米”。复原古代规划，必须运用古代的规划单位——“度”（里、步、丈、尺、寸）才有说服力。因此，关于元大都规划的复原研究，首先必须要弄清楚元代的里制、里长、尺长，并以此作为复原研究的重要依据；其次要弄清楚明代的里制、里长、尺长，并以此作为复原研究的参考依据。
一、元代里制、里长与尺长的考证对元大都规划研究的重要意义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学术界在以前对元大都规划的研究中，存在着四个明显的误区：一是忽略了对元代里制、里长、尺长和步长的实证研究。二是对史料文献记载的曲解。三是对考古资料数据的牵强附会。四是关于元宫城和皇城空间位置的推论有误。这些误区，实乃对元里制的误解造成的。
笔者认为：在历史地理和古都规划研究中，任何观点和结论，都应该经过实证研究才能成立；任何脱离实证研究的推测、推论，都经不住历史的检验，都不能成为结论。有关元代里制、里长、尺长、步长的实证研究，必须要对“活化石”——“元两都”（即元大都、元中都，下文同）之“三重城”（宫城、皇城、大城，下文同）的城墙长度，以及对元大都中轴线空间规划和对元大都民居宅院的模数进行实证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度量衡制度是历代统治者极为重视的统治工具之一，各个朝代的统治者几乎都规范、颁布本朝的度量衡制度，元代的统治者也不会例外。吴承洛在其大作《中国度量衡史》中，以实物例证考订、论证了夏商周三代直至清代四千年来中国尺度的变迁。关于元代尺度问题，因为没有发现元尺实物，故以元官尺尺度等同于宋官尺尺度计，推测：元官尺1尺≈0.3072米，1元步≈1.536米。也有学者认为元官尺1尺≈0.31米，1元步≈1.55米，240步为1元里≈372米。
元官尺每尺是多长？元步长是否与宋步长或明步长相同？每元里是多少步？笔者认为：有关元里制的问题，如果不能真正得到解决，元大都的规划和宫城的空间位置就很难说清楚，七百多年来元大都的规划之迷和宫城的空间位置就不能找到确切答案。为真正解决上述诸问题，笔者依据考古勘查所得的“元两都”之“三重城”城墙的长度数据和元大都中轴线长度以及民居宅院的模数，对元代里制、里长、尺长、步长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元官尺1尺≈0.3145米；1元步≈1.5725米；1元里＝300元步≈471.75米；元营造尺1尺≈0.32米。
（一）对“元两都”大城城墙长度数据的实证研究
元代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大都城方六十里二百四十步”，与考古勘查的元大都大城周长约28600米等长。如果按240步为1元里，每步为1.55米计算的话，60元里为22320米，与28600米相差了约6280米！可知：每元里不等于240步。但有些学者却对这个明显的“硬伤”——两者相差约6280米的问题采取回避和搁置的态度！让笔者不解的是：学术研究怎么能回避和搁置问题呢？
这一问题，实际是涉及元里制的问题，笔者有幸在对元大都规划的研究中，通过对考古勘测的“元两都”之“三重城垣”所得到的具体数据，对元里制进行实证研究，并参考明代的里制、里长、尺长、步长，以及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论证了元里制1里＝300步，而不等于240步；元官尺1尺≈0.3145米，而不等于0.3072米或不等于0.31米；1元步≈1.5725米，而不等于1.536米或不等于1.55米；1元里≈471.75米，而不等于368.64米或不等于372米；从而解决了在元大都研究中所遇到的有关规划的元里制、元里长、元尺长、元步长等问题。
实证依据一：对元大都大城城墙长度数据的实证研究
根据《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一文（载于《考古》1972年1期）公布的元大都大城城墙周长约为28600米，结合《南村辍耕录》记载的元大都“大城周长六十里二百四十步”，我们可以推算出元里长、元尺长和元步长。
①28600米是元大都大城城墙中线的周长(18)，以此数据作为基数除以《南村辍耕录》记载的元“大都大城周长六十里二百四十步”，即除以60.8元里，得出每元里＝300步≈470.4米，每元步≈1.568米，元官尺每尺长≈0.3136米。
②以大城城墙内侧周长为60.8元里作为基数核算，因“城墙墙基底部厚度约18.5米”(19)，即28600米－9.435米（城墙厚度的1/2）×8≈28524.52米，得出每元里＝300步≈469.15米，每元步≈1.5638米，元官尺每尺长≈0.31277米。
③以大城城墙外侧周长为60.8元里作为基数核算，即28600米＋9.25米（城墙厚度的1/2）×8≈28674米，除以60.8元里，每元里＝300步≈471.61米，每元步≈1.572米，元官尺每尺长≈0.3144米。
④以大城城墙角楼外侧周长为60.8元里作为基数核算，即28600米－9.25米（城墙厚度的1/2）×8＋48米×8≈28910米，除以60.8元里，得出每元里＝300步≈475.49米，每元步≈1.585米，元官尺每尺长≈0.317米。
⑤笔者认为：有一个细节应该注意，那就是《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一文所记载的元大都南城墙的东西中线的直线长度约6680米。实际上元大都南城墙之西段在距西南城角约3.5元里处，因大庆寿寺双塔而向南“俾曲”了30元步后再向东直，直到东南城角。从乾隆《京城全图》得知，元大都南城墙的东西直线长度为6658米，合4234元步。因此，元大都大城南城墙的实际长度为4234元步+30元步＝4264元步，约合6705米，恰合明初丈量的1890丈。南城墙外侧的实际长度与东、西、北三面城墙外侧的长度之和应该大于28600米，应为28682.4米，恰合18240元步，即《南村辍耕录》记载的“六十里二百四十步”，亦即60.8元里，即1元里＝300步，1元步≈1.5725米，1元尺≈0.3145米。
实证依据二：对元中都大城城墙长度数据的实证研究
元中都大城为纵向长方形：东、西城墙长约3130米，约合1990.5元步，约6.635元里；南、北城墙长约2920米，约合1857元步，约6.19元里；城墙周长约12100米，约合7695元步，约25.65元里。推知：每元里＝300步≈471.75米，每元步≈1.5725米，元官尺每尺≈0.3145米。
让我们再回到元大都大城的周长，上文第一部分之实证依据一之⑤考证1元步长大于1.568米。从“元两都”大城城墙的长度和周长得知：1元步长≈1.5725米。以每元步约为1.5725米计，元大都大城城墙外侧周长的实际长度约为18240元步，即“城方六十里二百四十步”，约28682.4米，比之四垣中线的直线规划长度（18187.5元步，约60.625元里，约28600米）多出了约52.5元步，约82.5米，即城墙中线至城墙外侧的长度之和。
通过对“元两都”大城城墙考古数据的实证研究和论证得知：①元官尺1尺≈0.3145米。②5尺＝1步，1元步≈1.5725米。③元里制为1元里＝300步，1元里≈1.5725米×300步≈471.75米。
（二）对“元两都”皇城城墙长度数据的实证研究
明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决定在故乡临濠（今安徽凤阳）按帝京规制营建明中都，特派大臣、画师和工部人员前往元大都“考察”“皇城”。时任工部主事的萧洵，正是此“考察团”的成员之一。后来萧洵将其“考察”元大都皇城的记录，整理为《故宫遗录》。书中明确记载了元大都皇城之门为“红门”，“红门”两侧为“拦马墙”，“周长可二十里”。“可”，有“总共”的意思，即东、西、南、北“拦马墙”的周长总共为20元里。
实证依据一：对元大都皇城城墙长度数据的实证研究
元大都皇城北垣，约在今地安门东南的北河胡同南侧东西一线，往南约5元里（1500元步，约2359米）即为元皇城南垣，约在今端门稍北东西一线。灵星门即元大都皇城正门。萧洵《故宫遗录》记载：“丽正门内，曰千步廊，可七百步，建灵星门，门建萧墙……门内二十步许有河，河上建白石桥三座，名周桥……度桥可二百步，为崇天门。”
20世纪6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元大都城墙进行了勘查，发现元大都南城墙西段遗址约在今西长安街南侧东西一线、东段遗址约在今古观象台东西一线，丽正门遗址中线距故宫午门约750米。
我们可从《故宫遗录》和考古发现的丽正门及南城墙的空间位置获知：
①元大都大城丽正门与皇城灵星门之间的千步廊总共长700元步，是由左、右两列各为350元步组成。左、右两列千步廊，又是分别由东、西向千步廊各225元步（各约90间，每间为2.5元步）＋北向千步廊各125元步（各约50间，每间为2.5元步）构成的。
②大城丽正门外侧至皇城灵星门外侧的南北直线距离≈丽正门城台底部进深约18元步＋东西向千步廊的南北长度225元步＋灵星门“天街”的南北宽度30元步≈273元步≈430米。
