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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的基本历史地理环境
第一节 中国历史地理环境概览
中国地处东亚大陆，东面、南面是辽阔浩瀚的太平洋，西边是高耸连绵的群山。在文明发展的早期，高山海洋犹如摇篮环抱，呵护着中华民族在这片大陆上滋生、成长、壮大。
然而，东亚大陆并不是完全封闭的空间，北方那片苍茫无垠的草原，以及草原更往北处那个寒冷的荒原，是上苍对中华民族极大的恩赐。如果没有北方这条通道，东亚大陆腹地的民族或许会在封闭的环境中窒息。尤为重要的是，这通道并非完全开放，它只对生活在北方原野的游牧民族开放。宽广无边和极寒天气，使得除了草原儿女，其他外族人很难借道穿越进入东亚大陆腹地。换而言之，北方虽是易于穿行的平原地貌，但是，极寒天气却又是上苍给予中华民族的天然防护。
中华民族几千年就在这片大陆上繁衍生息，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来看看中国文化的历史地理环境各个主要因素。
一、疆域
夏朝是我国最早的国家政权。从现有的材料看，夏朝的版图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过夏商周十几个世纪的发展，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自此，历代王朝的疆域虽时有盈缩，但基本的趋势是逐渐扩大，不少朝代都拥有今天中国领土以外的疆域。如西汉时期，今朝鲜东北部、越南北部都曾在汉朝版图内，唐朝和元朝的北界都远达今天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唐朝的西界曾一直抵达咸海。清朝乾隆年间，最终奠定了今天中国疆域的基础。目前，我国的疆域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位居世界第三。
二、政区
政区，即行政区划，是国家为进行分级管理而划分的区域。政区设置是以国家的建立为前提的。西周时期实行分封制，天子和诸侯分土而治，所管理的土地都相对有限，所以还没有实行分级管理的需要。春秋战国时代，五霸七雄分割天下，所管辖的范围越来越大，因此，分级管理也便成为必需。
中国古代政区是不断演变的系统，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行政区划反映了各地政治经济地位。一般来说，经济发达或是处于统治中心的地区，在行政区划中的地位要比不发达地区、边远地区高。各王朝所在地的地位比其他地区高。现在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就是根据政治地位和经济水平来确定的。二是两千多年来各级行政区划中，以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变化最大，秦汉为郡，魏晋南北朝为州，唐为道，宋为路，元为行省，明为布政使司，清为省。而最基层的行政区划单位——县则最为稳定。三是在中央集权制前期以二级行政区为主，南北朝以后以三级行政区为主。
为什么古代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变化最大？这是因为历代统治者都把强化中央集权、强化专制统治当成头等大事。每当最高一级行政区划范围内经济发展，政治势力扩大，朝廷都会感觉到来自地方的威胁，于是在原有最高一级行政区划之上增设新的政区，以遏制地方势力，巩固中央集权。而两千年来最基层的行政区划单位——县最为稳定，则是因为中国农耕经济两千年来发展缓慢，小农经济基础几乎没有动摇。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全国行政区划变动最大的却是两千年来最稳定的县一级，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从根本上动摇了小农经济模式，从而带来行政区划的大变革。
三、民族
民族是人类在历史上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包括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近代民族和现代民族。广义民族的概念还可以作为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总称，如中华民族；或泛指历史上形成的人类共同体，如阿拉伯民族。狭义的民族则专指资本主义时代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类共同体。民族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来没有所谓“纯粹”的民族。文化越古老、越灿烂，民族的血统就越复杂。
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是汉族。据200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全国56个民族中，汉族占总人口91.51%，达到122598万人；少数民族占全国人口8.49%，共11374万人。汉族的前身叫华夏族。从理论上说，民族是与国家同时形成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是夏朝，但到了春秋时候才出现“华夏”这个名称。而组成华夏族的，既有夏人，也有商朝人和周朝人，还有不少蛮夷戎狄融合在其中。到了汉朝，华夏族之称才逐渐被汉族所取代。
华夏族向汉族转化的前提是一个幅员辽阔、政治经济的统一国家的建立。它为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汉族提供了产生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秦王朝是汉族形成的开端。不过秦立国日短，汉族真正形成是从汉朝开始的。
汉族产生的标志，除了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界定外，还可以从民族意识来说明。汉民族意识的特点：一是强调“大一统”观念，不再把“四夷”看作是外国，而是看作中国的边疆。不再强调华夷之别，而是宣扬“天下一家”。二是主动自觉地了解、认识少数民族。《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正是这一时代意识的反映。
四、人口
1999年10月12日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60亿人口日”。2005年6月，世界人口已接近65亿。2011年10月底，全球人口已达到70亿。世界人口从1804年的10亿增长至20亿用了123年的时间，而从1987年的50亿增加至1999年的60亿仅用了12年。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开化早，人口总数一直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4左右。进入封建社会后，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加快，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加上亘古少变的自然经济模式，多子多福观念深入人心，所以，社会政治稳定、国力强盛之时，就是人口增长的高峰期。而社会动乱、战争频繁之时，也往往导致社会人口锐减。所以，中国人口增长起伏跌宕相当明显。
