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的基本民族关系
第一节 农耕—游牧民族的形成与演变
一、农耕民族的形成与演变
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两大经济模式，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是活跃于东亚大陆的两大族群。他们之间的依存或对垒，构成了朝代的更替，成就了民族的融合。在今天中国的56个民族中，除了朝鲜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等几个是从境外迁入的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在中国形成的，或者已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除汉族以外，匈奴、鲜卑、契丹、女真等都曾建立过统治中原地区的政权，其中蒙古族和满族还曾统治过整个中国。但无论是汉族还是非汉族建立的政权，都包容其他民族，都是多民族的国家。
距今约一万年前，人类社会由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开始产生了农耕。大约与此同时，畜牧业也产生了。许多考古发现的最初的农村遗址都说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时期起，人类开始由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种植谷类，繁殖畜类，这是人类历史上生产发展的一次飞跃。种植农业之前的经济模式无论是狩猎动物还是采集植物，都是不可复制的。而种植农业和饲养畜牧业是可复制的经济形式，在当时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并因此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由此开始，世界上先后出现了几个各具特色的农耕中心。其中中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便是独具特色的农耕中心。前者培育了稷，即小麦。后者则以培育水稻为特色。农耕中心形成之后，就缓慢地向其他宜于农耕的地方扩展。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国由黄河至长江，先后形成农耕和半农耕地带的农耕世界。
由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的人类，逐步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发展，一条是从植物的驯化到农耕，另一条是从动物的驯化到游牧。在亚欧大陆，宜于农耕的地带基本偏南，这个地带我们可以称之为农耕世界；宜于游牧的地带基本偏北，几乎和农耕地带平行，这个地带我们不妨称之为游牧世界。
农耕生产的增长率大于游牧生产的增长率。农耕必然趋向于定居，这使它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发展，有较大的和较为稳定的连续传承的可能。食物生产丰饶了以后，就有可能分出一部分或更多的社会劳动力从事农耕以外的活动，例如手工制造、金属开采和冶炼、建筑、河渠开凿、通商贸易、社会管理、宗庙祭祀等等。总之，农耕世界较早地出现了阶级分化和公共权力，也在较大范围内形成了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社会秩序。由于管理、防卫和交换的需要，还逐渐兴起了城市或社会分工较细的居民密集点。这就使农耕地带富庶并且开化。与此相比，游牧地带的生产增长得缓慢，不能或很少能分出较多的社会劳动力用于游牧以外的各种活动。虽然也有社会阶级分化，但分化很有限度，原始部族制度牢固存在，停留于一种淳朴自然状态。农耕与游牧这两个平行存在的世界，一个富庶先进，一个贫瘠落后。南农北牧，南富北穷。当然，两者之间的南北划分不是绝对的。农耕世界也有从事游牧的部族，游牧世界也有从事农耕或半农耕的部族。就像《史记·大宛列传》所记，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在中亚一带，既看到了游牧民族，也看到了不少农耕民族。
中国文化的主体是农耕文化，它涵盖了很长的历时性和很宽大的共时性。在农耕的总的形式下，它又包含了许多区域性的具有独特个性的农耕支系性的形式。比如说北方以黄河流域地区为主的旱作农耕，南方以长江流域为主的稻作农耕，其形式都不尽相同。在这两大支系性农耕形式中，又有山地农耕与平原农耕的形式区别，也有与游牧文化形式交融的山地“游耕形式”等等。农耕文化可以说是中国最具有形式感的文化形式。在最初始的时候，人们耕种土地，也许就是散漫无序的，但江河水系、山峰沟壑给人一种自然的次序，自然地把人们汇集在一定的区域内，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组合，比如“八百里秦川”“天府之国”等等。自然的次序，慢慢地生成了有人文色彩的秩序。“方九百亩”这种被中国人称为“井田制”的耕作分布，就是这样的产物。这种有着人文色彩的农耕形式，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这900亩的四方块，四周八块属于8户人家，每户种100亩，中心100亩称为“公田”，在每年的春季耕耘中，官府要求人们先种公田，然后再种私田，秋收也是如此。中心100亩的“公田”所产便属于“公产”。
这种农耕文化的存在形式，使中国古代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现象：一是土地信仰，二是村落聚集，三是为“公”为“群”的观念。
中国的信仰可能有许许多多的表现，但没有一样如土地信仰更具有本色。中国文化一系列的历时性存在中，对土地的信仰是最大的信仰，古人称之为“社”。这个“社”在春秋时是当时国家、地方、村落都必备的祭祀场所——社庙。“社”与谷神一起被称为“社稷”。土地神和谷神是农业国家的根本，故国家又称为“江山社稷”，这是国家性质的信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对土地神和谷神的信仰，则是地地道道的农耕文化的本色信仰。这个社神的信仰在后来家国同构的文化演进中，与祖先信仰一起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所吸收，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级别的宗祠，与村口路边的土地庙，成为中国农耕文化信仰中的主体，遍布中国民间。一般意义的信仰，特别是发展为一种制度化的信仰，在解说了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后，还要给予人们一个“彼岸”的描述，以便确立一个或然的未来。中国人虽没有这种虚拟的或然的描述，但有类似的精神性的向往，而这个向往也带有浓厚的农耕文化的痕迹，那就是“桃花源”，可见农耕文化在中国文化信仰上的影响力之大。
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诗：