③皇城灵星门外侧至宫城崇天门外侧的南北直线距离≈灵星门城台底部进深约13元步＋可200元步≈213元步≈335米。
④《析津志》记载元大都皇城南垣就在皇城东南隅的缎匹库南墙外。而缎匹库南墙就在端门稍北东西一线上，北距宫城恰约213元步（约335米）。
⑤元大都周桥位于灵星门以北约31.45—55米的空间位置上，而不在今故宫内五龙桥的空间位置上，在周桥稍北东西平行线上，西有织女桥、东有飞龙桥。
⑥元大都皇城正门灵星门约在今端门稍北处，而不在今故宫午门处。
⑦元大都宫城正门崇天门约在今故宫午门处，而不在今故宫太和殿处。
⑧元大都宫城北门厚载门约在今故宫神武门处，而不在今景山寿皇殿宫门以南的建筑基址处。
⑨元大都宫城崇天门南侧至厚载门北侧的南北空间长度为615元步（约合967.09米），与明北京宫城午门南侧至玄武门北侧的南北空间长度302.95明营造丈（约合967.1米）完全相同；元大都宫城和明北京宫城的南、北城墙外侧之间的空间长度约为961米。而不是所谓的“元大都宫城南北空间长度约为1000米”（合636元步）。
如果按照有的学者认为的每元里＝240步，元大都皇城南垣在明北京宫城午门东西一线，元大都皇城西垣在今西黄城根街（在西安门）南北一线计算的话，元大都皇城周长则约为23.9元里，与《南村辍耕录》《析津志》和《故宫遗录》等史料记载的元大都皇城周长“可二十里”均不能吻合。
笔者考证：元大都皇城灵星门及皇城南垣约在今端门稍北东西一线，距皇城北垣为5元里（合1500元步，约2359米）；皇城西垣，即隆福宫与兴圣宫之西垣，约在西安里门南北一线，距皇城东垣为5元里；兴圣宫之西夹垣，距皇城东垣约为5.13元里（合1539.5元步，约2421米）；元大都皇城周长为20元里（合6000元步，约9435米），与《南村辍耕录》《析津志》和《故宫遗录》等史料记载的元大都皇城周长“可二十里”相吻合。
通过对元大都皇城周长及空间的实证研究和论证得知：①元官尺1尺≈0.3145米。②1元步≈1.5725米。③元里制为1元里＝300步，1元里长≈1.5725米×300步≈471.75米。
实证依据二：对元中都皇城城墙周长数据的实证研究
元中都皇城亦为纵向长方形：东、西城墙长约950米，合604.25元步，合2.015元里；南、北城墙长约800米，合508.75元步，合1.695元里；外周长约3500米，约合2226元步，约7.42元里。得出：1元步≈950米÷604.25元步≈1.5725米，或1元步≈800米÷508.75元步≈1.5725米；1元里≈3500米÷7.42元里≈471.75米，1元里＝471米÷1.5725米＝300元步；元官尺1尺≈0.3145米。
（三）对“元两都”宫城城墙长度数据的实证研究
有关元大都宫城城墙的长度数据，《南村辍耕录》记载为“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而有关明北京宫城的长度数据，万历《大明会典》卷一百八十七记载：“紫禁城……南北各二百三十六丈二尺，东西各三百二丈九尺五寸……基厚二丈五尺……周一千七十八丈三尺。”《明史·地理志》记载：“宫城周六里一十六步。”《国朝宫史》记载：“紫禁城内围墙一千六十八丈三尺二寸。”
实证验证一：对元大都宫城城墙长度数据的实证研究
（1）以元步长的实证数据分别验证元大都宫城南北空间和东西空间的长度以及周长：
①元大都宫城崇天门南侧至厚载门北侧的南北空间长度为615元步，约967米，折合明营造尺，恰合302.95丈。
②元大都宫城东、西城墙外侧的东西空间长度为480元步，约754米，折合明营造尺，恰合236.2丈。
③元大都宫城城墙外侧周长，约为（615步＋479.5步）×2≈2189元步≈3442.2米，恰合明营造尺“一千七十八丈三尺”，又恰合明“六里一十六步”。
目前学术界推断的明营造尺长有两个：一个是1营造尺≈0.32米，一个是1营造尺≈0.3178米。当笔者用“活化石”——明三都（明中都、明南京、明北京）宫城和明代的若干建筑去验证这两个尺长的“可靠性”时，发现这两个尺长均与上述“活化石”的空间不能相符合。因此，笔者认为明营造尺的尺长不会是0.3178米，也不会是0.32米，而应该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其他长度。吴承洛在《中国度量衡史》一书中引王国维的考订：明嘉靖牙尺尺长0.311米略弱于明营造尺尺长，换言之：明营造尺的长度略长于明嘉靖牙尺的0.311米。结合明三都宫城的南北、东西空间的长度和明代若干建筑的空间尺度，笔者在《关于明代里长、尺长和步长的实证研究》一文中，考订出明营造尺1尺≈31.9226厘米。
（2）以明北京宫城的实证数据分别验证元大都宫城南北空间和东西空间的长度以及周长：
①明北京宫城午门南侧至玄武门北侧的南北空间长度为营造尺“三百二丈九尺五寸”，即3.19226米×302.95丈≈967.09米，折合元步长约615元步，与《南村辍耕录》记载的元大都宫城“南北六百十五步”相吻合。
②明北京宫城东、西城墙外侧的东西空间长度为营造尺“二百三十六丈二尺”，即3.19226米×236.2丈≈754米，折合元步长约479.5元步，与《南村辍耕录》记载的元大都宫城“东西四百八十步”相吻合。
明北京宫城的东西长度较明中都宫城的东西长度约890米（约合278.95明营造丈），相差约136米之多！236.2丈，显然不是明代始规划的数字，应为明代沿用前代规划所致。
③明北京宫城外侧周长“六里一十六步”，即（967.09＋754.01）×2÷1.5819≈3442.2米÷1.5819≈2176明步。
④明北京宫城外侧周长“一千七十八丈三尺”，即（302.95丈＋236.2丈）×2≈3442.2米。
⑤明北京宫城城墙中线周长约为：1078.3丈－城墙厚度2.5丈÷2×8≈1068.3丈。与《国朝宫史》记载的“紫禁城内围墙一千六十八丈三尺二寸”只差2寸！
（3）元大都宫城和明北京宫城的南北、东西空间的长度和周长，几乎完全一致：
①明北京宫城东、西城墙的长度为明营造尺“三百二丈九尺五寸”等于元大都“宫城南北六百十五步”。
②明北京宫城南、北城墙的长度为明营造尺“二百三十六丈二尺”等于元大都“宫城东西四百八十步”。
③明北京“宫城周六里一十六步”，合“一千七十八丈三尺”等于（615元步＋479.5元步）×2等于2189元步。
通过对元大都宫城和明北京宫城的空间以及若干数据的对比、换算的实证研究和论证得知：①元官尺1尺≈0.3145米；②5尺＝1步，1元步≈1.5725米；③元里制为1元里＝300步，1元里≈1.5725米×300步≈471.75米。
笔者通过元明两代的里制、里长、尺长和步长的换算得知：明北京宫城是在元大都宫城基址上改建的，明北京宫城空间是元大都宫城空间的“再版”。明北京宫城的规划尺度验明：《南村辍耕录》记载的元大都宫城的数据是准确无误的，也间接论证了元里制和元里长、元尺长、元步长。
实证依据二：对元中都宫城城墙长度数据的实证研究
元中都宫城也是纵向长方形：东、西城墙长约621米，合395元步；南、北城墙长约558米，合355元步；外周长约2358.75米，合1500元步，约5元里。得出：1元里≈2358.75米÷5元里≈471.75米，1元步≈2358.75米÷1500元步≈1.5725米，元官尺1尺≈0.3145米。
（四）对元大都宫城夹垣长度数据的实证研究
《南村辍耕录》记载元大都“宫城周回九里三十步，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对此记载，有人理解为：（615步＋480步）×2＝2190步，合“九里三十步”，故认为每元里＝240步。殊不知《南村辍耕录》记载的宫城周回，是指的宫城夹垣而言。朱启钤先生认为《南村辍耕录》记载的元“宫城周回九里三十步”是指元大都宫城夹垣的周长(20)。朱偰先生则认为是“六里三十步”的误记(21)。
笔者认为：《南村辍耕录》所记载的“宫城周回九里三十步”，是指元大都宫城夹垣的周长；而“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则是指宫城城门外侧东西和南北的长度。元“宫城”，是针对高大城墙之内而言；而元“宫城周回”，则是针对宫城夹垣而言，宫城夹垣之内统称“宫城”。所以，“宫城周回”应该是按宫城夹垣周长计算的。
实证验证一：对明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丈量元皇城周长数据的实证研究
用本文第一部分三个实例依据考证的元步长约等于1.5725米，来验证《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八引《明太祖实录》记载的明洪武元年（1368年）丈量的“元皇城周一千二百六丈”的数据中的明丈的长度，进而验证元步长约等于1.5725米，与《南村辍耕录》记载的元宫城夹垣周回“九里三十步”的实地空间完全吻合。
①周回“九里三十步”的长度＝1.5725米×2730元步≈4292.93米。