秦代以前人口数缺乏可供推测的资料。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时，秦朝的人口估计有2000万。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推测，西汉初人口大约只剩下1500万，西汉末的公元2年则增加到6000万。西汉王莽时到东汉初，总人口下降到3500万。到东汉后期的永寿三年（157）稍后，才重新突破6000万。从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人口锐减3/4，仅存1600万左右。西晋统一不久又南北分裂，北方进入十六国时代，人口多次出现大幅度下降，直到隋朝重新统一后，人口才恢复到2900万左右。
隋唐以前，我们可以看到6000万是人口增长的最高值，是朝代鼎盛的标志，也是人口增长的瓶颈。而在东汉末至三国初将近百年里，战乱频仍，人口锐减，汉末建安诗人描写了这一段历史：
曹操、王粲、蔡琰这三个人，一个是当时驰骋疆场的统军主帅，一个是背井离乡到荆州投靠刘表的文学青年，一个是在战乱中被匈奴军俘虏的美女作家，他们互不知晓，却共同写下了东汉末年的战乱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诗歌是一种艺术创作，但是关注现实的诗歌往往也是历史的真实反映，这也就是我们把这类诗称为“史诗”的原因。
隋唐时，人口继续增长，至“安史之乱”前夕的755年，增至约5200万，唐后期和五代的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到960年宋朝初建时估计只有4000万。
北宋时期人口持续增长，1100年，境内人口超过1亿，辽（金）、西夏、大理等政权的人口合计也在1000万以上。两宋之际的战乱使人口大幅度下降，但此后南宋和金的人口都有增长，至13世纪初，宋、金、西夏、大理及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合计已超过1.2亿。蒙古灭金和西夏造成空前浩劫，北方人口损失高达80%，仅剩1000余万。元统一时实际人口约7000万。到14世纪中期增加到8500万左右。
明初的人口不足6000万。但到17世纪初，全国人口已突破2亿。明末的天灾人祸和清初的残酷战争，又使人口减少1/4，清顺治七年（1650）估计已降至1.52亿。乾隆六年（1741）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全国人口激增，创造了4.1亿的新纪录。
在古代，人口是重要的生产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实力的一项重要指标，人口的多寡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而人口成为社会问题是从清朝开始的。马克思对中国的人口问题作了如下评述：“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1]
所以，在历史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这个层面上，人口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五、气候
气候变化对人类文明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许多科学家认为，几百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几乎是单向的——气温不断升高、气候持续变暖。这些科学家向我们描绘了气温升高、气候变暖造成的后果：地球南北两极冰层变薄，冰面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而全球大部分工业产能都来自沿海地区，所以海平面不断上升对人类文明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对内陆地区而言，气温升高、气候变暖将导致水资源枯竭、植被破坏、土壤沙漠化加剧、粮食生产不足，甚至出现全球粮食危机。气温升高、气候变暖还会产生臭氧层空洞、二氧化碳温室效应等问题。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我国设立了由国务院总理任组长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设应对气候变化司，专司研究气候变化问题，分析气候变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组织拟订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重大战略规划和重大政策，组织实施有关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和行动。1992年6月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地球首脑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可见，气候变化不仅是科学家们关注的学术问题，也成为全球政治家关注的现实问题。这就产生了三个疑问：一、气候变化是不是单向的气温不断升高、气候持续变暖？二、现在是不是地球上气温最高的时期？三、气温升高、气候变暖会不会对人类造成灭顶之灾？
近两百年来气象、气候观测的结果证明，气温的确是不断升高，气候也在持续变暖。科学家、政治家的忧虑是有根据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观察的范围放得更宽远一些，从人类5000年文明史来看，便可发现“地球一直在变暖”这样的表述并不准确，历史上有着比现在更暖的时期。
甲骨文是目前中国已知最早成体系的文字，被称为“最早的汉字”。甲骨文刻在龟甲兽骨上，大部分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记录。这些龟甲兽骨不是人们有意的收藏，而是使用后坑埋的。黄河流域的土质很难保存古代墓葬中的遗骸，坑埋的龟甲能够保存3000年之久，实在是小概率事件。然而，迄今发现的有字甲骨总共有10余万片，大部分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一片龟甲就是一只乌龟的生命，由此可推断河南在商朝时盛产乌龟。而我们知道乌龟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现在河南的气候已不适宜乌龟的生长。这就说明商代时期河南的气温比现在温暖潮湿得多。另外，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了精美的象牙杯，2013年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7个精美的象牙雕版，可见在商代河南地区，大象并不罕见。河南简称“豫”，也可看出河南与大象的不解之缘。大象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陆栖哺乳类动物，以植物为食，食量极大，每日食量225千克以上，只有热带地区可以满足如此庞大的需求。以上都可说明，河南在商代，气温比现在要高。
屈原在《九歌·国殇》中写道：“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这句话是屈原盛赞军队的军容军貌。犀甲就是用犀牛皮做的防护用的铠甲。众所周知，犀牛也是热带动物。楚国地处现在的湖北一带，合理的解释就是湖北在战国时期整体气温比现在要高得多，适合犀牛的生长。
