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成年早期
公元1749～1763年
我们现在进入考珀人生经历的下一阶段，而这段日子，即他离开学校后在大都市度过的14年，真正是他一生中最悲伤的时期。给他立传的人对这一时期的描绘往往都含混不清，叙述事件时，丝毫没有提及考珀所处时代的信息，其结果是对于考珀生命中这一多有变故的时期，读者只能获得含混的印象。
这14年可分为两部分，1757年是两部分间的转折点。考珀在自述中说：
“在18岁的时候，我离开了威斯敏斯特。我了解很多文法知识，对宗教的各方面却都知之甚少。在家里待了九个月后，我就被送去一个律师那里实习，学习法律的运用。我本该在那个行业谋生，一直干到死，倘若不是我可以随意在南安普顿街的婶婶那里度过闲暇时间（我所有时间几乎都是空闲的），我将不会看到也不会听到任何有关基督徒职责的事。但在婶婶家，我有机会接触到教会的内部，因为周日我会和家人一起去做礼拜。要不是这样，我很可能永远都接触不到教会。”
从他的书信中，我们进一步知道，在那位律师（查普曼先生）那里还有一位跟考珀一起工作的同事，是一个来自坎特伯雷学校的年轻男子，叫做瑟罗。这个青年后来登上了议长的位子。考珀是在叔叔家里认识他的。很多年后，在写给赫斯基夫人的信中，考珀说：
“我确实是与查普曼先生，一位律师，一起生活了三年，也就是说，我三年时间里都在他家睡觉。但我却生活在南安普顿街，即我白天的时间都在那里。在那里，我和未来的大法官从早晨到晚上都在打闹作乐，而不是学习法律。哦，呸，妹妹！我怎么可以这样做？”
阿什利·考珀，诗人考珀父亲的弟弟，居住在当时镇上的繁华区域，那里还住着贝德福德的公爵、法国大使以及许多显贵人物。从通向皇后广场的通道起的第九栋就是他的家，可以瞭望公爵住所的花园，在那个时候，那几乎是最新的建筑了。现在那里是南安普敦街30号。那里是最佳的娱乐场地，并且贵妇人的两个年轻的堂兄弟也在，这就使那里显得更具吸引力了。这也难怪，一个像威廉·考珀这样的青年，让他自己选择，应该更喜欢这个令人愉快的会客厅，而不是律师办公室里单调乏味的工作。30年后，他在给一位青年朋友的信中严厉地谴责了自己那时的行为，他说：
“你要抓住自己的机会。你做得很好，我亲爱的先生。乡间有一句话，‘播种的时候，你要不撒种，就得不到你指望的禾捆’。我们一生的基调，总的来说，是在我们能够自己把握的头三四年里定下的，那么这时，可以说我们塑造了自己的命运，并为自己定下了未来是享受成功还是感到失望。我当初的境况与你相似，如果我能像你一样明智地使用自己的时间，也许我就不会成为一个诗人，而这个时候我可能已经担当社会中更加重要的角色了，或者会处于我的朋友们更加乐于见到的境况。但在律师办公室浪费三年时间后，我几乎自然而然地又在礼拜堂里浪费了更多的时间。而后果是，就像意大利人的墓志铭说的：‘Sto qui！（我在这里！）’现在我唯一的用途——至少是最好的——是在时机恰当时作为吓阻他人的鉴戒，叫他们不要像我一样愚蠢，使他们逃脱像我一样的命运（只要我的劝诫对于他们有任何的影响）。”
但是，我们绝不能忽视一个事实，虽然这并不能构成任何借口，但它却在很大程度上是考珀这段时期没有谨守尽职的原因。我们已经说过，他亲戚在南安普敦街的家里住着他的几个堂姐妹。当他第一次拜访那里时，他的叔叔显然没有考虑到之后很快将发生的事。考珀的大妹妹哈里特，后来成为了赫斯基夫人，当时她已经15岁了；他的第二个妹妹只有十三四岁；第三个妹妹，伊丽莎白，在1759年与一位爱尔兰男爵克罗夫特爵士结婚，当考珀在她家的时候，她很可能仅仅是一个还在上学的小女孩。考珀这三年大都在叔叔家的客厅度过，此间，他的堂妹渐渐成年，大妹妹哈里特成为了“一个美丽的女人，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而第二个妹妹狄奥多拉，成为了“一个有才华的女人，优雅，她的理解力不是一般的好”。