②验证明丈长度：A外周长4292.93米÷1206丈≈3.55米/丈。B内周长（4292.93米-宫城夹垣厚度）÷8÷1206丈≈X米/丈。
③笔者在《关于明代里长、尺长和步长的实证研究》一文中，考订了明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丈量元大都皇宫所用尺度的每丈长度约等于3.54772米。
史料载：元大都宫城没有护城河，但有夹垣，即宫城之“卫城”。笔者进一步考查“元大都宫城夹垣”的实地空间得知：元大都宫城之北夹垣，约在北上门东西一线，南距宫城北城墙（笔者注：即明北京宫城北城墙）约55元步（约86.5米）；东、西夹垣，分别约在元大都宫城东、西城墙外的东上门（今南、北池子大街西侧）、西上门（今南、北长街东侧）外侧南北一线，分别内距宫城东、西城墙约65元步（约102.21米）；南夹垣，约在阙左门、阙右门南侧东西一线（后为明太庙和社稷坛之北垣），北距元宫城崇天门约85.5元步（约134.45米）。
元大都宫城之东、西夹垣各长约755.5元步（约1188米，约合2.52元里）；南、北夹垣各长约609.5元步（约958.44米，约合2.03元里）。元大都宫城夹垣周长为（755.5元步+609.5元步）×2＝2730元步（约4293米，合9.1元里），即“宫城周回九里三十步”。
上述元明两代的规划尺度分别证明了元大都宫城夹垣的周长约为4293米，也证明了元大都宫城夹垣的实地空间与明北京宫城外围“上门”一线的实地空间完全相同，而在元大都宫城夹垣以内的元宫城的实地空间也应与明北京宫城的实地空间完全相同。
实证验证二：对明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增筑北平府北城墙长度数据的实证研究
明洪武元年（1368年），大将军徐达在攻克元大都后，为了加强城防，立即在元大都北城墙以南约5明里（约2847米，即在古濠南岸）增筑了一道北平府北城墙。新筑城墙西段因西海子而折向西南，不便直线丈量，故而丈量元大都南城墙的东西实际长度以代之。丈量结果是：“南北取径直为一千八百九十丈。”
①6705米÷1890丈≈3.54769米/丈。
②6705米÷1.5725米/元步≈4264元步≈14.21元里。
③元大都东、西城墙中北部的东西直线长度6705米，与元大都东、西城墙之南端、北端的东西直线长度6658米和6749米的斜向走向刚好吻合。
通过对元大都宫城夹垣周长及空间的实证研究和论证，以及对徐达所筑北平府北城墙的东西直线长度的研究和论证，得知：①元官尺1尺≈0.3145米。②5尺＝1步，1元步≈1.5725米。③元里制为1元里＝300步，1元里≈1.5725米×300步≈471.75米。
（五）对元大都中轴线规划长度以及居民宅院模数的实证研究
元大都中轴线的长度是多少？史料好像没有直接的、明确的记载，但宫城、皇城、千步廊等南北空间的长度却有“迹”可寻，元大都国门和南城墙的空间位置也已为考古勘查所发现，结合对北京中轴线规划的历史沿革和元大都民居宅院规划模数的实证研究，我们完全可以论证元代的尺长、步长和里长。
实例验证一：对元大都皇城以北中轴线规划长度的实证研究
元大都中轴线北起点至皇城北垣的南北空间长度约1316.45米，是对隋临朔宫“泛”中轴线北起点到临朔宫北宫垣的南北空间规划长度559隋丈（约1316.45米）的继承(22)，折合837元步，每元步为1.5725米。
实例验证二：对元大都皇城中轴线长度的实证研究
元大都皇城北垣，在古运河（隋代为大运河之永济渠，元代为大运河之通惠河）东西向河道（在今地安门东南的北河胡同）南岸东西一线，原为金大宁宫北宫垣，最早为隋临朔宫北宫垣；元大都皇城南垣，据《析津志》记载，在缎匹库南墙外东西一线，即在端门稍北东西一线。元大都皇城南北垣相距5元里（合1500元步，约2359米），其中，皇城北垣南距宫城北垣为672元步（约1057米），宫城南北615元步（约967米），宫城崇天门南侧距皇城灵星门南侧为213元步（约335米）；皇城正门灵星门（今故宫端门稍北位置）北侧距宫城崇天门（今故宫午门）南侧为200元步，约314.5米，即每元步为1.5725米。
实例验证三：对元大都皇城以南中轴线长度的实证研究
元大都大城“国门”丽正门北距皇城灵星门约0.85元里（约255元步，约401米）。元大都中轴线，从北起点到大城南城墙内侧的南北长度约8.65元里（合2595元步，约4081米），即每元步为1.5725米；从北起点到丽正门瓮城前门南侧的南北长度约为8.95元里（合2685元步，约4222米）；从北起点到丽正桥南侧的南北长度约为“九里三十步”，即9.1元里（合2730元步，约4293米）。
实例验证四：对元大都民居宅院模数的实证研究
史载元大都民居宅院规划为8亩，但考古勘查发现的元大都民居宅院的东西宽度有近70米的（合44元步，如后英房民居宅院遗址）、有34.6米的（合22元步，如西绦胡同民居宅院遗址）(23)。笔者结合元大都的城区面积和人口总数分析，认为元大都的民居宅院分为10亩以上、8亩、6亩、4亩、3亩、2亩、1亩等多种，可能以1亩，即11元步（约17.3米）×22元步（约34.6米）为1个模数。考古勘查发现西绦胡同的民居住宅遗址的东西宽度恰为34.6米，其东西宽度应为2个模数，该民居宅院应为一座2亩或4亩之民居宅院。元大都民居宅院的模数证实：每元步为1.5725米。
总之，笔者通过对“元两都”之“三重城”城墙长度数据的实证研究，对元大都宫城及其夹垣的东西长度、南北长度的实证研究，对元大都中轴线各区域空间长度以及对元大都民居宅院模数的实证研究，得知：元官尺1尺≈0.3145米，1元步≈1.5725米，1元里＝300步≈471.75米。换言之，只有在1元步≈1.5725米，1元里＝300步≈471.75米的情况下，才能与“元两都”之“三重城”城墙的实测长度完全吻合，才能与史料文献记载的有关元大都宫城夹垣的南北与东西的长度完全吻合，才能与元大都中轴线各区域空间的规划尺度完全吻合，才能与元大都民居宅院的模数完全吻合。因此，笔者通过实证研究所论证的元代里制、里长、尺长、步长，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笔者认为：只有真正解决了元代里制、里长、尺长、步长的问题，才能够准确无误地研究元大都规划。
二、明代里长与尺长的考证对元大都规划研究的参考意义
度量衡制度是历代统治者极为重视的统治工具之一，各个朝代的统治者几乎都规范、颁布本朝的度量衡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结束割据、建立统一的王朝——秦朝和隋朝，所规范和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笔者在研究北京古都中轴线空间与建筑的规划变迁时，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都逃不出一个规律——推翻前朝，但仍用前朝的统治策略，仅仅是更换统治者而已。这一规律，同样体现在对前代规划的继承上——沿用前代依据传统文化理论规划的城池、宫苑，只有扩大规模才按照本朝的里制和尺度进行新的规划。明代北京城及其中轴线的规划，是对元大都城及其中轴线规划的继承和改造。
关于明代尺长、步长、里长，学术界有过诸多研究。吴承洛在其《中国度量衡史》一书中，引述王国维的考订：“明嘉靖牙尺，拓本长营造尺一尺微弱……”吴氏据此考订：明1官尺≈0.311米，1明步≈1.555米，1明里≈559.8米。王剑英在其《明中都研究》一书中，认为明1官尺≈0.31米，1明步≈1.55米，1明里≈558米。关于明营造尺的尺长，有些学者做过推测：明代1营造尺或约等于0.3178米，或约等于0.319米。这些研究及推测的相同之处在于：均未经过明代北京中轴线古建筑实地空间的验证。
根据史料记载得知，明代尺制有：官尺、营造尺、布帛尺、地亩尺等好几种。明代1官尺的确切长度是多少？是吴承洛的考订准确，还是王剑英的考订准确？明代1营造尺的确切长度是多少？有些学者推测的长度是否准确？
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实地丈量和对明代诸多建筑的实证研究，才能找到明尺长度的确切答案。为此，笔者对北京中轴线上的“活化石”故宫北垣的东西长度和故宫至景山的南北空间长度，以及景山至四外红墙的空间长度进行了丈量，并以所得的相关数据（详见下文）与元明两代史料记载的宫城尺度、南拓大城的尺度，以及明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命部将对元皇城(24)周长、金中都大城周长和新筑的北平府北城墙的东西长度，进行了尺度对比和换算的实证研究，以求得明官尺、明步、明里、明营造尺的确切长度——
（一）关于明代官尺尺长、步长、里长的实例考订
1．笔者通过对明北京“宫城周六里一十六步”(25)、金中都大城周长约为“五千三百二十八丈”(26)、“皇城周十八里有奇”(27)、“南拓大城两千七百余丈”(28)等“史料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论证了明代1官尺≈0.31638米，5尺为1步，1明步≈1.5819米，360步为1里，1明里≈569.48米，1明里＝（官尺）180丈。验证如下：