晚唐诗人杜牧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我们这里且把对杨贵妃奢侈腐化的批判放一边，只关心一点：荔枝从何而来？荔枝是亚热带水果，主要产地在广东，故有岭南佳果之誉。荔枝难以保鲜，常温下一日变色，二日变味，三日则不可食用。如果杨贵妃吃的荔枝是从广东运去，那么我们不妨来算算从广东出发到抵达西安，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史书上的确记载过号称日行千里的良驹，但那是古人对马奔跑能力的夸张，同时也是由于古今度量衡改变了的原因。一般的马一天能跑150公里，千里马最多日行200多公里。岭南与长安相距近2000公里，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实际路途更为遥远。就算快马加鞭，就算“五百里加急”，至少得跑上十天半个月，杨贵妃怎能吃到新鲜的荔枝呢？据考证，杨贵妃吃的荔枝是从四川运过去的。当年四川到处都有荔枝。唐代诗人张籍的《成都曲》就描写了成都荔枝成熟的景象：“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而四川目前只有攀枝花、泸州地区还有少量的荔枝树。从史书记载我们还可看到，唐代西安的皇宫和南郊的曲江都种有梅花和柑橘，而柑橘的生长环境不能低于-8℃，这都说明四川在唐代的气温也比现在暖得多。
1972年《考古学报》第一期发表了竺可桢的扛鼎之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学术界、政界对这篇论文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竺可桢认为，最初2000年，即从仰韶文化时代到河南安阳殷墟时代（前1600—前1200），气候温和，年均温度比20世纪70年代高2℃。出土材料证明，当时黄河流域有竹鼠、獏、水牛、野猪等许多动物，现在这些动物只见于热带和亚热带，西安、河南地区已经看不到了。那时竹子在黄河流域广泛生长，在人民日常生活中曾起到显著作用。汉字如服饰（笄、笏）、帽子（笠）、器皿（筌、箱、箧）、书籍、建筑部分（笕）以及乐器（笛、箫、箜篌）等名称，都以“竹”为头，表明这些东西最初都是用竹子做成的。而目前在黄河流域，竹子已经不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植物了。
在这以后，年均气温有2—3℃的摆动，高温期主要在春秋战国、汉代、唐代、北宋。《左传》《诗经》中还经常提到像竹子、梅树这样的亚热带植物。梅树只能抵抗-14℃的最低温度，自唐朝以后，我国华北地区就很少能看见梅。而商周时期，梅树的果实“梅子”还是人们的日用必需品，像盐一样重要，人们用它来调和饮食，使之适口。汉代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描写了当时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橘树、漆树、竹子等亚热带植物的北界均比现在要北。
寒冷时期主要出现在殷末周初、魏晋南北朝、南宋。曹操儿子曹丕在225年到淮河广陵视察10万士兵演习，由于淮河结冰，演习不得不停止。这是我国第一次有记载的淮河结冰，说明那时的气候已经比现在寒冷。1111年，第一次记录太湖结冰，而且冰层坚实足可通车。寒冷的天气还把太湖、洞庭湖出名的柑橘全部冻死。1153—1155年，金朝派遣使臣到杭州时，靠近苏州的运河，冬天常常结冰，船夫不得不经常备铁锤破冰开路。
该文得出的结论便是：从仰韶文化到殷墟文化，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范围为1—2℃；在每400—800年期间，可以分出50—100年为周期的循环。
第二节 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功过
早在古希腊，人们便已感受到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力。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环境是物质世界发展的第一动力。18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阐述了关于社会制度、国家法律、民族精神“系于气候的本性”“土地的本性”的观点，系统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论法的精神》甫一出版便引起轰动，书中许多观点都是当时的人们闻所未闻的。
一、气候对婚育年龄的影响
《论法的精神》讲到在天气炎热地区，女子八九岁或十来岁就达到结婚年龄，因此在这些地区童年和婚姻几乎总是联系在一起的，20岁就算是衰老了。孟德斯鸠认为在妇女身上，理智与美貌从来不能并存。当她们的美貌要征服天下时，她们的理智却还比较稚嫩。当理智取得胜利的时候，她们的美貌已不复存在。所以妇女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如果宗教不加以反对的话，一个男人遗弃自己的原配妻子另觅新欢便是很容易的事，因而产生了多妻制。在气候温和的地方，女子的容颜不易衰老，达到发育成熟的年龄比较晚，在年龄比较大的时候才有子女，她们的丈夫与她们相继变老。他们在结婚时已经变得更加理智，有了更多的知识，这是因为他们有了一定的生活经历，很自然，这一切为婚后两性生活带来一种平等，因此，在这些地方一夫一妻制盛行。
二、气候对生理反应的影响
孟德斯鸠认为寒冷的空气使我们外部纤维的末端紧缩起来，这样会增加纤维末端的弹力并有利于血液从这些末端返回心脏。寒冷的空气还会减少这些纤维的长度，因而增加它们的力量。所以冷空气、冷水能使人保持清醒或迅速恢复清醒。反之，炎热的空气使纤维的末端松弛，使它们伸长，因此减少了它们的力量和弹性。所以人们在寒冷气候条件下，心脏的跳动和纤维末端的反应都比较强，内分泌更加均衡，血液能更有力地流回心房。在这种循环过程中，心脏的跳动更有力量。心脏力量的增强就必然使人产生更充沛的精力，较强的自信，或者说较大的勇气也就随之而来。了解自身优势，对自己的安全有信心，人自然而然就更加开朗直爽，而较少有复仇的愿望，或者猜疑、耍手腕和施诡计。不同性格的人群由此产生。如果把一个人放在炎热的地方，由于上述原因，他会感到精神萎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建议他采取某种果断行动，那他多半是不会有太大兴趣的。这种软弱将在他的灵魂深处产生一种失望，他什么都害怕，因为他觉得自己什么都干不了。所以炎热地带的人们容易像老人一样胆怯，寒冷地区的民族则更像青年一样勇敢。
还有，人们对疼痛的反应也跟气候相关。疼痛是由我们身体某些纤维的撕裂所引起的，纤维撕裂越多，越疼痛。北方民族魁梧的身体和粗糙的纤维，比炎热国家人民的精细纤维较难于撕裂，所以北方人身体对疼痛的感觉比较迟钝。因此有人经常会调侃北方人把耳朵冻掉了都不知道。
三、气候对心理感受的影响
在寒冷的国家，人们对快乐不够敏感；在温暖的国家，人们对快乐的敏感性就要强些；在炎热的国家，人们对快乐极为敏感。孟德斯鸠曾经在英国和意大利观看过一些歌剧，剧本相同，演员亦相同，但是同样的音乐在两个国家却产生了极不相同的效果。一个国家的观众显得很冷淡，而另一个国家的观众则非常激动，令人难以置信。