这样一首明白如话的诗歌，没有浓烈的感情倾诉，没有瑰丽的意象塑造，就在一种日常生活的娓娓道来中，使每个中国人为之深深感动。究其原因，其实就是鸡黍，就是村郭，就是场圃，就是桑麻，带着泥土的芬芳，召唤着农耕民族心灵深处的远古回忆。
中国最初的政治制度的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这种农耕文化的形式，从原始的土地共有演变成土地国家所有，到有了公田、私田之分的“井田制”，再到耕作私田的劳动者拥有了对私田的部分所有权，可以说，农耕民族的基本耕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制度的形式。
中国是世界上乡村形式最为繁多的国家，北方的村落和南方的村落尽管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们形式的母体一定会在“方九百亩”的基本模式中。不管是聚族而居，还是以宗亲血缘为系，村落聚集一定是固定的形式。
农耕文化给予我们的影响，有些可能会由于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很大的变化，但为“公”为“群”的观念却是我们最难改变的东西。它不是一种物质形式，但在我们的文化精神中，它被历代的中国人基本认同，也被官方和民间一遍又一遍地重温放大。这是外国人最不理解中国人的地方，但也是中国最为迷人的地方。为“公”为“群”的观念，可以说是在现代社会中不断演化发展的文化特性之一。
二、游牧民族的形成与演变
距今250—150万年以前，森林冻原迅速转变为森林草原和空旷的草原。从前大部分喜热植物在冰川期已经逐渐绝种，而北方草本植物却大量出现。塔里木盆地出现了干旱的稀疏草原景观，柴达木盆地和河西走廊也成了麻黄、黎科、寥科、豆科、菊科、百合科、禾本科和莎草科等植物组成的草原。这一时期中国东部地区，因受印度洋板块和太平洋板块运动的影响，大小兴安岭、秦岭、太行山等山脉已初具雏形，东部临海地带和贺兰山、六盘山东侧的内陆也逐渐抬升，陕甘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相继形成。这时，全国的地貌轮廓基本上接近于今日的面貌，为中国草原的形成和分布奠定了地貌基础。
随着季风和干旱气候周期性变化的影响，中国北方植物的生长发育也随之出现了明显的周期性，喜热和喜温性植物停留在热带和亚热带，凉性植物则逐渐向山上发展，并沿着山脉进入寒温带和寒带地区。随着陆地地块向北推移，亚热带气候又被温带气候所代替，草本植物不断得到发育。因为草本植物可塑性强，能以种子寿命长、发芽快、提前开花和缩短花期等特性迅速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因而分布愈来愈广，不仅在温带平原地区出现了成片的草原，而且在热带和高山地区也形成了草甸。草原和草甸的形成，大大缩小了森林的面积及林内动物的活动范围，促进了草原动物的繁殖和发展。于是，草原便从一个单纯的植物群落世界变成栖居着各种野生动物的比较完整的草原生态系统。随着木本植物的生长发育，年复一年地把土壤深层少而分散的营养物质变成为植物的有机体。植物的枯枝落叶受到雨淋日晒之后，形成肥沃的腐殖层。加之岩石风化和微生物的作用，土壤的疏松表层不断增厚，营养成分日渐丰富，这就为只能从土壤表层吸收养料的浅根系草本植物的发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国的草原植被便是在这样的土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当人类社会进入驯养家畜时期，人类与草原发生了密切的生产和生活关系。在居民点周围小范围的牧业经营，已远远不能适应生产力和人口的发展，所以需要人们联合起来，从事大范围的游动放牧。于是，草原进入了原始游牧的新阶段，中国的广大草原也就成了各个游牧部落的自然故乡。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给我们提供了可信的科学依据。“在公元前两千年时，中亚境内的自然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新石器时代比较温和湿润的气候逐渐为干燥和强烈的大陆性气候所代替。牲畜饮水河床干枯了，沙丘化过程在戈壁地区开始了，中世纪和现代蒙古特有的气候形成了，辽阔的草原上刮起了大风，下起了挟着冰雹雷电的倾盆大雨；冬天是风雪严寒，夏天是一片酷热。大部分地区气候的改变，使农业生产丧失了继续发展的良好条件，农业在戈壁地区逐渐消失。为了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周围环境条件，蒙古诸部以及一部分突厥部落的祖先形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生产经济——游牧业。这一过渡开创了欧亚大陆干旱草原牧民——游牧民的经济文化类型。”[3]
中国游牧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匈奴、东胡、突厥、通古斯、羌藏、回鹘几大系统，从春秋战国至元明清时期，绵延不断，一直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的统治民族，对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匈奴部分：匈奴民族部分在东汉时期被汉人消灭，部分西迁欧洲，与马扎尔人融合，构成今天的匈牙利人；留在中国的部分，氐被汉族融化，羯于公元4世纪灭绝。
（2）东胡部分：因居于匈奴（胡）以东而得名，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分为乌桓和鲜卑两个部分，乌桓被曹魏所灭，鲜卑主体被汉族同化，剩余的演化为柔然；柔然后被突厥击败，分化为室韦（蒙古）和契丹；契丹主体被女真族和汉族同化，剩余的西逃到中亚，与当地人融合，成为中亚人的一部分；蒙古族则一直生存到现在。
（3）突厥部分：起初带有匈奴的血统，初归附柔然，后击败柔然而建国，大部分被回鹘人和汉族人所灭，西迁的部分形成了今天的土耳其人。
（4）通古斯部分：中国古时称“肃慎”，后为女真，包含满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以及生活在俄罗斯境内的奥罗奇人、那乃人、乌底盖人、乌尔奇人、雅库特人等。
（5）羌藏部分：今天的羌族和藏族，以及被蒙古人消灭的党项人，都是古代羌族的一部分。
（6）回鹘部分：由丁零人组成，即今天的维吾尔人。
游牧民族创造和发展的游牧文化，是人类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类文明的繁荣演变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游牧民族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历史发展时期：
（1）公元前209年，匈奴的冒顿单于建立了匈奴帝国，东起大兴安岭，西抵阿尔泰山，南临长城，北抵贝加尔湖。匈奴帝国创立了行国的建制，组建了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实行议事制度，经历了400多年的历史发展，最终走向分裂，依附于汉朝或同化于其他游牧民族当中。这是北方游牧民族创造的游牧文化在人类历史上的首次亮相。