（1）明北京“宫城周六里一十六步”≈3442.2米÷2176明步≈1.5819米/明步。
（2）“皇城周十八里有奇”≈（南北长度2742米＋东西长度2421米）×2≈10326米÷569.48米≈18.13明里。
（3）《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十七年，南拓大城两千七百余丈。”根据清乾隆《京城全图》对东西城墙的标注和对南城墙的实测得知：明北京内城东城墙南拓了约419.5明步（约663.61米，合209.75丈）；西城墙南拓了约519.5明步（约821.8米，合259.75丈）；南城墙长约4229.5明步（约6690.65米，合2114.75丈）；正阳门瓮城长229.5明步（约363.05米，约合1174.75丈）。
以上四段城墙的长度数据之和为5398明步（约8539.11米，又合2699丈，约合15明里，与《明太宗实录》记载的“南拓大城两千七百余丈”相吻合。笔者对明永乐朝南拓北京大城2700余丈的实证研究，不仅做出了符合实际的论证，即2699丈的城墙长度为官尺尺长而非营造尺尺长，而且还论证了正阳门瓮城实乃永乐朝所规划和始修筑的，因瓮城前门乃皇帝前往南郊天坛祭天的“礼制之门”，故不是有的学者认为是正统朝所规划和始修筑的。
2．通过对明北京中轴线长度及规划的实证研究，笔者验证了明1官尺≈0.31638米，1明步≈1.5819米，1明里≈569.48米。验证如下：
（1）明永乐朝南拓北京大城，将中轴线向南延伸至正阳门南侧，延长了227.75明丈（约720.57米），永乐朝规划的明北京中轴线全长3050明步（约4824.8米）。
（2）嘉靖朝增筑外城，使中轴线又向南延伸至永定门南侧，正阳门至永定门长约1959.5明步（合5.443明里，约3100米）；使北京内外城中轴线总长约5009.5明步（合13.915明里，约7924.53米）。
3．通过对明中都中轴线规划尺度的实证研究，笔者验证了明1官尺≈0.31638米，1明步≈1.5819米，1明里≈569.48米。验证如下：
（1）宫城奉天门中心至奉天殿丹墀台面南沿约173米（合109.5明步）。
（2）宫城午门至皇城承天门约435米（合275明步），皇城承天门至大城洪武门约1185米（合749明步），宫城午门至大城洪武门约1620米（合1024明步）。
（3）笔者考证：明中都是按照元大都的帝京规制规划的，也有宫城夹垣和北、东、西“上门”，故宫城夹垣的周长，即《凤阳新书》所记载的中都皇城（即大内夹垣）“周九里三十步”，即3270明步（约5172米）。
（4）明中都宫城东、西华门，外距皇城东、西安门约395米（合249.5明步）。
（5）明中都皇城南、北垣各长约1680米（合1062明步，合2.95明里），东、西垣各长约2160米（合1365.5明步，合3.793明里），皇城周长约7680米（合4855明步，约合13.5明里）。
（6）明中都大城东城梗全长约6170米（合3900.5明步），西城梗全长约7470米（合4722明步），北城梗全长约7760米（合4905.5明步），南城梗全长约8965米（合5667.25明步），周长约30365米（约合19195明步，约合53.32明里），与《凤阳新书》卷三记载的明中都大城周长约53明里相吻合。
（二）关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在大都的三次丈量所用尺度长度的实例考订
1．明洪武元年（1368年），大将军徐达在攻克元大都后，立即做了三件与测量有关的事情：
（1）丈量了“南城”（即金中都大城），周长为“五千三百二十八丈”。
（2）出于城防需要，在元大都北城墙以南约5明里（约2850米）东西一线，即古濠南岸东西一线增筑北平府北城墙。因古濠与西海子相通，无法丈量新筑北城墙的东西直线长度，故比照元大都南城墙，特丈量了南城墙南北取径直的长度约“一千八百九十丈”。
（3）丈量了元“皇城”（即宫城夹垣）内周长为“一千二百六丈”。
2．通过上述三个数据与元尺长和元步长的实证换算，验证了徐达所用尺度的尺长：
（1）徐达部将丈量的“南城”（即金中都）周长为“五千三百二十八丈”，所用尺度的尺长应为18690米+城墙中线到城墙外侧的长度×8÷5328丈÷10。
徐苹芳先生测量的金中都大城城墙中线周长约为18690米。笔者通过实证研究得知：金中都、元大都、明北京规划的城墙周长均为城墙外侧。通过计算得知金中都大城城墙外侧周长约为18690米+（城墙中线至城墙外侧的长度+城墙外侧至马面和角楼外侧的长度）×8≈18902米，折合金里长和步长应为40金里195金步(29)，1金步为1.55米，1金里为300步。故而推知明丈长约为12195金步×1.55米÷5328丈÷10≈35.4772厘米/尺。
（2）徐达部将丈量的明北平府南城墙的东西实际长度约“一千八百九十丈”(30)，所用尺度的尺长应为6705米÷1890丈÷10≈35.4772厘米/尺。
（3）徐达部将丈量的元“皇城”（即宫城夹垣）周长为“一千二百六丈”，所用尺度的尺长应为“九里三十步”的长度约4292.93米÷1206丈÷10≈0.355964米/尺。此尺长不能与丈量金中都大城周长和丈量元大都大城南城墙的直线长度所用的尺长相吻合，这三次丈量所用尺应为同一种尺。因此，推知徐达部将丈量的元“皇城”（即宫城夹垣）周长，很可能是在丈量完宫城外周长后，未出宫城夹垣顺便丈量了宫城夹垣的内周长。明初，称宫城夹垣为“皇城”，称宫城为“内皇城”。
如果三次丈量为同尺的话，则1206丈的长度约为3.54772米×1206丈≈4278.55米。与宫城夹垣周长“九里三十步”的长度约4292.93米，相差了约14.08米。相差的数据即为元宫城夹垣四面墙垣的厚度之和。1960年代中期，考古人员曾在景山公园北垣外不远处东西一线勘查发现有一道宽度5米左右的墙基遗址，但不知是何墙基，甚至一度推测是元宫城北城墙。笔者认为：1．此道墙基遗址，正是《马可波罗行纪》《南村辍耕录》和《析津志》等元代史料文献记载的元大内御苑北夹垣墙基遗址。2．宫城夹垣的规制高于大内御苑夹垣，宫城夹垣为砖垣，大内御苑夹垣为版筑土垣。3．宫城夹垣的厚度为5.5元营造尺（约1.76米，与大内夹垣厚度相同），总厚度之和约为14.08米。4．因此，元宫城夹垣的内周长＝（外周长4292.93米-宫城夹垣总厚度14.08米）÷3.54772米≈1206.08丈，即1206丈。
笔者对明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在北平的三次丈量所用的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论证了当时所用的尺长≈0.354722米。因此得知：该尺不是明官尺。徐苹芳先生认为是地亩尺，笔者认为有可能是地亩尺，但也不排除是裁衣尺。从而解决了明清两代几种史料关于此次丈量的“元皇城”周长的矛盾，验证了《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八引《明太祖实录》、《明太祖实录》蓝阁本、《光绪顺天府志》《宸垣识略》等史料记载的“一千二百六丈”，恰与元宫城夹垣周长“九里三十步”相吻合，因此“一千二百六丈”的记载是准确无误的。而《明太祖实录》台湾校勘本和南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传抄本，还有《春明梦余录》记载的“一千二十六丈”，以及《天府广记》记载的“一千二百二十六丈”，都不能与元宫城夹垣周长“九里三十步”相吻合，因此证实了“一千二十六丈”和“一千二百二十六丈”的记载都是不准确的，是传抄之误。
笔者对明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在北平的三次丈量所用的尺制和尺长进行的实证研究，不仅化解了有些学者对徐达的三次丈量所得出的数据的不解和怀疑，而且还间接论证了金中都大城的周长、元宫城夹垣的周长、元大都大城中部以北的东西城墙中部之间的准确距离。但愿笔者的论证能为学术界更好地研究金、元、明三代的历史地理和古都规划提供借鉴。
（三）关于明营造尺长度的实例考订
关于明营造尺的长度，学术界有过诸多研究，吴承洛在其《中国度量衡史》一书中，引述王国维的考订：“明嘉靖牙尺，拓本长营造尺一尺微弱……”但未证明营造尺的尺长。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明代1营造尺≈0.3178米。然而，根据这一长度计算，明北京宫城的实地空间与史料记载的南北长“三百二丈九尺五寸”、东西长“二百三十六丈二尺”不能相符，承天门（天安门）、端门、正阳门、正阳前门、永定门、永定门瓮城门等明代建筑的实地空间也都不能成为完整的规划尺寸！显然，明1营造尺的长度不等于0.3178米。那么，明1营造尺的确切长度到底是多少呢？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实证研究才能找到确切答案。为此，笔者通过实地丈量故宫北城墙的长度（约754米）和故宫至景山的长度（约112.03米），以及景山四至及周边红墙的长度，并将丈量所得的若干数据与史料记载的若干数据进行了“互证”的实证研究，又对明中都宫城、皇城及鼓楼等古建筑的长度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考订出明营造尺1尺≈0.319226米。