孟德斯鸠认为在北方寒冷的气候条件下，在生理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人敏锐地感觉到爱情。而在温暖的气候里，爱情便与许多东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更炎热的气候里，人们是为了爱情本身而喜欢爱情，爱情成为幸福的唯一源泉，爱情就是生命。炎热地区，井边桑下，着装较少的人们往往有更多机会开启爱情的源泉。在南方的国家，人们体格纤细、弱小，但是感觉灵敏。他们会沉湎于一种在闺房中萌发而又永久平静下来的爱情。在北方的国家，人们的体格健康魁梧，但显得迟钝，这里的人可以从一切能够振作精神的活动中找到乐趣，例如打猎、旅游、打仗和饮酒。我们读中国南北朝乐府民歌，便有这样一种很强烈的地域区分。南朝民歌除了祭歌，就是清一色缠绵的情歌，而北朝民歌则将北地风光、游牧民族的尚武精神等都写入诗中。孟德斯鸠没有专门研究过中国文化，但其思想却颇能解释中国文化中的某些现象。
孟德斯鸠还认为：北方人很少有什么邪恶念头，一般都很有道德、待人诚恳坦率；当你走进南方国家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远离了道德的界线，在那里，强烈的情欲引起了各种犯罪，每个人都企图占别人的一切便宜来满足自己的情欲。在气候温暖的国家，你会看到那里的人举止风度、道德风尚时好时坏，很不稳定。因为气候变化不定，就不能使他们的行为保持不变。气候有时可能极度炎热，使身体完全丧失力量。这种软弱无力的状况会影响到人的精神：丧失好奇心和进取精神，缺乏感情，一切嗜好都变得消极被动，懒惰在那里成了幸福。热带地区的人们容易懒散，几乎是个普遍现象，看来可以从地理环境上去寻找原因。
四、气候对政治的影响
关于政治，孟德斯鸠的观点也相当有趣。他认为君主专制政体常常出现在富饶地区，而土地贫瘠地区则为共和政体。因为富饶的地方都是平原，平原易攻难守，所以专制制度易于实行。居住于山区的人民，保留着比较温和的政体，因为他们防御容易，而外敌要攻击他们则十分困难和危险，他们的不易于被征服让他们享有了更多的自由。
诸如此类论述读来有趣，但从理论上已经很难说服我们，孟德斯鸠所讲的例子，我们几乎都可以找出许多相反的例子来反驳。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便以欧洲大陆的发展演变为例，反驳了地理环境决定论，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此也持否定态度。不过，迄今仍有人乐此不疲地对这个问题加以争论。
五、辩证看待“地理环境决定论”
让我们把眼光转回《论法的精神》发表的时代，这样一种看似不甚严谨的理论为什么能在当时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呢？我们都知道，孟德斯鸠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当时的欧洲神学盛行，人们认为一切事物的产生、事物的终点、事物所有的特性，都是由上帝决定的，人只能被动地接受。而孟德斯鸠的理论，把解决人类难题的钥匙从上帝手中转移到自然手里，上帝遥不可及，而地理环境却是每个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当自然从上帝手中接过揭开人类社会秘密的钥匙之时，蒙昧了一千多年的人们突然醒悟：原来人类的终点和起点，人类的种种特性，并非上帝的随心所欲，而是大自然的杰作。而“大自然”，不是那高高不可企及、不能触摸的超现实存在，是实实在在的客观世界，那种从千年的精神桎梏解放出来的欢欣鼓舞，实在非现代人所能深刻体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当年《论法的精神》一书的畅销程度想见其启蒙心智的轰动效应。“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提出在当时是一大创举，是人类思想的一次大解放。
那么，应该怎样辩证地评价地理环境决定论呢？我们并不赞成“决定论”这样的断语，但是，这种不留余地的语言绝对不是孟德斯鸠不懂圆通，而是当时非此斩钉截铁的语言便难以逆转千年的成见，所以，我们对这一理论的表述应当有一份“同情之理解”。只是，时至今日，神的束缚早已烟消云散，我们可以用更圆通的语言来表述这一宝贵的思想：作为外部因素，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绝对的，没有空气和水，地球将不可能有任何生物的存在，遑论“文化”？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根据目前的科学研究成果，在太阳系中只有地球上有生命和人类的存在，这无疑是因为只有地球具有适合生命和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不管文化发展到什么阶段，沿海地区生产力的结构将永远区别于内陆和高原地区生产力的结构，工厂和城市永远只能建立在水源丰富的地区而不能建立在沙漠之上，这些都是不可移易的，并且二者之间的作用是直接的。
而作为社会内部因素的地理环境对文化影响的作用是可移易的、暂时的并且是间接的。就是说，从这个视角观察的地理环境只能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而不可能使社会永久地停留在某种状态或飞速地发展到某一状态；并且这种影响作用是通过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间接产生作用的，不是直接产生作用的。众所周知，凡是有人类生存的地方，文化决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它总是按照自身的规律不断地发展和进步。
由此可见，我们绝对不能因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片面性就抹杀地理环境对一种文化的影响力，但是，在肯定这份影响力存在的同时，又必须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是我们看待这一理论应该持有的态度。
第三节 历史地理环境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影响
一、文化多元与政治专制并存
中国气候类型完备，有干燥的、温暖的、潮湿的；地形地貌繁复，有高原、丘陵、平原、湖泊、沼泽、海洋。这些都为中国文化的多样化发展准备了地理基础。中国远古神话故事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寓言故事愚公移山，都可以看出中国地理环境的多样性。
地理环境的多样化带来了经济文化的多样化。中国主要的经济模型是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除此之外，又有渔业、捕捞业、畜牧业，北方的麦耕、南方的稻耕经济等等，这对整个民族的生存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如果经济模式太单一，遇到病虫害、外来经济封锁等，这个民族便很容易陷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困境，很容易被切断经济命脉而难以独立发展，而中国，呈现出“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文化回旋态势，特别是在遭遇重大自然灾害或是强大异族入侵的时候，回旋余地越广阔，就越有保存实力、积蓄力量的机会，这使中华文化遭遇许多挫折而不至于中断。这与诸多地域狭小的古代文明遭受重大灾害而无法回避，以致最终灭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地理环境的多样化带来的是精神文化的多样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各有特色的区域文化已经大体形成：临海的齐鲁文化、“四塞之地”的秦文化、中原地区的三晋文化；长江流域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楚文化、下游的吴越文化；北方的草原文化，南方的岭南文化。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山东有儒家，陕西、山西有法家，湖北有道家，江浙出阴阳家……班固在为官方编修《汉书》的时候，曾把当时中国的学术思潮分为“十家九流”，这些思想迄今仍存活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事实上，中国从来就没有像西方那种数百年的政教合一，没有哪个思想能独占中国思想的版图，虽然对于官方来说，为了大一统的统治，它会推崇某一种意识形态，但并不排斥其他思想的存在。像刚才讲到的班固，他所处的时代是大家所熟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但是，正如他所记录的那样，就算统治者有这样的意图，其他思想也依然蓬蓬勃勃地存在着。
