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近代中国处在社会急剧变化的历史关头。1901年，敏感的梁启超指出：“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中国自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未尝知过渡之为何状也。虽然，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击，为19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穹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载《清议报》第82期）。

面对这种旷古未有的“过渡时代”，不同阶层、不同政治和文化派别所作出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抗拒“过渡”；有的致力于探究“过渡之道”，但对“过渡之道”所设计的方案又各不相同。就清朝统治阵营内部而言，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便分化出保守派与洋务派两大集团。保守派如同治间大学士倭仁、光绪间大学士徐桐，企图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去抵挡西方工业文明的来袭，他们声言，“道”和“器”均应一仍其旧，纲常教条不得有丝毫改易，从而坚持抗拒“过渡”的立场。洋务派则有限地赞成“过渡”，他们主张“变器不变道”，即在保存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留心西人秘巧”，提倡学习“西技”、“西艺”，也兼及“西政”，并在他们主持的部门和地区兴建近代化的军事和民用工业、修造铁路、创办学堂、组训新式陆海军。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当朝大臣有奕、桂良、文祥；疆吏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张之洞是后起者。

19世纪中叶以后，清王朝的统治面临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大举入侵与不堪忍受外来侵略和专制压迫的人民揭竿而起这两方面的严重挑战。清廷权衡“御外夷”和“靖内寇”的轻重缓急之后，确立了“靖内寇为先”的方针。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洋务派便具有明显的双重性质：一方面，他们所经营的“制器”、“练兵”、“兴学”等事业，显示了追求近代物质文明的趋向和对外部世界有限的开放态度，从而为中国脱离中世纪故道，纳入近代世界轨迹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他们的事业又未能突破君主专制制度和文化体系的框架，他们学习西方技艺，已由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变为“师夷长技以制民”。洋务派所追索的“过渡之道”并非要通向资本主义的理性王国，而是在保存纲常名教的前提下，实行某种程度的经济、技术和文化教育的近代化改造。洋务派的这一基本特征，在这个派别的后期巨擘张之洞1898年所著的《劝学篇》中得到充分展现。

19世纪后半叶，与洋务派相伴生，改良主义者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陈炽、马建忠、何启、胡礼垣、郑观应等人也开始了自己推进“过渡之道”的活动。他们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学说和制度。19世纪中后期登上舞台的西方改良主义者的思想，反映了新兴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文化给中古末世开明士人带来的觉醒。中国的改良派力倡发展新的生产力，进而倡导学习与这种新生产力相共生的西方科学技术、人文科学以至社会理想，从而成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社会批判的锋芒，其指向已不限于保守派的冥顽不灵、深闭固拒，而且还指向洋务派的种种弊端。他们揭露洋务大吏不过是“以洋务为终南捷径”（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洋务上》）, “学习西法二十余年来，徒袭其皮毛而已”（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火器说略后跋》）。一些改良主义者（如王韬、郑观应）开始鼓吹变法，成为19世纪末叶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变法维新运动的先声。

如果说早期改良主义者中的某些人，例如冯桂芬、薛福成、马建忠，多为洋务大吏的幕僚，依附于洋务派，寄希望于洋务派，企图通过自己的劝谏和建策帮助洋务大吏完成“自强”事业，那么，稍后的何启、胡礼垣生活于西风较烈的香港，目睹了洋务运动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并感受到民营工商业在“官督”之下的艰难困顿，从而产生摆脱洋务大吏政治控制、经济束缚的要求。于是，他们明确地与洋务派分道扬镳，并且力图突破君主专制制度，发出了求“民权”的呼声——尽管这种呼声还相当微弱、怯懦。何启、胡礼垣的思想，集中反映在他们1899年合撰的直接反驳张之洞《劝学篇》的《<劝学篇>书后》中。

二

《劝学篇》的作者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进士。早年任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内阁学士等职，曾是著名的清流党人。光绪七年（1881）补授山西巡抚，开始由清流党向洋务派转化。光绪十年（1884）署理两广总督，正式开展洋务建设。中法战争期间，竭力主战，并起用老将冯子材，奏请唐景崧率师入越，会同刘永福所辖黑旗军抗法，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光绪十五年（1889）调任湖广总督。此后在督鄂及暂署两江总督的近二十年间，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设立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筹建芦汉铁路，兴建各类学堂，大量派遣游学生，组训江南自强军、湖北新军，造成一种耸动朝野视听的格局，张氏长期坐镇的武汉，继上海、天津之后，成为又一洋务基地和实力中心，张氏的势力亦“由武昌以达扬子江流域，靡不遍及”（《张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在鄂行政》）。