1．对北京故宫北城墙东西长度的实证研究。
北京故宫北城墙的东西长度约754米（恰合479.5元步，又恰合236.2明营造丈）。
故宫北护城河涵洞桥的东西宽度约44.34米，恰合138.9明营造尺；其中，故宫玄武门中线至涵洞桥西沿约22.33米（合69.95明营造尺），至涵洞桥东沿约22.01米（合68.95明营造尺）。
涵洞桥东沿至故宫北城墙东端约353.56米（合1107.55明营造尺，0.5米长的条砖约703.4块）；涵洞桥西沿至故宫北城墙西端约356.11米（合1115.55明营造尺，0.5米长的条砖约708.5块）；每块长条砖之间的缝隙约2.6毫米。
故宫玄武门中线至北城墙西端的距离为378.443米（合1185.5明营造尺），至北城墙东端距的距离375.57米（合1176.5明营造尺）；二者相差约2.873米（约合9明营造尺）。
2．对北京故宫北城墙至景山南墙之距离的实证研究。
北京故宫北城墙北距景山公园南墙约112.03米（合350.95明营造尺）。其中——
故宫北城墙至故宫北护城河南岸约18.994米（合59.5明营造尺）；故宫北护城河宽约52.02米（合162.95明营造尺）；故宫北护城河北岸至大内北夹垣约18.994米（合59.5明营造尺）；大内北夹垣厚度约3.03米（合9.5明营造尺）；大内北夹垣至景山南垣约18.994米（约合59.5明营造尺）。
3．对景山四垣长度的实证研究。
（1）景山南垣东西长度约425.19米（约合133.195明营造丈，0.5米长的条砖约846块）。其中，景山门中线至南垣东端约215.60米（恰合675.4明营造尺，有0.5米长的条砖约429块）；至南垣西端约209.59米（约合656.55明营造尺，有0.5米长的条砖约417块）；景山门中线至南垣东端的距离比景山门中线至南垣西端的距离长了约6.01米；每块长条砖之间的缝隙约2.59毫米。
（2）景山东垣南北长度约519.39米（合1626.95明营造尺）。
（3）景山北垣东西长度约430.98米（合1350明营造尺）。东、西垣南端各内缩了约3米（合9.5明营造尺）与南垣之东、西两端相接。
4．对明北京宫城南北长302.95营造丈，东西长236.2营造丈的实证研究。
（1）笔者怀疑：明北京宫城的东西空间长度不是明代始规划的。理由：
①236.2丈，既不是“九五之数”和“五五之数”，也不是“整数”，与传统规划思想不能吻合。
②与明中都宫城的东西长度278.95营造丈（约890米）的规划也不吻合。
（2）笔者通过对隋、元、明三代尺度的研究，论证了明北京宫城是在元大都宫城基址上重建的：
①宫城空间长度：南北为302.95丈（约967.09米）是对元“宫城南北六百十五步”（约967.09米，1元步≈1.5725米）的继承；东西为236.2丈（约754.01米）是对元“宫城东西四百八十步”（实为479.5元步，约754.01米）的继承。
②宫城周长：《明实录》记载为“一千七十八丈三尺”，《明史·地理志》记载为“宫城周六里一十六步”，约合2176步＝1.5819米×2176明步≈3442.2米；《南村辍耕录》记载大都“宫城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周长为（615＋479.5）元步×2＝2189元步，约为1.5725米×2189元步≈3442.2米；恰折合1078.3明营造丈，又折合约2176.1明步，故称“六里一十六步”。可知：明宫城周长“一千七十八丈三尺”或“六里一十六步”，正是对元宫城周长2189元步的继承。
5．对明北京规划的诸建筑空间的实证研究。
笔者认为：明代规划的建筑，一定会符合明代的营造尺度，其规划数据一定是彰显《易经》《河洛》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理念的专用数字，如“一五”“三五”“五五”“九五”等：
（1）彰显皇权至尊的“九五之数”的规划有：
①宫城南北长度为302.95明营造丈（约967.09米）；宫城外朝门至外朝前殿的南北长度为590.5明营造尺（约188.5米）；宫城外朝前殿奉天殿（今太和殿）南距丹墀南沿，即三层台基顶层的南沿约119.5明营造尺（约38.15米）；保和殿后丹陛长51.95明营造尺（约16.58米）；宫城内廷庑墙东西长约369.5明营造尺（约117.95米）；宫城内廷乾清门中线北距乾清宫为290.5明营造尺（约92.74米）；宫城午门城台进深约110.95明营造尺（约35.42米）、午门城楼通高约118.95明营造尺（约37.97米）、午门城楼面阔九间及进深五间、午门城楼面阔187.95明营造尺（约60米）、午门城楼进深79.5明营造尺（约25.38米）、午门帝门宽约16.95明营造尺（约5.41米）；宫城北城墙至北护城河南岸约59.5明营造尺（约18.99米），宫城北护城河的宽度约162.95明营造尺（约52.02米），宫城北城墙至景山南垣约350.95明营造尺（约112.03米）。
②内御苑东垣南北长度约1626.95明营造尺（约519.3米）。
③端门城楼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承天门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承天门帝门净宽约15.95明营造尺（约5.09米），承天门之帝门（中门）中线与两侧的王公门中线相距约41.95明营造尺（约13.39米），承天门斜坡平台宽约26.95明营造尺（约8.6米），承天门城台台基外皮至金水桥内端地栿石约75.95明营造尺（约24.25米），承天门外御路桥地栿石通长19开间约123.95明营造尺（约39.57米），皇城墙垣高约18.95明营造尺（约6.05米）。
④内城角箭楼连台基通高约90.95明营造尺（约29.03米）。
⑤永定门城台台基进深约42.95明营造尺（约13.71米）。
⑥正阳门至永定门中轴线长约1959.5明步（约3100米）、明北京中轴线全长约4995明步（约7902米）。
⑦正阳门内至承天门长约549.5明步（约870米）。
⑧承天门至北安门长约858.95明营造丈（2742米）。
（2）彰显《河洛》之“天人合一”的“三五之数”的规划有：
①正阳门：城台外侧台底面宽约291.35明营造尺（约93米）、城台高约41.35明营造尺（约13.2米）、城台与城楼通高约128.35明营造尺（约40.97米）、正阳门箭楼面阔七间约169.15明营造尺（约54米）。
②永定门：城台与城楼通高约81.5明营造尺（约26米）。
（3）彰显《易经》“大衍之数”的“五五之数”的规划有：
①宫城外朝基座南北长约725.5明营造尺（约231.6米），宫城内廷庑墙南北长约665.5明营造尺（约212.44米）。宫城外朝基座东西长约407.55明营造尺（约130.10米）。
②景山山丘南北长约665.5明营造尺（约212.44米）。
③端门城台城楼通高约103.55明营造尺（约33.05米），端门和承天门城台进深均为125.5明营造尺（约40.06米）；承天门城台高约38.55明营造尺（约12.3米），承天门红墙高约33.55明营造尺（约10.71米），承天门品级门净宽约13.55明营造尺（约4.33米）；承天门城台须弥座边线至御路桥北口边线约70.55明营造尺（约22.52米），承天门外金水河御路桥北边开口宽约36.55明营造尺（约11.66米），承天门外金水河御路桥通长约72.55明营造尺（约23.16米），承天门外金水河王公桥北边开口宽约25.55明营造尺（约8.15米），承天门外金水河品级桥开口宽约22.55明营造尺（约7.20米），承天门外金水河品级桥通长约52.55明营造尺（约16.77米），承天门外华表高约30.55明营造尺（约9.75米）。承天门城台须弥座边线至御路桥北口边线约70.55明营造尺（约22.52米），承天门外金水河御路桥北边开口宽约36.55明营造尺（约11.66米），承天门外金水河御路桥通长约72.55明营造尺（约23.16米），承天门外金水河王公桥北边开口宽约25.55明营造尺（约8.15米），承天门外金水河品级桥开口宽约22.55明营造尺（约7.20米），承天门外金水河品级桥通长约52.55明营造尺（约16.77米），承天门外华表高约30.55明营造尺（约9.75米）。
④正阳门城台进深约98.55明营造尺（约31.46米），正阳门瓮城内南北长约338.55营造尺（约108米），前门箭楼城台高约37.55明营造尺（约11.99米）。
⑤明北京中轴线北起点南距钟楼中心线约492.55明营造尺（约157.25米），明钟楼中心线南距鼓楼中心线约615.5明营造尺（约196.48米）。
⑥天安门距午门约175.55明营造丈（约560.4米）。