地理环境的多样化带来的是政治文化的多样化。几千年来中国主要的政治矛盾就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换而言之，也就是朝廷与诸侯的矛盾。每当建立一个新的王朝，统治者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强中央集权。而诸侯并立的政治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不同的诸侯占据一方，每一个诸侯国其实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区域，而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文化，因此，不同的诸侯国便有不同的政治文化。诸侯政治与中央集权政治长期并存。一旦中央集权力量削弱，各地诸侯政治即成独立政治区域；当中央集权力量强大，各地诸侯政治又服从于中央统治，这也是中国历史富有特色的现象。分封制不断，诸侯并立，客观上就形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多样化。
中国多元的文化与政治体制的专制共生并存，形成了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封建专制制度。
中国的封建专制为什么能持续这么长时间？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去探寻原因，历史地理环境就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内陆主要是由几大可以互相勾连的平原区构成，所以只要形成强有力的政治实体，便可以向四周辐射而不受阻挡，专制因此得以形成且持续。
二、独立性与封闭性共生
中国地理环境使中国文化与其他文明中心相距较远，几乎与外部世界隔离，这维系了中国文化的延续，造就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形成中国文化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也使中国文化带有封闭色彩，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十分浓厚。古人就认为中国在地理上居天地之中，所以叫中国，认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北山》）。
文化的自足是因为文化的独立。中国文化可以说是独立性最强、受外界影响最少的一种文化。在西方，古希腊曾经是辉煌灿烂、光耀四方的文化，但是，罗马的入侵，几乎吞噬了古希腊所有文化，而到了中世纪，整个欧洲大陆又笼罩在神学的势力之下，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以势不可挡的冲击力把红衣教士赶下神堂，骄傲地宣布：上帝死了。可见，西方各国文化彼此交融，渗透力很强。而在古代中国，唯一一次外来思想的影响便是汉代佛教的传入。但是，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恰恰说明了中国文化的独立性很强，因为在中国传播的佛教已经过了中国文化大熔炉的锻造，与中国传统文化儒道思想相融合。在唐代形成的禅宗就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例子。
如上所述，文化的自足性必然带来文化的封闭性。在古代中国，由于农耕社会内循环的经济系统，对外交流很少，对外界不了解，因此中国人对外界的描绘很怪异，如《山海经》写到的那些奇异的人物形象，直至清朝，仍有人认为外国人不向天子下跪是因为他们没有膝盖跪不了，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
独立而封闭的文化个性使得传统中国社会缺少对外交往的动力。传统中国与国外的交往从来没有平等的意识，古代中国人习惯于把每一次难得的中外交流都看成是对海外的恩赐，看成是宣扬天威的机会，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大加封赏，所追求的便是皇恩浩荡、惠及诸国的自豪感，这种封闭的心态一直持续到封建体制的终结。难怪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论及郑和下西洋时感慨道：“在15世纪后期葡萄牙航海设计家的发明之前，这些中国船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所到之地的统治者都对之肃然起敬。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中国人的力量能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文明世界的‘中央王国’。他们本应在葡萄牙人之前就占有霍尔木兹海峡，并绕过好望角；他们本应在西班牙人之前就发现并且征服美洲的。”[2]
第四节 历史地理环境变化影响民族历史进程
地理环境包含很多因素，对民族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因素应该是气候的变化。
一、气候变化催生我国历史上的盛世
如前所述，五千年来高温期对应的历史年代分别是夏商、春秋战国、两汉、唐和北宋。这几个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
夏王朝是我国最早的国家政权，也是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中华民族在东亚大陆生存了近200万年，一直在蒙昧的黑暗中摸行，直到夏王朝建立，才迈进文明的门槛。夏王朝建立的文化意义，应该说怎么估量都不过分。而这正与5000年来第一个气温高峰期吻合。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文化的轴心时期。古代中国几乎所有影响深远的哲学流派、政治主张和伦理道德观念都是在这一时期如同火山迸发一般涌现出来，直至今天，我们中国人仍然不能摆脱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成果的影响。而这正与5000年来第二个气温高峰期吻合。