在1752年，考珀有了财产，于是离开查普曼律师并在中殿住了下来。他告诉我们：
“在这里，我在租住后不久就受到了侵袭，我是如此的沮丧，只有同样经历过这事的人才能对此有些许的了解。我日夜守在行李架旁，惊恐地躺着，然后在绝望中醒来。我现在对我之前认真从事的研究失去了兴趣，经典对我已经不再有任何魅力。我不需要娱乐，而是需要更有益的东西，但没有一个人指导我去哪里可以找到它。
“直到我读了赫伯特的诗。这些哥特式的诗很怪异，我却在其中找到了一种虔诚，对此我钦佩不已。这些诗是我读到的唯一有乐趣的东西。我沉溺其中。虽然我并没在里面发现可治愈我的病的东西，但前所未有的是，当我读了这些诗，我的病似乎得到了很多的缓解。最后，一位与我交往密切的近亲建议我将其丢在一旁，因为他认为，这样的作品容易加剧我思想的混乱，而不是将我的病治愈。”
毫无疑问，这是他突然陷入忧郁的例子之一。他一生中经常这样突然陷入忧郁。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深深依恋两个妹妹中年纪小的那一个，并且也意识到对方对他有同样的感情。1752年，他第一次给狄奥多拉写诗，承认自己的倾慕之情，并将自己的进步归因于她的影响。这种短诗在他的作品短集《早年片段》（Early Pieces）中大量出现。到了1755年，他开始表现出焦虑和恐惧，这些情绪很明显地妨碍了他实现愿望。
1754年，考珀为成为正式律师，并为此举行了庆祝会。从他一生的历程来看，很明显，劳心劳力地从事法律工作绝不是他的目标。他的家庭出钱供他举行庆祝，但条件之一是他得获得律师资格。拥有这个称号后，考珀实际上已经成了破产专员，并且，正如我们看到的，要不是抑郁令他无法任职，他还会得到收入更丰厚的上院书记员的职位。
但他对堂妹趋于成熟的感情需要做出决定了。骚塞说：“阿什利·考珀已看出他们彼此倾慕。考虑到他们缺乏物质基础，他一开始就反对了，对女儿说：‘如果你嫁给威廉·考珀，会怎么样呢？’她回答说：‘整天洗衣服，晚上骑马出去看星星！’”这个回答表面上是调皮打趣的话，却也表明了她为他的缘故，愿意面对任何艰辛。
但不可改变的，进一步的阻碍来了。血缘如此相近的亲属之间婚姻是非法的。这种认知从前很普遍，而现在已经几乎消失。但那时，阿什利·考珀先生因此对女儿要和考珀结婚的想法坚决反对。对于他做出这一决定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冷静考虑了侄儿的个性和人生前景，我们也只有猜测了。
1755年，在写给狄奥多拉的诗中，考珀表现出疑惑和沮丧。1756年，父亲去世，考珀说：
“他最后生病时，叫我去陪他，但是在我到达之前他就去世了。那时，我第一次感到与家乡永远分离了。我叹了很长一口气，向田野和树林告别，我曾经以为自己绝不会与之分离。当我转身离去，再也不回来时，我觉得它们前所未有地美丽。”
此后，考珀孤身一人，可以自由行事了，而“这对堂兄妹之间的爱情并未停止，他们偶尔还见面”。他的叔叔感到必须采取一些决定性的行动。1757年，考珀受到了双重打击，他当时已经是一位诗人了。他最看重的朋友，威廉·罗素爵士在泰晤士河游泳时溺亡；他的叔叔也离开了南安普敦街的宅邸，让狄奥多拉不再待在附近，以避免与考珀相会。考珀和狄奥多拉即使通信也不行。1763年，在给已经成为赫斯基夫人的大妹妹的一封信中，他说：
“再见了，亲爱的堂妹！我多么爱你，都不知道要是我没爱上你的话会发生什么！谢天谢地，我从未不爱你！连写信给你也使我感到快乐，尽管我已经丧失了给你写信的权利。”
两个挚爱的人分开的同时，考珀心里迸发出伤感的怨叹。在写给狄奥多拉姐姐的信中，他第一次显示了自己作为诗人非比寻常的才华，他写道：
我注定在孤独中荒废
现今的时日，并为过去而抱憾；
失去了我最珍爱的一切喜悦，
离开了朋友，失去了爱人；
不要把笼罩我的愁云，这焦虑的举止，
称为幽默或者怒气的沉闷效果！