19世纪的最后几年，张之洞于湖广、两江经理各项洋务实事的同时，也以老谋深算的重臣身份，参与此间谲诡幻化的政治斗争。在第一次暂署两江期间，因甲午战争中方惨败的刺激，康有为等人受帝党支持，于1895年8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力倡“变法”，张之洞捐五千金，列名北京强学会。10月，康有为南下江宁，运动张之洞出面设立强学会上海和南京分会，张“颇以自认”，遂为上海强学会发起人。不久，慈禧在北京压迫强学会，将帝师翁同龢的两名重要助手革职，示帝党以颜色。张获悉后党反攻消息，立即改变对强学会的态度，借口不同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下令封查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授意以该报余款交汪康年，由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等于1896年8月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该旬刊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强为宗旨，数月间，风靡海内外。已于1896年2月返任湖广的张之洞曾对《时务报》表示特别的器重，札饬湖北全省官销，并著文赞扬该刊“有裨时政，有裨学术，为留心经世者必不可少之编”, “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 《时务报》第六册）。《时务报》创刊发行期间，维新变法运动正向纵深进展，光绪帝也愈益明确地予以赞许，张之洞便试图密切同维新派的联系。1897年元月邀请《时务报》撰述（主笔）梁启超访鄂，待为上宾。然而，《时务报》犀利的政论文章又常常引起张的惊恐，尤其是1897年10月该刊第四十册所载梁启超《知耻学会叙》，谴责清廷丧权辱国。张立即致电陈宝箴、黄遵宪，称梁文“太悖谬”，并令“此册千万勿送”，又授意梁鼎芬致函汪康年，掣肘梁启超。第五十六册以后，该刊即为汪康年、梁鼎芬控制，宗旨大变。对于湖南维新派组织南学会及《湘报》《湘学报》等维新刊物，张也是始而支持，继而扼杀。

1898年初，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深入，坚守纲常名教的张之洞与这个运动的矛盾也愈益尖锐。同时，作为宦场老手的张之洞“深窥宫廷龃龉之情与新旧水火之象”（《张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公之学术》），他清楚地看到，清廷的实权掌握在反对变法的后党手中。这样，既是为着捍卫纲常名教，也是“预为自保计”，张之洞于1898年4月撰写了《劝学篇》。

张之洞后来这样追述写作《劝学篇》的原委：

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抱冰堂弟子记》。此记托名“弟子”，实为张之洞自述）

可见，张之洞写《劝学篇》，意在两线作战——一方面批评保守派的“守旧”、“不知通”，另一方面批评维新派的“菲薄名教”、“不知本”。他企图在保守派和维新派的主张之间寻找第三条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外篇·设学第三》）。这便是洋务派文化思想的集中概括。其实，张之洞的这一思想酝酿已久，早在他做京官清流时，便常以“体用”这对范畴规范中华文化与西洋文化的彼此关系；19世纪80年代初，张氏出任山西巡抚时，更提出“体用兼资”、“明体达用”的论点。不过，1898年问世的《劝学篇》将这一思想系统化、理论化了。而作为那一时代的特定产物，《劝学篇》攻击的重点，是被他指为“邪说”的维新理论。诚如张氏的幕僚辜鸿铭所指出的，张在戊戌间新旧两派即将摊牌的关口作《劝学篇》，目的在“绝康梁并谢天下耳”（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第9页）。

《劝学篇》共二十四篇，四万余字，“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所谓“本”，指有关世道人心的纲常名教，不可动摇；所谓“通”，指工商学校报馆诸事，可以变通举办。全书贯穿“中体西用”精神，主张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原则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技艺，并以这种新技艺“补”专制旧制之“阙”, “起”清廷统治之“疾”。张之洞倡导的“新旧兼学”中的“新学”亦包括“西政”，这比早期“中体西用”论者的“西学”“西艺”的观点进了一步，然而，张之洞所说的“西政”虽扩及“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诸项，却对“设议院”等涉及政体的部分讳莫如深（《外篇·设学第三》）。