汉代则是公认的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个盛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有重要意义——我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是在汉朝成熟的，汉字是在汉朝定型的，连我们的民族服装也称为汉服。这是第三个高温期。
唐代是古代唯一可以与汉朝相提并论的盛世。我们民族服装的另一称谓就是唐装，中国人在外国集中居住的地方被称为唐人街，以往老华侨称祖国为“唐山”……而这正与5000年来第四个气温高峰期吻合。
二、气候变化引发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激烈的军事对垒
5000年来有四次气温低谷，对应的历史年代分别是西周末、西晋末、北宋末和明末。而这几个时期恰好都是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通过与农耕民族激烈冲突，最终推翻农耕民族建立政权，从而入主中原的时期。
为什么低温期会引发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激烈的军事冲突？这个问题曾让许多历史学家大惑不解。我们研究气候变化对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影响就可以发现，长期的低温导致持续时间很长的严重雪灾，使草原被深雪覆盖，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牲畜无以为食。他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向南与农耕民族争夺生存空间。
三、气候变化促使经济文化中心南移
在我国文明的早期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首先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我们来看看黄河流域首先成为文化中心的证据：
第一，商周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绝大多数来自黄河流域。从孔子开始，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成员中，绝大部分的籍贯或活动范围都在黄河流域：孔子是鲁国人，孟子是邹国人，鲁、邹都在现在山东曲阜附近；荀子是赵国（今山西临汾附近）人；墨子是山东鲁国（今山东滕州市）人；韩非子是韩国（今河南）贵公子。
第二，商周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发生的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历史事件，绝大多数都发生在黄河流域。如春秋时期四大战役的发生地都在黄河流域：晋楚城濮之战发生在山东西南部，秦晋崤之战发生在河南东北部，齐晋鞌之战发生在山东济南，晋楚邲之战和晋楚鄢陵之战都发生在河南。
那么，黄河流域为什么能率先成为文化中心呢？为什么物质文明四处开花的中华大地，精神的火种偏偏在黄河流域首先迸发呢？这是上天的安排、自然的造化还是人为的努力呢？下面几种说法可供大家参考。
（1）文化交错区优越说。从生物学的角度说，近亲繁殖容易让物种萎缩退化。古人很早就有同姓不通婚的规定，因为每一个姓氏的来源几乎都与自己的祖先相关：有的是以祖先的图腾物为姓，如熊、马、牛、羊、龙、凤、山、水、花、叶；有的是以封地和国名为姓，如赵、吴、郑、陈、卫；有的是以官职为姓，如司空、司马、司徒；有的以住地的方位为姓，如西门、东门、东郭等。同姓就意味着血缘关系较近，因此在很多地方同姓是不能结婚的。异姓通婚是为了保证人种、基因更好地繁殖。人是如此，文化发展也不例外。从历史上看，文化发展最快的地区，往往是文化交错地区。二战以后德国、日本等国经济发展很快，就与它们处于东西方文化交错区有密切的关系。又如“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及香港地区，既受中华文化圈影响，又与西方国家有着特殊的关系，它们在短时间内的突飞猛进充分显示了不同文化交融碰撞所产生的巨大能量。
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有几大文化圈：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而中原文化圈正处于这几大文化圈的中心，思想最开放，也最活跃。思想的开放与活跃在一定程度上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这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上古经济文化中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2）黄河中下游的旱作文化技术条件简单，易于发展。北方的旱作农业，像小麦、高粱等作物，只要解决好灌溉问题，一般都能有不错的收成；而南方的稻作农业，不单要解决灌溉问题，还要解决排水问题。因此，比较而言，稻作农业的技术难度要比旱作农业大得多。
（3）北方交通方便，利于人口积聚。越是在文化发展的早期，人口数量就越重要。在古代，拥有越多的人口，说明国力越强大，打仗也好，建设也好，人力都是必不可少的保证。古代神话传说大禹治水就发生在黄河流域，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次国家政权组织民众大规模兴修水利工程的行为。古代黄河流域大多是平原地区，交通方便，有利于调动数量庞大的劳动力资源。而南方大多为丘陵沼泽地带，水网纵横，人口分散，很难积聚人口力量。
汉代以后，我国经济文化中心呈现出由北向南、从西至东的迁移趋势，但不同领域中心南移的时间和程度有所不同：
（1）从东晋到隋朝，农耕经济中心南移，南方农业经济迅速发展，精耕细作的程度已超越黄河流域。而同一时期北方由于劳动力大量南迁，农业生产反而日渐粗放耕作，相对南方明显落后。
（2）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央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地南移。从西周到唐代中期以前，历代朝廷财政收入主要来自黄河流域地区。“安史之乱”使黄河流域各州郡饱受战火蹂躏，元气大伤。此后，中央财政越来越依赖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3）宋代以后，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主要来自南方地区。在唐代，担任宰相一职的官员90%来自黄河流域。如房玄龄是山东人、杜如晦是陕西人、狄仁杰是山西人、姚崇是河南人、宋璟是河北人、李林甫是陕西人。北宋时期，担任宰相一职的官员有28%是长江流域的，而到了南宋，这一比例升至70%，如陆秀夫是江苏人、李纲是福建人、秦桧是南京人。文学家、艺术家的情况与政治家完全一致。据《古今图书集成·画部·名流列传》所载，两宋画家有籍贯可考者595人，北宋367人，其中北方194人，南方173人，南北比率为5.3:4.7；南宋228人，其中北方60人，南方168人，南北比率为2.6:7.4。可见，从当时政治家、艺术家、文学家籍贯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的确在南移。
那么，经济文化中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南移呢？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