日复一日，我依然哀恸，
命运在小小年纪就抢夺了他；
然而她——经历漫长数年的疑惑和痛苦，
仍然忠贞不改——却是徒然。
噢，倾向于怜悯、宽厚和诚挚的人，
一定会为可怜人流泪；
他们心里真的想要友谊，
不会认为爱人的情谊是空想的仇敌；
看我，我遥远的旅程才走了一半，
被抛弃在未知的荒野成了流浪者！
看我在世界野蛮的海岸上遭人忽略，
航行中每个亲爱的伴侣都失去了！
也不要问为何愁云笼罩我眉头，
盈眶的眼泪一直在等待流淌，
为何一切抚平忧闷心灵的，
让幸福的人喜悦的，对我而言都那么乏味。[1]
1757年，考珀在伦敦生活的第一阶段，也是最有趣、最无可指摘的阶段，就这样结束了。他说自己“在怀疑和痛苦中度日如年”，他珍爱的和盼望的搁浅了，这令他大受打击，转而进入了文学世界，同时担当一个闲懒律师的日常工作，以便安慰自己。
我们不能忽略考珀两个堂妹的不同结局。在大多数情况下，盼望对于使人心中的感情存留下来是绝对有必要的。考珀用“愁云”和“盈眶的眼泪”来形容盼望完全消失的景况。几个月过去，考珀的心思逐渐恢复了常态，然后开始以另一种形式倾慕另一位女子。骚塞发现，在1758年8月——很可能是他与狄奥多拉分开一年多之后——在写给朋友罗利的信中，考珀描述了他在格林威治看到的一位年轻的女士。他的言辞充满了火热的倾慕之情，他说：
“没有人可以比她更温和，更安静，但是当她说话时，你可能会认为那是女神缪斯在说话。令我悲哀的是，如此耀眼的明星却看向了别处！那人在西印度群岛如鱼得水，他就要回来了。而这留给我的，只是叹息和眼泪。”
在此之后，他在著作和信件中就很少提到心爱的堂妹了。多年后他对赫斯基夫人说：“我仍会想起你妹妹并为她抱憾，但奇怪的是，如果我们现在见面，彼此应该认不出来了！”毫无疑问，当考珀经历了世上最大的变化，成为“活过来的人”之后，回想起在南安普顿街总一起“打闹作乐”的那活泼女孩，并不会令他在感情深处产生共鸣，这倒让他打消了想要与狄奥多拉再见面的想法。考珀在给她堂妹赫斯基夫人的信里，直白地写出了自己随着对信仰的尊重而发生的情感转变，结果导致对方中断通信至少18年。
不过，虽然考珀的伤口很快愈合并几乎没有留下疤痕，但他堂妹的内心却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骚塞说：“对自己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爱人，不管是时间还是距离，都未能使她对他的感情减弱。他们还在交往的时候，他为她抄写的诗，她都精心保留了许多年，然后封在匣子里交给一位女士——她要好的朋友，并叮嘱在她在世的时候不要打开。这其中的原因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经过深入研究，你会发现有证据可以表明狄奥多拉对考珀的感情没有停止。这在一定程度上正好证实了奥斯汀小姐关于男女感情对比的看法：
“我们不会像你们很快忘记我们那样，很快地忘记你们。我们住在家里，安安静静，足不出户，我们被自己的感情折磨着。但是，你们总是有工作、追求和其他各样的事情，它们把你们又带回到世界中。事业和变化很快削弱了你们对我们的印象。我们的性别令我们拥有的特权（这可不是一项非常令人羡慕的权利）只是爱得长久，就算希望已逝，爱仍不止息。”
许多人自然而然会认为，如果考珀与狄奥多拉那无可厚非的感情能够顺利发展下去，他的一生也许会少了许多不幸。
然而，无论是对狄奥多拉父亲的决定，还是对那“领瞎眼人走他不知之路的”所做智慧而满有恩惠的决定，我们都应该小心自己是在怎样地发牢骚。拆散如此相互深爱的一对堂兄妹，肯定会很痛苦，但这很可能是因为阿什利·考珀已经在侄子身上看到了许多迹象，表明其有抑郁的倾向。实际上，这种抑郁令考珀的人生陷入了“一场漫长的疾病”。不但这样，他不安定、散漫的性格也绝不会使他在属世之事上有出息。不管怎样，与考珀结婚对狄奥多拉来说都是一步险棋，而她父亲恰当地考虑到了这一点，主动阻止他们结合，让她冷静下来。