（2）公元3世纪，鲜卑民族崛起于大兴安岭，占领了匈奴故地，形成了宇文、慕容、段氏、拓跋鲜卑四支。386年，拓跋珪统一了北方民族，建立了北魏王朝。鲜卑民族继承了匈奴的国家建制，北统匈奴残部，南下入主中原，兼容南北游牧和农耕社会，促成了中国民族大融合时代的到来，直接影响了中原农耕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进程。特别是在北魏孝文帝时期，鲜卑人为中原地区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华胡混同归一，促成了隋唐胡汉并政的新局面，这个时期属于游牧民族的第二个发展高峰期。
（3）907年，契丹耶律阿保机建立了大辽国，契丹兼容匈奴、鲜卑两族之长，实行农牧兼营，北面官管理北方游牧社会，南面官统领中原农耕社会，设官建制，有力地开发了燕云十六州，为女真民族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为游牧民族分营置部、半定居化的历史进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4）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国，蒙古民族成为北方游牧文明的集大成者，游牧民族达到了最辉煌的时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印度、中东、中亚等国家和地区。蒙古民族不仅继承了北方民族行国的历史传统，而且还完备了游牧社会的各种组织制度，开创了东西文明交流的蒙古时代。
（5）17世纪初，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问鼎中原。1636年，皇太极建立了清朝。清朝政府深刻分析了蒙古政教并行的治世原则和方略，依据蒙古传统游牧社会特征、文化特征和民族特征，制定了有清一代的“修教齐政”政策。游牧民族进入了相对稳定发展的历史时期，宗教文化极为繁荣，传统的游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游牧民族进入了转型时期。
第二节 农耕与游牧民族的相互依存
一、相互依存，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主体民族
考古发掘材料证明，早在新石器时期，在今中国版图内，就形成了黄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农业文明与黄河流域以北广大草原地区的游牧文明互为补充又各具特色的文明格局。有学者认为，在传说中的五帝三皇时代，产生了以仰韶文化为代表、以中原粟作农业区为主要活动范围的神农氏华族集团，以红山文化为代表、以燕山南北地区为主要活动范围、以渔猎为主要经济活动的黄帝集团，以大汶口和良渚文化为代表、以江南沿海稻作农业区为主要活动范围的虞（夷）夏集团。这三大集团互相交汇融合，为夏商周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我国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共同源头。
农耕民族中有不少部族与游牧民族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周民族的史诗《诗经·大雅·生民》记载了自己部族的起源，可见周的始祖实际有两个：一个是姜嫄，姜姓；一个是后稷，姬姓。而姜姓就出身于羌族。姜姓始祖为伯夷，在先周时期，姬姓周族与姜姓羌族相邻，是两个世代联姻的部落联盟，而这两个部落居住、活动的区域，主要在渭水上游、渭水之北地区，在当时都属于戎狄，是游牧民族的生活区域。
西周初分封的诸侯国中，晋国与周天子关系最为密切，其始封君唐叔虞是武王之子、成王之弟。而晋国封地所在正是华戎杂处地区，晋国兼容中原农耕民族与西戎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施政措施，逐渐兼并周边游牧民族方国，国力日益强盛，春秋时成为诸侯霸主。
很多游牧民族在长期发展演变中逐渐融进农耕民族。一是因战争失利或内部矛盾激化不得不融进农耕民族，如汉代以前北方主要的游牧民族匈奴在东汉时期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依附汉朝，其中相当部分逐渐融入中原农耕民族。二是随着游牧民族在中原立国建都，大量游牧民族人口迁入中原。三国西晋时期，关中百万人口，汉族不足一半。南北朝300年对峙，更多游牧民族定居黄河流域及其以南农耕民族中心地区。定居中原的游牧民族，后来大都逐渐融入农耕民族。三是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为加强统治，主动采取措施融入农耕民族。如386年鲜卑族拓跋珪建立北魏，定都于盛乐（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之后，不断向中原拓展，至493年孝文帝拓跋元宏迁都洛阳，实施全面汉化政策：社会经济从以畜牧业为主转变为以农业为主，全面采用中原农耕民族政治体制，穿着汉族服饰，传习儒家经典，重用汉族优秀人才，鲜卑贵族改用汉姓。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民族融合的社会变革，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清朝统治者也是坚定执行融入中原农耕文化的国策，全面接受汉族传统价值观，天下初定即开科取士，尊儒重道，沿用中原官僚体系和礼仪制度，实行汉化统治。
二、优势互补，在交汇融合中加速自身的发展完善
历史上不少游牧民族曾入主中原建立政权，这些游牧民族原先的社会发展形态大多落后于中原农耕民族。入主中原后，他们与农耕民族密切交流，促进了社会形态跳跃式发展。他们注意学习、接受中原文化，快速提升游牧民族整体文化水平。十六国时期有许多统治者熟悉汉文化，有较高汉文化素养。如前赵开国皇帝刘渊“习《毛诗》《京房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莫不综览”（《晋书·刘元海载记》）。刘渊之子刘聪“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晋书·刘聪载记》）。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身体力行学习中原文化，顺治帝就熟习汉语汉字。康熙、乾隆帝更是有深厚的汉族文化造诣，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还写作了大量诗文。