（1）地质条件及气候的变化。5000年来气候的总体趋势是由温暖潮湿向凉爽干燥转变，这种变化对南方有利而对北方不利。气候凉爽干燥的趋势使黄河流域降雨量减少，植被遭受严重破坏，土地沙漠化加剧。汉以前的诗歌文章中描写的黄河流域，从西安到山东，到处都是湖泊、河流、沼泽、森林，一片盎然生气。而南方，在上古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到处是沼泽、瘴气、疟疾。直到唐代，在人们心目中，南方特别是岭南令人闻之生畏。韩愈因为谏迎佛骨，被贬潮州，侄孙韩湘前来相送，他写下了一首赠别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可知在当时人心中，南方是一块多么恐怖的土地，贬官到那里就是九死一生。气候趋于凉爽干燥使南方地下水位降低，可耕种面积扩大。在春秋时期，现在的江浙沿海地区至少有200平方公里属于海平面，现在的上海就是当时的海上。屈原、宋玉、司马相如、司马迁、孟浩然的作品中都曾对湖南、湖北地区的云梦泽进行过详细的描写，说明那样一大块沼泽地在古代的确存在过，它横跨长江南北两岸，长江在云梦泽中间流过；只是现在云梦泽已经消失，成为适宜居住和耕种的平原。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类活动对地球气候有多大的影响？思考这个问题，并不是想为人类对地球所造成的种种破坏翻案，尼采就曾说人类是地球的皮肤病。我们每天制造多少生活垃圾，每天消费多少塑料袋、多少一次性筷子，造成多大的污染，这些责任人类无法推卸，但是还有一些例子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考量这个问题。例如楼兰古国之谜。楼兰是西域36个国家之一，张骞通西域后，这里成为东西方交通的要道，汉朝、匈奴和周围的一些游牧民族国家，经常为了争夺楼兰而展开大规模的战争。但是，这个盛极一时的西域重镇却在公元3世纪后迅速退出历史舞台，史不记载，传不列名，突然销声匿迹。7世纪时，唐玄奘取经归来，看到楼兰国萧条破败之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仍有不少科考队、科考人员一次又一次深入沙漠腹地，寻找逝去的繁华。又比如罗布泊，清朝时还是一个烟波浩渺的大湖泊，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却干涸了。那个地方一直人烟稀少，所以要人类对罗布泊的消失负全责显然是有失偏颇的。而现在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在不到一万年前还是一个沼泽湖泊纵横的地方，从当地发现的岩画上还能看到当时人们在那里狩猎打鱼的场景，我们同样不能断定是人类的活动把一片湖泊改造成一个大沙漠。总而言之，我们既不能把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看得太伟大，同样，也不能把人类破坏自然的力量妖魔化。
其实，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质运动造成的，印度次大陆与亚洲大陆碰击后，造成了接壤处地壳惯性上升，地下水的组成状况发生改变，源头水因而越来越少，所以那个地区的沼泽湖泊会一夜干涸变成沙漠。现当代有很多学者主张成立地质气候学，也许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贯通天地。
从地球现存的状况来看，地质变化对气候所造成的影响并不都是消极的，像新疆、西藏的降水量就比以前增加了很多，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地质气候学不单单能让我们对发生过的气候变化作出解释，更重要的是，它能让我们对今后的地质气候变化作出预测，指导我们政治经济计划的决策。
总之，地质条件及气候变化让南方的生态环境改善，使经济文化中心南迁成为可能。
（2）北方人口持续的南迁。几千年来中国人口流动都是往东南迁移，共计有四次大规模的南迁：
第一次是秦始皇派50万青壮年士兵开发岭南。
第二次是三国时期，董卓作乱洛阳，其部下郭汜、李傕又在长安涂炭生灵，这就迫使当时长安、洛阳的大批老百姓逃难至湖北荆州。建安诗人王粲的代表作《七哀诗》中对此有所描写：
曹操攻占荆州以后，老百姓又逃到江南的孙权处。
第三次是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使得朝廷整体南迁，从根本上改变了南北的经济文化结构。到东晋时，北方关中地区人口从240万锐减到50万，而南方扬州的人口却从320万增加到400万。史书记载，当时江南每6个人中就有1个是北方来的，北方中原地区每8个人中就有1个人跑到南方去，这些人都是社会精英，所以南北人口对比和文化素质对比出现逆转。
第四次是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近千万人口随着南宋朝廷来到江浙一带。
如前所述，人口的多寡在古代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政治经济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志，南方人口的激增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经济文化中心已经南移。
（3）南方这几千年来处于相对和平安定的政治局面，受战争的影响较少。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大战争都发生在黄河流域附近，战争给北方文化带来极大的破坏，文化古迹几乎被毁，而南方自从三国之后就没有受到太大破坏。
（4）南方经济发展，人口增加、民族融合也让经济文化中心的南迁成为必然。汉以前，南方支离破碎，很多小部落分裂割据，所以南方叫百粤，又称百越。海南有黎族；广东有畲族、瑶族；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更多，他们都是南方的土著，是真正意义上的南方人；而南方很多汉族人的祖先其实都是北方人，在数次的南迁过程中才生根南方。北方人的持续南迁使得南方人的生存空间迅速变小，这促使他们学习如何从早期的粗放型耕种向精细耕种转化。人口南迁促进了文化、民族的大融合。
第五节 历史地理环境造就民族性格
如果说爱琴海诸岛得天独厚的地理形势和风调雨顺的海洋性气候造就了古希腊人乐观愉快的个性，那么，在东亚大陆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的中华民族，历经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之后，形成了哪些民族个性呢？
一、顺遂自然
自然就是日出于东落于西，自然就是春夏秋冬四时运转，自然就是春耕秋收。农耕民族按自然节律安排自己的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周而复始，心里也就觉得踏实。一日之中，黄昏是回家的时刻；一年之中，秋天是返乡的时令。如果黄昏不能回家，如果秋天滞留外乡，那么思乡之情便难以抑制。如那首大家很熟悉的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描写的便是一幅秋夕漂泊图。短短28字却荡气回肠，让人欲罢不能。如此激荡人心的艺术魅力源自何处？最重要的莫不过于黄昏与秋天这两个意象与客居异乡的游子形象相互映衬，它直击每一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远古记忆，从而引发了集体无意识的深层共鸣。
