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与善的探索》自序
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我对于哲学问题深感兴趣，当时除撰写《中国哲学大纲》之外，又撰写哲学论稿若干篇。以为中国古代确有唯物论传统，又富于辩证思维，意图将中国古典唯物论与现代唯物论，将中国古典辩证法与现代科学辩证法结合起来，采取民族的形式，而以概念分析的方式出之。而内容颇异于时论，故未遑问世。五十年代以来，专力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工作，对于哲学问题存而不论。荏苒三十多年，进入八十年代，又感研究哲学史，如果对于哲学理论问题毫无自己的见解，恐亦难于体会往昔哲人的深湛义蕴，于是又有意于钻研理论问题。近年以来，二三知友每以个人思想变迁之迹见询，于是取出旧稿，略加省览。旧稿多属臆说，颇多违俗之谈，然而方之前辈熊十力先生等自成体系诸家，似亦别其一格，于是略加审订，编为一集。昔日撰稿之时正值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今则躬逢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的光辉之时，追忆昔日之忧患，益感今时之幸福。旧稿写于四十年前，盖多偏失，不过保留昔日哲学园地中一隅之痕迹而已。近几年来，考虑哲学问题，亦有所体会，当更撰新论。
以上系1981年2月所写。当时曾编次旧作，撰写序言及各篇“附记”。及今观之，仍觉意有未尽，于是更略述原委。
吾昔少时，好作“深沉之思”，不自量力，拟穷究“天人之故”。思考哲学问题，常至废寝忘食。1942年至1944年间，将平日致思所得整理成为《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等论稿，1948年又写成《天人简论》。《哲学思维论》论述哲学的性质、哲学命题的意义以及辩证法的基本原则。《知实论》从感觉经验推证客观世界的实在性。《事理论》论述事物与规律的关系。《品德论》论述价值的标准与道德理想的基本准则。《天人简论》则综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论稿，经过四十多年，幸未毁弃。现在连同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思想札记《宇宙观与人生观》、《认识、实在、理想》汇为一编，藉以存留我四十岁前学术思想的历史足迹。因各篇内容主要是探索真理与至善的问题，故题为《真与善的探索》。
忆三十年代初期，读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四十年代之初，读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与金岳霖先生的《论道》，深佩诸先生好学深思、各自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然而犹未餍足，亦想提出自己对于哲学问题之所见。于是写出这些关于哲学问题的论稿。我与诸先生不同之处在于我比较推崇唯物论、赞扬辩证法。但是我又没有遵守比较流行的唯物论的表达形式，因而久久未敢问世。这些论稿可以说是四十年代在哲学园地中一个理论探索者寻求真理的思想记录。所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是三十年代的问题，论证的方式也是三十年代的方式，其所关涉的西方哲学思想也是三十年代的西方哲学思想，同时更表现了三十年代的文风。当时著论，直抒胸臆，无所畏惧，譬如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驰骋独立思考，近乎“洸洋自恣”。论稿中所讨论的问题与所提出的见解，在今天看来，可能都显得非常奇特；如果联系三十年代思想界的情况来看，或者不至于感到诧异了。
这些论稿的基本倾向是企图运用所谓“逻辑分析”方法来阐明、论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这在很多人看来都会感到是一个奇怪的设想。我当时肯定客观世界独立存在，肯定物质存在是生命、意识的基础，感觉经验是思想观念的来源，总之肯定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同时认为西方新实在论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有其可取之处，可以用来阐明唯物论的基本命题。当时更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所具有的民族形式亦可选择继承，如“事理”、“道器”、“体用”、“心物”、“天人”等范畴仍可采用。这些论稿在形式上不守通常的矩矱，在内容则力求符合于客观实际。至于见解失误之处，自然是在所难免的。
我在三十年代初期发表的一些有关哲学问题的论文，如《论外界的实在》、《谭理》、《论现代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等，其主要观点与这些论稿是一致的。（《论外界的实在》、《谭理》已收入《求真集》，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这里，我当略述我四十岁前思想演变的过程。我初习哲学，从研读先秦诸子入门，青年时期，特好《老》、《庄》，同时广泛阅读西方哲学著作。三十年代之初，受吾兄申府（崧年）之引导，阅读英国新实在论者罗素（B.Russell）、穆尔（G.E.Moore）、怀特海（A.N.Whitehead）、博若德（C.D.Broad）等的著作，对于逻辑分析方法甚感兴趣。不久又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的中英译本，深佩其广大精湛。1936年在清华大学讲授“哲学概论”课程，广泛讲述了近代西方哲学学说，对于辩证唯物论特加赞扬。当时肯定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又承认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亦有可取之处；同时认为中国哲学中唯物论学说与辩证法思想亦有较高价值，应该发掘继承。当时年少狂放，企图将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以及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构造一个“三结合”的体系。1936年友人孙道升发表《当代中国哲学界的解剖》一文，把我的哲学思想称为“分析的唯物论”。以上是我四十岁前思想的概貌。1949年建国以来，我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阅读了以前没有读过的《自然辩证法》、《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书，体会较深，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的革命变革，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著作不复措意，专力从事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特别注意中国古代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探讨。如此度过了三十年的时间。1979年以来，重新考虑世界哲学发展的形势，觉得对于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似亦不宜一概排斥，似应加以分析抉择。但对于西方流行的反理性主义则颇以为非。我认为唯物主义承认客观实在，理性主义承认理性的重要，还都是应该肯定的。
今天，我主要坚持三点：第一，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以及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讲辩证法的三规律、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讲的“辩证法的要素”十六条，都是必须肯定的真理。第二，对于中国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优秀传统，特如王船山（夫之）的哲学遗产，应深入研究、继承发扬。第三，对于现代西方各流派的哲学思想，亦应加以考察分析，注意摄取其中符合科学精神的观点与方法。我认为，这三点之间是没有矛盾的。
追求真理的过程尚未终止，哲学的发展仍需要新的探索。我虽已届耄耋之年，仍愿意继续努力前进。
承蒙齐鲁书社的雅意，将此书纳入出版规划，使此书得以问世，谨向齐鲁书社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1987年4月，张岱年序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