⑦北安门距大内禁苑北垣约182.55明营造丈（约582.75米）。
6．对明中都建筑尺度的考订。
（1）明中都宫城：实测南北长约967米，《明太祖实录》记载为302.95明营造丈；东西长约890.48米，约合278.95明营造丈；周长约3715.16米，约合1163.8明营造丈。
（2）明中都宫城午门城台：实测东西长约140.3米，约合439.5明营造尺；南北长约89.45米，约合280.2明营造尺。其中，主城台东西长约70.1米，约合219.6明营造尺，东西阙台各宽约35.1米，约合109.95明营造尺；主城台南北长约41.35米（约合129.5明营造尺），阙台南北长约48.1米（约合150.66明营造尺）；帝门洞券高8.6米（约合26.95明营造尺）、宽约5米（约合15.66明营造尺），中间三门共宽约20.4米（约合63.95明营造尺）。
（3）明中都鼓楼台基：实测南北长度约72米（约合225.55明营造尺）、东西长度约34.25米（约合107.295明营造尺）、高约15.8米（约合49.5明营造尺）。
笔者通过对明代的里长、尺长和步长的实证研究，证明：任何朝代进行规划都会按照本朝的尺度和里制进行，如不合某一朝代的尺度和里制的空间或建筑，则肯定不是这个朝代的规划，应为其他朝代的规划。从对北京中轴线若干空间规划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北京中轴线和部分“活化石”空间及建筑的规划，烙有隋、金、元、明、清五代的印记，这一现象清楚地说明：北京中轴线规划的沿革、继承和改造的史实——即北京中轴线的规划始于1400年前隋炀帝的将作大匠阎毗所规划的隋临朔宫及其南北空间；金大宁宫继承了隋临朔宫的空间规划；刘秉忠也不是在空旷的原野上规划的元大都，而是继承了金大宁宫的空间规划和隋代在涿郡东北郊大面积空间的规划并做了局部改造；明永乐朝迁都北京又继承了前代的空间规划并加以改造；明嘉靖朝规划修筑的外城，也是继承的前代规划的空间区域。
笔者通过北京中轴线上的“活化石”空间，通过对元大都“四重城”和元上都与元中都的“三重城”城墙长度的实证研究，以及对明北京南拓大城长度与明中都“三重城”城墙长度的实证研究，论证了元明两代的官尺和营造尺的尺长以及步长和里长，论证了北京中轴线空间规划的变迁——隋炀帝不仅修建大运河和驰道至涿郡（今北京），而且还在涿郡东北郊进行了以临朔宫及其“泛”中轴线为主的众多空间区域的规划，其对后世的金大宁宫的规划、元大都城的规划和明清北京城的规划，以及对后世北京古都中轴线的规划，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以尺度考证时空——古都、古城规划研究的重要方法
时间和空间是可以用尺丈量的！几千年来，任何建筑都是依据一定的尺度来规划的；而尺长又依不同朝代而有所不同。故而可以通过建筑空间求出规划尺度，通过规划尺度求出规划时间。这就是笔者提出的以规划空间求证规划时间的研究古都城规划的重要方法——尺度法。
元大都，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北京城市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还是13世纪中期至14世纪晚期对世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国际大都会。元大都，重城规划严谨、整体布局有序，既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营国”思想，又充分体现了尊重历史文化遗产和“因地制宜”的规划原则。研究元大都的规划思想和规划原则，对研究中国古都制度和古都规划、对研究北京历史文化发展、对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城市，以及对今后的北京城市规划，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700多年前的世界城市元大都，越来越引起中外历史学、地理学、城市学、比较文化学等诸学科众多学者的关注，不时有鸿篇佳作问世。笔者自觉学力浅薄，但在前辈诸多学者著作的引领下，从北京城池变迁的历史中，研究元大都的选址、规划、建设等问题，发现一些主流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如在元代里制、里长和帝京规制等方面的观点。兹冒昧将自己多年来运用“六重证据法”研究古都规划，特别是研究元大都规划的学术思考阖盘呈现，以期方家批评指正。
20世纪初，现代考古学引入中国学术界，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用新的研究方法——“二重证据法”，即考古发现与史料文献互证的研究方法研究历史问题，这就比单一运用史料文献研究历史问题更有说服力。因此，“二重证据法”为学术界所采用，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界一种全新的、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
然而，在历史地理和古都（古城）规划研究中，“二重证据法”有明显的局限性——一是史料的遗失和考古发掘的无从开展与无法开展的客观因素使然，二是人们对史料的曲解和对考古发现的牵强附会的主观因素使然。于是往往出现考古资料数据与史料文献记载不能互证，有些学者对史料任意取舍、仅牵强附会地凭借部分考古资料数据而擅自更改史料记载的历史内容的现象。比如：对北京古都城池变迁的研究，或因史料记载不详，或因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而忽视了对古城垣的考古勘查，使得北京古城城池变迁研究处于瓶颈状态：既进不去、又出不来——故而无法了解关于古蓟城到金中都城池变迁的确切历史面貌。再比如：对元大都宫城位置的研究，仅凭借考古勘查的某处遗址，而不与史料记载和若干元代建筑的空间方位相比较，就推断出“史料记载有误，元宫城在明宫城以北四百多米”的结论。其他古都（古城）城池变迁研究，也有类似的情况。
笔者认为，欲改变北京古城城池变迁研究处于瓶颈状态和真正还原元大都宫城位置的有效办法，就是要从研究方法上找原因，即必须突破“二重证据法”固有思维对研究的束缚，运用一种“全方位”的“新”的研究方法。笔者尝试着运用“六重证据法”，在对北京城池变迁和元大都规划的研究中，几乎解决了遇到的所有问题。如：蓟城、唐幽州、辽南京、金中都城池的空间方位及变迁问题；又如：隋临朔宫的空间方位问题；再如：元大都宫城、宫城夹垣、皇城南垣的空间方位问题等。
“六重证据法”，即指运用传统文化理论、史料文献、历史地理信息、考古资料数据、里制（尺度）数据演变、实地勘查（包括若干历史建筑遗址的相对空间位置的比较）等六个方面的证据材料来综合研究并相互验证的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依据“六重证据法”，可以在历史地理和古都、古城规划的研究中，相对准确地“还原”城池、宫殿、街道等不同朝代所规划的“时空”，更正史料的误记，避免人们主观、片面和错误地推测与推断，确保所得出的观点、结论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中国传统文化理论的内容博大精深，易经、河洛、阴阳、堪舆、五行、营国等思想，以及有关祭祀等传统礼仪规制对国都、城镇、村落等的规划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天南地北、日东月西，以及九五飞龙在天、五五大衍之数的易经理论影响了国都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的规划尺度和古都中轴线规划中的九五之数、五五之数的尺度规制；河洛理论影响了国都规划中的象天布局和三五之数的尺度规制；阴阳学说对城市规划的影响是中轴线的规划；堪舆学说对城市规划的影响是依山傍水、地势高低适宜；五行学说对皇宫规划的影响是南朱雀、北玄武、左青龙、右白虎；营国思想对国都规划的影响是方九里，旁三门，九经九纬，面朝后市，左祖右社。
由于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史料文献，关于古都、古城规划建设的记载十分丰富；对这些文献记载，也需要甄别，一般而言，越接近规划建设时间和空间的记载越为可信。
例一：关于元中都的记载，大多数清代文献和地方志均将位于张家口西北部的“白城子”记载为畜牧市场，仅有明代大学士金幼孜的《北征录》记载了他随永乐皇帝朱棣北征蒙元残部，大军到“白城子”时，永乐皇帝说该城是“前元中都”(31)。“白城子”已为考古发掘所证明正是元中都。