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限制，农耕民族总是和土地联系在一起，一辈子离不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一片热土，容易形成狭窄的地理认知。而在长期与游牧民族交流融合中，农耕民族扩大了自己的视野，见识到天地的辽阔。东亚大陆东、南临海，西、西南是连绵的高原地区，这三个方面都是古代人力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所以西北—北方是古代中原人与外界交往的主要方向。西北—北方正是游牧民族主要居住区域。从张骞通西域，到玄奘西行取经，可以说中原人对辽阔的西域的了解，就是从与游牧民族的交往开始的。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迥异，形成了这两大民族不同的民族性格。农业生产依赖风调雨顺，所以人们对自然的态度往往是顺从的；农业文明越发达，人和土地关系就越紧密，所以容易产生守土重迁的观念；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人们的注意力更多转向精耕细作、土壤改良，就越来越远离崇尚孔武有力的远古狩猎时代。农耕民族往往喜爱温顺的草食性动物，如小羊、小兔、熊猫等等。农耕民族的性格中有突出的善良、友群、注重伦理、热爱自然等等优点，但也有比较保守、不善竞争、缺乏进取精神等弱点。而游牧民族驰骋草原，以骑马射箭为基本生产和生活技能，身上流淌着野性的血液，崇尚武艺是其基本民族性格。游牧民族往往喜爱凶猛的肉食性动物，如狼、狗、鹰等等。而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长期交流融合，使两大民族性格得到互补，对中华民族经历数千年，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逐步发展壮大有重要意义。
三、民族融合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历代盛世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几大盛世，我们不难发现：大凡盛世，除了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等指标，一定有“民族融合”这一促成盛世到来的重要因素。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流融合程度高的朝代，往往就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盛世；反之，没有正确处理这两大民族关系的朝代，往往社会矛盾尖锐，国运不昌。
西汉初年“文景之治”，奠定了汉代强盛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的基石。从春秋战国开始诸侯争霸，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建国，在激烈的政治、军事、经济对峙中，两大民族文化深层次地碰撞交融，最终实现天下一统。这正是“文景之治”形成的重要文化环境。汉立国之初曾遭遇匈奴侵扰，汉高祖刘邦不敌匈奴的攻击，在白登山被围了7天7夜，被迫与匈奴签订城下之盟。公元前198年，建信侯刘敬认为：“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主张与匈奴和亲来换取边境上的安宁，他说：“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史记·匈奴列传》）无奈之下，汉高祖刘邦采纳了刘敬的建议，开始了有汉一代与匈奴的和亲政策，有效缓解了与游牧民族的矛盾，为休养生息、经济腾飞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南北朝300年农耕—游牧两大民族对峙后，经过隋朝短暂统一，到唐代实现农耕—游牧民族空前规模的交流融合。“贞观之治”正产生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中。
隋唐时，游牧民族大量进入中原，弃牧从农，融合在农耕民族当中。游牧民族一批接一批地入住中原，建政设治，形成中国“戎狄参半”的居住格局。这些北方游牧民族，逐渐弃牧从农，与汉族人杂居和通婚。杨隋王朝、李唐王朝的统治集团基本上是胡汉互化的隋唐人。如隋文帝独孤皇后、唐高祖窦皇后、太宗长孙皇后都是鲜卑人，唐太宗李世民为窦皇后所生。所以，唐太宗与历代汉族封建皇帝对夷狄的政策不同。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联独爱之如一，故其部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他不仅号称大唐皇帝，亦称大唐可汗，采用双重帝号。
西魏“八柱国”之一的独孤信，长女为周明帝皇后，第四女为唐高祖李渊的母亲，第七女为文帝皇后，隋炀帝与唐高祖则是亲姨表兄弟。北方著名的氏族弘农杨素，姑母嫁给鲜卑显贵贺若氏，生隋朝名将贺若弼，而其妹则嫁给鲜卑侯莫陈氏。
隋文帝的父亲杨忠，是西魏府兵中12员大将军之一，因功被封为隋国公，581年代周称帝，改国号为隋。第二代隋炀帝，其母也是鲜卑人，隋朝的长安是鲜卑贵族宇文恺所设计和监修的。宇文述在隋炀帝时势倾朝廷。《北朝胡姓考》载195个胡姓。胡人汉化，汉人胡化，胡汉互化，夷汉相错而居。隋建国时，鲜卑人辅佐，上自三公、三师，下至刺史总管，鲜卑人比比皆是。唐高祖的先祖李虎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因功被追封为唐国公。隋唐时期文武百官大都有胡族人的血统：唐有宰相369人，而胡人出身者计20姓36人；唐初权相长孙无忌、狄仁杰、哥舒翰、安禄山、史思明，隋代筑造学家宇文恺、音韵学家陆法言，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元镇、元结、刘禹锡等都是胡族人的后裔。
北方游牧民族把自己的血统、语言和文化都融入汉族当中，开创了大有胡气的盛唐。游牧人的开放、诚信精神和豪放耿直的民族性格极大地影响了中原地区的民风和民俗。大唐王朝，东交高丽、西通诸国，使各国的民族文化、宗教、习俗混一中土，其都城长安也成为当时著名的国际大都会，来自波斯、阿拉伯、印度、日本、高丽等国的使者和商贸团云集长安，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清王朝的康乾盛世也很好地阐释了农耕—游牧民族交融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影响。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后，起初沿用游牧民族的文化思维，对以汉族为代表的农耕民族实施高压政策，跑马圈地，尽废农田为牧场，残酷杀戮、镇压汉民族的反抗，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激化了民族矛盾。从康熙开始，推行怀柔政策，全面吸收中原农耕思想文化，从而拉开了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的序幕。
