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景德傳燈録》研究史回顧

《景德傳燈録》作爲宋代“五燈”之首，對後世産生過深遠的影響，然而學界對《傳燈録》的研究並不充分。綜觀以往之研究成果，主要集中於如下數端：

1．作者與成書問題

《景德傳燈録》雖然影響甚大，流傳廣泛，然而其作者道原之生平吾人則知之甚少。陳垣先生《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首先由《天聖廣燈録》與《傳法正宗記》中考出道原乃天台德韶弟子，爲法眼宗僧人。其後對道原生平研究做出重要貢獻的是日本學者椎名宏雄，椎名於朱長文《吴郡圖經續記》中發現一則記載道原生平的重要資料，爲吾人進一步瞭解道原之生平提供了重要的綫索。

道原撰作《景德傳燈録》本無問題，然元延祐本所附紹興二年長樂鄭昂之跋文，則言《傳燈録》本爲湖州鐵觀音院拱辰所撰，進京上進，而爲道原所竊。對道原撰作《傳燈録》一事提出質疑。陳垣先生考出拱辰之師爲金山曇穎，而金山曇穎卒年晚道原之師天台德韶八十年，由此推斷道原與拱辰時代相距甚遠。而之所以會有道原竊拱辰書之説，乃是因爲拱辰曾撰《祖源通要》一書。而後日本學者石井修道，則從宋人張方平《樂全集》中發現張方平所撰《禪源通録序》，從而證明道原竊書説之無稽。

對於《景德傳燈録》之成書，石井修道於楊億《武夷新集》中發現楊億爲道原所寫《佛祖同參集序》，從而證明道原之書初名《佛祖同參集》而後改爲《景德傳燈録》。並在此基礎上論證了道原《佛祖同參集》乃是繼承宗密《禪藏》而來，故而所持觀點爲禪教一致，佛祖同參。而後此書易名爲《景德傳燈録》，則體現了楊億作爲臨濟宗徒而持“教外别傳”的觀點。加拿大學者韋爾特（Albert Welter）在《和尚、君王與士人》及《〈臨濟録〉與禪的正統性創造》中，以石井的研究爲基礎，進一步論證了《佛祖同參集》代表了法眼宗的“禪教合一”，而《傳燈録》則代表了臨濟宗的“教外别傳”。

《景德傳燈録》成書之後，道原詣闕奉進，真宗命楊億諸人刊定。對於道原上進之時間，蔡榮婷先生據王隨《傳燈玉英集後序》，認爲道原上進《傳燈録》在景德三年，而楊億諸人之刊定則在景德四年之後。而對於楊億修訂《傳燈録》之情況，杜繼文、魏道儒、陳士强、楊曾文諸先生皆有論列，可資參考。

2．版本問題

對於《景德傳燈録》的版本問題，陳垣先生首先研究了四部叢刊本《傳燈録》，認爲四部叢刊本所附“西來年表”及部分注文非道原、楊億之舊。蔡榮婷先生則對《景德傳燈録》之藏經本、單刻本之情況有簡單之介紹。對《景德傳燈録》版本研究做出重要貢獻者，當屬日本學者。

鈴木哲雄《唐五代禪宗史》一書首先對《景德傳燈録》諸本之間的變化進行了對比，指出《傳燈録》各本之間變化甚大，其中“百丈懷海”、“五洩靈默”、“鎮州普化”、“魏府大覺”諸章各本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體現了《傳燈録》版本的變化性。鈴木的研究，特别是關於各版本之間標志性差異的揭示，爲以後《傳燈録》版本的判定提供了方便。椎名宏雄、鈴木哲雄《宋元版〈景德傳燈録〉的書志學考察》一文是對《傳燈録》版本研究最爲深細之作。此文分别考察了宫内廳所藏東禪寺本、臺灣《中華大藏經》中所收磧砂藏本、元延祐三年及至正二十五年刻本與四部叢刊所景鐵琴銅劍樓宋本。認爲四部叢刊本由五本合成，爲宋元混合本，從而糾正了張元濟先生認爲四部叢刊本純爲宋本的錯誤。椎名宏雄《金藏本〈景德傳燈録〉之性格》，對大陸《中華大藏經》中所收趙城金藏本《傳燈録》進行了研究，認爲《傳燈録》有三個版本系統：第一爲金藏本、四部本系統；第二爲東禪寺本系統；第三爲延祐本系統。爲《傳燈録》版本系統的梳理奠下牢固的基礎。

對東禪寺本《傳燈録》，西口芳男的研究最爲突出。西口調查了東寺、上醍醐寺、高野山勸學院所藏東禪寺本《景德傳燈録》，指出三處所藏雖爲同一版本，然刷印年代則有不同，勸學院本最古，上醍醐寺次之，而東寺本最新。通過對比東禪寺本、四部叢刊本及《傳燈玉英集》，作者認爲四部叢刊本與古本傳燈録相同，而東禪寺本則經過比較多的改造。對於高麗所刊《傳燈録》，椎名宏雄、西口芳男皆有研究。椎名宏雄調查了駒澤大學圖書館所藏萬曆與康熙年間所刊朝鮮版《景德傳燈録》，對於李穡序文、高麗本的刊刻以及高麗本文本的變化進行了深入探究。認爲高麗本對《傳燈録》文本進行了大規模的改動，增加三十餘人的傳記，而此三十餘人多據《五燈會元》增加。西口芳男則將高麗本與四部叢刊本進行了比較研究。