例二：关于元大都宫城夹垣周长的记载，《明太祖实录》（蓝阁本）和清《日下旧闻考》所引《明太祖实录》均记载“元皇城周一千二百六丈”，而转抄的《明太祖实录》（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和清初《春明梦余录》则分别记载为“一千二百二十六丈”和“一千二十六丈”。笔者经过实地勘查和实证研究证明：只有“一千二百六丈”才能与元皇城周长“九里三十步”相吻合。因此，应该完全相信《南村辍耕录》《析津志》《故宫遗录》等元代和明初的史料对元大都及其宫城规划与空间方位的记载，而不能仅仅依据对考古遗址的错误判断而得出“史料记载有误”的推论。
有关地形、地貌、地势、地名、地图、河流、渡口、街道、寺庙等历史地理信息，我们更需要尽可能地放置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去分析和鉴别。比如：永定河河道在北京地区的变迁，就直接影响了当地的居住环境，进而体现在城市的规划建设上。20世纪考古发掘的一些数据资料，为我们的论证提供了一些更为直观的证据——
例一：考古工作者曾在北京西便门至宣武门、和平门东西一线发现有一百五十多座战国时期和西汉时期的水井，证明这里曾经是人口稠密的街市。笔者推断：西便门至宣武门、和平门东西一线，很可能就是战国至秦汉时期蓟城的北市——燕市。
例二：水文考古工作者在正阳门以西、和平门供电局以东发现有约六百米宽的古河道遗址，认定是东汉中后期改道以前的古永定河河道，东汉中后期改道以前的古永定河流经今积水潭——什刹海——北海——中南海——正阳门西、正阳门南——金鱼池——龙潭湖——十里河一线。结合考古发现的和平门以西至西便门东西一线的一百五十多座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古井和正阳门至虎坊桥一线的若干条呈东北～西南走向的斜街，再结合正阳门及其东西侧城墙基底深部是由若干层圆松木所垫构等客观现象，笔者推断：正阳门为古永定河之渡口，在渡口西南部，就是蓟城；在渡口正西，就是蓟城之东城墙北门和北市——燕市，即和平门至宣武门、西便门东西一线的街市，故而在这条街市的南北两侧，恰分布有一百五十多座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古井；在渡口西南，就是蓟城之东城墙南门——即位于虎坊桥以西的广安门内大街东端，故而在正阳门至虎坊桥一线出现了若干条呈东北～西南走向的斜街——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由蓟城东城墙南门至古永定河渡口的道路。可以想象：在位于正阳门的古永定河渡口的南、北、东、西、西南，分别有道路通往渡口，以便商旅往来，故而在渡口以北和以南的南北走向的道路就是元大都中轴线的前身。
考古资料数据，是发现于地下和地表的历史遗物、遗址、遗迹，为研究历史和历史地理提供了可与史料互补的客观证据。对考古资料数据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其年代、性质、文化内涵等因素所反映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而确定历史遗物、遗址、遗迹的历史年代的依据主要有四：
一是历史遗物上的文字记载，如青铜器物上的古文字，如古墓葬里的墓志铭。
二是碳14测定，如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碳14测定约为6700年，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碳14测定约为6500年，辽宁红山文化祭坛碳14测定约为5000年。
三是与史料有关记载相对照，如考古发现的一些青铜器物与古代铜器图谱记载的形状、尺寸、图案相吻合，如考古发现的一些古城的空间方位与史料记载的空间方位相吻合。
四是尺度、里制的验证，如考古发现的历史遗址（如古城和古建筑）、遗迹（如古代规划）都有一定的空间长度，因此对其年代的判定，往往需要借助和参考古代尺度、里制的演变。
否则，单独依靠考古资料数据，往往出现不能与史料记载相符，或修改史料记载或牵强附会做出经不起历史检验的错误的推测，正如徐苹芳先生认为元大都宫城厚载门在景山寿皇殿南，宫城南城墙在故宫太和殿东西一线，元大都宫城南北长度约1000米，元大都皇城南垣在午门东西一线，元大都宫城东、西华门在明清北京故宫东北角楼、西北角楼稍南等观点，乃是与史料记载相悖、置史料明确记载和古代规划尺度于不顾的牵强附会的推测。
在对历史地理和古都、古城、古建筑及其遗址、遗迹的研究中，还应该运用一个客观依据去判定其规划出自于什么历史年代，那就是尺度与里制的标准。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关于里制、尺度的规定不尽相同，同样的里制、尺度单位的文献记载，在不同朝代的实际长度是不一样的。比如：隋里制1里=300步，元里制1里=300步，而明里制1里=360步；隋官尺（小制）1尺≈0.2355米，元官尺1尺≈0.3145米，明官尺1尺≈0.31638米；隋小制1步为6尺≈1.413米，虽然元明两代都是5尺为1步，但1元步≈1.5725米，1明步≈1.5819米；明尺、明步、明里分别大于元尺、元步、元里和隋尺、隋步、隋里，也不同于今天的尺和里。因而通过文献记载的尺、步、里结合对实地空间的勘查，才能了解实地空间规划的长度属于哪个时期的里制和尺度单位，即运用烙有时代印记的尺度、里制等空间长度单位去验证该空间规划的历史时期——即以空间验证时间。
例一：北京中轴线北端点至故宫北城墙的空间长度恰为1009.5隋丈，故宫南城墙至景山北墙的空间长度恰为679.5隋丈，景山主峰北距中轴线北端点恰为900隋丈、南距故宫北城墙恰为109.5隋丈……北京中轴线各空间长度的一系列数据显示：北京中轴线故宫以北的空间始规划于隋代，即临朔宫中轴线规划。
例二：元大都大城城墙周长约28600米，恰为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引《南村辍耕录》记载的“大都城方六十里二百四十步”。
例三：明北京大城（外城修筑后称内城）是在明永乐朝迁都北京时，南扩北平府城2700余丈，即将原来位于长安街以南的南城墙南移至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东西一线而成的，加上东、西城墙的南延部分和正阳门瓮城，其长度约8539米，约合15明里，合5398明步，折合2699丈，即2700余丈（按：“余”，乃“多余”“多出”之意；“余丈”，乃多出一丈）。
实地空间勘查，是对实地空间的长度与历史上的尺度、里制和其他历史建筑相对空间位置进行比较的一种实证研究。实地空间勘查在历史地理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它包括两个内容：
一是将所勘查的实地空间的长度、宽度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尺度、里制作一对比，看其符合哪个时期的规划尺度。如在对北京故宫和景山“活化石”实地空间的长度、宽度的勘查中，笔者发现其整体规划最符合隋代的规划尺度，次符合元代的规划尺度，明代的规划尺度最弱。
二是将所勘查的实地空间方位与史料文献记载的其他古代建筑的空间方位进行比较，以探讨其空间规划尺度的演变，这样可以避免出现抛弃史料记载的牵强附会的推测。如元明两代史料明确记载的元大都宫城的空间方位与今北京故宫的空间方位相同——《马可波罗行纪》记载元大都宫城前殿大明殿与位于太液池西岸的隆福宫前殿东西并列，又记载在皇宫以北一箭之地有一人工堆筑的山丘，名“青山”（即景山）；《南村辍耕录》记载瀛洲（即今北海南门外的团城）在大内西北，万寿山（即今北海琼华岛）在大内西北太液池之阳；《析津志》记载缎匹库南墙外即皇城南垣，又记载元世祖忽必烈的“籍田”之所在松林之东北、柳巷御道之南，东有水碾所，西有大室；而徐苹芳先生却牵强附会地推测元大都宫城在明北京宫城以北400多米的空间方位。只要我们运用尺度法和相对建筑空间方位比较的方法去与史料记载互证，就能发现：徐苹芳先生推测出的若干观点均无法成立！
笔者在北京古城变迁和元大都规划研究中发现：凡单独从某一个角度看问题，或单独依靠某一学科的资料所做出的推测、推论、观点或结论，总会发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而依靠“六重证据法”的综合研究所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既符合历史文献记载，又符合传统文化理论；既能为某个历史朝代的里制、尺度规划所验证，又与历史地理信息和实地空间状况相吻合，也能为考古资料所旁证。
笔者认为：进行古都规划研究，必须要将实地勘查与尺度法验证相结合，才能解决因对史料误解而引起的一些历史悬疑问题。如元代里制问题，即元代1里是遵从古制为300步，还是沿袭宋制1里长为360步，或者像一些学者推测的元制1里长为240步。关于元里制出现有三种里长的怪现象，盖因学者对史料的理解。而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则必须要跳出史料的羁绊，进行实地勘查来验证元里制和里长的问题。