而可以作为反面例子的是元王朝。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高原各部落，建立了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建立了四大汗国。蒙古游牧民族不仅继承了北方游牧民族行国的传统，而且还创造性地发展了游牧文化的各种社会组织制度。横跨欧亚大陆的大蒙古国的建立，使东方的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与西方的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直接搭起了沟通的文化之桥，为各民族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互通有无、共同促进和发展人类的文明创造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条件。大蒙古国的建立开启了东西方历史文化的新局面。大蒙古国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互动过程中，游牧文化不是被动地、消极地、单方面地吸纳农耕文明的成果和形式，而是积极地、主动地、开放性地传播游牧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文化特征，为农耕民族注入了活力和血液，也使游牧民族在传播和吸纳中获得了生存和适应能力，从而使游牧文化发展到欧亚大陆。
但是，历史学家从未将元朝列入“盛世”的范畴，而且，这么一个从草原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了中国的大帝国，却只存在了短短不到百年时间，原因自然很多，但没能处理好民族问题是其失败的主要因素之一。
汉武帝曾想征服匈奴，但没有成功，永乐大帝重蹈覆辙，亦以失败告终。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征服往往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征服亦是多灾多难的过程：鲜卑、契丹曾取得过局部的成功；蒙古则战胜农耕民族，建立了统一的元王朝。蒙古经历了约70年的战争，于1279年统一了中国，1368年退出中原回到蒙古草原，统治中国约90年。在近一个世纪的磨合中，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从政治上而言，农耕民族不仅要忍受阶级压迫，而且要面对民族歧视：游牧民族理论上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但以几十万游牧民统治几千万农耕民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面对蒙古征服者，农耕民族主要有三种选择：死亡、屈服和合作。
厓山之战接近尾声时陆秀夫持剑让其妻儿跳海自尽，然后背着卫王赵昺赴海而死。侍郎茅湘、吏部赵樵等竞相殉难，数万人溺亡。七日之后，海面上惊现十余万浮尸。文天祥宁死不屈，于1283年从容就刑，成为最后一位为赵宋王朝献身的人。
然而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元初5000余万人口中，约有4000万为南人，他们在蒙古平宋过程中默默地归附了元朝。“宁作太平犬，勿作乱离人”，他们很少参加战争，逆来顺受，因而在元朝的政治地位最低。投降蒙古的金朝、西夏人约1000万，他们由契丹、女真、党项、汉人组成，统称为汉人。其中一部分与蒙古合作，在征服西夏、金、南宋的过程中，或出谋划策，或血洒疆场。汉人的政治地位类似于南人，虽然偶尔也能得到蒙古的重用，但永远不会被信赖。南人和汉人占元朝农耕民族的绝大多数。
元代游牧民族大体可以一分为三：蒙古三次西征，一部分人一去不复返；另一部分多次南征，逐渐入主中原；剩下的部分仍然留在蒙古草原。蒙古南征可能不下百万人次，但忽必烈统一中国之后仍然活着的可能不足30万。几十万游牧民要统治约5000万农耕民，其难度是令人难以想象的。5000万农耕民虽然大多温顺，但毕竟不全是绵羊。面对偌大一个国家，忽必烈不知所措，经常问以治道，而汉儒的回答又不能完全令他满意。忽必烈广泛接触儒、道、佛和伊斯兰、基督教文化，既尊孔子，又拜藏传佛教圣者为帝师，后又用色目人为助手来统治中国。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统治手段，但是民族问题没解决，社会因民族差异而造成等级分化加剧了矛盾的产生，面对游牧民族无序的统治，农耕民族暴动或起义此起彼伏。
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统治被历史证明不是成功的和有益的：对农耕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和心灵的创伤不言而喻，对游牧民族本身的伤害亦是巨大的。为了统治农耕民族，忽必烈家族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而普通游牧民遭受的苦难更鲜为人知。由于天灾人祸，蒙古许多部落穷困不堪，常常卖子女为奴。元政府重申严禁汉人、南人买卖蒙古子女，但有禁无止。乃颜叛乱平息后，为防止死灰复燃，大部分蒙古士兵被流放到南方。
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实际是一种历史的错位。对农耕民族而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大批汉人被俘虏或被徙到蒙古草原，白居易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忆江南》）但对于蒙古人而言，草原即是天堂，盲目地进入江南之后，苦不堪言。元朝，对农耕民族而言是一场灾难；对游牧民族而言，也不是一场美梦。
第三节 农耕与游牧民族的对垒
一、历史上的长期对垒状态
周朝时，我国西北方的少数民族就已崛起。平王为避犬戎，迁都洛邑。草原文化哺育出的强悍民族在西晋时首开入主中原之先河。晋永嘉五年（311），匈奴人刘曜率兵攻入洛阳，俘怀帝。他们世代“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史记·匈奴列传》），依靠畜牧、狩猎为生。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促使他们经常劫掠，“利则进，不利则退”（《史记·匈奴列传》），给中原的农耕民族造成很大的威胁。而当某一游牧部落出现了具有睿智临朝的君主，游牧人短暂的侵略便可能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征战，建立起混合游牧区和农耕区的王朝。
中原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建立在土地这个固定的基础上，稳定安居是农耕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中国的农耕文明虽然同时发祥于黄河、长江流域，但由于黄河流域细腻而疏松的黄土层较适宜于远古木石、铜器农具的运用和粟、稷等旱作物的生产，所以农业生产首先在黄河中下游达到较高水平，黄河中下游地区自然也成为中国上古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中国的农耕区域逐渐向土肥水美的长江流域扩展，而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更为中国农耕区域的向南拓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汉晋以来的数百年间，北方的边患日趋严重，战火的蹂躏使黄河流域的农业生态迅速恶化，面对秦汉以来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中原历代王朝无不竭尽全力加以抵御。然而食贫习苦、安居乐业的农耕民族终究无法与时时迁徙的游牧人在军事上作长期的抗争。虽然在历史上也曾出现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等远征漠北的短暂行为，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经济类型和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性，决定了古代中国的军事格局是经济文化先进的中原农耕民族处于被动防御状态，而经济文化迥异但剽悍善战的游牧民族常取攻势。