可见，张氏唯恐西学中那些锋芒直逼君主专制制度本体的内容在中国得以传播。一言以蔽之，张之洞的公式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外篇·会通第十三》）

出于对无力“应世事”的君主专制顽固派那套僵化思想的不满，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多处批评“守旧者”的“不知通”，而“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劝学篇>序》），他责备守旧者对新学的拒绝是“因噎而食废”（《<劝学篇>序》）。并在《劝学篇》的外篇中力主“益智”、“游学”、“广立学堂”、“译西书”、“阅报”、“变法”、“变科举”，倡导发展“农工商学”、“兵学”、“矿学”，主张筑铁路以通血气，会通中西学术以晓固蔽。鉴于国民精神的不振作，张之洞还大声疾呼“知耻”（耻不如日本）、“知惧”（惧为印度）、“知变”、“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劝学篇>序》）。这些思想言论中无疑包蕴着爱国主义精神和若干合理的、进步的成分。

然而，张之洞的悲剧在于，作为一个专制王朝的封疆大吏，作为一个深受理学熏染的士大夫，他对纲常名教又是全力维护的。他在《<劝学篇>序》及《内篇·明纲第三》里揭起了“三纲至上”的旗帜，认定“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 “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在《内篇·正权第六》里，张之洞集中攻击了民权论。他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 “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张之洞还竭力颂扬清朝的“深仁厚泽”与“良法善政”，认为这一切妙不可言，“何必袭议院之名哉！”他甚至为清廷的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行径辩护，说朝廷“苟可以情恕理遣，即不惜屈己议和，不过为爱惜生民，不忍捐之于凶锋毒焰之下”（《内篇·教忠第二》）。

《劝学篇》虽有“劝工、劝农、劝商”之倡，但限制在官办和官督商办的轨范之内。张之洞说：“华商陋习，常有藉招股欺骗之事，若无官权为之惩罚，则公司资本无一存者矣。机器造货厂无官权为之弹压，则一家获利，百家仿行，假冒牌名，工匠哄斗，谁为禁之？”（《内篇·正权第六》）认为工商业的发展，只有在官权的保护之下才能实现。而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却证明，正是强势官权阻碍了工业化的步伐。可见，张之洞为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所开的处方，是不足为训的。当然，《劝学篇》外篇关于学习西政、西艺的主张，包含着不少开明意见，它们是对19世纪60年代以来洋务派学习并推行西方技艺、军事、教育等近代事业的全面概括。

《劝学篇》刊行的时机，也活生生地昭示了这部著作特有的政治色彩。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变法运动进入关键时刻。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以后，决定变法；接着又召见梁启超，后又特授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专办新政。与此同时，慈禧也采取对策，在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后四天（6月20日），即迫令光绪帝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肱顿失矣！”（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62页）慈禧又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掌握近畿兵权，随时准备朝维新派猛扑过去。光绪帝此刻的处境是，既想变法维新，又“上制于西后，下壅于顽臣”，无所措手足。正在这一微妙时刻，张之洞的门生、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以张之洞所著《劝学篇》进呈。7月25日，光绪帝“详加披览”，以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遂以圣谕形式下令军机处给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要求他们“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又谕总理衙门排印三百部下发。

《劝学篇》因有若干新学内容，故为光绪帝所接纳；而其内篇力辟民权论等“维新”理论，又为慈禧太后所欣赏。这正表现了《劝学篇》及张之洞本人的双重色彩。而恰恰是这种双重色彩，使《劝学篇》在多事之秋的戊戌年间能够左右逢源，被帝、后交相嘉许，作为“钦定维新教科书”, “挟朝廷之力以行之”, “不胫而遍于海内”，十日之间，三易版本。据在华洋人估计，刊印不下二百万册，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西方各国对此书也颇为重视，先后译成英、法文出版。1900年美国纽约出版的英文本，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花甲忆记》也选录了《劝学篇》。清末保守派代言人、以“挽伦纪，扶圣教”自命的苏舆为反对维新运动，编辑“首驳伪学，次揭邪谋”的《翼教丛编》，在收录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咒骂维新运动文章的同时，亦选录了张之洞《劝学篇》中的《教忠第二》《明纲第三》《知类第四》《正权第六》等四篇，并对张之洞和《劝学篇》大加赞颂：“疆臣佼佼厥惟南皮，劝学数篇挽澜作柱。”（苏舆：《翼教丛编·序目》）叶昌炽则吹捧张之洞的《劝学篇》是“拯乱之良药”。但因其外篇有若干推崇西艺、西政的内容，所以又曾遭到保守派徐桐的攻击。另一方面，《劝学篇》刊行后不久，也遭到改良派人士的批判。严复等着力批评其体用两橛的理论混乱；而揭起系统清算《劝学篇》旗帜，并侧重抨击其民权思想的，则是长期居住在香港，受过西式教育的何启、胡礼垣，两人专门撰写《<劝学篇>书后》，对张之洞维护君主专制纲常的思想，逐篇予以辨难，又以《正权篇辩》详驳君主专制思想，较系统地阐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