根据元大都考古勘查所得数据分析得知：元代里制乃沿用古制，里长为300步；而不是一些学者猜测的里长为240步。只有里长为300步，元大都大城、皇城、宫城、宫城夹垣，以及中轴线长度等规划数据，才能与史料记载和实地勘查完全吻合。
如：实地勘查的元大都大城周长约为28600米，与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引《南村辍耕录》记载的大都“城方六十里二百四十步”相吻合。以元里长为300步计，60里240步等于18240步，约为28600米。如果以元里长为240步计，60里等于14400步，约为22320米，与实地勘查的28600米不能吻合。二者相差达6280米，多出了约17里！“城方六十里二百四十步”就变成了“城方77里”！
再如：实地勘查的元大都皇城周长约为9400米，恰合6000步，以元里长为300步计，与史料记载的元皇城“周长可二十里”相吻合。如果以元里长为240步计，20里等于4800步，约为7440米，与实地勘查的约9400米相差达1900多米，多出了5里多！“周长可二十里”就变成了“周长可25里”！
又如：史料记载元大都宫城夹垣周长为元制“九里三十步”，合明制“一千二百六丈”。根据明初史料记载和实地勘查得知：当时丈量元大都宫城夹垣（明初称皇城）周长的明尺长约为35.5厘米（参见本书绪论第三节第二部分），恰折合以元里长300计的“九里三十步”的长度，约为4290米。如果以元里长为240步计，“九里三十步”等于2190步，约为3395米，与明初实地勘查所得数据“一千二百六丈”约4290米相差达900米，多出了2.4里！
以上例证说明，在古都规划复原研究中，实地勘查所得的数据是验证史料数据和更正史料误记或更正某些人错误理解的史料数据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所以，进行古都规划复原研究，就必须进行实地勘查与尺度法互证的实证研究，才能辨别史料记载的真伪，才能跳出任何个人的主观推测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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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笔者在2012年10月23日采访当年元大都考古队骨干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忠义先生时得知此勘探情况和数据。
(2) 此文是清华大学赵正之教授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对北京城主要街道进行实地勘查后，结合史料文献记载撰写的论文，生前未能发表。赵正之先生于1962年病逝前，将其制作的有关元大都的上百张卡片资料、论文、城图等一并转交给徐苹芳先生。“文革”后，由徐苹芳先生整理发表。
(3) 笔者于2008年5月27日拜访徐苹芳先生得知，目前刊行的《元大都城图》为赵正之先生所绘。
(4) 《考古》1978年6期。
(5) 笔者于2008年5月27日拜访当年主持元大都考古队工作的徐苹芳先生，得知在景山公园少年宫前（即寿皇殿宫门前）发现的所谓“元宫城厚载门夯土基础”的东西两侧，始终没有发现城墙的基址。笔者又于2012年10月23日拜访了当年元大都考古队骨干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忠义先生，得知景山公园少年宫前的古建筑基址前后有台阶。
(6) 笔者于2012年10月23日拜访蒋忠义先生时，得知此信息。
(7) 大室，即“太室”“天室”，乃古代皇权专有的祭祀殿堂。
(8) 参见［法］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八十三章《大汗之宫廷》，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25、328页。
(9) 单士元：《明中都·序》，王剑英《明中都》，中华书局1992年版。后收入王剑英《明中都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10) 笔者于2012年10月23日拜访蒋忠义先生时，请教：“当时对故宫太和殿是怎么进行考古勘探的？”蒋先生答：“没有进行考古勘探，只是猜测而已。”
(11) 《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12) “八顷”面积约475000平方米，与《析津志》记载的大内御苑“松林之东北，柳巷御道之南，有熟地半顷，内有田。上自构小殿三所。每岁，上亲率近侍躬耕半箭许，若籍田例……东，有一水碾所，日可十五石碾之”的空间面积的描述不能相符。2006年在景山公园东北部东花房的修缮施工中，出土了元代的水碾石磨盘和石官砝，与《析津志》记载的空间方位及面积相吻合。所以，笔者认为：“八顷”应为“半顷”之读音的误记。
(13) “半箭许”，约百米；皇帝躬耕，只是个象征，意在国家重视农业；所以位于皇宫以北大内御苑内的“籍田”的面积，只具有象征意义，“半顷”足矣，而不同于京郊的“籍田”面积。
(14) “半顷”籍田的面积约3万平方米，恰与景山公园松林之东北部的空间面积相吻合。
(15) 此为徐苹芳先生观点，认为明北京大城在元大都大城基址上南移了，宫城也随之南移了，遂推测：景山公园寿皇殿以南的建筑基址为元宫城厚载门、故宫太和殿处为元宫城崇天门。笔者质疑此推测观点，依据是——明北京大城在元大都大城基址上南移原因有二：一是洪武元年徐达攻克元大都，将元大都的京都规制降格为北平府规制，故在元大都北城墙以南新修一道北平府北城墙；二是永乐迁都北京，按帝京规制规划中轴线三朝五门，改元大都宫城与大城之间只有一门（灵星门）而为三门（端门、承天门、大明门），故将大城南城墙南移，但宫城并未南移。
(16) ［法］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八十三章《大汗之宫廷》明确记载：“北方距皇宫一箭之地，有一山丘，人力所筑，高百步。”剌木学本叙述为：“大汗宫殿附近，北方一箭之地，城墙之中，有一丘陵，人力所筑，高百步。”参见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25、328页。
(17) 笔者通过音韵学考证：“八顷”，应为“半顷”读音的误记。
(18) 笔者于2008年5月27日拜访徐苹芳先生时得知。
(19) 蒋忠义：《北京观象台的考察》，载《考古》1983年6期。
(20) 朱启钤、阚铎：《元大都宫苑图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二期，1930年12月。
(21) 朱偰：《元大都宫殿图考》，1936年作，收入《昔日京华》，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22) 笔者在《北京中轴线变迁研究》一书的第四章《隋临朔宫空间位置考辨》之第五节《隋临朔宫“泛”中轴线及其规划》中有相关论证。参见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
(23) 元大都考古队：《北京西绦胡同元代居住遗址》，载《考古》1973年5期。
(24) 明初称宫城夹城为“皇城”，称宫城为“里城”，称皇城为“禁垣”。
(25) 《明史》卷四十《地理志一》。
(26) 《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八《京城总纪》引《明太祖实录》。
(27)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百八十七。
(28) 《明太宗实录》，台湾校勘本，南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传抄本，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影印，卷二百一十八。
(29) 亦不排除金中都大城外周长为40金里109.5金步约等于18769.73米的可能。但通盘分析，这种可能的前提是明代丈量的5328丈的数据，是丈量的金中都大城角楼墩台外侧的周长。
(30) 元大都大城南城墙的东西直线长度为6658米。如以此长度为1890丈，则1丈约等于3.52275米。
(31) 金幼孜是明朝的一名重臣。他在《北征录》中记载了明朝永乐八年（1410年）他随同明成祖朱棣北征蒙古阿鲁台时，成祖言行、行军情况以及沿途见闻等事。其中有记载：三月“初七日早，发兴和。行数里，过封王陀，今名凤凰山。山西南有故城名沙城……上又曰：适所过沙城，即元之中都，此处最宜牧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