处于守势的中原农耕民族，世代相沿用以抵御游牧民族的最基本策略是“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盐铁论·本议》）。历尽艰辛前赴后继而修筑起来的万里长城，正体现了中原华夏民族试图把农耕区域围护起来的防御心态。
与农耕民族相反，游牧民族与畜牧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与草原环境密切相关，拥有基本的、实用的生存技能知识。因此，游牧民族必须依靠群体或部族的力量战胜险恶不测的自然环境，保护财产不受劫掠，或者抢夺占有其他群体的财产。这种群体性聚合力越强，各部落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深，互相之间亦时有争斗发生。勇武好斗而漫无组织的游牧民族，在这种情况下展开斗争，其结局可以预知。只有当各部落之间形成紧密的部落联盟时，军事领主与庶民二者共同成为作战集群，这些游牧民族才会构成对中原政权的巨大威胁。如汉时匈奴已有24个部落的结盟，他们的势力范围可波及千里之外。前200年，他们曾以30万骑兵纵马山西，围攻汉高祖刘邦。据史学家分析，游牧的匈奴人这一时期社会组织结构的完善，与中国帝制大一统国家政体的影响不无关联。中原政权的统一会使游牧民族有相同的政体结构。但是，即使同样处于统一的状态，游牧民族的社会基本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依然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组织结构。在社会组织上以宗法制度为基础，往往以各部落间的联盟形成更大的社会群体。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维持内部的平衡，冲突时有发生，处于分分合合的状态，即使以家族为核心形成的部落联盟，亦常因利益所驱使，部落领主之间渐生嫌怨，继而相见以兵，或息兵言和，疆界屡有变更。
纵观中国历史，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垒有三个阶段颇有代表性：
（1）先秦、秦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争。中国自商周之时已与匈奴发生联系。范文澜认为：“西周最紧急的外患是西北方戎狄族的入侵。戎狄族散布地域很广，陕西西部北部，山西河北极大部分都是戎狄族居住地。商周人称他们为戎狄，又称为鬼方、混夷、犬戎、犬夷、獯鬻、狁，表示对他们的憎恶（战国以后称胡，又称匈奴）。”[4]周都镐京，接近戎狄活动之地，戎狄族曾多次骚扰周朝疆域，对农耕社会的定居生活形成了严重的威胁。西周与戎狄之间的冲突持续了数百年之久，西周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周幽王就是被戎狄杀死于骊山之下。春秋战国时期，戎狄与华夏列国曾多次交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防御戎狄的侵犯，在列国北部旧城墙的基础上修筑了万里长城，并不断地徙谪戍边，以实边塞，构成了阻止匈奴南犯的坚固屏障。到了秦末，国内烽烟迭起，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汉高祖平定宇内后，匈奴更成为中国之大患。自高祖至孝文帝，汉朝在匈奴的强劲攻势面前基本上持防御政策。从汉武帝开始，汉政府开始采取主动出击的姿态，派遣大军深入漠北和西域，屡破匈奴，设立朔方郡和酒泉、武威、张掖、敦煌等河西四郡。在汉军的强大攻势下，部分匈奴不得不向西迁移，至此匈奴人的身影渐渐退出中原。
（2）隋唐与突厥之间的战争。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突厥趁隋朝立足未稳，从甘肃一带向隋朝发起大举进攻，隋文帝不得不发兵抵御，并修筑长城。隋完成南北统一后，与突厥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改变。隋利用军事与政治手段开始反击突厥势力。同时，突厥汗国已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各自内部斗争激化，隋的反击取得了相当成果。599年，隋文帝封突厥突利可汗为启民可汗，显著标志了“隋强突弱”的形势。但隋朝二世而亡后，这一局面没有维持多久。隋末群雄并起，其中多数都曾经依附过突厥，一时形势正如杜佑《通典》所说：“及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甚众，又更强盛，势凌中夏，迎萧皇后，置于定襄。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
李渊在晋阳初起时，也曾经迫于形势，自下于突厥。其手段亦不外于割地、贡献、贿赂等等，实与诸雄无异。只不过唐朝定鼎，势力强盛之后，讳言这段历史，以致史料流传稀少。这时的突厥仍像北朝时代一样，试图对中原各势力恩威并施，抑强扶弱，不时直接出手，借以保持、提高自己的优势地位。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不久重新统一全国。突厥统治者明白中原只要有一方做大，就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从群雄割据中获利了，因此将主要对手确定为唐，试图扶植其他势力与唐抗衡。失败之后，便趁此时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连年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东突厥颉利可汗曾亲率大军15万入攻并州，掳男女5000余口；又曾率骑兵10余万大掠朔州、进袭太原；更于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之时，率兵20万直逼唐都长安城外渭水桥之北，距长安城仅40里，京师震动。唐太宗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臣下及将士隔渭水与颉利对话。颉利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与之结盟，于是领兵而退。
西北边陲在隋及唐代前期，北有突厥，南有吐谷浑、吐蕃。突厥最为强盛，北边几乎都被多次骚扰，西北为祸更甚。隋初突厥内侵战事，致使许多地区的六畜被扫荡一空。到了唐代，突厥骚扰更为频繁，陇右道从西到东，几乎无一幸免。
