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　語言接觸引起的音變研究

歷史語言學對音變的研究和解釋長期以來是注重一個語言系統的内部機制和内部因素的解釋。無論是十九世紀的傳統歷史語言學，以及以後的結構主義、功能派、詞彙擴散理論等都是從一個語言的自身的内部機制來解釋音變的起因。這固然跟歷史語言學中語言演變的經典理論—譜系樹説（Stammbaum theory）以及相對應的在歷史語言學研究中占統治地位的歷史比較法（the Comparative Method）有關，同時跟所研究的語言有很大的關係。二十世紀以前的歷史語言學主要關注印歐語的歷史。兹梅仁伊在他的印歐語研究著作中就認爲在印歐語的歷史研究中，語言接觸所引起的不規則音變只發生在個别語言（方言）與語言（方言）的交界處（transitional zone），而不會發生在絶大多數的語言（方言）的中心地帶（nuclear zone）。他認爲用作歷史比較的材料可以直接取自中心地帶，不必考慮個别交界處的例外（Szemerényi 1990）。二十世紀隨著語言學家的眼界從印歐語移向世界其他語言，人們逐漸認識到語言演變的模式決不是只有譜系樹説一種，語言學家並不是不知道語言接觸等外部因素對音變的影響，但是更多的人認爲只有等到一個語言内部機制或因素解釋無能爲力的時候才可能用語言接觸來解釋音變（Martinet 1955: 194，Polome 1980: 196）。變異理論的音變研究在很多的情形下把語言内部因素激發的音變跟語言接觸激發的音變混淆了；詞彙擴散理論試圖將此理論的音變解釋範圍擴展到語言接觸層面（Wang and Lien 1993），但是語言接觸引發的音變（contact-induced sound change）跟處於同一語言系統的音變擴散機制是完全不同的。

語言接觸引發的音變可以從兩種類型的語言接觸來觀察。一種是語言假借（borrowing）引起的音變，另一種是底層干擾（substratum interference）引起的音變。語言假借是由於兩種或兩種以上語言長期接觸，一種語言的語音受外來語言的影響而發生變化；底層干擾是語言使用者在第二語言習得或放棄母語改操另一語言時，母語的某些語音特徵保留在被習得或改操的語言中（關於底層干擾我們將在“語言底層理論與底層干擾”這一節裏討論）。

兩種或多種語言接觸最初受影響的是一般詞彙，隨著語言接觸時間的持久和接觸的深入，語言間的相互影響會深入到一個語言的深層結構，諸如音系結構、句法結構、構詞法等領域。早期的語言學家對語言間相互影響的程度是比較保守的，温利奇1953年出版的博士論文Languages in Contact—Findings and Problems是語言接觸研究領域的劃時代著作（Weinreich 1953），不過他在論及語言接觸時反復强調“語言對外來干擾有很强的抗拒性”（Weinreich 1953:44）。雅各佈遜也説“只有適合本語言内部結構或演變傾向的那些外來成分才會被接受”（Jakobson 1938）。温利奇在他的論文中論及由語言接觸引發的語音結構調整的制約是：外來語言一般只是填滿接受語言音系結構中的空缺（holes in the pattern or empty cases）。常舉的例子是古英語在塞音裏有清濁對立，但是擦音和塞擦音只有清音，没有對應的濁音，後來在14世紀到15世紀中葉受法語借詞的影響産生了對應的濁音，填補了擦音、塞擦音没有濁音的空缺。其實由語言接觸所引發的變化可以涉及到語言的各個層面，湯姆孫和考夫曼在他們的著作中把語言接觸引起的語言變化分爲五個等級（Thomason and Kaufman 1988: 74-76）：

第一等級 Casual contact: lexical borrowing only.

第二等級 Slightly more intense contact: slight structural borrowing

第三等級 More intense contact: slightly more structural borrowing.

第四等級 Strong cultural pressure: moderate structural borrowing.

第五等級 Very strong cultural pressure: heavy structural borrowing.

在他的3、4、5等級裏，就語音而言，語言接觸激發的演變不僅深入到一種語言的音系結構，而且會造成一種語言的音系結構重組、改變，甚至整個音系格局的替换等。比如在小亞細亞的希臘語（Asia Minor Greek）由於受到周圍土耳其語言的長期影響，語言類型，包括音系格局等正越來越向語言類型截然不同的土耳其語言靠攏（Dawkins 1916）。所以没有什麽不可改變，由語言接觸造成的音變也不見得一定要適合一種語言的内部結構或演變傾向。

一個音變可能有多種因素促成，有時候音變可以通過一個語言内部機制來解釋，但是激發這種音變的因素可能來自於外部語言，這種情形在區域語言裏尤爲明顯。區域語言（areal linguistics）是語言接觸所産生的一種類型。在區域語言裏語言特徵會在區域裏擴散，這種擴散既有語言本身内部原因，也有語言接觸的外部因素。比如東南亞各語言聲調的起源和演變，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語言間互相感染的原因。越南語屬南亞語，奥德利古爾曾比較越南語跟其他南亞語來説明越南語聲調的産生的機制，他認爲越南語聲調産生的機制是自身語言聲母清濁以及韻尾喉音特徵輔音消失的一種補償（Haudricourt 1954）。在公元初越南語音節結尾有三種類型，一種是元音或鼻音；一種是清的擦音s，以後這種s演變爲h；另一種是可能是清塞音，以後演變爲喉塞音Ɂ，同時聲母有清濁對立，見表8.01：

六世紀以後，韻尾-h和-Ɂ丢失，作爲補償，分别産生降調和升調，加上元音和鼻音結尾的音節的聲調，形成三種具有區别性的音高特徵。到了12世紀，越南語中濁聲母消逝，變爲對應的清聲母，三個聲調就分化爲一高一低的兩套聲調系統，所以3×2=6，最終産生了現在的六種聲調，見表8.02：

不過越南語裏如果没有大量的有聲調的漢語借詞，它就不可能用聲調來做這種補償（Matisoff 2001）。所以這種音變的最初激發來自於外來語言，而非自身。整個東南亞地區的語言從南到北，詞的語音單位經歷了多音節（polysyllabic）→一個半音節（sesquisyllabic）→複輔音音節（complex monosyllabic）→單輔音音節（simple monosyllabic）→語音詞（phonological word）→多音節這樣一個循環過程，而聲調的産生、演變以及的聲調在這些語言中的重要性跟詞的語音單位的類型密切關聯，單輔音音節的語言裏聲調的作用最重要，而在多音節的語言裏聲調的作用則最低，其他類型的則介於兩者之間（Matisoff 2001）。换句話説聲調這一超音段語言特徵在東南亞各語言間擴散也必須有適合的“土壤”，在那些音節結構簡單的單音節詞語言裏這種超音段特徵更容易受周圍聲調語言的影響而滋長出聲調來。

長期以來梵語和漢語對整個東南亞的語言産生很大影響，有人把這種影響稱之爲印度覆蓋面（Indosphere）和漢語覆蓋面（Sinosphere）（Matisoff 2001）。其實從影響的廣度和深度以及影響的時間長度來看，漢語覆蓋面的作用更甚於梵語。漢語覆蓋面中的諸語言語音結構的類型變得更像漢語，從多音節語素變爲單音節語素，從無聲調語言變爲有聲調語言；更有甚者，由於受中原權威漢語的長期影響和侵蝕，漢語方言和周邊語言形成了語音層次。要在共時平面裏梳理出層層疊架的語音層次，以及研究語音層次之間相互作用、競爭的關係是漢語、東南亞語言歷史研究中的一項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