农耕民族从未真正离开土地，因而对大地上生长出来的花草树木也就格外关注。远古先民认为生生不息的土地有着非凡的神力，除了长出粮食给人们果腹，同时也长出缤纷的草木给人们启示。周敦颐《爱莲说》中“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陆游《咏梅》中“化作春泥更护花”的蜡梅，茅盾《白杨礼赞》中傲然耸立、力争上游的白杨，宗璞《紫藤萝瀑布》中那充满着宁静的精神和生的喜悦的紫藤萝，朱自清《荷塘月色》中亭亭玉立的荷叶、清香暗送的荷花……这一切并不仅仅是作者对某一植物的偏爱，从文化的角度看，对自然花草如此细致地、大量地、从不间断地描述、赞美，体现的正是中国人顺应自然、关注自然的民族个性。
农耕民族对自然的亲近感几乎与生俱来，他们所能构想的最美好的家园也是充满田园顺遂自然的气息。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那里人人劳动，自给自足，没有政府之役，没有官民之分，人们生活虽然原始，但人情淳厚，风俗古朴；人与人关系融洽，没有尔虞我诈，彼此亦无须提防。全文没有神仙世界缥缈虚幻的灵异，一种平实亲切弥漫其间，引发每一个农耕民族成员心灵的共鸣。如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平实如话，鸡黍、田家、村边、郭外、场圃、桑麻、重阳、菊花，这些意象都是农家人最为熟悉的日常之物，一一入诗，所构筑的正是农耕民族顺遂自然的理想家园。又如陆游的《游西山村》，浑浊的腊酒，丰盛的鸡豚，箫鼓齐鸣的春社，祈求一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营造的又何尝不是农耕民族记忆深处顺遂自然的幸福美满？
二、注重伦理
与西方相比，中国社会是典型的伦理型社会，中国文化是典型的伦理型文化。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和代表。古希腊背山面海，它主要的经济模式不是农耕，而是工商贸易。古希腊诞生了最早的民法通则，彻底剪断了血缘关系的纽带。而中国是一个内陆国家，以农耕生产为主要经济模式，人们从来没有真正离开土地，不管社会政治形态怎样变迁，氏族社会的血缘纽带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解体，所以，中国所处的自然环境、特殊的社会发展道路、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都决定了注重血缘的制度在这片大地上几千年连绵不绝。
农耕民族注重伦理，导致他们对血缘关系格外注重。裙带关系、人情债、以权谋私、任人唯亲……在中国古已有之，屡禁不止，法治的实施困难重重。说到底，都是对血缘关系的格外注重所导致的后果。严格来说，它是民族个性的呈现。农耕民族注重伦理，还导致他们对传统极端尊重，恪守祖训，不敢标新立异。如儒家思想，从春秋的孔子到战国的孟子、荀子，再到汉代的董仲舒，宋代的朱熹，甚至到近代的梁启超，思想已经有了极大的差异和发展，但仍然以“儒家”相标榜。
三、内向保守
农耕民族关注的是眼前土地的生长，渴望得到的是土地与粮食而不是战争和掠夺，所以它不像闯荡在海洋或草原上的民族那样具备外向开放的性格，内向保守的个性正是农耕民族的生活习性所孕育出来的。
如前所述，对于自然，农耕民族顺遂的多，抗争的少。只要风调雨顺便可丰衣足食的观念根深蒂固。内循环的发展模式，使得农耕民族的老百姓可以在封闭的空间里自给自足，生老病死都可以不越过固有的由血缘关系构建的圈子而自行完成。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人们眼光向内而不是向外，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而不是对外扩张。孟子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充分说明了农耕民族关注的不是个人情况，而是个人在整个群体中的情况。实际上，重视伦理道德也就是内向内省。
农耕经济模式内敛保守，只要顺应自然便可以有不错的收获，所以也就缺乏提高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动力。对新技术本能的抗拒几乎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痼疾。《庄子·天地》篇中提到了子贡与圃畦丈人的一段话：“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庄子所代表的道家颇有自己的创见，但对“机巧”这一点的态度应该说与整个中国传统社会达成了共识。机械的使用会导致道之不传，这实在太严重了！也正因为如此，农耕民族的技术革新非常缓慢，时至今日，不少农村所使用的农具、耕作方式，仍然不出锄头与犁耕，比起春秋战国，似乎没有太大的发展。
另外，注重血缘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便是恪守祖先的规矩，对新思想、外来文化本能的抗拒，造成了中国人内向保守的性格。征服者无法使被征服者接受其文化，只能顺其文化以治之。元朝初年、清朝初期都曾有过以其自身文化治国的做法，但最终都失败了。这样的历史实例其实也从反面展示了农耕民族的封闭保守。
四、安土重迁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迁徙对于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说走就走是他们的天性。而农耕民族的土地、祖宅、家私……其实更重要的是祖祖辈辈维系着的血缘纽带让农耕民族举步维艰，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迁徙。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愚公移山》，太行山、王屋山就矗立在愚公家门口，已经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出行，但是，就算面对这样的情况，愚公首先想到的却是“移山”而非“搬家”。虽然刚开始愚公之妻颇有微词，但很快就被说服，一家数口同心协力一致移山，就连邻居也前来帮忙。当神界被其坚持不懈的精神感动之后，决定助其一臂之力，可帮的也是“移山”。即使作为对立面的“智叟”，其嘲笑的是愚公的“自不量力”，而不是愚公的“不懂权衡”。可见，移山不是愚公一人的偏执，而是整个农耕社会的共识：大山可移，小家不可搬。
移山难而搬家易，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人到神却不约而同地弃易就难，这在西方文化中是匪夷所思的，而在中国人看来却是自然而然。其深层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安土重迁的特性。土地是农耕民族的根，是农耕民族与生俱来的家，离开土地无异于离家，无异于切断其血脉根系。无家何以立？无根何以存？
从《愚公移山》我们又不难联想到另一个在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成语：“叶落归根”。就算离家是有生之年不得不作出的选择，漂泊的无根之感必定伴其一生，我们在东汉那些无名氏的诗歌当中看得真切。而且，每一个离家的中国人死后最想安放灵魂的场所依然是自己的家园，即使在异乡高官厚禄、飞黄腾达，也抵不过故乡的召唤。就像庾信，在北朝权倾一时，但是这一切又怎能缓解他满腔的乡愁？《哀江南赋》唱出的正是落叶难以归根的无奈与哀愁。而这份忧伤，一经唱出，便不仅仅属于庾信，它引发的是整个农耕民族感同身受的、于心有戚戚然的同情。恋家思乡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历代都层出不穷，而且千秋万代后总能引发人们的共鸣，原因皆在于此。