（3）蒙古族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战争。蒙古族在唐代被称为“蒙兀室韦”，而“蒙古”一名最初见于丘处机的《西游记》，后为元史所沿用。“蒙古”一词在蒙古语中的意义为勇悍无畏。蒙古人早期曾居住于额尔古纳河上游地区，约在8世纪时西迁于斡难河和怯绿连河之间的草原地带。1206年，铁木真通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斗，统一了长期处于分散状态的蒙古各部族，建立了蒙古国，被各部尊称为成吉思汗。不久以后，成吉思汗就开始向蒙古族过去的统治者金国发动战争，1215年攻陷金中都燕京。接着又掉头向西，攻打西辽和花剌子模，一直推进到里海地区和高加索；向南跨越帕米尔高原，掳掠了印度的信德和拉合尔。1222年，成吉思汗经由兴都库什山脉返回漠北，顺势灭了西夏，以哈拉和林为都城，建立起一个幅员辽阔的蒙古大帝国。
1227年，成吉思汗在武功显赫、踌躇满志之时死去，他的继承者们继续推行他的扩张政策。拔都、贵由、蒙哥、旭烈兀等相继率军西征，先后征服了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吐蕃、波斯、叙利亚和巴格达。1260年，忽必烈继承蒙古大汗位，并把首都从粗犷荒凉的漠北小镇哈拉和林移至文明富庶的北京。1279年，奄奄一息的南宋政权终于被蒙古人所灭，从此以后，忽必烈潜心经营中国事务，西域的蒙古各部则分裂为几个互不相属的汗国，各行其政。在里海和黑海以北的南俄罗斯地区，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和长孙拔都建立了钦察汗国（即金帐汗国）；在中亚，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及其后裔建立了察合台汗国；在阿姆河以西直至小亚细亚的广大地区，旭烈兀建立了伊儿汗国；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地区，则是窝阔台汗国的领地。这些汗国大多是一种临时性的军事联合体，依靠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统治者来维系，缺乏深厚的经济基础和有效的行政体系，因此它们后来又进一步分裂为一些更小的汗国。事实上，自从1260年埃及马木留克王朝的军队击败蒙古大军以后，蒙古人的征服浪潮即已开始走向低落。此后不久，接连发生的内部纷争使得蒙古人的军事力量大为减弱。1294年忽必烈去世后，蒙古人的征服狂飙已成为强弩之末。
蒙古人的征服是人类历史上来势最凶猛、波及范围最广且破坏性最大的游牧民族入侵浪潮。骁勇善战的蒙古人，给从中国到西欧的各个农耕文明圈中的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蒙古人的征服活动虽然没有创造出一个独具特色的新文明，但它却结束了一个时代，即游牧民族大规模入侵农耕世界的时代。由于蒙古人在西征过程中把中国的火药这一伟大发明带到了西方，从而使得后来凶猛矫健的游牧骑兵再也不能在密集的子弹面前任意纵横驰骋了。
二、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民族文化破坏巨大
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长期的对垒中我们可以看出，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民族文化的破坏，是巨大而且深远的。
（1）破坏社会财富的积累。
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目的明确简单，又极具破坏力。他们周期性的入侵，就是周期性的抢掠，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流失，使中原地区难以完成社会财富的充分积累。城市商品经济也难以形成，社会的生产方式无法得到更新，因此，也难以产生新的政治思想，更不可能对皇权专制提出制度上的挑战。因为游牧民族的侵扰，中原大地不断重演着这样的悲剧：300年的积累被洗劫一空，从头再来。
（2）打断中原地区思想解放进程。游牧民族的每次入侵，还会无情地打断中国的思想解放过程，使皇权专制制度变得更完善、更坚固。魏晋时期，用于支撑专制制度的理论体系有些松动，一度出现了批判儒学的思想，甚至出现了“私权”的概念。如果这一趋势得以延续，中国有可能在那时就开始了近代化过程。然而“五胡乱华”上演了，多年的战乱之后，中国进入了唐朝，思想解放过程被打断，皇权专制却加强了。到了宋代，士大夫们普遍讲气节，君权开始受到限制，皇帝普遍权欲不重，可惜这一近代化的过程又一次被金和元的入侵所打断。明末发生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人本主义思想启蒙，而这场思想启蒙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相联系，其思想深度和社会影响都远在魏晋时期的思想解放之上，如果就此发展下去，中国很可能在明末成功地完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可惜，清兵入关，再次阻挠了这一进程。
（3）导致商品经济倒退，专制制度强化。中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入侵，造成了中原王朝商品经济的巨大倒退，中止了中原民族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过程。非但如此，入侵的游牧民族，或者被汉化，或者继续用旧制度统治汉人，并不能带来新的社会制度和思想，反而强化了专制制度。唐的专制强于魏晋，元的专制强于两宋，清的专制强于明。因此，中国社会的改革越来越难，中国的近代化转型也越来越难，社会所要付出的成本越来越大，限制君权的努力越来越难以从上层进行。
（4）增加民族奴性。游牧民族入侵之前多半都是奴隶社会，进入中原以后，他们习惯以奴隶制的思维方式统治比其先进得多的汉族，使得整个民族的奴性大大增加。这在清朝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明代，东林党人宁可被廷杖致死也要犯颜直谏，而在清朝却鲜有有骨气的大臣了。清代之后，奴性深入中国人的骨髓，至今仍在某些方面阻碍着中华民族的进步。
三、中原农耕民族处于守势的原因分析
在长期的对垒当中，我们还能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中原农耕民族往往处于守势，游牧民族常取攻势，其原因何在呢？相对而言，中原地区是先进成熟的社会形态，可每一次的军事冲突几乎都以农耕民族的失败而告终。汉高祖成立大汉王朝之后，信心满满地亲自带兵攻打匈奴，可是却被围在白登山整整7天，后来是陈平献一奇计才得以脱身。《史记·匈奴列传》：“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史记》用互见法说明所谓“奇计”实际就是陈平给单于阏氏送去厚礼，阏氏便做了卧底，力劝单于退兵。汉武帝时期也是如此，让司马迁遭受宫刑的缘由便是李陵兵败匈奴，且投降了匈奴。后代唐宋元明清时期诸如此类的现象还有很多，以往从政治上考虑分析，总是归咎于制度腐朽、君主昏庸、将帅无能，每一次打败仗皇帝都要被千夫所指，要么生活上骄奢淫逸，要么小人当道。国难当头，君主昏庸，将帅无能，临阵脱逃，一次两次也不是没可能，但是每次都把原因归结到这上面，就有点不可思议了。事实上，亡国之君没几个是昏庸到要倒台的，如明代的崇祯皇帝就是勤政的皇帝。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农耕民族在战事上总陷入这样的困局呢？我们不妨一起来思考。