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推翻戊戌变法的宫廷政变，幽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并捕杀谭嗣同等维新“六君子”，通缉康有为、梁启超，罢免陈宝箴、江标、黄遵宪等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又将已经开缺回籍的翁同龢“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为大臣居心险诈者戒”（《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一八，第18页）。此时，有朝臣称张之洞赞助过维新派，应予惩处。但慈禧太后因张之洞“以先著《劝学篇》，得免议”。此后，清廷一直把撰写《劝学篇》作为张之洞的“一大功绩”，张去世，朝廷的《谕祭文》中有“诏荆楚之髦士，劝学成书；控江汉之上游，典兵有制”（《张文襄公奏稿》卷首，第3页）的赞语。时人评论：张之洞的思想学术“初由旧而之新，复由新而返于旧者也”。“然其由新学复返于旧也，则在戊戌变政之时，其宗旨具见所为《劝学篇》”（《张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公之学术》）。这是恰当之论。

以后，张之洞在1900年与刘坤一合谋策划“东南互保”,1902年张之洞与刘坤一合奏“变法三疏”，都是《劝学篇》阐明的路线的延伸。尤其是“变法三疏”中提出的“变法”主张，如“兴学育才”的四“大端”，以及“整顿中法十二条”, “采用西法十一条”，基本上是《劝学篇》（特别是其外篇）的具体化。张之洞也因此而成为清末“新政”的主角；也可以说，清末“新政”是《劝学篇》各项主张的实践——政治上维持专制体制，经济文化上推行若干新法。时人已透见张之洞不可解的矛盾：

（张之洞）笃守儒家藩篱，与欧化不融，则又发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言，实堕宋人体用看成两橛之迷障。（《张文襄公大事记·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

1909年10月，张之洞在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任内溘然长逝。富于戏剧性的历史场景是：在张氏死后两年，中国第一次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在张氏经营近二十年的湖北省城武昌首先爆发，其经营的机器工业、新式学堂和新军，一并转变为打击清朝的物质力量，专制帝制随之轰然坍塌，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历史自身的逻辑昭显了《劝学篇》内外篇的矛盾性无法在同一框架内共存。

三

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部全注全译本《劝学篇》，正文底本选自1928年北平文华斋版的《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零二和卷二百零三。2008年由武汉出版社出版的12册《张之洞全集》，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之一，该书在《张文襄公全集》的基础上进一步辑佚、求真、断句，是目前出版的有关张之洞的史料全编中较为可信的一种。本书正文，又与《张之洞全集》第12册中所载《劝学篇》进行了比对和核查，纠正了若干断句和文字的讹误。张之洞所著的《劝学篇》，虽距今不远，但因文中用典甚多，普通读者阅读较为困难，所以对文中所涉及的历史人物、成语典故、历代典章制度、难解的文字，皆一一做出注释，希望能有助于读者阅读和理解。注释之外，本书首次对《劝学篇》进行了全文的白话文翻译，以期帮助读者进一步读懂原文，资以参考。对《劝学篇》的白话文翻译，遵循着求真和达意的原则，一方面，译文忠实于原文的内容，不做脱离原文内容的发挥。在此前提下，对原文言说内容进行反复咀嚼和归纳，力争使白话译文流畅易读，得原文精髓。本书由冯天瑜与姜海龙合作完成。限于学力，其中疏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方家指正。

冯天瑜
2016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