日本學者對《景德傳燈録》版本的研究深細詳明，爲進一步研究此書的版本流變與版本系統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與參考，然而日本學者對《傳燈録》版本的判定還集於鈴木哲雄所提示的標志性差異上，對此書各本文字間細微差别則尚未顧及，因而諸多問題尚未能得以解決。如高麗本的底本問題，由於高麗本對重要禪師的傳記皆據不同版本《傳燈録》和《五燈會元》進行改寫，故而用標志性差異判斷其底本十分困難。而筆者則通過對比高麗本、東禪寺本、金藏本文字的異同，初步探明高麗本所據應爲金藏本所代表的開寶藏系統，而非東禪寺本所代表的南方藏經系統。

3．《景德傳燈録》的文化考察

與日本學者重視《傳燈録》文獻研究不同，歐美學者更側向於闡發《傳燈録》與其他文化現象的關係。如馬克·霍爾柏林（Mark Halperin）《寺院之外：宋代知識分子的佛教觀》一書，即通過考察蘇轍、楊億與《傳燈録》的關係以闡釋他們的佛教觀念。福爾克（T.Griffith Foulk）《宋代關於“教外别傳”的争論》一文則以禪宗“教外别傳”這一根本理念的形成爲中心，細密地考察了《付法藏因緣傳》、《續高僧傳》、《寶林傳》，宗密的禪史著作，一直到宋代《宋高僧傳》，特别是《景德傳燈録》以下各類禪門燈録的記載，分析了宋代禪宗是如何通過“教外别傳”的策略性論述，與天台宗爲主的其他宗派進行合法性與正統性的争奪。加拿大學者韋爾特（Albert Welter）《摩訶迦葉的微笑：静默傳承與公案傳統》，也討論了“教外别傳”的形成史與宋代燈史書寫，特别是《天聖廣燈録》的關係。而在《和尚、君王與士人》一書中，韋爾特討論了從唐五代至宋禪宗燈史的形成歷史，並以《祖堂集》、《景德傳燈録》、《天聖廣燈録》爲中心，論述了這些燈史的結構、敘事特點、成立史及其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在《〈臨濟録〉與禪的正統性創造》中，韋爾特也以石井修道的研究爲基礎，進一步論證了《佛祖同參集》代表了法眼宗的“禪教合一”，而《傳燈録》則代表了臨濟宗的“教外别傳”。

戴爾·萊特（Dale S.Wright）《歷史的理解：禪佛教的傳承敘述與現代歷史編纂學》則以《景德傳燈録》爲中心，討論宋代禪宗史家的歷史觀。作者言：“在這篇文章中，我將以編輯於1004年的《景德傳燈録》爲中心，努力尋求宋代佛教史家歷史意識的特點，……並進一步在結論中反思：不同歷史編纂傳統應該互相學習什麽，在這種互相學習中對歷史編纂的理解應該如何發展？”最後，作者通過對《傳燈録》的研究，認爲現代歷史研究者與宋代禪史家有以下不同：第一，現代歷史學家總是遠離傳統，把自己當做一個不屬於傳統的客觀觀察者。其實我們錯了，因爲我們從來没有客觀過，我們有自己的立場與觀點。我們有自己的“前理解”，我們本身生活在傳統中。並不是説没有意識到，我們就不具有這種缺點。第二，我們總是想把文本還原於語境之中，而不考慮這個文本對現在是否有意義。因此，我們應當把文本既放入歷史的語境中，也放入我們自己的語境中。如此，則文本既是現在的，也是過去的，既是歷史的，又是現實的。

4．其他問題

除以上所列之外，學界還就《傳燈録》與其他燈史的關係、《傳燈録》與公案等問題展開討論。如椎名宏雄在研究《祖堂集》時，將《景德傳燈録》與《祖堂集》做對比，認爲《祖堂集》與《傳燈録》如果擁有着相同的排列，那麽南岳惟勁所撰之《續寶林傳》就極有可能是兩者共通的資料來源。而石井修道、鈴木哲雄也就《祖堂集》與《傳燈録》的關係進行了研究。石井修道還對《傳燈録》第二十七卷所載“徵拈代别”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並指出此卷與宋代以後興起的文字禪有絶大的關係。

另外，《景德傳燈録》所收禪宗祖師一千七百餘人，禪門主要公案幾網羅殆盡，固爲禪門公案之淵藪；禪師上堂垂説與師資間的問答酬對又多以白話寫成，是唐宋白話之絶好資料；而其中所載的禪師偈頌歌詩，多不見於歷代詩歌總集，也爲詩歌輯佚之寶庫。故研究者也多將此書作爲資料加以應用。如祖生利先生《〈景德傳燈録〉的三種複音詞研究》、《〈景德傳燈録〉中的偏正式複音詞》、《〈景德傳燈録〉中的聯合式複音詞》，以《景德傳燈録》爲古白話之範式。張靖龍《〈景德傳燈録〉中的唐五代佚詩考》則將其作爲詩歌輯佚的資料。而臺灣學者蔡榮婷《禪師啓悟法——以〈景德傳燈録〉爲中心》，黄連忠《禪宗公案體相用思想之研究——以〈景德傳燈録〉爲中心》，則皆將《景德傳燈録》作爲公案之淵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