至于更重要的问题是神的护理之工对诗人脚步的带领。必然无人能忽略如此明显的事实。毫无疑问，1757年的分离是最令考珀感到痛苦的。但是，仅仅是在次年，他失去爱人的痛苦就大大消退了。他之后所经受的苦难没有哪一点能归因于这次失恋。可以推测，即使娶了狄奥多拉，他仍然会遭受1763年的一切痛苦和惊骇，以至于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慈爱的主的护理之工看顾着他，为他预备了昂温夫人，她是能找到的、最适合他的、最和蔼的看护者和同伴。毕竟，仍然存留着的“圆满的结局和福乐，在永恒的荣耀中”，令这一切的境遇“好像人睡醒了怎样看梦，又如夜间的一更”。言归正传，这部分的叙述很快就该结束了。
“离开了朋友，失去了爱人”，考珀起先认为自己“被抛弃在未知的荒野，成了流浪者”。但随着时间流逝，几乎是出于需要，他找到了新伙伴和新追求。他加入了“废话俱乐部”——威斯敏斯特男人组成的小团体，每周四一起聚餐。考珀和该组织的两个成员，邦内尔·桑顿和科尔曼一起开办《行家》（Connoisseur）周报，冀望能走上《旁观者》（Spectator）和《漫步者》（Rambler）的道路。他还写了一些作品发表在《圣詹姆斯纪事》（St. James Chronicle）和《圣詹姆斯杂志》（St. James Magazine）上。但在做这些轻松的事之时，他没做，或者说没有试图做什么事来确保自己获得持续的收入和维持体面的社会地位。他自己说，就在那时候，他在布鲁姆斯伯里国王街的一位女士家里喝茶时，他对刚成为他同事的瑟罗说：“瑟罗啊，我是无名小卒，并且也始终会是无名小卒，而你会做大法官的。那时可得罩着我啊。”瑟罗笑着说：“我肯定会的。”
同年，在一封信中，他提到：
如果我成为伟人的决心，胜过对人微言轻之耻不屑一顾的一半，那我就有可能在林肯旅店安家了。每个人，如果愿意，都能发财，这是最确凿的事，我可以举出上千个例子来证明。世上半数勤劳之人忙碌的事除了贪婪还有什么呢？不管你怎么称呼贪婪，贪婪它几乎总会成功。但是，如果一条贪婪的狗一大早就着烛光，为不必要的事忙碌，就该因其克勤克俭而受表扬，而一位绅士宁可忍受贫乏，而非像一头驴那样劳碌以求解困，就会被骂，这令我很不高兴。你一生认识的人中有谁的行事路线仅仅是由自己本来的脾性指引的呢？我们随意责备个人的行为，就好像脾性是世上最容易驾驭的野兽，只需要向左或向右拉缰绳，脾性就能按照指引而行！这太荒唐了，没什么好的。
“我亲爱的罗利，有限度的贫困并没有什么可丢脸的。我所说‘限度’的意思是，即使贫困也还可以享受到干净的麻布衣裳，并拥有好的同伴；如果我的状况从未低于这个限度而变得更加贫困，那么我也从不在乎自己的状况是否超过这个限度而变得更加富有。”
考珀现在32岁了，他继承的微薄遗产减少得很快。他剩下的唯一指望就是父亲最初给他选择的职业了。这指望最终实现了。上议院负责通报的职员死了，而宣读秘书和委员会秘书这两个更重要的职位也因先前的职员辞职而空缺。他的亲戚考珀少校有任命这些职位的权力。诗人考珀说：
“（这位亲戚）把我叫出房间，要我在花园里跟他待一会儿。他说我可以担任那两个最有利可图职位中的一个，并打算把另一个职位给他的朋友阿诺德先生。这事实在令我喜出望外，我还没有考虑到自己无力胜任这种非常公共的事务就立即接受了。同时，（这是那掌管整件事的大能者的旨意）我的心似乎被刺了一刀，有了伤口，而每一刻我都会感到疼痛。我绞尽脑汁想要让自己的心思恢复之前的宁静，而这却令我更受折磨，这只能证明我自己的这些思考不过是在充当可悲的安慰者和谋士，这些思考毫无用处。我心思重重、忧愁地回到房间，愁眉苦脸。朋友吃了一惊，因为我的言行都反映出了深深的忧郁，而他本以为我会格外高兴。