（1）心理层面的原因。我们讲历史地理环境的时候已经讲到，游牧民族其实并不羡慕农耕民族的生活，他们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他们以地为席、以天为幕，他们看惯了“风吹草低见牛羊”，是什么促使他们南迁的呢？气候变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每当进入持续时间很长的低温期，严重的雪灾就会使游牧民族的生存面临巨大威胁。在无力抗争、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向南迁移。所以，他们发动的每一次战役，很少是满足私欲的侵略，而是生死存亡的抗争，他们是到南方来求活路的，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会迸发出无限的能量。
（2）现实层面的原因。从现实层面来看，也可看出这样的结果不是偶然。游牧民族热情奔放、积极进取，他们的生活、生产方式是一种准军事行为，随时可以收拾行李迁徙。前面我们也讲过，游牧民族的财产主要是贵重金属和牲畜，黄金每人带一点，羊啊马啊一赶就跑，蒙古包一收就行，不像农耕民族那样要牵挂几百年的祖宅或者那些贵重的红木家具。游牧民族的生产技能就是军事技能，骑马、射箭、摔跤，这些都是他们从小就要掌握的技能，不掌握这些，你便无法参与生产，也就没有生活的来源。而对于整个群体来说，农耕民族是每家每户都有一定的田地，耕种收获都是各自的事，只要别忘了每年的税赋就行，所以彼此之间很少有集体的劳作；而游牧民族经常性地组织集体狩猎，因为在狩猎工具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面对凶猛的野兽，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而且非常危险，所以，集体行动是他们的必然选择，这种经常性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自然而然就使他们形成了良好的团队精神和集体作战的战术。所以说，游牧民族将生产力转化为战斗力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完成的，几乎不用付出什么成本。农耕民族则不同，越发达地区离战争越远，与土地的关系越紧密。农耕民族的劳动力与战斗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农耕民族很少会骑马、射箭的，对于集体作战也毫无经验，这些都需要在战前付出人力物力进行培训，而在战事紧急的情况下，战前培训可能也无法保证，这样的士兵走上战场，往往找不着北，结果可想而知。假如一场战役需要10万名士兵，那就意味着有10万劳动力要离开土地成为战斗力，但土地不能荒废啊，也就是说必须要10万人来填空，精壮的年轻人上了战场，老年人或年幼的就留下耕种土地。当然，这是好的情况，而实际上，连老年人也难以逃脱兵役，大家很熟悉的《木兰诗》和杜甫的《石壕吏》讲的就是在战争频繁的年代，老年男子也要被迫上战场：
那么，剩下的劳动力所能生产的粮食，最多也就只够一家人糊口了，而那些在战场上拼死拼活的士兵谁来养？因此，政府还得组织劳动力来专门为满足战争需要进行生产。10万人上战场，10万人补充土地的空缺，10万人进行军需生产，这样一来，一场战争给农耕民族造成的经济负担和社会负担都非常沉重。当时的战场前线一般在甘肃、青海，而江淮地区是主要的后勤保证地，有人做过统计，在汉代，从江淮一带运送粮草到青海，在出发地需要运出193担，才能有1担成功送到前线。其他的都在路途中损耗，或被运输人员自己消耗掉了。这样的战争成本，对于农耕民族来说实在太高了。每一场战争对农耕民族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战士想念故土、想念家人，而家中往往因为失去主要的劳动力而家破人亡。农耕民族有大量反映战争的作品，可以看到战争对整个社会的深远影响，如《诗经》战争诗、汉乐府、唐代边塞诗等。
（3）传统文化因素。从传统上来讲，游牧民族崇尚武艺，歌颂勇敢，在北朝乐府民歌中多有对尚武精神的高度赞美。而农耕民族安土重迁，孔子便有“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民歌中多是情歌，而很少慷慨激昂歌颂战争的。所谓“马革裹尸”“匈奴在，何以家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样的英雄情怀，对于农耕民族来说实在太稀缺，所以一旦出现这样的人物，史书、诗歌便会大书特书。
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是：中原在强盛时为什么不打出去？其实还是跟地理环境相关，因为一出去，农耕民族很难适应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而西北广袤的草原如何进行农耕操作？所以农耕民族在强盛期一般采用设置附属国的办法以控制北方游牧民族，让他们自成一国，中央则把它当作一个郡或一个县来对待。
文化相对论者赫斯科维茨认为，社会的稳定和和睦来自对不同特点的尊重，来自互相尊重，强调多元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价值，是对每个文化价值的肯定。应以寻求了解和协调为目的，而不是毁坏与我们不相吻合的东西。[5]
人类历史的前进，离不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于任何一种民族文化而言，拥有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健全机制，始能获得文化提升，赢得空间上的拓宽和时间上的延展。中华民族作为多民族复合体，它的各个成员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长盛不衰，这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是绝无仅有的。造就这种独特而伟大的文化发展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多元纷繁、和而不同的内在建构。开拓进取、宏阔包容的农耕文化与勇猛无畏、剽悍善战的游牧文化，不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共荣增添生机与活力；同时表现了中华民族对自身力量的高度自信，对自己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肯定，也表现了对现实世界的热爱。因此，一部中华文化发展史，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兼容并蓄、丰盈多元、不断繁荣发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