“整个星期，我日夜不安。放弃这位亲戚给我的，这唯一看得见的机会显然是愚蠢的，但出任这职位又不可能，两难之间，最终，我决定写一封信给朋友，尽管他就住在隔壁，而且我们白天都在一起。在信中，我乞求他接受我的辞呈，任命阿诺德先生担任原本给我的职位，并允许我接替原本给阿诺德先生的职位。我很清楚，两个职位收益并不一样，但我心神不宁，我觉得自己失去的并不只是金钱收益。我奉承自己说，负责通报的职位肯定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就像一个发烧的人，以为改变躺卧姿势就会减轻痛苦，但结果却令人失望。最后，我如愿以偿，这一次，我的朋友宁可满足我的愿望，而非谋取自己的利益。因为任命近亲担任收益最少的职位，却把最有油水的给陌生人，实在容易让人怀疑他在买卖自己的提名权，而这是上院议员无法容忍的。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我心里似乎平静了。其实，我并非一点也不在意自己的性格，我很清楚，接下来要做的事定会与我的性格相悖。然而，这只是令我焦虑之烦扰中的一小部分，当其他烦扰来临时，这几乎就感觉不到了。我想，我面前有平坦的阳关道令我轻松应对，一两天还可忍受，然而，看哪，风暴一直正在酝酿，比起眼前的这一缕光明来，这风暴爆发起来相当猛烈，足以遮蔽我眼前的这一缕光明。
“一开始，有人强烈反对我朋友的提名。既是为了讨好我们家族的一个老冤家，更是为了谋取这几个职位丰厚的回报，议会上院中形成了很强大的一个派别，要阻挠我朋友行使提名权。情况很明了，如果我们想要如愿以偿，只能靠寸土不让的斗争。我被告知，对方会寻求每一种可能，发挥其优势，以搅乱我们的阵脚。我受命要在议会台前接受测验，看看我是否能胜任将要出任的职位。我对这项工作的实质一无所知，所以只有采取权宜之计，每天都去岗位上历练，以便通过严格的审查。我所有的恐惧和困惑都回来了，真是可怕。晴天霹雳都比这消息更受我欢迎。我知道，照这样考核，负责通报的职位就没我的份了。要我在议会台前，在大庭广众之下给自己争取任职的权利，实际上就是把我排除了。同时，为了朋友的利益和信誉以及我的名誉，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一往无前。一切都在催迫我担负起在我看来不现实的事。对于性情像我一样的人而言，在公共场合表现自己——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是致命的，这样的人会明白我的处境是多么可怕，而其他人则根本体会不了。
“持续的苦楚最终令我神经过敏，日夜不宁。我连有人用手指着我，都受不了，就是在这种心理状况下，我得按部就班地上班。我的工作需要最活跃外向的人，而不是在那里如坐针毡的我。工作上没人会给我什么帮助，所有低阶职员都在我对手的影响下，因此我一无所获。其实，大家把通报文件抛给我这件事是没法拒绝的。并且，也许一个健康的人如果将心思放在上面，就能获得一切他需要的信息，但我却不是这样的人。我读这些文件的时候对其中的内容毫无概念，我感到非常沮丧，就算办公室里每个职员都是我的朋友，对我也没什么帮助，因为我的状况无法使自己接受指导。我没法从文稿中提取出通报来，对此我毫无头绪。我就这样上了几个月的班，事情是做了，但我认为自己做得像是一团乱麻。
“我每天踏入办公室上班，就如一个要赴刑场的人，超过半年的时间里，每一天都是如此。可爱的假期终于到来了，我搬去了乡下，经常去马盖特。”
大约10月初，上院又要求考珀上班，为他称之为“逼迫”的事做准备。但他刚恢复，或者看似恢复了他那没有效果的工作——他一番劳苦却无功效，只是因为他认为事情定会毫无功效——他的神经过敏就又发作了。他说：
“我感到左右为难，一片绝望。这一困境压抑着我——要么占着职位直到最糟糕的状况最终出现，即我因不胜任工作而公开遭到厌弃（因为我学到的知识很少，我在议会台前经不起考验）；要么立即拍屁股走人，这样会让恩人的判断力受人质疑，可能损害到他的任命权。在这种情况下，有时我会陷入这样的情绪：当我独自在房间时，会大声喊叫，诅咒我的出生，同时举目望天，不是在恳求，而是以地狱般的心态恶毒地责备、亵渎造我的主。有时我心里会出现一个念头，即也许是我的罪导致了这样的痛苦，是神复仇的手在行事。但我心中的骄傲立即为我开脱，暗中指控神不公，说：‘我犯了什么罪，以至于当得此报？’
“我清楚地看到，只有神能救我，但却坚信他不会施行拯救，因此我并不向他祈求拯救。事实上，我不愿靠他来拯救。就像扫罗求助于巫婆一样，我也求助于医生赫伯登博士。我积极用药，就好像这些药能治愈我受伤的心灵，或者将我面前的崎岖扫平。其实，我也从信仰的角度努力过。我凭着自以为义和形式主义的信仰知识祷告了一两次。有几个夜晚我都在读《人的全部本分》（The Whole Duty of Man），但对于祷告得蒙应允很是不抱希望，因而很快把这本书丢在一旁，不再思想神的事，也不指望复原了。”
这种恐怖的状态持续了好几天，不出所料，最后他试图自缢。结果考珀的问题解决了。
“我的亲戚一来，我就指着放在房间正中的破吊袜带，告诉他我尝试做了什么事。他答道：‘我亲爱的考珀先生，你吓了我一跳！你肯定不能在这样的状态下任职！——代表证在哪里？’我把放证的抽屉钥匙给他。他有紧急事务必须马上离开，就把钥匙拿走了。这样，我跟议会里的这个职位再无瓜葛。”
但现在，那试探人的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直到此时，我对属灵之事仍不关心。我对原罪无知，对本罪麻木；既不明白律法，也不明白福音；不知道律法定罪的本质，也不知道福音救人的怜悯。我不熟悉基督和他施行拯救的职分，好像从没听过他的美名。现在，我身上产生了变化。我知罪了，尤其是刚刚犯过的罪。罪的卑鄙及其暴虐以不可思议的强烈色彩展现在我面前，令我鄙视自己，我对自己的轻蔑之情难以想象、无法言表。这种感觉令我避免了重复犯同样的罪，现在想起这罪来，我还十分厌恶。
“在我从床上起身之前，我觉得自己离罪孽满盈不远，就只缺杀人了，尽管我没有实现杀死自己的意图，却要为这桩罪行完全地担责。我立即感到了神的忿怒，并深深地绝望，认为自己逃脱不了惩罚。对死亡的恐惧大大胜过了我之前想死的欲望。
“我的罪过现在摆在我面前。我开始认识到并感受到自己在世上过着没有神的生活。我在房间徘徊，心里说：‘从来没有我这么可弃的、罪大恶极的恶棍、罪人。’相比之下，我所有的世俗烦恼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之后我心中的恐惧变得巨大，折磨我甚苦。一时间，一件又一件事让我以为自己被关在怜悯之门外面。圣灵的剑似乎守卫着生命树，不让我碰，每一条我试图接近生命树的路都有火焰发出阻挡我。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的比喻对我来说成了不可思议的烦恼之源。我把这比喻用在自己身上，心里十分相信当救主咒诅无花果树的时候，眼睛里看的是我，那咒诅是直接针对我的。
“我在房间里徘徊，心情极为沮丧，每时每刻都料想大地会开口吞了我。我的良心烧灼我，报血仇的在追我，逃城却无法到达，因为根本看不到。奇怪而可怕的黑暗笼罩在我身上。我感觉仿佛脑子被狠狠地击中了，尽管头皮未被触碰丝毫。我拍着额头大声哭了起来，不顾额上的疼痛。我的思想和言语变得更加狂野恍惚，只是仍旧清楚地感觉到罪，并预料要受罚。我患病期间，这样的情况自始至终，没有间断，也没有减弱。
“我的弟弟感到了我的变化，并和我的朋友协商用最好的办法来治疗我。他们都赞成把我带到圣阿尔班，科顿医生在那里有一栋房子专门收治此类患者，他也对我有一些了解。他们选择他，不仅因为他医术精湛，还因为他的和蔼和好脾气人尽皆知。我在那里的更多细节就不说了，对此保密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